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工商业组织的兴起和资产阶级力量的增强

二、民族工商业组织的兴起和资产阶级力量的增强

从中国社会经济全局变化来看，以民间商人为主体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也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反映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增长的商会和其他经济团体的产生和蓬勃发展，是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要求在阶级组织上的体现。

我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是在同外国接触过程中逐渐了解商会作用的。他们目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务活动中都有商会参与其间，“凡官设商肆，定税则，皆必与商会相商”；⁽⁸⁾即使是旅居中国的外商，也都在其居留地组织商会，影响或干预各地商情。据说“凡各大埠皆西商为主，而华商听其调度，凡市面行情银价，一皆听于西人”。⁽⁹⁾这个说法或许有些夸张，不过在华西商会所起的作用是人所共见的。所以，经济势力日见增长的各大埠的华商，不断呼吁迅速建立商会，为的是“以集商议，以重商权”。⁽¹⁰⁾

在戊戌变法期间，维新派多次提出创办商会的主张，曾为光绪帝所采纳。1898年，清政府责成刘坤一、张之洞在沿海沿江城市设立商务局。当时上海一部分工商界代表人物张謇、经元善、徐润等在当地筹设商学会；旋因维新变法失败而消散。

官设商务局名义上也倡言振兴商务，可是清政府规定商务局只任用候补官吏，不得任用商董。晚清以来，官、商长期隔阂，积不相能，工商界对这种官办商务局多持不合作态度，商务局根本不能发挥联络工商的作用。在这方面，张之洞、盛宣怀都深具同感。他们也认为“局为官设”的局面如不改变，振兴“商务”的要求无从奏效。

1901年，清政府商务大臣盛宣怀在上海主持修订对外商约，痛感谈判中的许多具体问题，需要有一个商人组织协助，以了解经济力量日益增长的上海商界的意见和主张。在当时的急切情况下，盛宣怀通过时任上海道袁树勋会同上海著名绅商严信厚等，于1902年2月22日成立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又经盛宣怀、张之洞奏准，派严信厚为总理，为进行中的商约谈判起咨询作用。⁽¹¹⁾嗣后天津绅商于1903年仿照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经直隶总督袁世凯批示同意，成立天津商务公所；⁽¹²⁾同年，经张之洞奏准，汉口也创设商业会议公所。⁽¹³⁾

1903年9月7日，清政府设商部，专司工商事宜，宣称“以保商为己任”。⁽¹⁴⁾翌年，清政府又核准颁行《商会简明章程》，第26条规定“凡属商务繁富之区，不论系会垣，系城埠，宜设立商务总会，而于商务稍次之地，设立分会，仍就省份隶属于商务总会”；并命令“凡各省各埠如前经各行众商公立有商业公会及商务分会等名目者，应即遵照现定部章，一律改为商会，以归划一”。⁽¹⁵⁾按照此项规定，成立已达2年又3个月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遂于1904年5月正式改组为上海商务总会。同年11月，天津商务公所也改组为商务总会，随之全国各通商大埠相继创立商会；外洋各埠华侨商人聚集之处，纷纷设中华商务总会。

至此，人们不难看到，与社会经济相应发展的是，地区性的商业会议公所逐步地嬗变为全国性的工商统一组织即商会。民族资产阶级从此有了为本阶级利益呼号奔走的社团；它进而又提出“联商情、开商智，以扩商权”的宗旨，起到勾通官府以及与其他社会势力相联络的作用。

在商部推动下，1904年，在全国各地成立的商会和商务分会有29家。又经过两年，到1906年，各省累积便在100家以上，到1912年，历年累积已达1000家左右，⁽¹⁶⁾显见商会及其分会发展迅速。

在此应该指出，商会的产生和初期发展虽得助于清政府商部的“劝办”，但是，商会在短期内之所以能迅速发展，主要还是由于它揭示的宗旨和力行的方针，如兴办实业、抵制洋货、挽回利权等，实际上都曾是民族工商业者多年营营以求的目标。现在他们期望借商会的推动，达到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1903年下半年，天津30余行业、61家行董集体要求从速成立商会时，一致认为：“天津商埠为总会〔汇〕之区，彼沿海各商埠总会现皆举办，天津独瞠乎其后，无惑乎商务之收效迟也。”⁽¹⁷⁾天津商人把当地商务的不振归咎于商会的不及时设立，正是有力地反映了他们对成立商会的作用寄予的殷切心情。应该说天津商人在当时的急切要求是具有普遍意义的，这才是商会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发展的主导原因。

各地商会及其分会成立以后，在社会经济和政治活动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国内商业活动中，它们通过维持市面，活跃商业运作。尤其当市面头寸告紧、出现金融风潮的苗头时，商会则尽力利用它与各方面的关系，参与缓解金融危机的活动，最大限度地减轻社会金融的损失；此外，如遇有商讼则进行调解；抵制苛捐杂税，敦促政府改良税制；同时“维持公益，改正行规，调息纷难，代诉冤抑以和协商情”。⁽¹⁸⁾至于在抵制外货扩张上，商会的作用也是十分明显的。如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1908年抵制日货运动，都波及全国十几个省的大中城镇，各省商会及其分会在这些运动中都起了有力的作用，使抵制运动发展成为全国性的规模。

在商会组织之外，1910年又建立了由资产阶级组织的实业团体。当年10月，随着南洋劝业会召开，在上海、天津实业界和商会代表的推动下，一个全国性的中国实业协会在上海成立。会议通过的章程强调“以联络实业各界调查全国实业，研究进行方法，以发达国人之企业能力为主要宗旨”。⁽¹⁹⁾这次盛会有29省商会代表和实业界一百余名代表参加，是实业界一次空前的大规模集会。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辛亥风云驰骤，南京临时政府遂于1912年1月成立，旧邦新造，社会上更兴奋地掀起振兴实业热潮。这时民族资产阶级渴望政治革命带来“产业革命”的愿望，于是1912年初，便有“中华民国工业建设会”在上海成立，开宗明义，揭出了一个富有时代意义的旨趣，说：“政治革命，丕焕新猷，自必首重民生，为更始之要义，尤必重工业，为经国之宏图。夫社会经济，坠落久矣，金融也，交滞；机关事业也，悉成荆棘。……今兹共和政体成立，喁喁望治之民，可共此运会，建设我社会。而所谓产业革命者，今也其时矣。虽然，欲事建设，须萃人才，抑不有团体，亦无以厚其努力”。⁽²⁰⁾这种热情提倡群策群力，众志成城的思想反映了这一时期人心向背的倾向。

同年10月，由一批工商界人士发起，成立“中华实业团”，宗旨为“谋国民经济之发达，助共和政治之进行”，同时结合国内具体情况，指出“民国光复以来，库藏空虚，民储刮尽，国困民窘，莫盛斯时，实业一门岂可再忽”？主张在全国“提倡厚集资本，振兴百端实业，创办民立银行，以维持金融，提倡出口，以挽回外漏利权”等。⁽²¹⁾中华实业团在成立过程中曾获得各阶层人士的响应，工商界人士纷纷加入其中。

除了上述成立的全国性实业团体之外，各地也纷纷建立起地方性的实业团体。如西北实业协会、安徽实业协会、苏州实业协会、镇江实业协会以及黑龙江省实业总会等，特别是上海的同仁民生实业会，是由华侨银公司总理徐锐、华侨联合会会长吴世荣、新加坡代表丘醒火、旧金山代表邝尧阶等爱国侨胞发起成立的。提出的宗旨为注重民生，强调“对于已办之实业极力保护，未办之实业设法提倡”，在国内外都产生重大影响；国内如安徽、江西及江苏扬州等地都着手设立分会，到1913年，国外华侨入会者已有20余万人之多。⁽²²⁾

辛亥革命胜利后，实业团体在国内工商业重要城市风起云涌，并受到工商各界及各行各业热情推动和鼓励，一时间在全国掀起实业建设的高潮。它为这一时期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做出了鼓舞人心的积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