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党的工作中心放在哪里是个路线问题

把党的工作中心放在哪里是个路线问题

吴敬琏　周叔莲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对于这一转变的伟大意义，我们应当有充分的认识。把全党工作的中心放在哪里，是一个关系全局的路线问题和重大的理论问题。30年来，我们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是有深刻教训的。经验证明，只有真正弄清楚把现代化建设放在首位的历史必然性，才能排除错误路线的干扰，坚定不移地奔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

一、无产阶级在革命胜利后必须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有人以为，无产阶级在确立自己的统治以后，面前还摆着严重的社会改造任务，因此应该继续把政治斗争放在中心地位。也有人以为，政治斗争和经济建设两方面的任务都是应当完成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应当根据每个时期的具体情况轮流突出。我们认为，这些看法都是不正确的。除了发生大规模的外敌入侵这类特殊情况，任何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都应当以经济建设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

首先提出要把主要注意力和工作中心从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来的，是列宁。

1918年4月，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赢得不稳固的和平以后，列宁立即指出:组织对俄国的管理和从事经济建设已经成为主要的中心任务，要抓住这个暂息时机，立即从用武力镇压剥削者的任务过渡到从事经济建设的任务。这次短暂的和平建设时期虽然被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暴乱打断了，但在1920年末击败了外国武装干涉者和国内反革命分子以后，列宁又及时提出:过渡到经济建设，“这就是我们的主要任务，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现在我们必须再一次把这种过渡提到首位，并尽一切力量来实现”⁽¹⁾。列宁亲自领导和组织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列宁所依据的，不是当时当地偶然出现的某个政治经济因素，而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社会基本矛盾的状况，是帝国主义时代每一个无产阶级国家都必然面临的经济和政治条件。

俄国在革命前是一个资本主义只有中等发展程度的帝国主义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的物质准备很薄弱。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社会化大生产和私人占有之间矛盾的产物。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要以社会化大生产为自己的物质基础。但当时俄国生产力的状况十分复杂，它有少量的现代工业，而在广大农村，却是手工劳动占统治地位。在现代工业部门中，建立社会主义公共所有制生产关系的条件虽已完全具备，但在落后的农业中，情况就不是这样。为了和社会主义大工业相适应，农村居民也要逐步以低级的社会主义生产形式组织起来。由于合作化的进程必须和生产力的发展状况相适应，不能操之过急，而且在没有实现机械化的条件下，合作社也不可能充分巩固，因而在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之间，就出现了某种不适应。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夕写的《大难临头，出路何在》中就预见到了这种不适应的情况。以后，又在1918年春的《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和1923年的《论粮食税》等著作中，尖锐地指出了这一矛盾。他说:“现在我们俄国无产阶级，无论在政治制度方面或在工人政权的力量方面，比任何英国和任何德国都要先进，但……在文化程度方面，在‘施行’社会主义的物质上生产上的准备程度方面，却比西欧最落后的国家还要落后。”⁽²⁾

面对着先进的苏维埃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这种尖锐矛盾，唯一正确的方针只能是在无产阶级政权的保护下，集中一切力量进行经济建设和文化技术革命，赶上先进国家，并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全面建立、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否则，苏维埃政权就会受到某些落后的生产关系的很大压力，处于缺乏巩固的经济基础的危险状态之中。即使无产阶级能够凭借某种政治上、经济上的优势对个体经济实行改造，但由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规律的作用，没有社会化的生产力作为物质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组织也经常面临着瓦解和蜕化为旧经济的危险。

正因为这样，列宁提出了他的著名公式:“或是灭亡，或是在经济方面也赶上并且超过先进国家。”“或是灭亡，或是开足马力奋勇前进。历史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³⁾

遵循着列宁的这些教导，在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共产党把尽快使苏联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赶上先进国家规定为党的“基本路线”和“总路线”。斯大林在论证这条基本路线时说:“一方面，我国有最先进的苏维埃制度和全世界最先进的政权即苏维埃政权;另一方面，应当作为社会主义和苏维埃政权的基础的我国工业技术却过分落后。”“要克服这种矛盾必须做些什么呢?为此必须赶上并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⁴⁾

有人认为，列宁提出的方针，只适用于俄国具体情况，而不是普遍适用于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已经证明，这种认识也是不正确的。事实上，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要集中一切力量进行经济建设和文化技术革命，是由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得出的必然结论。列宁根据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发展的特点，作出了资本主义体系不是首先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国家崩溃，而是在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俄国这类相对落后的国家被突破的正确论断。在后一类国家，资本主义只有中等甚至初等程度的发展。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存在先进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尖锐矛盾，是一种合乎规律的普遍现象。在这样的国家，在革命胜利以后都无一例外地应当采取列宁的方针，全力以赴进行技术革命，赶上先进国家。总而言之，“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剥削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⁵⁾。这一结论是列宁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普遍意义。

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很不发达，解放时，使用机器的工业产值只占工农业生产总值的17%左右，而农业及其副业，个体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的产值却占83%左右。旧中国的工业技术陈旧，而且主要是轻工业;农业中使用的生产工具和古代没有多大差别，建筑上是秦砖汉瓦，运输靠肩挑畜驮。解放后，我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剥夺了大资本，使社会主义经济掌握了国民经济命脉，同时，把广大个体农民引上了互助合作道路。但是，我国的生产力水平毕竟还很低，无产阶级的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很不适应。这种矛盾不是任何人臆想出来的，而是客观存在，是新中国面临的现实。谁都可以看到，在我们这个长期以来受资本主义不发达之苦更甚于资本主义发达之苦的国家里，许多地方还停留在列宁所说的“亚洲式的不文明状态”，充斥着“农奴制文化”和“官僚主义文化”。经济和文化的这种落后状况，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巩固建立，不能不是一个严重的障碍。因此，在革命胜利后的我国不仅存在着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而且，这一矛盾比起俄国更加尖锐。加上近二三十年来，世界科学技术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革，我们的生产力就更显得落后。如果我们不开足马力前进，在社会主义制度的保护下，全心全意地搞四个现代化，迎头赶上先进国家，我们就不但不能战胜资本主义，建成社会主义，还将向后倒退，甚至无法自立于现代世界。

早在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我们党就制定了适合我国社会情况的方针，规划了革命胜利后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由新民主主义国家发展到社会主义国家的道路。毛泽东同志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在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人民政权，并且解决土地问题以后，必须实行从武装斗争到和平建设的转变，无论城市和乡村，“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这是一切工作的重点所在”，其他一切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建国以后的长时期中，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领导全党实行工作中心的转移，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总结了七年建设的经验，肯定了我们党的这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制定了进一步贯彻这一路线的措施。30年来的事实说明，当我们遵循这一路线，以经济建设和技术革命为中心安排其他各项工作的时候，我们的事业就顺利前进，否则，就遭到挫折和失败。

二、林彪、“四人帮”所谓的“两条根本对立的建国路线”

然而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我们党的这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却遭到了恶毒的诽谤。到后来，路线是非竟然被颠倒到这样的程度:搞经济建设，搞四个现代化都成了“修正主义”和“复辟资本主义”的同义语，谁敢于坚持这条路线，就会横遭迫害。

颠倒路线是非的罪魁祸首是林彪。他在1966年提出了所谓“两条根本对立的建国路线”的谬论。林彪、“四人帮”的宣传机器反复地宣传这种谬论，把它作为他们否定我们党的路线，搞“大翻个”、“大换班”，实行“改朝换代”的依据。他们说:“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怎样建设自己的国家，存在着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一条是“修正主义路线，只强调搞物质，搞机械化，还搞什么物质刺激”;另一条是“毛主席的路线，强调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进行到底，不断地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用革命化领导机械化”。建国以来，“这两条路线一直存在着尖锐、激烈的斗争。”这“两条经济建设路线的斗争，实际上是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两个中国命运的斗争”⁽⁶⁾。

什么是“只强调搞物质，搞机械化，还搞什么物质刺激”的路线呢?现在已经很清楚了:所谓“只强调搞物质，搞机械化”，是指列宁说的集中一切力量发展大机器工业，发展电气化，是指毛泽东同志说的一切工作都要围绕生产建设这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他们所谓“搞物质刺激”，是指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维护劳动人民的经济利益。说穿了，这条被他们用“修正主义”的油墨涂得黑而又黑的路线，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就是我们党的路线。

林彪、“四人帮”给他们自己的路线贴上“革命”的标签，并标榜为“毛主席路线”。但是，既然他们所说的“修正主义路线”就是毛泽东同志早就肯定了的路线，那么又何来同这条路线相对立的“毛主席的路线”呢?他们如此别有用心地颠倒是非、制造混乱，倒是暴露了他们自己的路线才真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相对立的修正主义路线。这是一条具有极“左”特征的修正主义路线。

林彪、“四人帮”把我们党的路线打成“修正主义路线”，所持的理由是它“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而他们的旗号则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这和所谓的“坚持继续革命”，曾是他们用来反对我们党的正确路线的两件“法宝”，从而给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谬论安上了一个虚假的圣灵光环，欺骗了不少人，因此，我们有必要作一点剖析。

他们说: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因此，无产阶级在任何时候都应当把政治斗争放在中心地位，哪怕公有制已经建立，无产阶级牢牢掌握着政权，也毫无例外;要把“十分之九的注意力和实际活动”放在阶级斗争上⁽⁷⁾，如果不是这样，而是像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和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所要求的那样，把经济建设和技术革命作为中心，那就叫做“丢纲”，就是“篡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究竟是谁在篡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呢?的确，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说过，他们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但是，重视阶级斗争的并不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把阶级斗争和排除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联系起来，和发展生产力联系起来，并要求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逐步消灭阶级，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建立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这才是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特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准确地指出: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历史的直接动力”、“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⁸⁾。为什么它能成为这样的“动力”和“杠杆”?这是因为:历史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发展的，阶级社会里，腐朽的、阻碍着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由于受到反动阶级的保护而不能得到及时的改变，只有通过先进阶级的阶级斗争，打破反动阶级的反抗，才能为生产力发展开辟道路。可见在阶级斗争这个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的后边，还有更深刻的动力，这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说，阶级对立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关系之上的，而阶级之间的斗争，又总是为了一定的经济利益。为什么我们在旧中国要把阶级斗争作为中心任务?其根本原因就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在人民头上，窒息了一切生机，如果政治不改革，不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一切生产力都要遭到破坏的命运。所以，千百万仁人志士自愿承担最大的牺牲，进行艰苦卓绝的阶级斗争，并不是为斗争而斗争，目的是推翻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政权，改变腐朽的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由于劳动人民由被压迫阶级变成了统治阶级，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生产关系已经被打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从无到有，已经占据统治地位。在这样的情况下，说劳动人民还必须用主要的力量去进行政治斗争以打破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实在无异于痴人说梦。因为谁都可以看得到，我们通过革命斗争所建立的人民政权和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正是发展生产力的前提。当这种前提已经具备，生产力迅速发展的航道已经开通的时候，难道我们还不应当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从政治斗争转移到生产建设方面来，而是死守着已经过时的口号，把绝大部分精力放在政治斗争上么?

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阶级还没有完全消灭，在这个阶段中，不仅存在着剥削阶级的残余，还存在着工农差别以及劳动人民中的其他社会差别。使社会主义彻底战胜资本主义、完全消灭这些差别，是无产阶级在过渡时期的战斗任务，然而要做到这一点，最根本的是要大大发展生产力。列宁说:“为了完全消灭阶级，不仅要推翻剥削者即地主和资本家，不仅要废除他们的所有制，而且要废除任何生产资料私有制，要消灭城乡之间、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这是很长时期才能实现的事业。要完成这一事业，必须大大发展生产力。”⁽⁹⁾这是被历史反复证明了的真理。谁热心于消灭阶级的事业，就一定热心于发展社会生产力。如果有人口口声声说热心于共产主义，却在实际上削弱和破坏实现这一事业的物质基础，那不是缘木求鱼、口是心非吗?

我们现在处在从阶级社会到无阶级社会的过渡的历史阶段，因此，还存在阶级斗争。但阶级斗争的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在这里，对于已经占主要地位的人民内部矛盾，只能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用民主方法去处理。如果不是按照党的严格区分、正确处理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方针办事，对阶级斗争的状况作出不切合实际情况的估计，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一斗势必把事情斗乱、斗糟。至于少量的敌我矛盾，由于阶级敌人十分孤立，人民政权强大巩固，党的领导正确坚强，完全可以在他们活动所及的范围内，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程序加以解决，而不必把解决这一小撮人的问题的斗争，扩大到整个社会的范围去，冲击社会主义建设这个中心。十多年来，林彪、“四人帮”鼓吹“斗争哲学”，打着“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旗号，到处制造阶级斗争;甚至借口“贯彻阶级斗争为纲”，破坏毛泽东同志关于“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等指示的落实，使我国国民经济濒于崩溃。这些惨痛的教训，我们一定要认真汲取。

三、林彪、“四人帮”所谓“继续革命”的实质

为了给他们那条极“左”的修正主义路线制造根据，林彪、“四人帮”一伙还编造了一套“继续革命”理论，用来反对党的路线，反对把社会主义建设作为全党的工作中心。

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后，仍然肩负着改造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重大任务。因此，革命并没有完，革命还在继续。问题在于，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社会关系的变革是在无产阶级政权的保护下和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实现的;同过去那种必须经过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来实现的变革有原则的区别。而林彪、“四人帮”的所谓“继续革命”，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他们所谓“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不断革命”，是要“彻底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和“进行全面夺权”，也就是要把社会主义制度连根拔除。

可恶的是，林彪、“四人帮”一伙心怀叵测地把他们这一套极其反动的理论栽在毛泽东同志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身上，硬说他们的结论是根据毛泽东同志的这一著作作出的。事实上，毛泽东同志在这篇演说中分析了社会主义现阶段社会基本矛盾的状况，着重指出的是:“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这就是说，我国的生产关系是适合生产力性质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是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的，因此我们党的根本任务，我们面对的主题，是在社会主义政权的保护下尽快地发展生产力。毛泽东同志的这一论断完全正确、极其重要，是我们观察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问题的基本出发点。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建立起来的以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为领导的五种成分并存的经济形态，是同当时的生产力状况相适应、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我们党的根本任务就已经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经过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情况就更加是这样。所以毛泽东同志强调指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

林彪、“四人帮”在论证他们的修正主义观点时，还就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对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相矛盾的方面所作的分析大做文章，企图以此证明必须不断“革”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命”。

只要用毛泽东同志的论述和林彪、“四人帮”的说法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到，后者玩弄了一个移花接木、偷梁换柱的诡计。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毛泽东同志指出了两种情况:第一，“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在工商业的公私合营企业中，资本家还拿取定息，也就是还有剥削。……”毛泽东同志这里讲的，是资本主义关系的残余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和这种情况相类似，社会上的投机倒把等剥削活动，社会主义经济单位中“父子关系”、“猫鼠关系”、官僚衙门习气等封建主义生产关系残余，也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矛盾的。显然，所有这些，指的都是非社会主义成分中已经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部分。可是，林彪、“四人帮”把这类生产关系偷换成“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说什么由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着和生产力不相适应的“资产阶级法权”，“生产关系破坏了生产力”。这样一来，就把毛泽东同志的论断完全歪曲了。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演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应当得到巩固和加强，而在林彪、“四人帮”那里，它却成了万恶之源，成了革命的对象。

第二，毛泽东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本身，“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这里所说的“不完善”，毛泽东同志也讲得很清楚，是指所有制改变以后，“在各经济部门中的生产和交换的相互关系，还在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逐步建立，逐步找寻比较适当的形式”。对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这种不完善的方面、不完善的环节，自然应当进行调整和改善。但是，正像毛泽东同志所说，这些矛盾应当“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解决了这些矛盾，将会使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更加巩固。而林彪、“四人帮”却要通过他们所说的“改朝换代”，通过“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来解决这些矛盾，也就是说，要根本否定社会主义制度。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又相适应、又相矛盾，是一个万古常新的过程。现在和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当然不会永远和生产力相适应。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现阶段的社会生产关系将和生产力发生新的矛盾，因而要求调整这些生产关系。然而，无论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还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巩固和向更高级的阶级的发展，都需要一个根本的物质前提，这就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创造这个前提。

林彪和“四人帮”把生产力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关系完全颠倒了过来，说什么“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的变革，只有抓革命，才能促生产”⁽¹⁰⁾。这是对历史唯物论的粗暴践踏。大家知道，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的。因此，从根本上说来，是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的变革离不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是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的变革。只有在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情况下，我们才能说生产力的发展以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的改革为前提。林彪、“四人帮”把文化大革命初期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篡改为“只有抓革命，才能促生产”，说它是生产发展的一般规律，也完全是别有用心的。毛泽东同志提出“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是为了防止林彪、“四人帮”一类阶级敌人煽动无政府主义，破坏生产，要大家在“文化大革命”中把革命和生产结合起来，努力发展生产。发展生产是需要抓的，如果伸着巴掌，不去抓，生产怎样能上去?林彪、“四人帮”却说为了“革命”，生产不仅不应该抓，还应该加以破坏，因为“一个工厂烟囱不冒烟，就是多给走资派挂上一条绞索”。他们一面疯狂破坏社会主义生产，一面慷慨地打保票:“革命搞好了，生产自然而然就上去了”。请看这样一张破烂不堪的遮羞布，怎能掩盖住他们反社会主义的狰狞面目!

列宁在分析苏维埃俄国的发展前景时指出:必须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实现包括“纯粹文化”和物质文明在内的“文化革命”，发展大机器工业，发展电气化，“我们的希望就在这里，而且仅仅在这里”⁽¹¹⁾。如果我们不解决建设的任务，“那么在推翻剥削者和用武力来抵抗国际帝国主义者方面的任何成就、任何胜利都不会有什么结果，那么回到旧制度上去就不可避免”⁽¹²⁾。列宁以一个伟大马克思主义者的洞察力，一下子就抓住了问题的实质:是不是集中全力进行经济建设，赶上和超过先进国家，对于社会主义制度说来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社会主义国家不仅不能有效地抵御帝国主义的进攻，还将带来旧制度复辟的严重恶果。

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活动造成的严重后果，充分表明他们所谓“坚持继续革命”是什么货色。在他们的所谓“革命”下，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与此同时，地主、资产阶级的活动却由于经济的破坏，由于得到他们的支持，而极为猖獗。特别是在他们篡夺了领导权的地方，旧中国半封建生产关系的复辟更已成为现实的危险。林彪、“四人帮”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他们打着“继续革命”的旗号反对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目的正在于强化自己的社会基础，以便实现反革命复辟。“四人帮”控制的上海“两报一刊”编辑部那篇《两条根本对立的经济建设路线》说了许多屁话，但有一句还是说得对的:“这是两个中国命运的斗争”。事实正是这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正在于，它是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决战:或者是一个独立、富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就是说，光明的中国;或者是另一个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和愚昧的中国，就是说，黑暗的旧中国。这正是斗争的焦点。

四、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30年来，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问题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建国以后，全党遵照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决定，进行了工作重心从农村到城市、从武装斗争到生产建设的转移。应当说，这个转移是进行得好的。转到经济建设战线上的大批干部，比较快地掌握了他们原来不熟悉的工作，学会了管理城市、管理工业，学会了和资产阶级作斗争。在社会政治稳定、经济迅速恢复发展的条件下，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社会运动也进行得比较顺利。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党进一步提出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要求。1955年末1956年初，党中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要求:“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为此，党中央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同志在会议上号召依靠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联盟，“在不很长的时间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完全现代化的、富强的社会主义工业大国”。1956年4月，毛泽东同志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著作，提出了调动国内外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基本方针。这篇著作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起，构成了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理论基础，使20世纪50年代中期形成了举国一致，一心一意建设社会主义伟大强国的蓬勃奋进的局面。可是在后来，我们没有能够一贯地坚持这条正确路线。到了林彪、“四人帮”疯狂肆虐的时期，更完全遭到了破坏。路线上的偏离，使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遭到挫折和失败。

为什么在1949—1952年，在国内革命战争的硝烟还没有散尽，鸭绿江彼岸又燃起了烽火，我们肩负着抗美援朝的重大国际义务，国内反革命残余势力还有待于肃清，土地改革正在全国广大地区进行的情况下，我们能够赢得用三年时间恢复被反动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搞得残破不堪的国民经济这样辉煌的胜利?那还不是因为我们坚决执行了“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实现了七届二中全会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生产建设上去的决定。为什么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在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还没有完成的情况下，我们能够按照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要求，在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大道上迈大步，实现了工业总产值每年递增18%，农业总产值每年递增4．5%的高速度?原因也在于我们坚持了把着眼点和主要精力放在生产建设方面，正确处理了政治斗争和经济建设的关系，以及经济建设内部的各种关系，保持了社会政治的安定。而在我们偏离了现代化建设这个工作中心，社会政治的安定受到离开这个工作中心的政治运动的干扰时，经济发展的速度就下降，党的威信、人民的团结都受到损害。到了后来，林彪、“四人帮”打着“阶级斗争”、“继续革命”、“突出政治”等旗号，中断和破坏了现代化建设，结果就不仅使我国的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而且使我国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我们党与人民的联系、党的民主和党的统一都濒于崩溃的边缘。

空前的创痛教育了人民，使我们懂得，凡是干扰现代化建设的，不论表现得多么“革命”，都只有利于劳动人民的敌人，而不利于劳动人民、不利于社会主义。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正确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必将极大地提高全国人民捍卫党的路线的自觉性，极大地加强全国人民抵制和排除错误路线干扰的自觉性，保证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的贯彻执行，保证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目标的尽快实现。

原载1979年第2期

【注释】

(1)《列宁全集》第31卷，第377—378页。

(2)《列宁选集》第三卷，第550页。

(3)《列宁选集》第三卷，第169页。

(4)《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14页。

(5)《列宁选集》第三卷，第509页。

(6)《人民日报》1967年8月25日。

(7)见《红旗》1976年第4期。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74页。

(9)《列宁选集》第四卷，第11页。

(10)见《红旗》1976年第4期。

(11)《列宁选集》第四卷，第711页。

(12)《列宁全集》第31卷，第3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