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绅阶层的膨胀和地主绅权的扩张

一、豪绅阶层的膨胀和地主绅权的扩张

农民大起义失败以后，清王朝为恢复和巩固封建统治秩序，极力扩大其封建统治队伍，使豪绅阶层的人数大为膨胀。

所谓“豪绅”，是对有权势的地主官僚总的称呼。按照明清等级制度，豪绅或官绅是不同于“凡人”的特权阶层。根据其地位和享有权利的大小，这个阶层可以分为官僚缙绅（或缙绅）和绅衿两个等级。考取入仕并有职衔品秩的人，亦即一切现任、离任、候补和封赠的大小官员，都属于缙绅等级；凡是获取功名而未作官的举人、监生、生员等，则属于绅衿等级。⁽⁴⁷⁸⁾

这两个等级的法律和社会地位很有差异，缙绅的权势要大得多。但相对于人民而言，它们都属于享有特权的统治阶级。有功名而又入仕的缙绅，固然对人民群众拥有特殊的权势地位；有功名而未入仕的绅衿，可以捐买官位品级，也对人民群众拥有不同程度的权势。在官的有这种地位，退职的，如果是大地主，有钱有势，也有这种地位；就是中小地主，也不例外。这类人物，人们通通称之为“豪绅地主”或“豪绅”。在经济关系上，豪绅或者原先就是地主，或者因入仕搜刮而成为地主。其他地主亦大多受到他们的庇护。因此，在实际生活中，豪绅比严格意义上的“缙绅”和“绅衿”范围要大得多。

太平天国革命前后，清王朝曾经通过各种途径扩大豪绅特权阶层。一是增广“正途”学额，二是推广“捐纳”（捐输），三是封赏“军功”。

在清代，通过考试录取的生员、举人、贡生、进士叫做“正途”。清代后期，一再采取“增广”措施，按各省州县加派田赋银额增加生员和举人的“正途”学额。据统计，太平天国起义前全国的生员学额文武分别为25089名和21233名，太平天国失败后分别扩大为30113名和26806名，⁽⁴⁷⁹⁾分别增加20%和26%。

所有“正途”出身的举人、进士以及由此出身的官吏，都要经过生员考试，因此，可以把历年录取生员数目作为估计全国“正途”人数的依据。太平天国起义前后（以1850年为界）各30年间录取的文武生员人数及其在各省人口中所占比重，如下表。⁽⁴⁸⁰⁾全国生存的生员人数由太平天国起义前的739199人增加到太平天国失败后的910597人，增加了23.2%。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也由0.18%提高到0.24%。

太平天国前后生员人数及其占人口比重变化表

注：①人口数，太平天国前系1842年的数字，太平天国后系1885年的数字。②生员总数中包括后来成为贡生、举人、进士的人数。

捐纳在农民大起义时期甚滥。为了广为招徕，清政府又一再降低捐价。⁽⁴⁸¹⁾这样，地主富户纳捐者愈多。如当时人所说：“其价愈廉，趋之若鹜”；⁽⁴⁸²⁾“家有数金之藏，皆以援例报捐相耀”。⁽⁴⁸³⁾有的甚至“鬻卖田产”、“借贷亲友”以报捐。就这样，没有功名的庶民地主多通过捐纳，跻身于绅衿之列，已有功名的则通过捐纳猎取更高的官阶。捐纳的推广大大加速了特权地主阶层的膨胀。有人估计，太平天国起义前，全国110万绅衿中，约35万属于非“正途”，占32%；而太平天国失败后，全国绅衿增加到145万，其中约53万属于非“正途”，占36%。⁽⁴⁸⁴⁾

特权地主阶层的膨胀情形，因地区而不同。在没有受到农民战争冲击或冲击较小的地区，捐纳人员较多，直隶、四川等省即属此类。四川可能是全国捐纳最多的一个省。1863年，陕西巡抚刘蓉筹办军饷时，曾建议在四川省办捐，一次就颁发贡监职衔及实官捐照11000份。⁽⁴⁸⁵⁾还有的地区，由于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大发横财，捐纳人员也相应增多。如湖南某些州县，参加湘军的文武官佐，或以掳劫致富，或因冒饷起家。他们除买田经商而外，就是替子孙捐买官爵。湘乡、善化等县，捐纳贡监职衔和实官的动辄数百人。⁽⁴⁸⁶⁾就是经受农民战争冲击、豪绅地主一度没落的地区，保存下来的地主富户也汲汲于功名官爵，力图恢复他们的权势。所以，特权地主阶层的膨胀成为当时全国的普遍现象。

捐贡、捐官，一般都经过捐监，因此可以把捐监作为捐纳人员的基本人数。道光年间，每年捐监人数平均在1万人左右；咸丰以后，历年捐监人数比道光朝增至两三倍以上。有人估计，太平天国起义前，历年生存的纯监生人数约31万，太平天国失败后增加到43万。太平天国起义前，约有4万上层绅士来源于捐监，占上层绅士的33%，而太平天国失败后有10万上层绅士来源于捐监，占上层绅士的一半。⁽⁴⁸⁷⁾至于捐纳虚衔，不一定经过捐监，人数无法估计。有人说，光绪年间，为修颐和园筹款而捐得官衔的就达10万人。⁽⁴⁸⁸⁾

所谓“军功”，是指由于参加军事组织、镇压起义人民而获得官爵品级。这一时期，各省成千上万的人参加了中央的正规军和地方的团练武装，⁽⁴⁸⁹⁾其中许多头目因屠杀百姓“有功”而得官。尤其是湘、淮军将帅的家乡湖南、安徽两省，成了军功人员最集中的地区。湖南军功人员以湘乡县为最多，大小军功1万多人；其次宁乡县，军功凡2600多人，衡阳、湘阴等县，军功亦各在1000人以上。⁽⁴⁹⁰⁾据此估计，全省军功约有五六万人。安徽军功集中于皖中、皖北各州县，如庐江、怀宁、舒城等县，每县皆数百人，较少的州县也有数十人。⁽⁴⁹¹⁾全省合计当在2万人左右。其他各省州县，军功多寡不等。如河南宁陵县，仅团练保举一项即达74人。⁽⁴⁹²⁾江苏句容县，荐举的50人中大都是军功。⁽⁴⁹³⁾四川成都县，咸、同年间阵亡武官109人，⁽⁴⁹⁴⁾与生存者合计当不下数百人。广东顺德县，四品以上武职即105人，⁽⁴⁹⁵⁾五品以下军功人员当为数更多。西北、西南、鲁、豫、江、浙、鄂、赣等省区，或长期鏖战，或邻近战区，军功人员亦当为数不少。清代后期，全国军功人数缺乏具体记载，可能在10万人以上。

由此可对全国官绅人数作一个大致估计。太平天国革命以前，军功人数不多；至于历年生存生监人数，捐监以30万计，“正途”以70万计，合计不过100万人。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以后，历年生存官绅人数，“正途”以90万计，捐纳以130万计，军功以10万计，三项合计约为230万人。⁽⁴⁹⁶⁾比太平天国革命前增加1倍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在豪绅地主阶层膨胀的同时，这个阶层的内部构成也发生了变化，即缙绅等级的人数大为增加。前述军功人员固然都有品级，都在缙绅等级之内，就是监生和生员也多通过捐贡和捐官挤入缙绅行列，改变他们的门第。有人估计，太平天国起义前，全国110万绅士中，属于较高等级的为12万人，占11%，而太平天国失败后的145万绅士中，属于较高等级的为20万人，占14%。⁽⁴⁹⁷⁾

缙绅等级队伍的扩大，表现为现任官吏及候补官员的增加。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及以后的数十年间，大量新增衙门，从而增加了不少官吏。如漕运则于粮道之外，新设海运局，下又分设省局、沪局、津局诸名目；税务则于关差之外，增设牙厘局，下又有总局、分局、总卡、分卡诸名目；盐务则于运使之外，增设纲盐局、督销局、盐厘局；财政则于藩司之外，增设交代局；刑案则于臬司之外，增设清讼局、发审局、候审所等机构。此外还有其他各种局所，几乎“每办一事，即创立一局”。⁽⁴⁹⁸⁾因此，各省大小局所往往数以百计。局所内部的官缺更是五花八门。诸如总办、帮办、会办、提调、随员以及总局委员、分局委员、差遣委员、司事委员等，不一而足。这还只是有正式品级的官吏。为了给没有品级的在籍绅士以一官半职，又增添“采访”、“印书”、“修志”、“慈善”以及“施医”、“民更”、“清街”、“浚湖”之类的名目，务使那些“罢官归里之人，以及钻谋之寒士，皆得有所栖止”。⁽⁴⁹⁹⁾就这样，“绅”在不断地跻身于“官”，导致官僚队伍的扩大。仅浙江一省，上述局所，“已有数百，而在局之人，自官而绅而丁役，何止数千”。⁽⁵⁰⁰⁾同时，原有机构的闲散官员也在增加。中央各部门的额外官员，少则数十，多则至数百。⁽⁵⁰¹⁾至于候补官员，就一省而论，有的候补道多至百人，候补州县官多至千人，候补丞佐更难以估计。以前每省现任官佐不过数百，现在等缺候补的官佐多至数千。⁽⁵⁰²⁾

随着官绅阶层的膨胀，豪绅地主的权势也大为扩张。

前面说过，豪绅地主内部区分为缙绅和绅衿两个等级。它们各自享有程度不同的特权，缙绅和凡人相比，在法律上享有不受侵犯的特殊权利。“凡人”殴詈缙绅，要加重判刑。缙绅与“凡人”发生诉讼案件，无须亲自出庭，可由家人代理；犯罪受审，可免受肉刑；即使判刑，也可用罚俸或缴纳赎金赎免。绅衿虽然从“官”、“民”界限来看，属于“民”的范畴，在同“凡人”发生刑事诉讼案件时，没有明文规定他们具有特殊的法律地位，但还是不同于“凡人”，如诉讼不受拘押，不必亲自出庭，轻罪可以纳赎，重罪流放，予以地区上的照顾，等等。在赋役方面，缙绅和绅衿都享有优免权，官职和品位越高，优免额越大。由于缙绅和绅衿的特殊地位，特别是同官府的相互勾结，使他们能够获得许多非法的特权，乃至发展为左右官府，包揽钱粮，干预词讼，武断乡曲。在整个封建时代，皇帝是“依靠地主绅士作为全部封建统治的基础”的。⁽⁵⁰³⁾在封建政权遭受危机时，更要从地主豪绅那里寻求支持力量，而这又必然造成地主绅权的扩张。太平天国战争时期及其以后的情况，正是这样。

地主豪绅权势的扩张，表现在很多方面：

首先是兴办和控制镇压农民的团练武装。从咸丰年间开始，凡农民起义波及地区，都普遍兴办团练。例如湖南平江县，四乡成立团局147处，由士绅充当团总团佐。⁽⁵⁰⁴⁾安徽凤台县的团练由90多个士绅主持。⁽⁵⁰⁵⁾浙江新城县，各乡设局办团，抽丁五六万，地主豪绅权势大增。⁽⁵⁰⁶⁾山东省堂邑县，全县有十五六个团，每团管辖二三十个村庄，团长都是地主豪绅。⁽⁵⁰⁷⁾其他各州县，豪绅地主掌握团练武装的情形大致相似。而且，各地区间的团练武装互相纠联。如江、浙、皖一带，即“联团数百里”。⁽⁵⁰⁸⁾

上一节已经提到，清政府为了加强对人民的镇压，授予团练以诛杀之权，遇有违犯封建法纪的所谓“暴乱”行为，都由“团练绅民合力缉拿，格杀勿论”。⁽⁵⁰⁹⁾地方绅士乘机勾结官府，压迫百姓，扩大自己的权势。1882年，文硕奏报说：“近年绅士居乡，多不守法，……其病源于咸丰年间办理团练。彼时军务之责是绅士与有司共任之，……而自此滥觞之后，历时既久，习不为怪，彼此效尤，几同常例。”⁽⁵¹⁰⁾此种情况，据说河南、安徽、湖广、四川等地“大率有之”。⁽⁵¹¹⁾其实又何止上述四省区。

地方豪绅权力之大，不仅可以将他们的意图上达督抚大吏，而且可以直至中央。州县官吏的命运，如禄位之久暂，官爵之升降，每取决于地方绅衿和居乡缙绅之喜怒。州县官吏只有对豪绅地主百般顺从，任其所欲，才能取得他们的欢心，得以官运亨通。否则就要遭到他们的反对，以致公私“在在掣肘”；⁽⁵¹²⁾甚或捏造事实，“蜚语中伤”，使不得安于其位。⁽⁵¹³⁾因此，有人得出结论说：“官与绅相角，而官恒负。”⁽⁵¹⁴⁾

第三是干预和把持地方司法权。上节提到，按定例乡约保甲并无刑罚权，太平天国失败后，保甲滥施刑狱。而这种刑罚权实际被控制在被称为“地头蛇”之类的绅董手中。一些地区的情况是，“无论何事，须由绅董讯明曲直，差役不与较，惟命是听，至绅董不能判断，始许禀官”。⁽⁵²¹⁾至于巨绅豪族，对民间诉讼案件，更是“随其亲疏喜怒左右之，视其贿赂厚薄高下之；不仅干谒请托，竟自直入公堂，插言剖判，颠倒是非，几欲两造曲直，凭其一言断定”。⁽⁵²²⁾甚至私设公堂，“擅施刑杖，枉押农民”。⁽⁵²³⁾湖南、浙江以及其他许多地区都不乏此类事例。⁽⁵²⁴⁾如果农民稍有反抗，他们即诬之为“奸盗”，指使地方官吏任意判处死刑。⁽⁵²⁵⁾

第四是掌管地方财政权，横征暴敛，搜刮农民。在农民大起义时期及以后的二三十年间，各省多增设各种财务税收机构，如四川各州县设置“夫马局”、“三费局”等，负责办理田赋加派事宜。这类机构多由地方豪绅主持。还有的地方，豪绅把财政权和武装团练权结合在一起，肆意敲诈。如湖南善化县团练干预本县税收权；⁽⁵²⁶⁾贵州遵义团绅设立公局，制造印簿，直接派捐。⁽⁵²⁷⁾各地勒索农商的厘局，也多操诸地方豪绅之手。⁽⁵²⁸⁾财政权的控制，反过来助长地方豪绅政治威风的嚣张。如四川合江县局绅，“狐假虎威”、“睥睨一切”；⁽⁵²⁹⁾东乡县局绅，依仗权势，“妄预官事”；吉林绅士于焯，“设立税局，擅理民词”。⁽⁵³⁰⁾如此等等。

最后是把持地方垦政权，掠夺农民。农民起义失败后，有些州县成立了清产招垦之类的机构，西北回民起义地区，东南太平天国起义地区，都不例外。所有这类机构，都操纵在豪绅地主之手。据1882年记载，在农民起义地区，凡招民复业垦荒事宜，如领田、清丈、升科等手续，必须先向主持垦务的豪绅办理，州县官畏其权势，任从他们把持。否则，“官不能收赋税，民不获事耕耘”。⁽⁵³¹⁾地方豪绅每利用清产招垦，肆意勒索规费，侵占农民土地。

总之，地方豪绅控制着武装、行政、司法、财政、垦政等地方大权，他们实际上掌握着基层政权，执行地方官的职能，地方政令“不为刁绅所搅，即为巨室所钳”。⁽⁵³²⁾在这里，他们兼具绅士和官吏的双重身份。而“朝廷命官”也是为这些绅士服务的。

此外，地方豪绅还大力推广宗族制，增强族长权力，把族权和政权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如湖南曾国藩就令零陵筹建“族团”，⁽⁵³³⁾蒋德钧也向湖南巡抚陈宝箴建议加强“练族”等。⁽⁵³⁴⁾所谓“族团”、“练族”，就是把团练武装和宗族制融合为一，族长一身而两任。李鸿章的幕僚冯桂芬则建议将保甲与宗族制相辅而行，⁽⁵³⁵⁾也是企图把两者融合起来。所有这类建议和措施，其目的在于加强豪绅地主对宗族的控制，以发挥族权的作用，把宗族变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一股政治力量。豪绅地主亦借此扩充自己的权势。

就在这个时候，长江流域以南各省豪族大姓，加紧建置族田、义庄，企图通过“抚恤”之类的“慈善”手段，巩固宗族，借以达到约束、控制农民族众的目的，发挥地方官吏所不能发挥的作用。咸丰年间，湖南湘阴县邵河清等，其后平江县施连发等，相继聚众暴动。各姓豪绅，或令各房长逐户清查，对族众实行约束；或纠合族勇将族内参加暴动的人扭送官府。⁽⁵³⁶⁾宗族制度成为豪绅用以约束、制裁农民族众的工具。

就这样，在相当一部分地区，豪绅地主不但把持了地方军权、政权和财权，也恢复和扩大了族权，加强了对农民的统治地位。当然，如前面所提到的，各个地区绅权扩张的程度不同。某些地区，尤其是经过农民战争严重冲击的地区，地主绅权或明显衰落，或虽有恢复，但尚未达到农民起义以前的程度。而另外一些地区，如四川、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台湾和直隶等省，安徽中北部各州县，江苏北部和南部的苏州府属，以及山东、河南某些地区，或由于农民战争期间豪绅地主不曾受到严重冲击，或由于团练军功人员较多，或由于地权比较集中，地主绅权都明显地扩张了。地主绅权的这种变化，势必对战后的土地占有关系产生重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