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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主义与战后资本主义发展速度问题

时间:2022-06-23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凯恩斯主义与战后资本主义发展速度问题宋承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都比战前有较大提高。这三种同时并存的现象,同凯恩斯主义鼓吹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急剧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本文试图探索的正是凯恩斯主义这套扩大货币流通量的办法,为什么对战后资本主义的发展速度,能够起到一定的刺激促进作用?

凯恩斯主义与战后资本主义发展速度问题

宋承先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都比战前有较大提高。但与此同时,周期性经济危机更加频繁,各个国家的物价水平也持续地加速上涨。这三种同时并存的现象,同凯恩斯主义鼓吹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急剧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众所周知,凯恩斯主义干预调节资本主义经济的办法,虽然花样繁多,归根到底不外是借助膨胀性的财政政策、货币金融政策以及其他经济政策的种种措施,来扩大货币流通量,以增加全社会对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需求。本文试图探索的正是凯恩斯主义这套扩大货币流通量的办法,为什么对战后资本主义的发展速度,能够起到一定的刺激促进作用?

表1各栏分别显示了表列各国战后货币供应量逐年急剧增加的具体情况,以及各国的生产发展速度和通货膨胀的情况。

表1 货币供应量、实际国内总产值和通货膨胀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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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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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包括公众手中的纸币(纸币发行量减去银行库存纸币)和活期存款。

②1973—1975年按不变价格计算,其中日本、联邦德国、加拿大和美国为实际国民生产总值

③1972年以前的数字系指各国官方在计算实际国内总产值时用来消除物价上涨因素所采用的物价上涨率;1973—1975年指消费物价指数。

资料来源:1972年以前数字引自G·梅纳德和W·雷克坚:《一个通货膨胀的世界》,第78页、79页、207页;1973—1975年各项数字均根据《国际金融统计》1978年12月号所列资料计算。

从表1可见,把表列七国合在一起平均计算,在1954—1968年期间,货币供应量是逐年扩大的,平均每年较前年增加8.7%,与此同时,物价水平平均每年上涨3.2%,而实际国内总产值平均每年增加5.5%;在1969—1973年期间,货币量年增长率提高到11.6%,实际国内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率维持在前一时期的5.5%的水平,但通货膨胀率猛增到6.7%;在1974—1975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猛烈袭击下,通货膨胀率除联邦德国以外普遍跃升到两位数字,实际国内总产值除个别国家外不仅没有增加,反而缩减了。

我们知道,如以M代表货币供应量,V代表货币的收入流通速度,Q与P分别代表实际国民收入及其价格水平,则统计数字所表示的M、V、P和Q的量值,具有如下定义性恒等关系:M V≡PQ。因此,既然M的增长率远远超过了同时期的P的上涨率,既然V变动不大(1),那么,正如统计资料已经证明那样,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在抬高物价的同时,也伴随着生产的增加,就是不言而喻的。现在还需要阐明的是,为什么把不兑现纸币注入流通会伴随着生产的增加?为什么凯恩斯的扩大货币总需求的办法,对于刺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会起到一定作用?

事实上,在19世纪资本主义国家采用金本位制时代,金币的增加和信用制度、信用工具的发展,对于促进资本主义生产规模的扩大,已经起过重要作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此已作过相当详细的论述。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按现在的规模,如果只有金属流通,没有信用制度是不可能存在的。“相反,它会受到贵金属生产的规模的限制。另一方面,我们对于信用制度在它支配或使用货币资本时所具有的生产力,也不应该有任何神秘的观念”(2)。概括说来,马克思谈到的信用制度的作用,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第一,以银行为中介的存款、放款活动和股份公司的兴起,有助于把大量分散的零星的潜在的货币资本汇集起来,形成资本的现实积累,即规模扩大的再生产。这就是马克思说的“信用引起、加速和扩大资本在个人手中的积聚”(3)。我们知道,19世纪上半期铁路的修建,这种需要大规模地长期地预付资本的经营,信用制度的发展显然起了重要作用的。

第二,我们知道,任何预付资本生产出来的商品价值,总是包含着超过预付资本价值的剩余价值,这样,即使在简单再生产条件下,也会给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剩余价值借以货币化的货币从何而来?”(4)同样,在扩大再生产条件下,“这里又出现了和上面一样的问题。用以实现现在以商品形式存在的追加剩余价值的追加货币从何而来?”(5)按照马克思对他自己提出的上述问题的论证,在资本积累过程中,为了使得已经生产出来的日益增多的剩余价值货币化所需要的货币,不外来自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黄金生产部门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直接表现为货币材料的形式。“以商品形式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之所以在流通中找到自己货币化所需要的货币,是因为另一方面剩余价值每年以金的形式生产出来。”(6)其次,“要取得这个具有较大价值的较大的商品量所需要的追加货币,就必须或者更多地节约流通货币量,——要么使支付等等互相抵消,要么加速同一个货币的流通,——或者把货币由贮藏形式转化为流通形式。”(7)后一点包括:(1)原来是个人作为价值贮藏的货币转为流通中的货币;(2)工商企业的准备金存入银行,再由银行贷给其他工商企业使用;(3)银行减少它的库存存款准备金。

第三,我们知道,剩余价值借以货币化所需货币从何而来的问题,马克思是在考察资本的流通过程的时候,在分析剩余价值的流通这个问题时提出来的。事实上,当马克思进而考察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的时候,还指出了,不仅已经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的货币化所需资本,而且工商企业在扩大营业过程中使用的追加的预付货币资本,除了依靠已经榨取到的剩余价值的积累以外,有很大的一部分来自新开采出来的黄金,以及信用制度所提供的同金币一样执行流通手段职能的支付工具。另一方面可以大致分为商业信用和真正的货币信用。商业信用是指,例如,棉织厂主、纺纱业者、棉花经纪商等等,他们借助汇票这种信用工具,就可以无需握有巨额的准备资本,而可以依靠相互提供的信贷取得扩大营业所必需的货币资本。在这场合,“生产过程的发展促使信用扩大,而信用又引起工商业活动的增长”(8)。关于真正的货币信用,那就表现为“产业资本家和商人互相的贷款,同银行家和贷款人对他们的贷款交织在一起”(9)。对此,恩格斯曾指出,在如下情况下,银行贷款不仅使借款人得到一笔支付手段,而且是得到一笔新资本。“A凭他个人的信用,从银行获得贷款,而没有为这种贷款提供任何担保品。在这个场合,他获得贷款不仅是支付手段,而且必定也是一笔新资本。这笔资本在归还银行之前,他可以作为追加资本用在他的营业上,并使之增殖”(10)。当然,正如恩格斯紧接着指出的,对A来说,这笔借款成为他的新的货币资本,必须“它是A所有的资本的一部分这个意义上,是货币资本”(11)。这就是说,只有A(假定他是一个工厂主)把这笔借款转化为新的追加的生产资本,并在生产过程中增殖其价值的条件下,这笔借款才不仅是单纯的支付工具,而且是借入了一笔新的货币资本。

不言而喻,无论是黄金产量的增加,还是信用制度的发展,如果在资本积累过程中确实起到了促进资本主义生产规模的扩大的作用,那只是因为“在这里,信用是商品形态变化的媒介,即不仅是W—G,而且也是G—W和现实生产过程的媒介”(12),是因为客观上存在着如下物质基础:“至少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只有当主要食物或较重要的工业原料普遍歉收的时候,才可以谈到生产资本的实际不足”(13)

现在回到我们的主题。在纸币流通代替金币的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增加纸币发行量以及以其为基础的信用工具的相应扩大,也如同使用金币时期一样,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限度内,显然能够起着刺激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作用。所不同的是:第一,在金本位制下,货币流通量(包括金币和信用工具)受到充作币材的黄金产量的制约,并且基本上是由市场自发力量调节的,因而不可能出现物价水平长期的持续的上涨的现象。现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一定时期的货币流通量,基本上可以通过纸币的发行和其他措施,由政府加以调节。第二,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纸币流通量有可能经常超过流通所必需的黄金量,从而引起物价水平持续上涨,即纸币不断贬值的现象。

下面试以日本为例,看看扩大货币供应量在刺激生产方面而可能起到的作用。促使战后日本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的因素很多,这里不拟详加论述。其中,日本政府通过日本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大力扩大货币流通量,为垄断资本提供扩大营业所需资金,显然有着重要作用。战后,日本大企业中债务和自有资本的比例,一般是4∶1到5∶1,而根据美国《幸福》杂志的统计,美国500家大企业在这方面的比例平均是0.5∶1(14)。这就是说,日本企业运用的资本当中,自有资本只占1/5到1/6,而美国则有2/3是由企业自己提供的。不错,在日本企业运用的外部资金中,有一部分是来自私人储蓄,通过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汇集起来,贷放给资本家的,但显然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日本银行扩大货币供应量提供的。表1清楚地表明,战后日本生产发展速度比美国遥遥领先,而日本的货币增长率也远远超过美国。

日本政府增发纸币和放松信用,究竟是通过怎样的途径促进日本经济发展的,可以从下述例解中得到一个大致的说明。

我们知道,日本政府为了刺激航运业和造船业的发展,规定航运公司只要拿出船只造价5%—10%的资金,就可以预订新船,不足之数,63%—66.5%由日本开发银行提供,其余由都市银行提供,而且为减轻其利息负担,还另行给予补助(15)。这样,造船厂就会根据航运公司的订货单生产新船。与此同时,与日本官方银行为此提供的信贷相等的一笔纸币被注入到市场上。至于造船厂为了生产出这批订货所需钢材、设备筹生产资料,可以来自下述三个途径:(1)钢铁厂和机器制造业的现有存货;(2)只要炼钢和采矿等行业现有生产设备还有扩大生产的潜力,就可以引起这些部门的就业和生产的相应扩大;(3)如果这些部门现有生产能力已经无法增产,还可以动用外汇储备或国外信贷输入矿石和冶炼设备等。作为例解,假定为此所需外汇是1 000,再拟定钢铁工业的资本有机构成是4∶1,剩余价值率是300%,这样,从国外进口的价值1 000的不变资本,经过新增钢铁工人(工资为250)的加工,就会变成价值2 000的钢材。假定这些钢材有一半即1 000再经机器制造业新增工人的加工,变成造船所需的机器,其价值为2 000(假定机器制造业的资本有机构成和剩余价值率同钢铁工业一样);假定另一半钢材即1 000作为造船业的原材料,假定造船业的资本有机构成和剩余价值率和前两个部门一样,则价值2 000的机器和价值1 000的钢材经过造船工人(工资750)的加工,变成价值6 000的新船。在这个价值6 000的船只中,有1 000是从外国进口的矿石和冶炼设备、1 000是炼钢工人新加劳动、1 000是机器制造工人新加劳动、3 000是造船工人新加劳动,在船只的新加价值5 000中,这三个部门的有关工人的工资是(250+250+750)1 250,在3 750的剩余价值中,如果假定由非生产劳动者和剩余价值占有者用于个人消费的是1 250,这就为消费资料部门的产品提供了价值2 500的销售市场。至于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的2 500,则通过资本家之间的相互买卖,表现为他们不断扩大和增多的厂房、设备和其他资本物。

总之,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也如同采用金本位那样,新增的货币量,只要能成功地转化为追加的生产资本,这笔新货币资本,也如同已经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的积累一样,将相应地引起生产的扩大和剩余价值的增加。在这里,这笔新注入流通的货币,对上例的航运业和造船业来说,是为它们扩大营业提供了一笔新的货币资本,对冶金业和机器制造业来说,则是对它们增产的产品提供了销售市场(如果冶金业新产钢材是用进口的新增设备和原料制造出来的,则这笔不变资本来自外汇储备或国外信贷)。随着有关行业雇佣工人的增加,他们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又为进一步扩大资本主义生产提供了新的资本和销售市场。

以上旨在说明,增发纸币和其他流通工具,为什么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限度内有可能引起资本主义生产规模的扩大。统计资料不过是表明,理论分析指出的这种可能性已经成为现实性。当然,如果由此推论说,纸币增发越多,生产发展速度越快,那也显然是错误的。因此,把日本战后经济发展速度远远超过美国的原因,归结为日本的货币增长率远远超过美国,显然也是不正确的——尽管扩大货币供应量对促进日本经济的发展起了不小的作用。

事实上,每一个国家任何时期的生产增长率取决于制约生产发展的众多因素。可以把这些因素分类为经济、政治、社会、历史和自然技术等等;也可以分为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生产力三大类,而生产力又可再分为劳动力、生产资料和劳动生产率等等;此外,还可以把这些纷繁复杂的因素,从资本循环和周转的角度归结为两条:其一是资金条件,其二是市场条件。由于货币是实现这两个条件所必需的工具,因此,增发的纸币在促进资本积累的过程中能否起到作用以及所能起到的作用的大小,取决于这些纸币在实现这两个条件中所扮演的角色。

按照马克思再生产图式,在资本有机构成,剩余价值率以及预付不变资本价值在一年内转移到产品中的比例为既定条件下,国民收入或国内总产值的增长速度取决于:已实现的剩余价值转化为追加资本的比例,即资本积累率。由此可以认为,战后日本经济发展速度比美国遥遥领先,是因为日本的资本积累率大大超过于美国。现在需要说明的是,为什么战后以来日本的积累率能够大大超过美国?今后发展趋势如何?这是一个需要在理论上和实际上进行深入分析的复杂课题。在这里只能提出若干初步的想法:(1)在日本,低工资(相对于美国来说)加上劳动生产率的急剧提高,使日本的剩余价值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高于美国;(2)在美国,剩余价值不仅有很大一部分用于非生产性消费和寄生性消费(这在日、美两国差异并不太大),而且其中有很大一个部分表现为美国军火库中的飞机、坦克、导弹等(与此相应则是美国垄断资本手中握有大量公债券),而在日本则表现为生产性积累,即垄断资本家日益增多的厂房设备和原材料,这些生产性积累通过扩大雇佣劳动量又促进资本积累的进一步增长;(3)导致美国积累率较低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市场条件的限制。在美国,依靠战争膨胀起来的生产能力,同市场需求(不仅包括对消费品的需求,也包括对生产资料的需求)之间的鸿沟日益扩大,因此,美国政府为了刺激生产、延缓危机不断注入流通的新钞票,在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中所起的主要作用,是对已有生产能力所能创造出来的产品和剩余价值的货币化,提供必要的工具,在由此得以货币化的剩余价值中,只有重新用于积累的那一部分表现为净投资。在日本,每年新注入流通中的纸币,除了为原有资本所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的货币化提供流通手段以外,由于日本在市场条件方面比美国有较大的继续扩大生产的余地,因而有一部分新钞票有可能在具备必要条件下成为新的货币资本,这笔新资本使用的劳动所形成的新价值或国民收入,在除去个人消费以后所形成的积累,与原有资本的积累共同构成净投资。如果我们这个论点能够成立,这至少部分地说明了这样一些问题:(1)日本政府每年以那么多新钞票注入市场,为什么没有引起物价狂涨?因为这些新钞票不仅为原有生产资本制造出来的增多了的产品提供了流通工具,还有一部分转化成了货币资本,并且把追加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结合起来;(2)在国民收入中个人消费所占比例日本低于美国,为什么战后日本的经济危机不像美国那么深重?唯一可能的解释是,因为日本的市场条件有较大的扩大生产的余地,因而国民收入中未用于个人消费的部分,能够通过资本家的投资活动而得以售卖出去。

原载1979年第4期

【注释】

(1)表列七国的货币的收入流通速度,法国、联邦德国和意大利基本上相当稳定;日本和意大利减慢了大约15%—20%;英国和美国大约加快了30%—40%。参见《国际金融统计》1972年增刊。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384页。

(3)同上书,第262页。

(4)同上书,第366页。

(5)同上书,第383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375页。

(7)同上书,第383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544页。

(9)同上书,第548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516页。

(11)同上书,第517页。

(12)同上书,第546页

(13)同上书,第548页。

(14)〔日〕《世界周报》,1972年2月29日,第80页。

(15)〔日〕《东方经济学家》,1972年5月,第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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