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四大支柱工业的发展形势
（一）轻工业投资中心的棉纺织业
棉纺织业是外国在华工业的主体，是外国资本最集中的所在，也是中国民族资本承受压力最大的所在。
马关条约签订以后，外国正式取得在华通商口岸设厂的权利。根据这一条约，首批进入中国的工厂，便是外国入侵者觊觎已久的棉纺织厂。[62]1897年一年之内，英国一口气在上海设立了怡和、老公茂两家纱厂，美、德两国则分别设立了鸿源和瑞记两家纱厂。怡和、鸿源和瑞记三厂开办时，纱锭均为40000枚，老公茂为25000枚。加上同年英商接办华商裕晋纱厂而成立的拥有15000枚纱锭的协隆纱厂，一年之中，上海就出现5家外国纱厂，纱锭160000枚。[63]超过了已有7年历史的上海华商纱厂纱锭的总和。[64]老公茂老板威厚阔（C．J．Dudgeon）在纱厂开车典礼上说：4家新建外商纱厂“标志着中国历史和中国工业界的新纪元” 。[65]从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由商品输出向资本输出的转换这一角度看，的确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新纪元” 。
但是，这个“新纪元”在马关条约签订的时刻，条件并没有完全成熟。一位研究中国棉纺织业的专家指出：两次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把中国辟成为一个自由销售其过剩工业产品的国际商品市场。经过了中日甲午战争，外国资本主义又把中国辟成为一个自由投放其过剩资本的国际资本市场。“所以甲午以后，压迫中国棉纺织业资本主义之发展的，既有洋货，又有外资。不过衡量起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洋货的压力远比外资为大。”[66]
“洋货的压力远比外资为大” ，一个生动的例证是：亲手签订马关条约的日本，它在中国的工业投资，严格说来，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正如上面这位专家所说：“日本虽是第一个获得来华设厂的国家，在1895～1913年这18年悠久的岁月里，其主要的侵华方式，始终不得不限于棉纱布倾销。若言投资，得纱机111936锭，布机886台而已。”[67]
单就日本而言，这里还可以补充几件不为人注意的事实：
第一，在马关条约签订后，在英、美、德的4家纱厂还未动手之前，一家名为东华的日本纱厂就在上海杨树浦购定厂址。“工厂的基础工程已破土动工，锅炉也运到工地现场，公司并向英国订购了机器，直到这时，经理们才意识到，他们自己国家同中国签订的条约对关税的规定，使得他们在日本生产棉纱能获得更多的利润。因而，他们放弃了在这里建厂的计划，并把从英国订购来的机器转运到日本去了。”[68]转到日本的机器在神户落户，后来建成钟渊纺绩株式会社所属的第二工厂。[69]一直到1906年钟渊才正式来华投资设厂，1922～1923年间才发展成为日本在华棉纺织业巨头之一。[70]
第二，在1906年以前，日本的棉纺织业资本，也可以说有过在华投资的行为。具体地说，就是上述的111936锭纱机和886台布机的拥有。但是，正如另一位专家所说：以后来居上的姿态出现的日本资本家，并“不急于创建设厂” ，而是收买或租办上海已有的华商纱厂。[71]和钟渊纺绩会社同属三井财团的东洋棉花会社，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于1908年建立起它的上海纺绩株式会社的。而当上海纺绩株式会社立定根基、积极扩充、建立一系列纱厂之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72]此外，在日本国内已有雄厚基础的内外棉株式会社，1911年也开始进入上海，但其在华设厂高潮，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73]
第三，日本在东北的投资活动，又比关内晚了一步。直到1922年以前，日本在东北地区执行的政策，是日本国内棉纺织品向东北的廉价倾销。名震一时的所谓“三线联运” ，亦即日本国内铁道、朝鲜铁道和满铁安奉支线铁道的联运，就是为了大幅度降低日本国内生产的棉纺织品运销东北的运费，以达到占领东北的广大棉纺织品市场的目的。[74]这一政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才开始发生变化。三线联运在1922年寿终正寝。[75]而以日本国内三菱财团为背景的富士瓦斯株式会社就在这一年在交通方便，劳动力低廉，又处于棉花产地中心的辽阳，成立了一家资本500万日元，设备3万纱锭，在当时东北处于领先地位的大型纱厂——满铁纺绩株式会社。[76]
事实上，不仅日本如此，比日本先行进入中国的英、美、德等国的棉纺织工厂，一开始从他们的角度看，也并不尽如人意。怡和、鸿源两厂在1902年因营业发生亏损，同时缩减资本。怡和纱厂资本原为175万两，[77]鸿源纱厂资本原为100万两。[78]1902年两厂同时将资本缩减为75万两，[79]“将已亏蚀的或并不代表实有资产的部分予以取消” 。减资25万两的鸿源纱厂，在它的营业报告中说道：“按照正常的收益，大约还需两年甚至三年才能弥补现在账面上的亏损。”[80]减资100万两的怡和处境自当等而下之。老公茂营业略优，“但也和其他纱厂一样，有许许多多的困难” 。[81]至于刚刚改组的协隆纱厂，接手不久就面临着“垮台的灾祸” 。营业4年来，账面上虽然有“可观的利润” ，但是，老板却说：“可怜，这笔利润完全为利息所吞没了。”[82]事实上，早在1900年，这家纱厂的资本就已损失21%，接着不得不再度被迫转手。[83]因此，尽管有1897年的一拥而入，但并不是皆大欢喜。活动开始了，期望值是巨大的，但条件还没有完全成熟。1897年老公茂纱厂老板所说的“新纪元” ，实际上是在说这句话以后过了差不多15年的漫长时间，才真正开始，“一个国际投资市场上的棉纺织业”才真正成为现实。[84]
在1913年3月上海的一家外国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有关上海棉纺织业的重要评论。文章一开头就兴奋地点出：“本市棉纺织工业的情况，有史以来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光明。” “目前，所有纱厂今年上半年的订货都已足额了，销路非常之好，结账情形很令人满意，价格也很有利。值得提到的一项重要事实是本市纱厂的棉纱，在内地许多市场上排斥了印度棉纱” 。[85]这最后一句话，点明了事情的实质。外国在华纱厂生产的棉纱，排斥了由外国进口的棉纱。“洋货压力远比外资为大”的局面，开始发生变化。
在新的一轮投资高潮中，主角是后来居上的日本。这个后来者的活动表现出如下的特点。
1．强大的财阀背景。
日本在实现自身产业化和进行海外扩张的过程中，财阀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没有大财阀的背景，日本就难以在海外进行大规模的投资。这在棉纺织业中，表现尤其突出。“日商在华纱厂，大都是在华或日本国内的棉花或纺织大会社所投资的，而这些大会社又各以日本大财阀为其母体” 。[86]因此，在华日本纱厂。一般都有一个四级结构的模式。最底层是在华的纱厂，纱厂之上有在华的纺绩会社，其上有在日本的投资会社，最上层是支持投资会社的财阀。例如上面提到的，上海纺纱厂之上有上海纺绩会社，其上是本国的投资公司东洋棉花会社，最上层是支持和控制东洋棉花会社的三井财团。[87]而且财阀又往往是交叉共同投资于一个或几个企业，既互相竞争，又互为支援。
当然，也有个别纱厂不属于这种类型。例如著名的内外棉纱厂，就只有纱厂和纱厂之上的会社两级，会社也无财团背景。但是，人们都知道内外棉进入中国之前，在日本大阪和兵库，已设有一、二两厂，25年以后才来上海进行投资。因此，凌驾纱厂之上的株式会社，既可视为管理纱厂的“在华会社” ，又可视为投资纱厂的“投资会社” ，而会社之上再没有财团，则正说明“势力雄厚”的内外棉本身，就是一个财团实体。
2．资本积累能力的重视
日本纱厂不但重视资本运营的外部条件，而且特别注意资本积累的内在能力。如果说，财阀背景是企业资本运营的外部有力支撑，那么，公积准备则是企业资本积累的内部重要支柱。
缺少财团背景的内外棉，在这方面表现得十分突出。
内外棉最初不过是一家经营印度棉纱贸易的商业公司。当1887年它在大阪创设第一家纱厂时，实收资本不过12．5万日元，到1911年来上海设立第一家纱厂时，资本已上升为187．5万日元，公积亦同步增长为186．1万日元。而在1911～1925年的15年中，实收资本扩大为1325万日元，增加了6．1倍，公积则更超越资本达到1434万日元，使实际可以运用的资本有更大的增加。[88]
内外棉的设厂情况印证了这一点。从它在大阪设立第一家纱厂到最初在上海设厂的25年间，它仅在日本兵库设立过一家纱厂。然而进入中国以后的15年中，却一口气设立了15家纺纱或织布工厂。其间，1911年在上海所设的厂称第三厂，接着1913年设第四厂，1914年设第五厂，均在上海。1916年设第六厂于青岛，1918年设一布厂于上海，称第七厂。同年又收买上海华商裕源纱厂。1919年设第八厂于上海，前一年收买的裕源，则列为第九厂。同年又在青岛设第十、第十一两厂，1921年再设第十二、第十三两厂于上海，同年又在第九厂中加设布厂。1923年设第十四、第十五两厂于上海，1925年在东北金州设金州支店一、二两厂。至此共设厂15家，平均每年一厂。[89]这种速度在世界棉纺织史上也是罕见的。
内外棉的情况虽然比较突出，但日本纱厂对自身内在的资本积累的重视，则并非个例。一位研究日本棉纺织业的专家指出：日本纱厂在“大战以前，每公司平均资本为250万元，公积金为100万元。大战发生后的第一、二年，营业已略有起色，公积金增加了15%。等到大战结束后最兴盛的时候，资本金增到了535万元，公积金增到了243万元，比之前5年，各增1倍有余” 。[90]拿华商纱厂与在华日商纱厂进行比较，论据更加有力。根据20世纪30年代初的统计，华商纱厂资本与公积之比例为1∶0．03，日厂则为1∶0．17，[91]中、日纱厂资本加公积的每厂平均数，在1930年分别为171万元和346万元，[92]在1933年分别为187万元和478万元。[93]上面那位研究日本棉纺织业的专家说：日本企业家非常注意公积金的积累而少分红利，这是一种有长远眼光的做法。相比之下，中国企业那种分光吃光“官利”的传统，证明是一种对企业发展极为不利的做法。[94]专就企业资本积累的内部条件而言，这个结论是可以接受的。
3．投资结构的严密和系统的完善
日本在华棉纺织工厂，不仅着眼于生产的提高，而且重视原料供应和产品运销系统的完善，形成了一个产、供、销一条龙的体制。
在原料供应方面，“由纺织工业界与棉花供给者勾结而成的棉业托拉斯是日本特有的产物” 。[95]日本三大棉花商社——日本棉花会社、东洋棉花会社和江商株式会社，控制和操纵棉纺织厂棉花的供应。在中国，也组成了一个庞大而严密的原棉采购与销售的网络。日棉在中国的分店有13处，东棉有14处，从南到北，从香港、广州，到上海、汉口以至长春、沈阳，都在这网络内。此外，为了扩大棉源，减轻原棉成本，还以中国各地日籍纱厂和上海日籍棉商为骨干，成立了一家印度棉花的专营机构—— “印棉运华联益会” ，垄断了印棉采购的独占权。[96]
在制品的运销方面，日本在华棉纺织业也有其独特的有利环境和优越地位。就棉纺织品的深入中国市场而言，进入20世纪以后，单是水运一项，就有长江主航道上的日清汽船会社，支航道上的湖南汽船会社，[97]以及以外洋航线为主的“大阪商船之于华南各口，大连汽船之于华北、东北各口，久已有雄厚的势力，就是包办全部日商纱厂的水运需要也绰有余裕” 。[98]此外，作为在华棉纺织业后台的日本财阀，也自有其一连串为产销服务的配套设施。如三井财阀除通过日清、丰田、钟渊诸纺绩会社投资于纺织业外，又有东洋棉花与三井物产各支店从事贸易，更有三井物产船舶部投资于航运、码头和仓库，复有三井银行各支店从事金融周转。三菱财阀除通过长崎纺绩、富士瓦斯诸会社在中国设立纺织工厂外，还有三菱商事会社从事贸易的经营，更有三菱仓库会社在上海设立菱华仓库会社，复有三菱银行在上海设立支行，进行资金融通，形成一套完整的供销网络。[99]一言以蔽之，投资系统的完善，这是日本对华棉纺织业投资取得成功的一大有利条件。
4．要高利润和大兼并
日本在华纱厂的高利润和对其他纱厂的大兼并，是它后来居上的两大表现。
日本纱厂的高利润可以从两个角度加以考察：一是日本纱厂本身利润变动的分析，一是日本纱厂和其他中外纱厂利润高下的比较。
从日本纱厂本身看，作为日本在华最大棉纺织公司之一的内外棉，提供了可据以分析的较为完整的材料。从内外棉进入上海的1911年起，到我们所要考察的终点时期1927年止，17年间，公司的利润率超过20%的有15年，超过50%的有8年，超过100%的有5年，集中在1918～1922年间。其中，最高的一年（1920年）达到259．2%（参看表56）。当然，内外棉被认为是日本在华棉纺织业中营业情况最为顺利的一家企业，这样高的利润不可能很普遍，但也并非仅有的个例。以三井财阀为背景的上海纺，它的利润率就不一定在内外棉之下，20世纪30年代以后，甚至越内外棉而上之。[100]可为明证。
表56 内外棉、怡和、大生一厂利润率
续表
资料来源：内外棉：据《内外棉株式会社五十年史》，转引自杜恂诚：《日本在旧中国的投资》，第207页。原统计1914～1922年分上下两期，此处加以平均。其余各年均为下期数字。怡和：据《英商怡和纱厂调查材料》，转引自陈真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第850～851页。大生一厂：据《大生资本集团史》（二稿）油印本，上册，第135～136页，下册，第282～283、310页。
和日厂以外的中外纱厂比较，问题就看得更加清楚了。为了比较是否处于一个水平上，我们选择了两家同样是营业较好的纱厂，与内外棉进行对比。一家是英商怡和纱厂，一家是中国民族资本的大生纱厂一厂。
从表56可以看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争初期，怡和的盈利状况要略胜于内外棉，而1916年以后，则是内外棉占据长期大幅度的明显优势。至于大生一厂，则在全过程中基本上处于劣势地位，即使在它营业鼎盛时期（1922年以前），也未能扭转这种落后的形势。而在1922年以后，大生系统的纱厂一直没有摆脱走下坡路的困境，[101]我们的统计表虽然只有1922年和1927年两年的数字，但与日厂的优劣异势只能更加明显，这是可以肯定的。
日本纱厂的优势地位决定了它的迅速膨胀，也随之出现了它对中国纱厂乃至其他国家在华纱厂的兼并。
中国纱厂是日本兼并的主要对象，它集中在中国棉纺织业两大中心的上海和天津。
在上海的第一批民族资本纱厂中，1894年成立的裕源纱厂是历史最老的厂家之一。它经营了24年，在民族工业繁荣的1918年，却被日本的内外棉收买了去。1895年同时成立的裕晋和大纯两家纱厂，也算是两家老资格的厂家。然而一个在成立后几经转手，于1902年归于三井会社。另一家在1905年也由三井租办，第二年亦被收买了去。它们最后都改换了门庭，成为三井系统下的上海纺绩会社一、二两厂。进入20世纪繁荣的尾声时期，兼并活动又趋于频繁。1920年成立的宝成一、二两厂，成立不过两年，即以负债累累将工厂抵押给日商东亚兴业会社，随后被日商日华纱厂兼并。1921年成立的华丰纺织公司，不到3年也被日华接管。[102]
在天津的第一批民族资本纱厂中，1918年成立的裕元和华新是两个先行者。[103]这两家纱厂后来都成了日本钟渊纺织会社的猎取对象，最后双双变成了钟渊下属的公大六厂和公大七厂。和裕元、华新鼎立的两大华商纱厂——1921年成立的裕大和1922年成立的宝成，都与裕元、华新同其命运。裕大建厂工程方半，资本即已告罄，开工生产前，就背上日商东洋拓殖会社的债务包袱。开工以后，又赖东拓借款，以资周转。终于成立不足5年，就转归东拓经营，“无异为日资所办” 。[104]宝成在成立次年，就因机价未能清偿，归债权人慎昌洋行经理。后来停停办办，始终无力清偿债务。最后还是拍卖给早已吞并裕大的东洋拓殖会社。至此，1927年以前成立的天津六大华商纱厂，除恒源、北洋两家以外，都进入日本纱业资本的囊中。[105]不仅如此，1922年天津华新在唐山设立的一家分厂，由于接受日商的投资，也在后来改为中日合办，“实已成为日资工厂” 。[106]
在吞并华商纱厂的过程中，对于外国在华纱厂，只要有机会，日本纱业资本一概照吞不误。在最先进入中国的4家老牌外国纱厂中，除了德国瑞记纱厂在欧战爆发后转归英国以外，有两家纱厂就没有逃过日本资本的袭击。英商老公茂纱厂在1924年出现较大的亏损，纱厂既无公积准备可供抵补，股东也不愿再为维持企业而增资。结果为钟渊纺绩会社所属的上海绢丝会社收买，成为上海公大二厂。[107]美商鸿源纱厂则早在1918年即出售与日华纺绩会社，改称日华一厂。这个由富士纺绩、日本棉花和伊藤忠商事三个会社组成的日华纺织会社，即由收买鸿源发迹，成为“在华发展之始” 。[108]在此后7年中，由一厂发展为七厂，与内外棉几乎齐驱并驾。
截至1927年，日本在华设立的纱厂，包括兼并者在内，总计在40家以上。[109]纱锭数在129万枚以上，占当时全国中外纱厂纱锭总数的36．7%。布机数近万台，占总数的40%。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前，纱锭的最高峰达到213．5万枚，占全国的41．8%，布机的最高峰为2．9万台，占总数的49．5%（均为1936年数字）。[110]也就是说，中国纺织业的半壁江山是掌握在日本财阀的手里。
应该加以补述的是英国怡和纱厂一枝独秀。我们在上面谈到，最初进入中国的4家外国纱厂，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只剩下怡和一家。其余3家都先后被兼并。
第一次世界大战大伤了大英帝国的元气。老公茂纱厂并入日本钟渊纺绩会社就是一个信号。但是，这个老大帝国终究还有老本“可吃” 。怡和纱厂在日本巨大压力之下，其他外国纱厂纷纷落马之际，不但没有动摇根基，反而增强了实力，这也是一个信号。它仗着自己也有一个强大的后台——资本雄厚的怡和洋行，瞄准时机，把怡和洋行在香港的一家经营不尽如人意的香港染织厂及时转移到上海，改称杨树浦纱厂。[111]又与原怡和洋行买办创办的上海公益纱厂一起，合并怡和纱厂。[112]大大充实了怡和纱厂的基础，也迅速扩充了怡和纱厂的实力。在三厂合并之前的1919年，怡和纱厂已付资本为115万两，杨树浦和公益两厂分别为150万两和75万两，[113]合计为340万两。而合并后，资本立即增为600万两（已付540万两）。[114]而公司的注册资本则为1100万两。营业看好。以报道上海外商行情为主的《中国股份检查书》在1929年就怡和纱厂的行情说道：“1927年必须看做是非常令人满意的一年。因为〔怡和纱厂〕公司是在不断内战、混乱和政治紧张所造成的那么严重的逆境中获得利润的” 。[115]而在这一年前的营业报告中，公司取得了创利润近百万两的记录。[116]
当然这个令资本家看好的前景，并不是英国所有在华的纱厂所能共有的。由安利洋行（Arnhold Brothers ＆ Co．）接收的德国瑞记纱厂，在改名东方纱厂（The Oriental Cotton Spinning and Weaving Co．）继续经营时，却连年出现巨额亏损，[117]最后只得以出卖告终。[118]
总之，20世纪20年代，外国在华棉纺织业中，日本资本独占的局面不但没有改变，而且日益令人注目。
（二）重工业投资中心的船舶修造业
船舶修造是外国在华工业历史较久的一个部门。在这个领域中，直到20世纪初，仍然是称雄海上的英国一统天下。
早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的广州和50年代初期的上海，都出现了修理船只的英籍船坞。到1895年止，上海两家有30多年历史的英籍祥生（Boyd ＆ Co．）和耶松船厂（S．C．Farnham ＆ Co．），都已各自成为拥有资本80万两和70万两的大型企业，在上海造船业中，形成了两强垄断的局面。广州的最大和历史最久的一家船厂——香港黄埔船坞公司（Hongkong and whampoa Dock Co．），此时则已移至英国的殖民地香港，并且兼并了许多小船厂，成为资本达156万元的巨型企业。[119]
甲午战争后，随着对外贸易和航运的扩大，上海外商船厂继续得到发展。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1896年），一个大型的英籍和丰船厂（Shanghai Engineering，Shipbuilding and Dock Co．）在祥生和耶松之外出现，初步改变了两强垄断的局面。进入20世纪以后，上海外商船业资本，一方面有新的生成，形成了新的竞争；另一方面原有的资本垄断，又有进一步的集中，形成了新的垄断。总的形势是：在激烈的竞争中，垄断的趋势日益明显。
新的船厂中，比较具有规模的是1900年成立的瑞
船厂（New shipbuilding ＆ Engineering Works）和1905年成立的万隆铁工厂（Vulcan Iron Works）。[120]这两个工厂都以设备先进闻名一时，瑞
船厂“安装了最新式的设备。其中，包括水力铰钉机、蒸汽工具和电力钻孔机的装置，以利于修理工作的迅速执行，并不惜一切工本以求效率的提高” 。[121]万隆铁工厂“整个工厂机器是由摩托推动的” ，“发电引擎每分钟转550次” 。在“同类工厂中，很少能有这样新式和重型的设备” 。[122]
与新船厂的生成并行的是原有船厂的兼并。就在瑞
船厂出现的同一时刻，原有的耶松船厂正在进行着对和丰和祥生的“吞并” 。在1900年9月耶松船厂举行的股东大会上，主席在致辞中说：“我们已经把东方船坞拿过来了，我应该说，已经把它吞并过来了。它现在已经变成我们企业的一部分了” 。[123]这里的东方船坞指的就是祥生的船坞。而在此以前，和丰船厂已经归并于耶松。[124]通过这一兼并，新的耶松公司定名为S．C．Farnham，Boyd ＆Co．，拥有的财产包括祥生厂、新船坞、老船坞、引翔港船坞、和丰厂船坞、董家渡船坞等。[125]资本扩大到232万两。[126]1906年又进一步改组和扩大，把码头和堆栈业务也包括进来，成为一个拥有资本557万两的超大型企业。[127]它虽然保留了原来的中文厂名，但英文厂名却变更为The Shanghai Dock and Engineering Co．，不再满足以个别的洋行行名称呼自己，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已经控制了这个口岸的所有造船和船坞事业” ，[128]他们已“处于所向无敌的地位” 。[129]
兼并的活动同样发生在新生船厂之间。万隆铁工厂存在不过7年，便于1912年被瑞
船厂兼并。而兼并万隆以后的瑞
，第一年便有了一个使股东兴奋的“好年景” 。“1913年的营业结果说明了万隆铁工厂的合并使瑞
公司得到了好处。股息从1912年的14%，增加到16%” 。[130]到1920年为止，已有8艘货轮下水，不但自制船身，还制造船用引擎。1920年造船6800吨，引擎5500匹马力。1921年国内其他船厂业务清淡，该厂仍造船5800吨，引擎5700匹马力。[131]
此外，适应美孚油公司的需要，美国摩托艇制造业者也有过插足上海造船业的企图。美国的一位驻沪总领事在1913年的一个报告中写道：“如果美国的摩托艇制造业者希望继续和上海本地的制造者竞争，那么，很明显，他们应该立刻采取在上海兴建船坞的政策。”[132]事实上，这个时候上海已有两家船厂兼营或专营这项业务，一是上面提到的瑞
船厂，一是由一家挪威顺亨洋行（Thoresen ＆ Co．）主办的信亨总机器公司（China General Engineering Co．）。瑞
为英国人所有，[133]不闻有美国资本；信亨中是否有美国资本，也难以判定。但瑞
的确为美孚公司修建过几艘摩托驳船，而信亨则对东方摩托艇的要求作了长期的研究。[134]
进入20世纪以后，上海以外的通商口岸，外商船厂的设厂活动也日益引人注意。在日本势力积极入侵的东北，1907～1908年，也就是大连租借权转入日本手中之后二年，在这个口岸先后出现了两个规模较大的日籍船厂——西森造船所和川崎船厂大连分厂。1922年在华北第一大口岸天津，也出现了一家规模不小的英籍东方机器厂（Eastern Engineering Works）。川崎船厂总厂在日本本土神户，1906年曾计划在上海设分厂，未能实现。[135]大连分厂成立于1907年，在开办以后的5年间，首次在大连建成500吨轮船一艘。1912年对船坞进行扩建，扩建以后的船坞可以修理5000吨的大轮船。[136]1923年以后，随着日本势力在东北的增强，作为日本“经营满洲”的“国策会社”——满铁，自己出面建立了规模巨大的满洲船渠会社，以64．3万日元收买了川崎船厂大连分厂的全部资产，随后于1931年9月合并规模更大的大连汽船会社，成为大连汽船会社的船渠部。[137]西森造船所成立于1908年，规模较川崎小，但营业却不稍逊。1919年以一个600员工的中型船厂，修理了72艘各式船只。[138]至于天津的东方机器厂，在1927年以前，也曾有过营业鼎盛的时期。它原为一私人合伙企业，成立以后的第三年（1925），即改为公开的股份公司。以额定资本50万两上市，当年实收资本即达到24万两，全年净利润58672两，利润率达到24．4%。[139]
1895～1927年，这是外国资本在华船舶修造业中活动的鼎盛时期。无论是从船业中心的上海看，或者是从全国的范围看，外商在华船厂的形势，相对于中国的民族资本船厂而言，都处于压倒的优势地位。
在这一时期中，最初和外商船厂发生直接竞争的唯一中国民族资本船厂，是由江南制造局划分出来、以“揽修商家各轮”为主要业务的江南造船所。这家半官半商的中国船厂的出现，立刻触动了外商船厂的神经。他们口头上承认江南造船所“打破一直为耶松船厂所垄断的专利权，受到了普遍的欢迎” ，眼睛里却盯着江南造船所的“大量订货” 。[140]1905年当江南造船所刚刚起步时，各洋商船厂就翻出江南制造局不得修造商船以换取洋厂不准修造兵船的承诺这一陈年旧案，要求清朝商部遵照旧章，否则他们就要以“各洋厂亦须制造军装〔舰〕 ，以免亏折”相要挟。[141]耶松船厂的老板更是气势汹汹，他在1906年的股东大会上威胁说：“如果他们的对手们削价竞争，他们也必须还之以削价竞争。” “如果需要的话，他们在价格上可以比他们的对手降低5%，如果有必要，他们宁愿终年赔本，不要一文股息。他们有的是钱，公司有的是后台，他们最后还是会胜利的。”[142]
事实证明了耶松船厂老板的预料。在进入20世纪20年代前后的几年中，耶松船厂为美国政府承造了轮船27艘，其中1920～1921年间又为英国承造3艘标准C型巨轮，为中国招商局承造2艘优质汽轮，此外还为意大利海军设计制造炮舰一艘。[143]而在同一时期，江南造船所接受的订货合同，最引人注目的，只有美国运输部签订的4艘货轮和3000匹马力的发动机。[144]然而，仅仅这一点，外国人的眼睛就红了。尘埃未定，中国就被认定“纳入世界常年造船国家的行列” ，“对中国这个国家的发展前途，要加以密切注意” 。[145]
值得外国船业资本家“密切”加以“注意”的，当然不止江南造船所。和江南造船所同时起步的，在全国范围内，规模较大的还有1902年成立的上海求新造船厂[146]和1907年成立的汉口扬子机器厂。[147]扬子机器厂以制造“铁路车辆、桥梁、叉轨以及附属物件”为主，兼营小轮船及其附属机件制造，成绩一般。[148]求新造船厂从1907年起开始制造轮船。“翌年，又开始承造浅水轮船，而造船基础已定” 。以后“汉冶萍招商局以及长江、内河各轮船公司皆先后向该厂订造船只” 。[149]总起来看，中国民族资本造船工业，在20世纪初，有一段比较明显的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世界货轮由于遭德国潜艇的严重破坏，急需补充，给上海的造船工业带来了难得的良机” 。1912～1921年海关的十年报告中说道：“上海各船厂5年前只限于制造汽艇、拖驳和少数吃水较浅的轮船。现在的设备能力不但能接受国内公司的订货，而且还能接受外国政府和公司的订货，承造大型远洋轮船” 。[150]这主要是指外商在华船厂，但也包括像江南造船所和求新造船厂这样的民族资本造船工业在内，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中国民族资本的造船工业又注定不能充分地发展。外国资本的优势是一个客观的存在。就在中国民族资本造船工业得到一定发展的20年代初，单是一家耶松船厂的资本就超过包括船厂在内的22家比较大型的华商机器工厂的全部资本。[151]它们承受的压力是可以想见的。与此同时，中国民族资本造船工业本身的弱点也是一个客观的存在。它与国内封建势力和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保持着密切联系。江南造船所为官办的江南制造局所分出，改为商办之后，“官场旧习”尚未见扫除，而经营却已完全处在外国经理和工程师控制之下。[152]唯一得到一些发展的求新船厂，创办者则是一个出身法国银行买办的人物，他有发展民族工业的愿望，却又有依靠外国势力以求发展的幻想。1918年4月，终于将工厂出卖给法国资本家，其后又改为中法合办，厂名也随之更改为中法求新机器制造厂。[153]求新如此，等而下之的小厂更是困难重重。当时间进入20年代中期以后，尽管上海“华资船厂增设很多” ，但在激烈的竞争中窘态毕露。面对强大的外资船厂，只好靠零敲细打的修理散活维持艰难度日的场面。[154]
（三）垄断中国烟草市场的卷烟工业
1902年进入中国的英美烟公司，是垄断近代中国卷烟市场的主角。在1927年以前，英美烟公司在中国卷烟市场上的占有率最高达到82%（1924年），整个20年代后期的年销量都在60万箱上下，[155]按支数算达300亿支，按全国5亿人口计，平均每人每年吸食英美烟公司的纸烟在60支左右。这个数字是惊人的。
在英美烟公司进入中国之前，外国资本在这个领域中已经有过若干试探。在上海，美国的茂生洋行（American Trading Co．）在19世纪90年代初，就曾先后替老晋隆洋行（Mustard and Co．）和美国纸烟公司（American Cigrate Co.）进口美国邦萨克卷烟机，“进行设厂，以便开工制造” 。[156]而实际设厂开工，一直拖到1897年，其中美国纸烟公司资本不过75000两，工人115人，机器10具，“然其常开用者，实不过三四具” 。[157]可知是个小厂。至于老晋隆洋行的烟厂则购机不过3具，[158]规模更等而下之。在东北的哈尔滨，1898年也出现了一家俄商经营的老巴夺烟厂（A．Lopato ＆ Sons Ltd．），这家工厂在1903年以前，还只是一个手工作坊，规模很小。它主要生产俄式的有嘴纸烟，推销范围亦仅限于北满。[159]此外，在华北京津地区，外国洋行也开始了输入卷烟机活动的试探。[160]所有这些活动，对外国建立在华卷烟工业的基础而言，还没有形成气候，离垄断中国卷烟市场的前景，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当然，英美烟公司成立以后，仍然面临着新的竞争者出现的局面。在它把势力伸入东北的当口，立刻引起了日本势力的阻挠。1909年，当英美烟公司在沈阳设立一家分厂时，日本马上在营口设立了一家日生产能力据说达到1000万支的东亚烟草株式会社，[161]“对英美烟公司展开猛烈的竞争” 。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初，日本人还骄傲地宣称：“直到最近为止，在其他任何地方都看不到的激烈的烟草战，在日本与英、美之间一直继续下来。”[162]然而，对英美烟公司的全局而言，日本在东北一隅的活动，并没有构成真正的威胁。
应该指出：英美烟公司的出现本身就是英、美两国卷烟托拉斯为排除竞争而妥协的产物。它在中国的目的就是要以卷烟生产的垄断取代竞争。因此在设厂的同时，即着手剪除英美烟公司以外的外国势力。在1902～1914年这一段时期内，它一面在各地纷纷设立烟厂，一面又对1902年以前在中国出现的烟厂以收购的方式进行兼并。这些被兼并的烟厂，在英美烟公司手中，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不但上海的美国纸烟公司和老晋隆洋行如此，就是远在东北哈尔滨的老巴夺烟厂，转手以后，立刻出现新的气象。当1913年英美烟公司接手之前，老巴夺仅仅“租小房一所，作为工厂，一切机器均系旧式，且不完备” 。接手以后，不到10年，这一落后的小型烟厂，就变成了“基址宽阔、建筑美观、完全备有新式机器”的大型烟厂。[163]
当然，英美烟公司实力的增强，主要还是表现在它的自建烟厂上面。从1903年的上海浦东烟厂起，[164]在以后的22年中，英美烟公司先后在汉口、沈阳、香港、天津、青岛等地建立烟厂9家。[165]还在重庆、昆明等地进行调查、考察，准备“购置地基，以为造烟处所” 。[166]不过计划未能实现。这些工厂，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规模较大，如1908年开工的汉口烟厂，每日产量超过100万支，[167]有的报告甚至说是1000万支，“在规模上是首屈一指的” 。[168]雇用工人“仅女工一项即需用五千名之多” 。[169]二是不断更新。上海浦东烟厂设立之初，机器设备只有卷烟机2部，工人数百人。[170]1907年后“历年逐渐发达” ，但公司仍嫌陈旧，1914年又增设浦东二厂。卷烟机增加到74部，“还拥有一个大规模的、最新式的印刷厂，印刷所有该公司所产卷烟用的包装印刷品” 。[171]汉口烟厂本来规模较大，但也不断更新改进。1910年增设新厂，陆续安装标准卷烟机。[172]三是自成体系，生产上有明确分工。如1909年设立的沈阳烟厂专门收购烟叶，进行压制，供其他烟厂进一步制造卷烟。[173]此后，在大量收购烟叶的产区，还专门设立烤烟厂，以保证卷烟工厂的原料需要。20世纪20年代以后，上海、汉口、天津和青岛各烟厂还附设印刷厂，1922年上海又专设中国装包品公司，1926年更设立红印影片公司，为卷烟包装宣传服务。[174]环绕卷烟销售建立了一系列附属设施，门类齐全，自成体系。
由此可见，英美烟公司为了垄断中国卷烟市场，不仅注重卷烟生产技术和设备的更新，而且注意销售手段的运用。为了开拓卷烟的销售市场，它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销售体制，在销售的监督管理上，实行部（Department）、区（Division）、段（Territory）三级制。[175]最底层的段由遍布各地的销售点构成。[176]由点及面，组成几个区，最后形成总公司下属的几个部。从1914年开始实施到20年代初形成定制时，全国共有5大部，15个区，14个段。如图2所示。[177]
部、区、段的职能总的说来，是“督销”二字，体现在区、段两级的任务中。段设置办事处，“办事处的任务是专门向同行推销商品，将商品运往各地方城市，对同行接洽订货，收集货款，监督段以下的各地方仓库和报告每周、每月的地方情况” 。[178]还根据下面推销员的报告“参考当地人民购买力及人口分布，吸者心理，定出推销办法” 。[179]区设督销员，其职能：一是对经销店的设立和变更，应设在何地，应由什么人开设，成绩不好的经销店应改易何人等问题，“握有最大的发言权” 。[180]一是对所担任的区的商品种类和数量的预算提案及其对销售预定数量，承担“所负的责任” 。[181]通过区、段的双重督销，形成了英美烟公司产品的一个有效的推销网。
图2 英美烟公司的三级推销管理机构
英美烟公司在扩大它的产品销售网方面，还有一个得力的工具，那就是利用中国原有的传统烟草销售系统，建立与中国商人直接打交道的经销制度，由华商就地开辟英美烟公司卷烟的销售点。公司创始人之一的托马斯（J．A．Thomas）从一开始就强调：对一个有4亿人口的国家，“应该尽可能地接近他们并按照他们的观念和这些人做买卖” 。简单地说，“只有两个字，——适应” 。[182]所谓中国的“观念” ，就是在中国商业中已经形成的传统商业习俗、商业制度、商业网络等；所谓“适应” ，就是利用中国传统的商业习俗、制度和网络，为推销英美烟公司的卷烟服务。这种代理经销，最先还只限于个人。在1923年9月的《英美烟公司月报》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具体的事例。《月报》中说：“英美烟公司之在山西及直隶南部之大部分营业，完全由一中国之三和烟公司代理” 。三和经理崔尊三，“少而就商，中年经营商业于保定” 。1907年“在保定承办英美烟公司烟栈，为京汉沿路烟栈之首创” 。1912年“又在河间开办烟栈，营业更见发达。英美纸烟所以得占势力于保定一带数百方里之范围，他烟不得侵蚀于间者，实崔君之力也” 。[183]在天津，有50余年历史的玉盛合号，支店遍直、鲁二省，在1903年被“英美烟公司任之为经理处” ，“经理成绩极佳” 。[184]而1907年在张家口开设德全永号的杨德富，最初“在街市零售烟卷” ，后来经销英美烟公司卷烟，“每日亲到公司批单，银行交款以及桥东栈房起货，均来往步行，日不下二十余里。将所取之货，分与各小贩，且与各分销家竭力提倡英美各种纸烟，结果甚佳” 。被公司派为张家口大经理，“生意日见兴隆” 。[185]在东北辽阳一个叫利顺德商号的经理刘金声，在1905年被英美烟公司委任“经售各种纸烟” 。“其时辽阳风气未开，吸纸烟者寥若晨星” ，“刘君昼夜筹划，竭力提倡，雇用小儿，沿街叫卖，乡间小贩，寄顿出售，等等进行方法，不遗余力” 。销路始“渐见兴旺” 。[186]在偏远的福建和边陲广西、云南，同样有一批长期为英美烟公司推销的中国商号。在福建闽侯，世业商贾的秦松宽1907年应“英美烟公司之聘，充城段售烟员” 。“时下江各镇，纸烟未见风行，经秦君前往推广生意，骤见发达” 。[187]广西梧州的陈泰记，“开设已逾三十载” 。至1906年任公司在梧州的大经理，“自是以后，即极力推销纸烟往乡村各处，提倡鼓吹，迄今十有八载，成绩卓著” 。[188]而云南大理的炳兴祥号主丁煜堂，在代销英美烟公司纸烟的15年中，最初“常躬往省城〔昆明〕 ，本公司购买驮运前来，”进行推销，被公司任为大理府的总代理。[189]
在个人代销的基础上，英美烟公司又将代销制度进一步加以强化：出资与华商共同组织代销公司。其中1921年组成的永泰和烟草公司，是利用这种形式取得成功的样板。永泰和的主持人郑伯昭是长期推销英美烟公司产品的永泰栈老板。在这个基础上成立的永泰和公司，英美烟出了51%的资本，[190]大大加强了永泰和的经销实力，但总经理却是郑伯昭。显然，这是英美烟公司“将一部分重要营业付托华人公司经理之试验” 。[191]取得了远较英美烟公司自己经营运销要大得多的地盘。[192]到1937年，仅永泰和一家的销量就占英美烟公司全部在华销量的28%。[193]
当然，个人也好，公司也好，都脱离不了英美烟公司的控制。因为所有代销华商都必须服从英美烟公司的一项绝对规定，即不许经营英美烟公司以外的“敌牌香烟” 。以个人而言，1923年芜湖市场上的14名经销商中，有7名被英美烟公司取消了经销权，原因是他们“拒绝放弃经营敌牌香烟” 。[194]而永泰和与英美烟的合约中，一上来就规定了永泰和必须遵守的条件，那就是在合约有效期间，永泰和“不得出售任何其他公司的产品” 。[195]
应该指出，英美烟公司对中国烟草市场的垄断，采取了双管齐下的政策，即不但控制了产品的销售市场，而且控制了原料的收购市场。为了达到后一目的，公司采取了一系列的步骤。
首先是对中国的烟叶产区进行广泛的调查，以供选厂地址的参考。从1904年起，公司先后选取了湖北、河南、江西、湖南、吉林、辽宁、浙江、安徽、广东、四川、云南、甘肃、陕西、山东14个省、49个烟叶产区和集散地，进行实地考察。提供了设厂地址的实证根据。例如1905年对汉口的调查，认为汉口是“烟叶产区中民船可通达的最大城市” ，“具有最有利的货运条件” 。[196]因此公司在1908年就在汉口设立了第一个分厂。1911年的一则有关这家分厂的报道说：“在扬子江上的任何一个轮船里面，你可以看到来自附近各省运交到英美烟公司的大包烟叶。走到江边，你就会看到民船装载的货物，全是运交这一家大公司的未加整理的烟叶” 。[197]又如1907年对沈阳的调查，认为那里的烟叶“适合卷烟配方” ，[198]于是专门烤烟的沈阳烟厂就于1909年成立。“它自吉林、开原等地收集烟叶，用机器进行压制” ，然后“运往汉口，制成卷烟。这些卷烟随后又将运回沈阳发卖” 。[199]这些都证明烟叶产地的考察对英美烟公司的设厂选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烟厂和烟叶产区及供销中心的邻近，烟草原料渠道畅通的保持，这是控制原料市场的首要条件。
其次是公司原料基地的建立。这是控制原料市场的重点所在。它围绕着一个中心，即烟叶良种的引进和推广。包含着以下几个步骤：一是向烟农发放美国烟叶良种，在中国烟农中推广良种种植。在山东、安徽、河南等地，公司向“种烟农民免费供应烟叶种子和肥料，并借给他们温度计和烤烟管” 。还许诺“给予最好的价格” 。[200]二是租赁土地，建立公司自己的种子试验站，用示范作为推广的手段。这种试验，在山东威海、青岛、潍县等处曾经付诸实行。[201]三是扩大就地烤烟的设施，以降低流通费用。在1914～1920年间，山东的威海、[202]潍县二十里堡（亦作二十里铺），安徽的门台子，河南的许昌，[203]都有较大规模的烤烟厂的设立。例如二十里堡的烤烟厂，每月复烤能力达到800万磅，[204]生产能力大大超过前此各厂，使这一地区的烤烟厂后来发展成为一个相当巨大的群体。
最后，是以金融的融通加强对烟农的控制。即对于“依靠自力不能种植的农民”予以大量的贷款，而以所生产的烟叶必须卖给英美烟公司为条件。具体的操作，则通过买办来进行。[205]“农民在表面上好像是因为种植美国烟叶获得了好处” ，实际上买办通常以高利贷的手段，赊销烟农生产所需的豆饼和煤炭。在农民出卖烟叶时，不仅将本钱和利息全部收回，而且可以获得高额的利润。给农民“带来的是苦难” 。[206]
然而英美烟公司却顺利地实现了他们的目标。在1915～1924年的10年间，公司收购中国农民生产的美种烟叶，由49万磅上升到5779．6万磅。[207]10年中收购量上升了将近11倍，大大满足了英美烟公司扩张生产以控制中国卷烟市场的要求。
（四）垄断中国大通商口岸公用事业系统的水、电、气工业
水、电和煤气供应也是外国在华的一个支柱产业。一般说来，公用事业起着工业动力供应和居民生活服务的双重作用。具体到半殖民地的中国，这一双重作用给它的出现带来一系列的特点。
首先，在19世纪外国资本主义势力进入中国各项工业领域的活动中，它是属于一个打头阵的角色。之所以充当这一角色，则是由于它适应外国在华建立租界的需要。
五口通商以后，外国租界相继在通商口岸中出现。其中上海迅速取代广州成为外国在华贸易和其他经济活动的中心。租界的建立和扩充，也以上海为最早和最频繁。从19世纪4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将近20年间，英、美、法三国在上海的租界经过一再扩建，已经基本定型。就在这个时候，上海，同时也是整个中国第一家属于公用事业性质的大英自来火房（Shanghai Gas Co．），于1864年出现在英、美两国租界合并以后的上海公共租界之中。[208]其后，在1866年的法租界又出现了法商自来火行（Compagnie du Gaz de le Concession Francaise du Shanghai），1881年和1882年先后又出现了英商的上海自来水公司（Shanghai Waterworks Co．）和上海电光公司（Shanghai Electric Co．）。[209]
当大英自来火房最初出现的时候，上海的外商工厂已经有不下20家，分散在船舶修造、印刷、食品、医药等部门。[210]但是，仔细分析起来，这些所谓工厂，实际上都算不上真正的制造工业。它们有的根本不能归入工业一类，例如1853年设立的老德记药房（J．Llewellyn ＆ Co．）最初只是出售药品，并不制造。1855年设立的埃凡馒头店（H．Evans），显然属于饮食业。有的虽然属于工业，但只是其他行业的附属物，也不能算独立的工业部门。如1843年设立的墨海书馆（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Press），1850年设立的字林报馆（North China Herald Office），一个是教会的印刷所，一个是报馆的印刷机构。而且在19世纪50年代以前，生产设备也非常简陋。例如墨海书馆，“馆中印刷机器拙笨得很” 。“以牛曳之，车轮旋转如飞” 。[211]看来以牛曳之当系实情，而“车轮旋转如飞” ，则显然有些夸张。
不仅印刷、食品、医药等行业如此，甚至当时上海外国工业的主力军——船舶修造厂，最初也是极其简陋，谈不上新式工业的模型。最早的外国船坞“仅仅是一座泥坞，即在河岸上挖的一个空槽” ，“连拉拽船只出入坞门的绳索都没有” ，“坞门里总有一滩淤泥” ，[212]可以想见它的原始状态。
原始状态的改变是在上海公用事业出现之后。根据大量的遗存历史资料，1864年成立的大英自来火房，开始建造时就在汉口路设立厂房，“开业后不到一年半，便把汉口路的机器厂迁移到现在的新闸路的厂址。1891年，购买法租界的法商自来火行以后，规模又有所扩大。[213]到了20世纪，煤气制造厂已具有最新式的机器，每天约能制造300万立方英尺的煤气。“煤气管道长达76．5英里” 。[214]工厂名称也由大英自来火房改为上海煤气公司。[215]如果说，煤气厂建立之初，是为了解决租界街道照明的需要，那么，这个时候，已经扩大到供应工业用气和居民生活所需了。
其次，正是由于公共事业的水、电、气厂本身具有的特殊性质，它所起的作用又有与一般外国在华工业不同的独特之处。一个明显的特征是：它最初都和外国在华的租界当局保持密切的联系，或者径自成为外国租界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继大英自来火房而于1866年成立的上海法租界法商自来火行，就是由法租界公董局董事米勒提议，另外两名董事斯密德和巴朗附议而成立起来的。在自来火行中，米勒被推为经理，斯密德被推为董事长，巴朗和另外的公董局董事都一律成为自来火行的董事，“总之，公董局的董事会全体都兼任自来火行的董事就是了” 。[216]在租界当局的庇护下，自来火行享有25年的专利和8%的专利利益的保证。[217]租界的公董局既是自来火行的主人，同时又是它的主要顾客，两位一体。
比法商自来火行与法租界的两位一体表现得更为直接而彻底的是，1893年由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接办新申电气公司而改组成立的工部局电气处。[218]上海之有电灯厂，始自1882年为取代煤气灯照明而成立的上海电光公司（Shanghai Electric Co．）。1882～1893年的12年间公司经历了两次改组，先是1888年由上海电光公司改组为新申电气公司（New Shanghai Electric Co．），[219]最后是以工部局的直接出面而结束私人商办的局面。[220]从此以后，这家电厂获得了一个空前发展的机会。电厂容量、售电度数和营业收入都呈直线上升。[221]1913年新电厂落成，正式发电，电力用户陡增，成为电厂全部历史上发展最速之一年。[222]当时间进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际，上海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在外国人的眼中，上海的工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工部局电气处的远见与努力” 。[223]外国人为工部局电气处评功摆好，正好说明了外国在华公用事业的双重作用。它的确对上海工业提供了充足的动力来源，但也的确加强了外国租界在中国的地位。
外国在华公用事业所起的特殊作用，远不止于此。如果说，英、法、美等国在上海租界的公用事业中的活动，有巩固和提高外国在华租界的影响和地位的一面，那么，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东北公用事业中的活动，则又前进了一步，使公用事业的发展成为扩张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一种有效方式。
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以后，东北南部进入日本势力范围。以战胜者姿态出现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不惜用一切手段扩大它在“南满”的统治。发展以电气为中心的公用事业，在日本扩张整个统治势力的过程中，占据了一个相当重要的地位。
日、俄战争以前，沙俄在其租借地的大连，已经建立了一所主要供应船厂用电的发电厂。战争结束以后的1907年，作为日本经济活动总部而建立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顺理成章地接受了这座发电所。以此为起点，电力工业就成为日本政府指令满铁经营的一项重要附属事业。[224]
1907～1911年的5年间，在满铁系统之下，除了原来接收的大连发电厂以外，又先后建立了奉天（1908）、长春（1910）和安东（1911）3个发电厂。[225]到1926年“合并南满沿路之电厂而成立南满洲电气株式会社之时，在这一系统之下的发电厂，共计有15家” 。它的发展方针是以大连租借地和铁路附属地为根据，依靠电力供应网向四周附属地以外扩展，达到以下三个目的：“（一）在满洲电气事业所及的广大范围内，使中国当局承认按照以下三种方式经营：1．作为日本方面的事业经营；2．作为中日合办的事业经营；3．由日本方面借款经营。（二）为经营附属地内的电气事业使中国当局承认得沿铁路线在附属地外架设输电线。（三）为了满洲电气事业的发展，使中国官民经营的电气事业同日本方面经营的电气事业保持相互联系，并进行电力的通融和交换。”[226]“希图据此方针伺机向中国内地渗透扩其势力范围。”
在上述三种经营方式中，中日合办是主要的一种。处于南满洲电气株式会社系统下的15家电厂，属于中日合办的就有7家。[227]尽管这些合办电力公司经营并不理想，但这一步骤却并未因此而停止。例如，第一个用满铁名义与中国合资的铁岭电灯局，“为了占领铁岭以外中国内地的电业阵地，从1917年起的几年内，满铁给予铁岭电灯局以贷款，支持它向郑家屯、西安北山城子、窑门、北镇等地扩张势力” 。但“由于设备不良，经营不善或市面萧条，这些电灯公司的营业成绩都不能如意” ，多以亏蚀告终。“偷鸡不成反蚀把米” 。[228]但这并没有停止满铁的接济。“截至1926年3月，满铁通过铁岭电灯局对各中国公司的投资总额已达441577．25元” 。[229]这说明为了政治上的目的，经济利益的暂时牺牲亦在所不惜。先蚀把米，最后把鸡偷过来。例如1906年日本根据交还营口条约而创立的中日合办营口水道电气株式会社，由于经营不利，日本方面的股东相继抛售股票。出于“防止中国方面占优势”的动机，满铁不惜冒亏本的风险，大量购入原属日人的股份，最后扭转了亏损。从1912年起，每年都有4厘～5厘的红利，1923年以后，更进而提高到8厘～1分。更重要的是“满铁通过这个会社，把持了营口地区的自来水、电话和供电事业” ，使交还营口条约成为一纸空文。[230]
但是，这并不是否定外国在华公用事业投资的经济动力。应该说，经济上的动力同样是巨大的。公用事业的丰厚利润同样引人注目，它的利润率有时甚至超过外国在华企业的平均利润。大英自来火房在1894年的账面盈利率高达24．7%，居外国在华各项工业的首位。[231]1900年扩大为上海煤气公司以后，账面盈利率曾经高达27.6%（1903）以至28．6%（1902）。[232]同样，上海自来水公司的账面盈利率，在20世纪初，曾经达到过28．2%（1907）以至29．4%（1906）。[233]这在所有的外国在华工业企业中，都是罕见的。
高额的资本利润和快速的资本积累同步。这些后来以巨型企业闻名的水、电、煤气工厂，当其创业之初，资本是小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在上海3家大水、电、气工厂中，开办之初，只有大英自来火房资本额达到10万两，[234]属最大的一家。其余两家中，上海自来水公司是以资本3万两起家的，[235]上海电光公司创办时，资本比自来水公司稍多一点，为5万两，[236]但一直到改组为新申电气公司时，资本实缴不过3万两。[237]然而，它们的成长速度却是惊人的。到1928年止，这3家公司的资本分别达到250万两、[238]460万两[239]和34905961两。[240]分别为其最初开办时资本的25倍、153倍和698倍！
原有的迅速扩张之外，新生的又不断涌现。在东北，除了上面提到的日本南满洲电气株式会社的活动以外，北部的重镇哈尔滨和南部的港口大连分别于1918年和1925年又出现了资本为120万日元的北满电气株式会社[241]和资本达930万日元的南满洲瓦斯株式会社。[242]它们的下属机构又难以数计。如南满洲瓦斯株式会社的下属工厂，除大连厂外，至少还有沈阳、长春、安东三厂以及鞍山瓦斯作业所等煤气供应机构。[243]内地的外资公用事业则为数更多，但内情细节多不为人知，记载亦颇多出入，但是，综观全局，应该加以补充的是法、美两国的活动。
法国在上海公用事业中的活动几乎与英国同步。当大英自来火房成立的第三年，法商自来火行即接踵而起。这家煤气公司虽然在1891年合并成大英自来火房，但法国在上海的公用事业并未因此停步。1896年上海法租界自来水厂开始租地设厂，[244]1902年竣工开业。[245]与此同时，法租界电灯厂也由租界公董局创立。[246]1907年前后与法商电车公司合并成立上海法商电车电灯公司（Compagnie Francaise de Tramways et d，Eclairage Electrique de Shanghai），资本300万法郎，[247]自来水厂亦随之于1908年租与法电。[248]其后20年，公司三次增资，加上股票增值，到1928年成为拥有资本5000万法郎的大型企业。[249]
在华北第一大口岸的天津，英、法在公用事业中的活动，也几乎是同步的。英商天津煤气公司（Tientsin Gas Co．）和天津自来水公司（Tientsin Waterwork Co．），分别成立于1890年[250]和1897年。[251]20世纪初，煤气公司发展成为电气兼营的天津汽灯公司（Tientsin Gas and Electric Light Co．），[252]自来水公司则发展为工部局水道处，[253]规模都有所扩大。法商天津电灯房（L’Energie Electrique de Tientsin）成立于1902年，开办时资本不过119000元，[254]1910年获得法租界工部局的专利合同，1912年完成新厂建设。[255]1916年资本扩大为25万元，[256]以后发展成为“天津全市最大的电厂” 。[257]
当然，进入20世纪以后，在中国公用事业中活动的国家，已不限于英、法和日本。例如，1906年，小小的比利时就曾在天津设立了一家天津电车电灯公司（Compagnie de Tramways et d’Eclairagede Tientsin），它的开办资本为25万英镑，按当时的汇率计算，就是一个“约合华币二百五十万元”的大型企业。[258]
然而真正后来居上的力量，是美国大资本在中国的勃起。
1928年8月，美国的电业巨擘国际电气债券股份有限公司（The International E1ectric Bond and Share Co．）通过控股的办法，以8100万两的高价一举买下有46年历史的上海工部局电气处的全部财产。以一个新的上海电力公司（Shanghai Power Co．）的面目出现在上海。这时工部局电气处所属的杨树浦发电厂的发电容量为121000千瓦，全年售电超过5亿度，居中国全国所有发电厂的首位。转入上电以后，这两个数字迅速上升，到1935年，发电容量和售电量分别达到183500千瓦和7．2亿度。各自增加52%和44%。[259]而在资金的筹集方面，又得到以汇丰银行为首的英国资本的大力支持。[260]当然，所有这些都是发生在1927年以后的事情，我们在这里只是点到为止。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