发展老年经济，开展老年经济学研究

发展老年经济，开展老年经济学研究

王爱珠

目前，我国的上海、北京、天津、浙江和江苏等省市已成为人口老年型地区。到20世纪末，我们整个国家都将进入人口老年型国家的行列。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诸多问题，集中到一点是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沉重负担。因此，大力发展经济，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强大的经济实力作后盾，就比较容易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对待老年人的指导思想只强调一个“养”，而且是由国家包下来“养”。这对于保证城镇职工退休后的基本生活，促进生产和社会安定起了积极作用。然而，近年来，全国各地，包括上海市在内，退休职工的生活水平普遍下降。更重要的还是由于现行的养老制度难于应付我国日益庞大的退休职工队伍。据预测，到2000年全国进入“老年型”社会时，上海市企业退休职工人数相当于在职职工人数的42．3%，退休费开支相当于在职职工工资的30．7%。按国际公认标准，退休费达到工资总额的20%，已到警戒线，而达到29%时，已是极限。现行的养老办法，显然难以为继。十多年来的经验也告诉我们，仅仅突出一个“养”字，不符合退休职工的心愿，也不符合我国国情和当前形势的需要。因此，必须把老龄工作的指导思想转变到以“养”为主，以“为”促养，“养”“为”结合上来。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涉及我国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许多领域，需要有一系列相应的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这个许多领域，无疑也包括老龄事业。这就是说，我们无论是研究老龄化问题，还是做好老龄工作，都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大环境。老龄事业要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而进行相应的改革和调整。老年经济学也要适应这一要求而开展研究工作。

一、生产领域

大家都说，人是生产中最宝贵的财富。那么，退休职工是否也仍然是生产中的宝贵财富?过去，人们的平均寿命比较短，多数人年过50，精力和体力便明显衰退，能活到60岁就算长寿，而活到70岁就是古来稀了。所以职工退休后，一般都是在家养老。由于人类寿命延长和健康状况改善，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老年职工退休后不愿赋闲在家，通过各种方式继续参与社会经济发展，这样既可以增加个人经济收入，又可以减少孤寂感，使精神有所寄托。合理开发利用老年人力资源，使“退休”了的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既增加了劳动资源，又节约了劳动成本，是发展经济的有效途径之一。

1．老年劳动力和青年劳动力都要参与市场人才竞争，量才录用出效益

对于退休职工再就业有人持否定态度。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理由是，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年轻人还有一部分待业，何用老年人再就业?这样岂不是“爷爷同孙子抢饭碗”?

诚然，我国劳动力资源非常丰富，目前劳动力的供求状况是供大于求。在这种情况下，确实不宜再增加劳动力供给总量。但能否在劳动力供给总量不变的条件下，对劳动力供给的年龄结构作适当调整呢?当今世界上，凡是教育事业发达和劳动者文化素质较高的国家，最年轻劳动者的就业率并不高。日本20世纪80年代初，15—19岁劳动年龄人口的就业只有18．9%，法国是18．2%。相反，教育落后、劳动者文化素质差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年轻劳动者的就业率很高。如1982年，中国的这项指标高达74．1%。1987年降低为63．9%，但仍然维持在很高的水平上。如果我们采取“晚进晚退”的政策，即延长青少年受教育年限，使一定数量的青少年晚两年进入劳动力供给，同时让老年职工推迟两年退休，以保持劳动力供给总量的平衡。从劳动力资源配置的角度看，“晚进晚出”型比“早进早退”型在投入产出上有更大的社会经济效益。

实践已经走在理论前面。上海有家专门经营上海和外地毛纺织厂的呢绒毛货零头料的黄艺呢绒经营部，全店96人中，除3人是基本职工外，其余93人全是本市各绸布商店退休店员。“黄艺”不是退休职工办的经济实体，没有安排退休职工再就业的义务。但是为什么几乎清一色地聘用退休人员。因为筹建黄艺时，上海的纺织商店林立，要在激烈的竞争中夺得市场，没有一批懂行的从业人员是绝对办不到的。所以该店的宗旨是:宁用65岁的行家，不用25岁不懂生意的年轻人。四年多来的事实证明，这批退休人员为“黄艺”创造了高效益，销售额年年上升。当有记者问及“现在社会上闲散人员不少，聘用退休人员不是挤掉年轻人的饭碗吗?”该店经理回答得很好:“企业以盈利为目的，我们又不是社会劳动力的安置所，谁有能力我们就聘用谁”，“只有量才录用，而不是量岁录用，商店才有竞争力”。

对劳动力是“量才录用”还是“量岁录用”，这实际上是从一个侧面反映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区别。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对劳动力是统包统配。老年劳动力一到法定退休年龄，不管身体是否健康，不管是否有一技之长，都要从原工作岗位上退下来。而对青年劳动力，不管本人是否合格，不管单位是否需要，都要安排。这种量岁录用的原则同发展市场经济的要求极不相容。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合理配置资源。这个资源不仅指物质资源，同样也包括人力资源。人力资源也有一个优化配置问题。在市场竞争中，首先是人才竞争。不管哪个企业，抓住人才，就能把生产和经营搞上去。在人才竞争中，相互竞争，各展其长，不是朝阳和夕阳“错位”，而是老少“促进”。老年职工能被企业聘用，这就证明他们自身有竞争力，他们确实是社会所需要的。而且其中拿较高报酬的大多是确有贡献的。现在人们都具有“商品意识”、“价值观念”，谁愿意花高价白供养一个没有贡献的老头?应该看到，这些“高价老头”所能起的作用，正是那些待业的“儿孙们”无法起到的，谈不上抢饭碗的问题。

2．延长智力投资的效益期，防止智力人才提前报废

现代世界是科学技术的世界，是知识的世界，人的知识水平是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延长和年龄的增长而逐渐聚集提高的，人生的智力产出期直到丧失劳动能力或生命结束时才终结。人类寿命的延长，反映了人类的知识释放期也在相应延长。从宏观上看就是整个人口群的知识库在不断扩大和延伸，这必然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我国从总体上说虽然劳动力很丰富，但从劳动力的知识结构来看很不理想。我国人口的文化素质本来就不高，其中具有较高学历的知识分子又很少。特别是由于高等学校在“文革”期间中断正常招生11届，大学毕业生的年龄分布呈现“断层”。如果按照现行的退休政策“一刀切”，20世纪90年代我国将面临知识分子青黄不接的严重状况。据统计，按现行法定退休年龄，到20世纪末将有115万大学毕业生陆续退出工作岗位，占全部本科毕业生220万人的52．3%，余下的105万人中，年龄较大的有50．4%万人，又因“文革”而不同程度地未完成规定的学业。目前，在已达退休年龄的10余万人和即将在90年代退休的100多万人中，囊括了我国知识分子队伍中的骨干，他们或者是在各级国家机构和大中型企业担任领导职务，或是在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充当学术带头人。有关专家认为，达到现有法定退休年龄的人，绝大部分到2000年仍将健在，其中相当一部分人继续工作一段时间是完全有可能的。如果采取求实、灵活的退休政策，使那些有条件的骨干不受年龄限制，视需要可继续担任各级领导和学术带头人，90年代青黄不接的危机可望迎刃而解。

从经济学的观点看，延长知识分子的使用期，也可提高“人口投资”的效益。我国培养一个大学生需要16年，培养一个研究生需要18—20年，社会(包括国家和家庭在内)对其投资相当可观。如果他们的退休年龄也同其他人一样，势必造成受教育的年限越长，所积累的知识越多，为社会服务的时间却越短，这种极为反常的不经济状况，也必然会导致对人类知识和经验越来越高的社会需求同具有较高知识和较丰富经验的劳动者过早退出社会活动的矛盾。其实，要改变这种不经济的状况，一点也不困难。因为解决矛盾的手段已经孕育在矛盾本身之中，这就是使具有较高知识和较丰富经验的劳动者推迟退出社会活动领域，延长知识的释放期。在当前人均寿命较长的情况下，男60岁或女55岁，已远不是生命的末期。有很多人即使到了70多岁，还具有良好的健康状况和工作能力。对于这些人来说，60岁或55岁退休，既使他们失去了进一步积累知识和经验的机会，又使他们已经积累的知识和经验过早地被废弃，这可以说是社会精神财富的最大浪费。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我国现在对具有高级职称的知识分子，可以推迟5—10年退休。

3．退休职工办经济实体是对社会生产力诸因素的第二次利用

退休职工经济实体最早出现于上海。从1986年的39家，到目前已发展到3 700多家。从1988年至1991年累计创造生产经营总值19．5亿元，缴纳税金9 551万元，净利所得可用于退休职工的福利经费1．4亿元。有4．8万从业的退休职工增加了收入，80多万名未从业退休职工得到实惠。退休职工经济实体为什么发展如此迅速，而且经济效益逐年上升?是因为它无须投入或很少投入，而是对现有的人力资源、物质资源和科技力量进行充分利用。

据统计，在上海的百万退休大军中:(1)年龄在70岁及70岁以下的人要占到70%，其中25%的人还不到60岁。(2)身体尚好者占75%左右。(3)工程技术人员、经营管理人员和4级以上的技工，约占退休人员总数的1/3左右。而且，老年职工一般有着严格的劳动纪律和良好的劳动态度。

上海是我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也是一个老工业基地，老技术工人和老专家、老知识分子比较多，他们在长期的实践中掌握了大量的科学知识和精湛技术。有关单位将他们组织起来，或攻克技术难关，促进技术改造;或开展技术咨询，帮助解决技术难题;或开发智力，培训人才;或开设专家门诊，治疗疑难杂症;或贡献特技，承接“高、难、急”配套工程，实在是一件利国利民利己的大好事，它既推动了社会经济发展，又方便广大人民群众，而且退休职工本身也受惠得益。

4．发展庭院经济，增强农村老人自养的能力

我国老年人口绝大多数在农村，老年问题的重点、难点也在农村。城镇老年人基本上享受退休金待遇，而农村绝大多数老年人没有退休金，养老问题较多，完全靠国家财力办不到，完全靠子女也有困难，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普及还有一个过程。

近几年，我国部分农村组织老年人发展种植业和养殖业，为繁荣农村经济和增强老年人自立能力做出了很大成绩。山西省河曲县社梁乡把脱贫与养老结合起来，帮助农户发展庭院经济，开辟适合老人劳动的活路，并为他们就近参加生产创造条件;同时还可以照顾孙子女。这样，既增加了经济收入，又改善了代际关系，从而增强了家庭的凝聚力。山东省居住在农村的老干部带头发展庭院经济，扶持全省19万农户走上致富之路，使1．3万个村庄成为商品经济专业村。仅1991年，全省庭院经济总产值已达1．6亿元。近年来，栽树防老也在部分农村悄然兴起。据统计，山东省临朐县上林镇全镇410名农村老年人栽了柑橘、苹果等“养老树”。一对67岁老夫妇栽了120株苹果树，三年来，每年产果万斤左右，年收入5 000元左右，不但没有向儿女要分文，每年还有余钱资助儿女。

为了帮助庭院经济发展，有的地方如湖南省常德市成立了庭院经济协会，热情鼓励和积极支持农村庭院经济，这个做法值得提倡。

二、分配领域

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增大，意味着有更多的国民收入用于老年人口的消费，致使劳动年龄人口负担加重，因而影响经济的发展，如何处理好养老负担过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人们十分关注的问题。

1．积累养老基金，并使其在营运中增值

我国老年人口群体庞大。目前，60岁以上的老年人已达1亿。我国现行的养老办法是，企业职工的养老金来源于本单位，属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养老金则由国家财政开支，属国民收入的再分配。随着老年人口日益增多，养老金数额巨大，采取现收现付的办法很难办好。如果继续沿用这种办法，很可能挤占当年国民收入相当大的部分，基本建设基金就要减少，在职职工的收入也可能受到影响，对于激发在业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不利，甚至拖了经济发展的后腿。

改革退休养老制度，应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如果采取完全积累的模式，积累太高，国家、企业和个人都难以承受。而实行部分积累的模式，适应我国经济尚不发达，职工收入还不高的情况，又可避免因没有积累使国家不堪重负。退休养老金的积累，可根据国家、企业、劳动者个人的承受能力确定不同的比例，分别由国家、单位、个人三方交纳。经过若干年的积累，就有一笔可观的养老基金，保证在老龄化到来时用于退休金的支付。

我国老年人口的大头在农村。把广大农民都纳入养老保险范围，就可以积累一笔相当大的资金。我国民政部于1991年初开始组织建立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试点。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全国农村参加养老保险的农民达600多万人，缴纳保险金额3亿多元。按照这个数字推算，如果现有的7 200万老人都投了保，缴纳的保险金额就高达36亿元。

积累的养老金要管好用活，特别是在物价上涨的条件下，确保养老基金的保值增值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外国一些专家认为，中国最好成立统一养老金机构，它就像蓄水池一样，规模越大，调剂能力越强。养老基金不仅不能挪作他用，而且要确保它在营运中增值。但是，一要坚持可靠性，即能保证回收，防止沉淀;二是坚持高效性，即能获得足以保值增值的利息。在资金的投向上，既可以购买各种债券、股票等有价证券，也可以投资于风险小、效益高的行业，还可以自办储蓄所、信用社等金融业务。抓好资金营运这个环节，既可以使它在最大的比率内增大，以便可靠地保障职工退休后的晚年生活;又能为经济发展开拓投资的源泉，使其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发挥作用。

2．实行贡献与享受相联系的原则，多储存多得益

我国现行养老保险制度的一大弊病是，国家包得过多，职工个人不承担养老费用。现在大家都已经认识到，养老保险资金的筹集，要由国家、集体(企业)和个人三方面共同负担。但个人缴费是纳入社会统筹，还是建立个人账户，会产生不同的效应。如果将个人缴费部分纳入社会统筹基金，固然也能增加养老保险的资金来源，但给人们的感觉是，自己缴费去赡养上一代人退休，到自己退休时再由下一代赡养。由于贡献与享受脱节，于是总想个人缴费越少越好，退休待遇越高越好。而如果将个人缴费连同企业为他缴费的部分记入个人账户，给人的感觉是，自己积钱准备养老。年轻时贡献大、工资高、自己缴费多，企业也给得越多，到退休时累计储存金额就多，养老金水平也高。在这种利益机制驱动下，人们会乐于接受个人缴费，也不会反对提高缴费比例。这种贡献与享受相联系的原则，既保障退休后享有较高的养老金，又能鼓励在职时努力工作，有利于推动经济发展。

3．退休职工应分享社会发展成果

1982年联合国老龄问题世界大会通过的《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指出:“使老年人能够在物质和精神方面享受公正和富裕的生活。”要做到这点，需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是保障老年人的退休金不致因通货膨胀而贬值，为此许多国家实行退休金同物价指数挂钩或同生活费用挂钩的办法;二是退休人员应和在职人员一样，他们的生活水平应该随着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提高，换句话说，退休人员也要分享社会发展成果。

我国实行低工资制，职工退休时在低工资的基础上再打一个折扣，其退休金当然就更低了。这十多年来，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在职职工的收入一涨再涨，除增加基本工资外，还有名目繁多的补贴和奖金，使在职职工的收入有较大增长。而退休人员的收入，增加甚微，长此下去，退休人员势必成为社会上相对贫困的阶层，这显然不符合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原则。再说，正由于我国长期实行低工资制，退休人员为社会提供的积累是相当多的。他们提供的积累，大部分用于发展经济，如进行基本建设和增加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试想，如果没有前人的积累，今天又怎么能进行扩大再生产，社会经济和文化又怎么能够发展?所以，问题非常清楚，在今天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中，既包含现有职工创造的新价值，也包含前一代职工过去所创造的价值，即通过固定资产折旧转移到新产品中去的那部分。这也就是说，不仅是社会上已有的财富主要是前代劳动者创造的，就是新增加的社会财富也离不开前代劳动者的贡献。既然如此，作为社会财富创造者之一的退休人员分享社会发展成果，是理所当然的。

三、流通领域

老年人口的需求和消费特点，与中青年显著不同。如何根据老年人的需求特点和消费方式，大力开发老年市场，既是积极为老年人服务，也是用流通促进生产。

1．研究老年人的需求特点，开发老年用品市场

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生理条件的变化，产生了不同于中青年人的特殊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老年人需要有方便化、保健化和舒适化的消费方式。“三化”渗透在衣、食、住和行等各个方面，如方便食品、保健食品、保健衣着、多功能用品等等。在目前市场上，许多老年人买不到自己急需和合用的商品。老年人需要的吃穿用等商品为什么总是被忽视?老年市场为什么长期被冷落?据分析，一是一些生产单位将老款式商品同中老年需求画等号，许多服装仍沿用黑、灰、蓝老色调和人民装、中山装老款式。二是有些生产单位简单地把大规格与老年人需求画等号，将花花绿绿、奇异别致的年轻人服装放大规格后就算老年服装。三是有些商店把清仓处理商品同老年人讲求实惠画等号，用大批过时落后、积压滞销商品，冒充老年人用品。更重要的是，一些厂商认为老年人商品批量小、利润薄，而不愿生产和销售，虽然也有资金筹集、材料落实和政策限制等客观原因，但主要还是厂商的经营思想，看不到老年人的需求在不断地发生变化，看不到老年人的市场潜力很大。

2．开发老年商品，既有社会效益，也有经济效益

有的厂商认为，开发老年商品，主要是社会效益，而很少有经济效益，因而生产和经营老年商品的积极性不高。

其实，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目前市场上，凡是适合老年人需要的吃、穿、用、玩等商品都很畅销，有的商品刚一上柜就被一抢而空。老年市场是一个具有很大潜力的市场。工厂和商店以及各种展销会在组织货源时，不应该再忽视老年人这个日益庞大、消费需求越来越高的购物群体。老年人之所以具有相当大的购买潜力和购买意向，主要是由于以下几方面原因:一是绝大多数城市老年人都领取退休金，有稳定的经济收入;二是子女都已长大成人，生活独立了，老年人的经济负担减轻，手头有多余的存款;三是老年人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后，时间充实了，美化生活的愿望也就可能付诸实现;四是随着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的提高，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已经衰老了，许多低龄老人还保持着青春活力，不愿把自己打扮成老气横秋、老态龙钟，因而在穿着上有新追求;五是老年人的观念已开始发生变化，他们认为抚养子女的责任已经完成，现在该是自己挣钱自己花费的时候了，在买东西时也都挑好的买。除上述原因外，更重要的当然还是由于老年人口队伍日益庞大。尽管老年人作为各个个体，其购买能力不一定很强，有不少人甚至很低，但老年人作为日益庞大的社会群体，其购买能力则相当可观。

3．开展有偿服务，拓宽服务领域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家庭消费若干项目的社会化乃是一个必然的趋势。特别是老年人，他们对社会服务的需求，尤为迫切。人到老年，体力和精力都不支，即使有子女照顾，也不可能把老人的生活都包下来，特别是由于家庭结构小型化，对老年人的照料作用大大削弱。老人迫切要求用社会服务代替自我服务和子女服务。发展为老年人的社会服务，使老年人获得社会帮助，安度晚年，这不仅给老年人带来直接的利益，而且对老年人的家庭、儿女乃至整个社会都有好处。

长期以来，我们一谈到服务，就与无偿画等号，好像服务都是无偿的。因而只讲投入、不讲产出，只讲给予、不讲回收，致使服务的基础越来越亏空、服务的功能越来越脆弱。为了增强服务的后劲、拓宽服务领域，必须破除以无偿服务为主、有偿服务为辅的思想，树立以有偿服务为主、有偿服务与无偿服务相结合的新观念，建立福利型服务和经营服务两种服务机制，以满足服务对象的多元需求。

随着我国老年人口增加，老年群体的结构也在发展变化。目前，无子女、无生活来源的社会孤老逐年下降，有经济收入的离退休孤老和子女不在身边的老年人逐年增多。对于前一种人只能进行无偿服务，而对于后两种人则可提供有偿服务。因此，随着后两种人的日益增多，有偿服务发展的前景也日益宽广。如以敬老院为例，过去主要是收养社会孤老，是福利型机构。而近年来，自费寄养的老人开始增多。上海市级老年人社会福利院，床位1 000多个，收养的老人中，1979年自费老人约占14%，1989年上升到50%左右。而有的地方，自费老人已经远远超过“五保”老人。从开办有偿托老业务的敬老院和福利院来说，在保证“五保户”老有所养的条件下，发展社会服务型的托老事业，收取合理费用，既增强了自身的经济实力，又满足社会的托老需要，是一项很有发展前途的服务行业。

当然，大多数老人还是在家养老，这就需要开展有偿的上门服务和就近的社区服务。如开设钟点服务公司，实行计时服务，也是一项很有发展前途的服务行业。

四、消费领域

老年人吃饱穿暖后，也必然会随着时代文明的步伐，在生活上迈向高层次。老年人通过对美的享受，会感到自己还年轻，生活有意义，不致有“人老叹珠黄”之感。所以，老年人完全有理由并且有条件在人生的最后阶段，从外貌仪表到精神生活提出美的要求，使晚年生活过得更加充实和更有情趣。

1．倡导合理消费，美化老人生活

在目前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有较大提高的情况下，包括老年人在内的全体人民仍应当发扬勤俭节约、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但是，不能把必要的、正当的消费看成浪费，不能把文明、健康、美好的生活方式当做奢侈。

现在，也有不少老年人想美、爱美，但不敢美，怕招人笑话，说是“老来俏”。“老来俏”过去被作为贬义词，今天，应该给它平反。现代医学界和心理学界已广泛注意老年人的美容，认为它有利于老人身心健康。第一，促使老年人心情开朗，生活愉快。由于人类寿命延长，老年人从60岁到80—90岁，可望跨越20—30年时间。在这漫长的时间，老年人从紧张工作转变为离岗休息，让老年人的衣着容貌整洁美好、多姿多彩，有助于消除和减少老年人容易产生的寂寞感、孤独感，使他们增加生活情趣。第二，有利于治疗和减少某些疾病。英国一家杂志调查了3 000余名老年人，发现注意衣着打扮者，患与精神因素有关疾病的比例比不善于打扮的老年人少30%以上。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针对老年人孤独寂寞的特点，开办了一个短期美容训练班，经过几个星期的实践，他们发现，这些老年人身心健康状况转为良好。这项实验表明，适当的美容修饰能给老人带来生命活力。第三，减少或避免事故的发生。老年人外出时穿戴鲜艳服饰，可以减少避免车祸。心理学家在经过大量实验后发现，红色能使人心理兴奋，蓝色使人镇静，绿色对人的心理活动有缓和作用。因此，老人的服饰鲜艳，就能促进汽车驾驶员的心理兴奋，从而精神集中，减少事故的发生。如遇不测，也可及时采取有效的避让措施。如果老人穿戴的服饰同马路的颜色相似，就很容易引起司机的疏忽。

人到老年，失去润滑的肌肤、漂亮的身段，而色彩鲜艳、宽松得体的服装和恰当的美容修饰，却可以弥补这些缺陷。无怪乎不少老年人经过打扮后，依然像年轻人那样富有朝气。常听人说，外国人老而不显老，实际上这并不是人种本身有什么优势，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修饰。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爱美同样是人们的一种高级精神需要，它没有年龄和性别的限制。在美的面前，老年人应该多一些勇气，少一些顾虑。如果老年人都来穿上合身的新式服装，恰当地美容，既体现了老人的健康心理，又给人以美感，并焕发出时代的气息。那么，即将来临的老龄化世界不会是一个死气沉沉的灰白黑世界，而仍然是一个充满青春活力的俏丽世界。

2．抑制丧葬消费，提倡厚养薄葬新风尚

人老了免不了要死，死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但是，对于死后尸体、骨灰的处理方式，却反映了人们的价值观念。

现在农村人办丧事规模越办越大。湖南省部分地区统计，居民治丧平均每次开支达4 280元，90%的丧主因此举债。举债办丧事，死人不知道，活人活受罪。何不简办?天津市一项万人问卷调查表明:88%的人不赞成丧事大办，却又不得不办，因为怕落个“不孝”罪名。其实，对长辈孝敬与否，主要看生前赡养，而不是看死后哀荣。

值得深思的现象是，一些老人在死后受到厚葬，而生前得到的却是薄养。据山东省孟县部分乡镇的调查，在赡养老人方面普遍存在着薄养厚葬的现象。对50名老人的丧葬情况调查结果是:为50位老人操办丧事，共花掉61 500元，平均每位老人的丧葬费为1 230元。而这50位老人生前，子女给的赡养费都很低，10年共为56 500元，平均每人每年只能得到113元;生活颇为清苦，生前一年365天，人均赡养费仅仅100多元，而死后几天，人均丧葬费就高到1 200多元，这是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

这种对老人薄养厚葬的社会风气，如果任其蔓延，危害甚大。首先，它侵犯了老人的合法权益。对于这种“轻生重死、薄养厚葬”的现象，老人也很不满意，他们说“宁愿活着吃一口，不愿死后花两斗”、“宁要活着的愉快欢笑，不要死后的披麻戴孝”。其次，浪费严重，据有关部门统计，1978年，我国火化率为18%，到1988年增加到30%，倘土葬一尸需花费土地20平方米、木材0．5立方米、人民币1 500元，按每年死亡600万人，以1988年的火化率30%计算，全国每年有13万亩土地被死人占用、200万立方米木材埋入地下、70亿元人民币付诸东流，如此浪费，令人痛惜。特别是死人同活人争地的矛盾，更将给子孙后代带来无穷灾难。

火葬同土葬相比，无疑是一项重大改革，它节省了许多土地和木材等重要资源。但是，近几年来骨灰墓葬又逐渐增多。上海从1984年到1990年，全市累计火化遗体56万多具，大部分骨灰仍留在本市安葬，一年要占用土地100余亩。有些骨灰被安葬到苏州、无锡等地的公墓。每年清明，人们还得踏上拥挤的旅途，赶到墓地祭扫，既费时花钱，又疲劳不堪。

近年来，在上海、天津和广州等地已多次举行骨灰撒海活动。也有的地方将亲人的骨灰撒在待植树的坑穴里，树栽好后留下标记，每年为其除草培土、修枝剪叶，以此悼念。北京太子峪陵园已建成全国第一个骨灰纪念林，既美化环境，又节约土地，还可增加经济收入，真是一举多得。

原载199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