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发展与民族经济

可持续发展，是人类为解决当前面临的全球性的资源和环境问题，使人类社会能够正常生存和持续发展提出来的一种全新的发展思想，这一思想的提出为传统经济发展理论注入了新的活力。它使人们意识到在经济发展、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做到资源的永续利用和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不仅要谋求经济的发展，而且要谋求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以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共同发展。因此，作为处于我国区域经济格局中欠发达的民族地区，在新世纪的发展中，必须将资源、环境、人口与经济协调持续发展作为发展的主旨，并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一、可持续发展的概念

可持续发展一词，最初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些发达国家的文章和文件中使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召开前后，各国的政治家、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生态学家和环境学家各自从不同的属性和角度对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论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提出了多种可持续发展的定义。1987年，挪威首相布兰特兰夫人（Gro Harlem Brundtland）主持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对世界重大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进行系统调查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长篇专题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标志着可持续发展观的正式形成。布兰特兰对可持续发展的定义是：“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要的能力的发展。”这一定义具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是人类需求，特别是世界上穷人的需求。二是环境限度，人类如果突破环境限度，必将影响到自然界支持当代和后代人生存的能力，环境满足现在和未来的各种需要的能力是有限的。布兰特兰提出的这一概念在最一般的意义上得到了广泛的接受和认可。1989年5月联合国环境署第十五届理事会通过了《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声明》，该声明认为，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系指满足当前需要而又不削弱子孙后代满足其需要之能力的发展。”1992年6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21世纪议程》，这标志着可持续发展观从理论走向实践，标志着人类历史进入可持续发展的新时期的开始，使可持续发展成为世界各国现代发展的主导潮流。正如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秘书长在《21世纪议程》的序言中所指出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光靠自己的力量取得成功；而联合在一起，我们就可以成功。全球携手，求得可持续发展。”

按照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任何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必须坚持兼顾眼前发展和保持发展可持续性两方面的需要。而发展的可持续性则要求在眼前的经济发展中对生态环境给予很好的保护；对资源的开发利用要做到尽可能增加其附加值和利用价值，尽可能进行节约和集约化的开发利用而不至于造成资源的浪费与枯竭；在人口总量的控制和人口素质的提高方面要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实现两种生产间和谐有序的良性互动。

1994年3月，中国国务院批准了《中国21世纪议程》。这是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制定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计划的指导性文件，同时也是我国履行联合国环发大会文件的实际行动。我国的“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已经明确提出了在中国未来发展中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江泽民总书记也在中共十五大的报告中再次对此加以重申。

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可持续发展的内涵所体现的原则有：

1．公正性原则。为了当代人和后代人的利益，保护和利用环境及自然资源必须注重公正性。可持续发展不仅要求代际公正，即当代人的发展不应损害下一代的利益，而且要求代内公正，即同一代中一部分人的发展不应当损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然而，这两种公正性的维护，现在都做得很不够。一方面，当代人对资源的过度使用和浪费，剥夺了子孙后代公平享用资源的权利。另一方面，在一个资源有限的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对资源的挥霍性浪费，限制了另一些国家和地区公平地享有资源的可能性，特别是发达国家对各种资源的高消费，已经高出不发达国家人均水平的许多倍，这也是不公正的。同时，一些国家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常常引起另一些国家的环境质量下降和人的健康遭到危害，这特别表现在相邻国境的河流和海域污染，酸雨和大气污染，乱伐森林引起的火灾和土壤沙化，有毒物质的运输和处理等。

由此可见，可持续发展不仅要实现当代人之间的公正，而且也要实现当代人与未来各代人之间的公正，向所有的人提供实现美好生活愿望的机会。各代人之间的公平要求任何一代都不能处于支配地位，即各代人都应有同样多的选择发展的机会。这是可持续发展与传统发展模式的根本区别之一。

2．可持续性原则。可持续性原则的核心指的是人类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不能超越资源与环境的承载能力。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是资源和环境，离开了资源和环境就无从谈起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人类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必须维持在资源和环境的承受能力的范围之内，以保证发展的可持续性。资源的永续利用和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的保持是人类持续发展的首要条件。可持续发展要求人们根据可持续性的条件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在生态可能的范围内确定自己的消耗标准。要求人们在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要补偿从生态系统中索取的东西，使自然生态过程保持完整的秩序和良性循环。

3．共同性原则。由于各国历史、文化和发展水平的差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具体目标、政策和实施步骤不可能是唯一的。但是，可持续发展作为全球发展的总目标，所体现的公正性和可持续性原则，则是共同的。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上，地球的整体性和人类的相互依存表现了人类根本利益的共同性、人类努力的共同性和人类未来的共同性。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总目标，要求世界各国采取共同的联合行动。“只有为了共同的利益，对公共资源的调查、开发和管理进行国际合作和达成协议，可持续发展才能实现”。这里隐含着这么一个深层次的内容：可持续发展是全人类共同发展的问题，任何国家和区域的经济发展都必须以全球性的可持续发展为前提，以可持续发展为基本方针，实现某一国或某一区域的发展。

总之，可持续发展概念内涵极其丰富，就其社会观而言，主张公平分配，既满足当代人又满足后代人的基本需求；就其经济观而言，主张建立在保护地球自然系统基础上的持续经济发展；就自然观而言，主张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这些观念是对传统发展观的挑战，并为人类谋求新的发展模式和消费模式从而形成新的可持续发展观奠定了基础。

三、可持续发展观的特征

传统发展观以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和由此产生的工业文明作为现代化实现的标志。其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的表现就是追求高GNP和高增长速度，认为GNP高的国家就是经济强国，人均GNP多的国家就是经济成功或繁荣的国家，GNP增长迅速高的就是经济上取得快速进步的国家，因此，追求GNP的增长就成了国家经济发展的唯一目标和动力。显然，这种单纯片面追求GNP增长的发展战略所带来的一个严重后果是：环境急剧恶化，资源日趋短缺，发展最终将难以持续而陷入困境。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传统发展观下的经济增长没有建立在生态基础之上，没有确保那些支撑长期增长的资源和环境基础受到保护和发展，相反，有的甚至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求得发展，其结果导致生态系统的失衡或崩溃，最终使得经济发展因失去健全的生态基础而难以持续。可见，传统发展观实质上也是一种产值增长观，它所表现的经济繁荣带有很大的虚假性。

可持续发展观的主要特征强调的是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追求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其核心思想是，健康的经济发展应建立在生态持续能力、社会公正和人民积极参与自身发展决策的基础上，它所追求的目标是：既要使人类的各种需求得到满足，个人得到充分发展，又要保护生态环境 ，不对后代的生存和发展构成危害。它特别关注的是各种经济活动的生态合理性，强调对环境有利的经济活动应予鼓励，对环境不利的经济活动应予摈弃。在发展指标上，不单纯用GNP作为衡量发展的唯一指标，而是用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生活等多项指标来衡量发展。这种发展观较好地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有机地统一起来，使经济能够沿着健康的轨道发展。

可持续发展还具有以下特征：（1）可持续发展尤其突出强调的是发展，把消除贫困当作是实施可持续发展的一项不可缺少的条件。尤其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第一位的是发展，只有发展才能解决生态危机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也才能最终摆脱贫困。只有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实现可持续性才能具备必要的物质基础。（2）可持续发展认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互联系，不可分割，并强调把环境保护作为发展进程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衡量发展质量、发展水平和发展程度的客观标准之一。没有稳固的资源基础、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人口数量与质量的协调发展，经济发展是难以保持迅猛前进的势头的。因此，越是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情况下，越要加强环境与资源保护，以获得长期持久的支撑能力。（3）可持续发展还强调代际之间的机会均等，这一代人不能滥用自己的环境权利，不能一味片面地追求自身的发展和消费，而剥夺了后代人理应享有的发展与消费的机会。（4）可持续发展要求人们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要求人们在生产时要尽量地投入、多产出，在消费时要尽可能地多利用、少排放。因此，必须转变过去那种靠高消耗、高投入、高污染和高消费来推动和刺激经济高速增长的发展模式，鼓励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来促进经济增长的新模式。

随着我国开发的战略重点西移，可持续发展对于西部欠发达的民族地区，具有更为特殊的战略意义。因为，作为处于我国区域经济格局中后进地位的民族地区，在今后的发展中，能否将经济社会协调持续发展作为发展主旨，将关系到能否实现其地区经济跨世纪发展的根本问题。

我国民族地区的许多地方由于社会、历史和自然的原因，生态环境乃至人类的生存环境十分恶劣，生态系统十分脆弱。资源虽然丰富，但肆意开采也容易造成过度浪费与耗竭。资金紧张与科技落后也使得资源的利用效率相对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落后，更难以同发达国家的水平相比。资源开发利用的集约化程度低，造成的环境污染更为严重。民族地区经济结构中第一产业的比重较高，因而对资源基础和生态系统造成的压力和对资源基础造成的过度开采就更为严重。同时，民族地区由于人口素质较低，一方面造成了合格劳动力供给不足，各种人才奇缺，难以支撑经济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却大大高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人口的过快增长使贫困现象难以彻底根除。

总之，资源、人口、环境压力较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更为严重，实现可持续发展在民族地区显得更为迫切，更为必要。

一、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

长期以来，在许多人的观念中，自然资源具有无限的性质，似可任意掠夺，无需限制，也不需补偿。人们对资源的长期掠夺和对环境的缺乏自律，已使土地不勘重负，生态处于崩溃边缘。西部民族地区长期以来，生态环境破坏较为严重，草场退化、土壤沙化、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加剧。随之而来的是灾害频繁、降水减少、河流干涸、地下水陡减，生态失衡成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最大障碍，严重影响到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持续发展。

由于森林过伐严重，森林面积减少，目前，民族自治地方森林覆盖率只有9.5%，低于全国13.4％的水平。西北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植被更为稀少，森林覆盖率仅为1%，且再生能力差，生态环境恶劣而脆弱。干旱的沙漠、半沙漠和戈壁荒漠分布较广。加之最近二三十年来对耕地、草场和林地的过垦、过牧、乱砍滥伐等人为破坏，出现了水土流失、土壤沙化、盐碱化；干旱及季节性的洪涝、冰雹、霜冻、风沙、干热风、沙暴、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频繁。近年来内蒙古西北出现沙暴，新疆塔里木河中下流、宁夏西海固等地区土地沙漠化日益严重，青海牧区草场大面积退化，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北民族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这里以宁夏西海固地区的同心县为例，宁夏同心、盐池等县乱采滥挖甘草、破坏草原十分严重。据调查，1980-1991年，同心县仅挖甘草破坏草原面积累计达297万亩，农田约4.5万亩；同时，二等以上甘草从1985年的70％下降到20%，甘草产量从1983年的63斤／亩下降到15斤／亩。甘草是优良的牧草资源，是畜牧业赖以生存的重要物质基础。目前，全县有甘草草原54万亩，主要分布在下马关、韦州、新庄集、纪家等部分乡镇，面积约占北部四乡镇草原总面积的11%，占全县草原总面积的8%。 1991年以来，由于持续干旱，旱作区粮食大减产甚至绝产，在严酷的自然条件下，部分农民群众大多迫于无奈，法制观念淡薄，只注重眼前利益，忽视长远利益，对甘草资源采取掠夺式经营，到处乱采滥挖，毁坏草原和农田。据调查，挖甘草的坑深的有1.2公尺，浅的也有50-60公分，直径5-6公尺，小的也有1公尺，每坑直接挖土和变土面积5平方米。挖1公斤甘草直接破坏草原0.01亩，若按破坏1亩草原间接造成草原沙化、退化2亩计算，那么挖1公斤甘草则直接和间接地破坏草原面积0.03亩。因乱挖甘草使48万亩甘草草原遭到了彻底破坏，占全县甘草草原面积的89%。乱挖甘草，使草原严重退化。全部草原恢复需4-5年，有的地方需10年以上。因乱挖甘草引发的民事纠纷时有发生，甚至发生打死人的事件。这种人为的破坏草原，加剧了生态环境的恶化，干旱和沙暴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

在西南的少数民族地区虽然可资利用的资源极为丰厚，但也存在明显的生态环境恶化问题。据研究，近年来长江流域频繁发生的洪灾与上游植被严重破坏导致生态环境失衡有直接的关系。

地处长江上游的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由于森林资源采伐过量，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据了解，从1958- 1994年，全州累计生产木头2100多万立方米。近年来，每年森林消耗量在480万立方米，而年生长量仅290万立方米。这样一来，致使大渡河流域已无开采资源，雅砻江流域的森林资源也面临枯竭。森林生态系统遭受破坏后，水土流失面积，居四川省的第一位。随着江河泥沙含量增多，使许多水库、电站泥沙淤积，造成巨大的灾害损失。据一项统计表明，甘孜州每年注入长江的泥沙约7亿吨，对中下游地区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金沙江是长江上游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据四川、云南两省水土保持办公室提供的数据，流域内43个县（市、区）水土流失总面积为48877平方公里，占流域总面积的56.7%。流域内流失面积占总面积70％以上的有四个县，其余多在60％左右，流失严重的地区，主要集中在山高坡陡、切割破碎的金沙江河谷及其两侧支流的中下游河谷地带和人口密集的平坝周围山地。云南省元谋县由于严重的水土流失，因差异侵蚀，甚至形成大片的千姿百态的土林。水土流失加重了泥石流、崩塌、滑坡、泄淄等自然灾害的经常性发生。水土流失还导致水利工程的淤积严重，效益明显降低。据云南省楚雄州48座中小型水库的调查，年淤积率为总库容的0.81%。云南省昭通市勇丰水库等13座水库，平均每年减少库容近百万方。据林业部门统计，金沙江流域有林地面积2290.5万亩，占总土地面积的17.1%。由于只利用，不管理，森林锐减，草场也严重退化，载畜力低。据调查，凉山州平均每9.5亩才能载畜1只羊单位。云南省昭通地区近30余年来毁林开荒扩大的耕地即达300万亩。这些新增的耕地大多为陡坡地，不少地区形成“山有多高，地有多高；上有多陡，地有多陡”的局面。而且由于这些地方水利化程度不高，抗灾能力不强。昭通地区水资源利用率仅为4.1%，有效灌溉面积仅占总耕地面积的14.6%，旱涝保收面积仅占总耕地面积的9.1%，大大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生态失衡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一是农作物的低产、低效益。过度开发西部民族地区使本身脆弱的生态极易发生灾害，而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要是靠天吃饭，这使农业生产始终处于低投入-低产出-低效益-低收入的恶性循环之中。二是畜牧业严重萎缩。由于过度放牧、过度开垦造成草山草场退化，畜牧业的发展已失去基础，加剧了贫困化程度。三是产业优化受阻。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实现产业升级，必须以雄厚的农业发展为基础，但农业又恰恰是民族地区经济的薄弱环节之一。四是人口素质难以提高。西部民族地区生态失衡、环境污染造成生存环境质量下降，空气、水质、食品等不符合卫生标准，元素不达标，长期下来不仅影响人们的健康，而且还会造成人的智力下降。

二、低下的人口与劳动力素质

人口与劳动力素质，特别是文化科技素质低下是制约民族地区发展的另一重要因素。也严重制约其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目前，民族人口的发展现状具有人口数量增长较快、年龄结构轻、抚养比偏高、人口身体素质、文化科学素质及思想道德素质尚有差距等特点。这些特点无疑给民族人口未来的发展带来了不利的影响。这是因为：具有能动作用的劳动力在维持系统平衡和协调运行以求得可持续发展中具有主导地位和关键作用，而素质低下的人口和劳动力则对系统运行产生负面的影响和作用；处于16—49岁生育年龄段的人口，特别是妇女人口文化科技素质低势必形成很高生育率和人口出生率，在国家对少数民族实行较为宽松的计划生育政策条件下引起民族地区人口的激增。反过来，人口的过速增长会加剧经济社会发展的滞后和贫困状况，引起人口一经济一社会子系统的恶性循环；低素质的人口和劳动力资源难以形成区域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能与资源相匹配的人力资本，从而造成经济系统运行中的高投入，低产出，经济效益差的状况；文盲人口多，文化程度低的劳动力很难通过教育宣传建立环境保护意识。事实上，西部地区近几十年来生态环境的人为破坏，森林、草场的大面积缩减与退化，以及对地下矿物滥施开采，环境污染等，无不与民族地区人口和劳动力文化科技素质低且无环境保护意识有很大关系。

可见，继续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数量，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全面提高人口素质，这是促进民族地区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实现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关键。人口增长率越低，人口对环境的压力就越小，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就越大；反之则相反。

三、艰难的扶贫攻坚

由于历史、地理和自然的原因，民族地区生产力的总体水平还很低，扶贫工作仍十分艰巨，贫困面大，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高。从贫困面看，全国列人《八七扶贫攻坚计划》重点扶持的592个贫困县中，民族地区就有257个，占43.4%，全国8000万贫困人口中约有一半在民族地区。从贫困程度看，全国贫困县中最困难的人口近80％在民族地区。到1998年底，全国没有解决温饱的农村贫困人口还有4200万人，他们当中，一部分是不适合参加生产劳动的残疾人和社会保障对象，需要家庭供养和社会救济。还有一部分人生活在自然环境十分恶劣的地区，特别是偏远山区和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缺乏基本生产生活条件，有些需要搬迁移民，不可能在短期内全部解决温饱。现在剩下的贫困人口，贫困程度深，生存条件差，是扶贫攻坚了难啃的硬骨头。由于受国际经济形势的影响，市场环境发生变化，农产品销售不畅、价格下跌、乡镇企业发展速度减缓、效益下滑，农民劳务输出困难。加上近年来部分地区遭受严重的洪涝灾害，给扶贫攻坚增加了新的困难。可以说扶贫开发，已到了最艰难的攻坚阶段。

消除贫困与可持续发展是统一的整体，不消除贫困就难以持续发展。实现全社会的共同富裕和各地区的协调发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最终目标。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城乡差别和地区差距将会长期存在。但如果少数民族地区解决不了温饱，就会影响整个国家现代化的进程和社会稳定。可见，扶贫开发是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全局的大事，加快扶贫攻坚的力度，就会为民族地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民族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宽松的社会环境。

四、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和产业结构

自50年代以来，西部民族地区忽视了本区域的人口与劳动力、环境、资源与经济发展水平等项条件以及民族、文化宗教等因素，大体上照搬内地省份的经济发展模式，采用高投入、高产出，只求经济增长速度，不讲环境保护，“大干快上”的突进发展方式。经济的增长主要还是靠高投入、高能耗所取得，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和破坏，使生态环境恶化，后续资源日益枯竭，严重地制约着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例如，从工业生产看，1994年内蒙古每万元工业总产值能耗达5.77吨标准煤，而全国仅消耗1.54吨标准煤。从农牧业生产看，目前内蒙古水土流失面积已达2.79亿亩，居全国之首，沙化面积近9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沙化面积的50.6%，并且每年以1200万亩的速度继续扩展；粮食总产量在100亿公斤的水平上徘徊，难以有新的突破，单产仅相当于全国平均亩产的66.2%。其他民族地区也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类似的情况，这种靠拼资源、拼消耗而换来经济的一时增长，是不能长久的。如果仍保留这种粗放型的经营方式，民族地区的资源优势将会日益弱化，甚至变成劣势，不可能转化为经济优势。要改变这种状况，只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集约化的道路，才能使民族地区最大限度地避免资源的浪费和破坏，保护生态环境，促进民族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另一方面，在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下所形成的西部民族地区的产业结构也不合理，不从当地的实际条件和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特点和优势出发，普遍将投资的重点放在工业上，从而使民族地区具有传统优势的第三产业如边贸、农贸、旅游服务等行业难以得到较快发展。而第二产业的发展又往往将重工业特别是机械制造业作为投资重点，对民族地区具有资源优势的轻工业、能源（水电、地热发电）和交通运输的投入则相对薄弱。产业结构和发展重点的决策失误，加上资源配置的不合理，形成民族地区多年来经济效益差，发展无持续性的状况。显然，盲目照搬内地省份的发展模式不但不能使西部民族地区实现持续、健康的发展，反而造成经济一环境综合效益低下，欲速不达的结果。

这里以青海为例。青海省是一个资源富集的多民族省份。1990年，龙羊峡128万千瓦水电站建成后，青海潜在的水电优势转化为现实的经济优势，并成为全国仅有的几个电力输出省，水电成为青海的优势产业，国外资本也纷纷瞄准这个优势，投资数额迅速提高。据统计，“八五”期间，该省实际利用外资3.6亿美元，引进外省资金6.7亿元，比“六五”期间增加了六倍多。但是这种好局面随着大量高耗能工业项目的上马，并没有维持多久。到90年代末，由于全省高耗能工业一哄而起，造成全省缺电率达到30%,60％的高耗能企业停产，50％的生产能力闲置，经济效益大幅度下滑。全省独立核算的工业企业中亏损面由1985年的12.95％增加到1997年的40％以上，百元资金实现利税由1985年的7.09元下降到1997年的2元左右，地方财政投资建设的比例由1985年的21.99％下降到1997年的6.11%。就其原因在于，青海省在资源开发中存在开发重点过多，投资项目分散，没有抓住“龙头”产业的问题。如列为开发重点之一的盐湖资源，到1997年完成盐湖资源开发大中小型项目30多个，产值达4亿多元（1990年不变价），与油气、有色金属、建材、水电等资源开发项目相比，对盐湖开发的投资较多，但效果又是最差的。1991年，原盐产量达140万吨，而到1995年已减至80万吨，目前这种颓势仍在持续。另外，在开发中伴生资源废弃过多，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据测算，察尔汗盐湖在生产一吨氯化钾的老卤中，同时含有氯化镁11.2吨，氯化钠3.8吨，硼0.03吨，氯化锂0.06吨，以及碘、溴、铷等，其经济价值超过钾的好几倍。1995年，全省采盐业净亏损1546万元，成为全省仅次于机械工业和毛纺工业的第三大亏损行业。盐湖开发的重头戏——青海钾肥厂一期工程自建成以来，至今效益很差，原盐开采的利用率不到30%；镁系列产品搞了20多年，现在尚未形成规模。由于盐湖开发占用了大量投资，相对减少了其它市场前景好，效益高的资源开发的资金投入，致使资源开发整体效益较差，如市场前景好，无污染的黄河上游水电资源开发的投入相对较少。电力紧缺是青海目前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但目前青海股票上市和正拟发行股票上市的企业中，大部分是高耗能企业，没有一家是电力企业。可见，青海能源基础建设滞后、电力供应紧张的状况，不利于该省经济社会可持续的发展。

青海省的这种情况在其他一些地方都不同程度存在。不难看出，要想打破民族地区已经不同程度存在的恶性循环，唯一的途径是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走区域人口、经济、社会、环境和资源相互协调发展之路。

综上所述，民族地区由于受资源、环境、人口素质的限制，传统产业结构与旧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长期处于人口激增一生态环境恶化一经济落后与贫困的恶性循环之中。因此，走人口一资源一环境一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是民族地区的自身需要和必然选择。

一、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江泽民同志在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上强调指出：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而实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则是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一重大战略的有效形式。民族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不仅是指经济增长，还应包括社会发展与进步。这其中也包括环境保护。如果片面追求经济增长，不注意环境保护，这样的发展是不健康的，也是不能持续的。任何时候都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发展。为此，西部民族地区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即由过去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粗放型经济增长转变为低投入、低消耗、高产出、高效益，生产与环保、治污并重的集约型增长方式。

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是科学总结我国几十年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得出的正确结论，是解决当前我国经济生活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客观要求，也是加快民族地区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逐步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战略措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对于民族地区顺利跨入21世纪，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1979- 1997年，民族自治地方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增长速度为10.7% ,GDP平均递增10.9%，比全国平均增幅高出1.1个百分点。但各省区之间的增长速度又不平衡，地区差异明显。就总体而言，“八五”期间，广西、云南的增长速度较快；内蒙古、新疆的经济增长势头良好；西藏在国家的大力扶持下获得了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青海、宁夏、内蒙古等省区较慢。进入“九五”以来，我国经济实现了“软着陆”，经济增长速度趋缓，但随着国家加快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有关政策措施的逐步实施，西部民族地区的一些省区仍然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西藏、内蒙古、云南等省区的增长速度均高于全国平均增速。

从表9-1可看出，民族地区的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进人了高速增长的时期。对于基础差、社会经济水平较低的民族地区来说，欲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是必要的。但值得注意的是，过高的增长速度未必就是好事，这一点正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认识。区域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不仅需要高增长速度，但更重要的是要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只有高质量、高效益的经济增长才有意义，才能以尽量少的投入创造出更多的财富，满足人民群众日益提高的消费水平的需要。

应当看到，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随着其经济增长，其经济效益亦有所提高。但从总体上来说，民族地区经济效益还较低。主要表现在：农牧业生产基本上仍使用手工工具和畜力，有的地区甚至还保留有刀耕火种、轮耕游牧的原始耕作方式。农产品商品率低，乡镇企业不发达；生产过程的绝大部分环节都由人力畜力完成，农业机械化、现代化水平较低。农业基础设施薄弱且缺乏有效管理，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的能力弱。1996年，民族自治地方农业机械总动力为5053.4万千瓦，仅占全国（38546.9万千瓦）的13.1%，化肥施用量为508.59万吨占全国（3827.9万吨）的13.3%。另据统计，民族8省区农机总动力，每亩耕地化肥用量及亩均拥有动力均位居全国之末。

从工业方面来说，工业经济效益差，大部分企业设备陈旧，管理落后，一些民族省区的工业企业效益指标长期偏低，个别省区反而呈下降之趋势。1994年，民族8省区无论是每百元固定资产原价实现的利税、资金利税率、产值利税率，还是百元销售收入实现利润、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流动资产周转次数，除云南、广西两省区外，其余六省区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差距较大。一些民族省区如青海、宁夏、新疆的工业企业效益指标长期偏低。部分省区的一些经济效益指标长期为负数，最突出的是青海，青海连续四年（1994-1997年）百元销售收入实行利润，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为负数，新疆连续三年（1995-1997年）为负数。青海1996年有五项指标为负数，当年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为-11.38%，工业企业亏损面大。从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来看，1993年，民族自治地方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为27992元，仅为全国的58.53%，其中，国有工业仅为全国的63.33%，集体工业仅为全国的55.25%。

可见，从总体上说，民族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还是一种典型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益。因此，在新世纪的经济增长过程中，民族地区必须把经济工作的着眼点放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上，正确处理好发展速度与效益的关系，处理好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和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注重结构优化效益、规模经济效益和科技进步效益。

二、积极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很多，如人力资源、自然资源、资本积累量、分工协作、科学技术、生产资料的效能和利用、劳动者的素质（包括教育、技能、熟练程度等），经济结构、经营管理水平等等。根据这些因素自身的特点，会从两个方面推动经济增长。一是单纯的数量增长，即多投入、多产出，比如，人力资源增加一倍，这虽然可以增加经济总量，但由于劳动生产率不变，人均产量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没有提高；二是依靠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增加经济总量。在其他条件既定的情况下，劳动生产率越高，经济效益也越高。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转向以经济效益为中心，要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前提。

1．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基础差、起点低的民族地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确立与可持续发展相适应的科技、质量、环保、效益等观念和意识，克服过去那种只争投入不顾产出、只上项目不顾污染、只比速度不讲效益、只求数量不计质量的旧的思维定势。从主要依靠增加资金投入，转到主要依靠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使用效益上来，通过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全面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经济效益；从主要依靠上新项目、铺新摊子、扩大建设规模，转到立足现有基础，把建设的重点放在现有企业的更新改造上，全面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市场占有率；从主要依靠增加能源、原材料和劳动力的消耗，转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加强管理、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以降低消耗，降低成本，尽可能以较少的投入取得更多更好的产出；从主要追求产值速度和产品数量，转到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注重提高产品质量、性能，增加花色品种和扩大市场占有率上来，提高经济增长的实际效益。

2．加快科技进步，增大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含量。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强盛的决定性因素。江泽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十五大”报告中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进步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要充分估量未来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技术发展对综合国力、人民生活的巨大影响，把加速科技进步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地位，使经济建设真正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目前，发达国家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达60%-80％左右，而我国只接近30%。少数民族地区则更低，科研成果的推广应用及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仍有较大的差距。现代经济的竞争，本质上是科技的竞争。少数民族地区在科技方面的滞后局面，必然导致其经济发展和经济水平与发达地区的差距，同时也严重地制约着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因此，民族地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要落实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促进科技开发和应用，集中力量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和关键技术问题；同时加速科技成果，特别是高新技术成果的商品化、产业化、国际化，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加强科学技术进步的后劲；合理分流人才，优化科研组织结构，加强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企业之间的联合；鼓励大企业建立技术开发研究中心，努力使企业成为技术开发的主体。

3．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潜力，提高投入产出效益。提高管理水平，向管理要质量和效益。造成民族地区经济效益低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原因之一就是民族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往往热衷于上新项目，铺新摊子，搞了一些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忽视了对现有企业的改造、充实和提高。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要立足于现有企业，通过深化改革，按照社会化大生产与合理经济规模的要求，对企业实行优化重组。除部分必不可少的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业技术水平的重点项目外，一般项目应尽量避免重复建设，主要依靠现有企业的扩建、改造来解决，以节省资金，使现有企业设施配套，结构完善，潜力得到充分发挥，企业生产能力提高，生产规模扩大，产品品种增加，质量提高，消耗降低，最终使技术水平和经济效益提高。同时，还必须改变投资方向，除了集中必要的财力增加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外，今后投资应主要转向对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着眼于现有企业的改造和扩建，努力增加品种、提高质量、降低消耗、提高技术水平和经济效益，避免简单扩大原有产品生产能力。今后，民族地区要加大对现有企业和老工业基地的技术改造力度，使现有企业真正建立在现代技术基础之上，使其产品上质量、上技术水平、上经济规模、上经济效益。至于必要的新建项目，则要提高技术起点，达到经济规模。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走内涵扩大再生产之路，立足现有基础，挖潜、革新、改造，提高投入产出效益。一是能够以现有企业为依托，通过改扩建提高生产能力的，就坚决不再另行布点、铺新摊子。二是改革、兼并、改组步伐，盘活资产存量，实现现有资产的优化组合，充分发挥现有资产重组效益。三是强化企业技术改造，充分利用国内外先进技术，进行工艺设备更新，提高技术改造与技术创新的起点和水平。四是组建跨地区、跨行业的企业集团，实行“强强联合”、“强弱联合”、“东西联合”。

经营管理是否严格科学，对产品质量、企业效益有很大影响。民族地区的一些企业产品质量低劣、效益滑坡，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经营管理混乱。因此必须从加强管理着手，节能降耗，严格执行各项程序规章，把住产品质量关。提高管理水平就是要实行管理科学化。从微观上来说，就是要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市场经济的要求，形成企业内部全方位的科学管理网络，强化企业的计划、生产、质量、成本、市场营销、劳动用工、物资与设备、技术开发管理，优化资源配置，提高产品质量和档次，加快资金周转，狠抓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提高经济效益。从宏观上来说，就是要实行宏观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提高宏观调控的效率，完善约束和监督机制，保持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适时调整产业结构，解决瓶颈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制约，对长线产品要通过资产存量结构调整，促使生产要素向短线项目转移。要积极培育市场体系，合理配置资源，促进生产要素合理流动，为企业内部的科学管理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和条件。通过科学的宏观管理，提高宏观经济效益，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最佳组合。

4．提高劳动者素质。新的科学技术和新的科学管理，只有被广大劳动者掌握和应用，才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才能在劳动效率、工作效率的提高上显示出它的威力。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归根到底取决于培养大批的合格人才和提高劳动者素质。而目前民族地区的劳动者素质低下，成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最大障碍。少数民族人口的发展现状具有人口数量增长较快、年龄结构轻、抚养比偏高、人口身体素质、文化科学素质及思想道德素质尚有差距这样一些特点。这些特点无疑给民族人口未来的发展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民族地区必须坚持把教育放在超前发展和优先安排的战略地位，充分认识民族教育是提高民族人口文化科学素质的主要手段和主要途径。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国家在经济上大力支持，在招生、举办民族班和民族预科班、建立寄宿学校、加强民族地区师范教育等方面，采取许多措施加速民族教育的发展，使我国民族教育落后状况有了很大改变。据统计，1997年民族地区普通高等学校、普通中专和中小学在校生分别比1978年增长5.4倍、1.2倍和1.2倍。但由于长期的历史积淀和经济基础薄弱，民族教育还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这主要是实施义务教育在贫困地区还有相当的难度，初中教育薄弱，失学和辍学的中小学生在贫困农村较为突出，教育经费不足，师资质量不高，因而影响整个教育质量的提高。因此，坚持教育为本，重点是普及义务教育，积极发展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继续办好民族寄宿学校、寄读班。在基础教育中，应切实纠正应试教育的倾向，实现向素质教育的转变，着眼于全民素质的提高，到2000年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民族教育的重点是抓好职业技术教育和降低文盲率。要增加科技投入，国家设立的“星火计划”、“丰收计划”、“燎原计划”、“火炬计划”等应向民族地区倾斜，优先安排项目，增加民族教育经费。要坚持全民办学、调动地方、部门、群众办学的积极性。改革民族教育体制，调整民族教育结构，形成以培养初、中级人才为主的民族教育体系。另一方面，要抓好民族地区的九年义务教育，大力发展民族职业教育，办好现有的各种类型的职业技术学校，同时要加强各种形式的短期适用技术培训。要花大力气做好民族地区的扫盲工作，降低文盲、半文盲比例，防止和杜绝新文盲的产生。

5．加大扶贫攻坚力度，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贫困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消除贫困也必须从多方面入手。必须采取综合配套措施，促进贫困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全面发展。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变生产条件，改善生态环境，是脱贫致富的根本措施。发展科技和教育，提高农民素质，是扶贫开发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控制贫困地区人口过快增长，改变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恶性循环，是稳定解决温饱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重视智力开发，搞好计划生育，是扶贫攻坚必须做好的基础工作。

（1）寻求扶贫新思路，实现由救济型扶贫——开发性扶贫——开放性扶贫的转变。救济式扶贫可以缓解群众一时的生活困难，但不能使他们真正摆脱贫困。开发式扶贫的实质，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支持贫困地区干部群众开发当地资源，发展商品生产，改善生产条件，增强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这是摆脱贫困的根本出路，是扶贫工作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方针。要进一步扩大对国内和国外的双向开放，改善软、硬环境，消化吸收引进技术，增强自身经济活力。

（2）国家应根据宏观调控的能力，采取向西部民族地区大幅度倾斜政策，加强对中西部的财政支持和建设投资，优先在这些地区安排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了促进和带动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国家在中西部地区安排了一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京九铁路、南昆铁路、三峡库区水利设施建设扶贫工程、宁夏扬黄工程等。1998年以来，国家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进一步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并向中西部倾斜。这对民族地区地区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遇，要抓住国家扩大内需的有利时机，把扶贫与基础设施建设结合起来，加快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一是要保质保量地搞好本地的基础设施特别是水利、交通、通讯、电网改造等建设项目，改善水、电、路等基础条件，使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上一个台阶，为从根本上消除贫困创造条件。二是要认真实施好国家退耕还林、坡改梯等生态工程建设项目。三是要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优势，组织劳务输出，积极参与铁路、公路、水利和电力等建设项目，增加贫困地区群众的收入。

（3）增加扶贫投入，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多渠道筹集扶贫资金，加大投入力度，是加快扶贫攻坚进程的基本条件。增加资金投入是必要的，但管好用好资金，提高使用效益更为重要。目前扶贫资金的管理使用存在不少问题，资金不能及时足额到位，挤占挪用现象比较严重，不少资金用到了与解决群众温饱没有多大关系的项目，甚至搞了一些非生产性项目，这些问题要坚决纠正，否则再多的钱也发挥不了作用。今后要做到：第一，要根据本地扶贫攻坚的任务，统筹考虑，加强协调，合理安排扶贫资金。各类扶贫资金要尽可能集中在一起使用，发挥整体效益。第二，要突出重点，扶贫资金支持重点，改善贫困村、贫困户基本生产生活条件和发展种养业。财政资金应主要用于修田造地，解决人畜饮水，推广农业技术；以工代赈资金主要用于建设基本农田、兴修和维护小型水利和乡村道路建设；扶贫信贷资金主要用于支持贫困户发展种养业。第三，要完善扶贫资金管理的具体办法，确保扶贫资金及时足额到位，专款专用。第四，要加强审计，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4）加强东西扶贫协作，逐步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走共同富裕的道路。采取由沿海一个省包内地一个省或两个省的办法，本着优势互补、互惠互利、真诚合作、共同发展的原则，加强东西部省区之间的对口支援和横向联合，由东部沿海省市向西部省区提供资金、技术、项目，帮助培训技术骨干。自1996年中央决定东西对口帮扶协作以来，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据不完全统计，1996-1998年，东部13个省、市政府和社会各界共向西部10个省、区捐款捐物达10.4亿元，帮助建设基本农田154万亩，新修公路1464公里，解决了近40万人、30万头大牲畜的饮水困难。今后要把东西扶贫协作长期坚持下去。一是要围绕解决目标，将东西扶贫协作向贫困村、贫困户延伸。各方面支持的资金和物资，要集中用于帮助贫困村和贫困户改善生产条件，发展种养业，帮助当地修路、打井、修渠、办电，搞异地搬迁。东西协作的工业项目，要适应市场变化，从一般工业项目转到有市场、有效益的农副产品加工项目上，带动当地的开发和农民增产增收。二是要充分发挥东部地区、资金、技术、人才优势和西部地区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低、市场潜力大的优势，不断扩大合作领域。要有步骤地引导东部某些资源初级加工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西部地区。三是要按经济规律办事，坚持互利互惠的原则，讲效率、讲效益、讲效果，把东西扶贫协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总之，只要切实转变观念，从民族地区自身的实际情况出发，积极创造条件，深化改革，加大教育、科技投入，提高生产要素质量，就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而最终实现民族经济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