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津巴布韦管理边界的社会政治背景

“土地问题”在政治上的升级，1997～2003年：在津巴布韦管理边界的社会政治背景

在1997年11月，津巴布韦政府在实现它早期在土地分配问题上的承诺迈出了很大地步。它于1997年11月28日在政府的公报上公布了1471家需要强制分配土地的农场。政府使用五条标准来确定用于分配的土地，即它是被抛弃了还在利用中、为多个所有者所有、为外国人所有还是与公共土地相邻。由总统穆加贝发起的这一运动既得到了一些人的拥护，也得到了另外一些人的憎恨。在同年11月哈拉雷省为庆祝独立日而举办的ZANU-PF（津巴布韦非洲国家联盟—爱国阵线）的开幕式上发表的一篇演讲（它后来出版在先驱报中）中曾经这样写过：

有关“土地收购”：我们欢迎总统阁下和他的人民政府在土地收购和分配计划中所表现出的爱国姿态。我们绝不能听白人农场主的尖叫和哭泣以及他们为继续占有最好的土地（而此时，我们英雄般的人民却像白蚁一样挤在部落的那点贫瘠的土地上）而编造的缺乏根据的理由。我们的白人农场主在尽力通过将整个土地问题变成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对抗来截断我们的人民伸出的手，而不是伸出调解的互惠之手。我们强烈要求政府绝不要保留所谓的野生动植物保护区，因为它们只不过是白人在必须要进行到底的土地收购和分配运动中所占据的领土而已（先驱报，1997）。

它直接将津巴布韦国内的政治运动与私人野生动植物保护区联系在了一起。

在1999年以后，围绕“土地问题”开展的运动更加激进，尤其是在2000年之后，那时穆加贝作为津巴布韦的总统在其职业生涯中第一次在公民投票中败北。随着选举的临近，穆加贝认为这次失败是一个不好的征兆。在同一年的三月、四月和五月，他在土地问题上加大了政治宣传，并发动了许多主要由所谓的战争退伍军人发动和参与的暴力运动。战争退伍军人特别希望与穆加贝结成战略联盟，通过打“土地问题”牌来努力保住他的总统宝座。在1997年，在一场由战争退伍军人参与的要求对自己进行经济上的补偿以及对自己在解放斗争中做出的贡献进行正确评价的暴力示威活动之后，穆加贝许诺：“每人奖励50000元，并且每人每月发放2000元抚恤金。”除此之外，他们还被许诺可以获得收购的农场中的20%（非洲商业，1998）。在Chenjerai Hitler Hunzvi的领导下，白人农场主和黑人农奴都因为“土地问题”受到了人身威胁，在某些情况下甚至遭到了谋杀。实际上，发生这样的一些事情是非常有争论的，因为他们都支持反对ZANU-PF，即摩根领导的民主改革运动（MDC）。

从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社会政治背景在管理这些合资企业合作者之间的边界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SVC在管理它与临近的社区成立的合资企业方面会直接受到恶化的政治背景的影响，这一点都不奇怪。于是问题便集中在了将SVC与它的临近社区分离开来的边界（即围墙）上。由执政的ZANU-PF政党造成的政治恐吓已经笼罩在整个国家上空。通过所谓的毛利人进行侵犯和陷害是对商业化的农场，尤其是野生动植物农场进行恐吓的主要手段。在CFU公布的几乎每个电子报告中都会提到电线盗窃和偷猎行为。例如在2001年11月2日的报告中，它曾这样描述过：“电线盗窃已经完全失去了控制，家养牲畜几乎每天都丢失”。在罗伯特·穆加贝发动了这场政治恐吓运动之后，便导致了2002年3月的选举（穆加贝毫无意外地“赢得”了这场选举），而SVC已经几乎被6000名身经百战的退伍军人所接管。对他们而言，通过斗争赢得了自己并不熟悉的耕种生活，动物成了免费的晚饭。津巴布韦的乡村充满了电线，家养牲畜围墙用的电线、电话线、铁路和采矿用的电线都相互交织在了一起。在我们去过的每一个地方，诱捕是非常普遍的（米尔斯，2002，66）。

（白人）商业化的和（黑人）公共的土地之间本来应该非常安全、保险和得到尊重的边界被再次摆到了谈判桌前。该谈判主要地、象征性地围绕围墙展开。因为围墙被视为是白人地主的签名，应该被消除。通过围墙的状态和越来越多的偷捕被围墙围在SVC中动物的行为可以推断出黑人反对SVC土地上的边界（该边界由白人划定，并通过由有倒钩的铁丝和普通电线构成的围墙来表示）的激烈程度。围墙的状态成为了SVC及其临近社区之间互惠交流的有形和标志性的表达；成为了接受或拒绝礼物的程度的象征和标志；甚至成为了一个回报的礼物：合作者之间现有的互信程度的标志。这便是在面对边界恐吓时成为强大围墙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