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靠工人阶级，团结群众力量

★依靠工人阶级，团结群众力量

上海的接管顺利完成，中央表示满意。陈毅有何体会？

“我个人对市政工作也没有把握，只能稳步前进，量力而行，采取宽大的接管方针，团结多数人在我们周围。”陈毅说。

“团结多数人在我们周围”，这是中共领导中国革命的胜利之本，是陈毅对上海工作最突出的贡献之一，然而将其付诸实行，谈何容易！

上海一解放，中共中央华东局、上海市委就决定在纪念五卅运动24周年时，召开工人代表大会并成立上海市总工会筹备委员会。

陈毅深知，接管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在困难的条件下恢复生产，就必须紧紧地依靠上海的工人阶级。他对原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刘长胜说：“这是解放后上海工人第一次纪念五卅运动的活动，现在工人阶级当家做主了，一定要隆重。上海有几十家电影院、剧场，开会地点由你挑，要选上海最好的。开会时，我一定参加。”

大会的会场被确定在全市最大也是最好的大光明电影院。

5月31日，这是上海工人阶级的盛大节日。国际饭店悬挂着一幅达4层楼房高的毛泽东巨幅画像。下面的横幅上写着“毛主席号召我们前进！”。

街道两旁的许多高楼上都插着红旗，挂上了大幅标语。

下午，各行各业的群众敲锣打鼓，欢送他们的代表参加大会。

一队队的工人不时从街上走过，他们高唱着《跟着共产党走》等革命歌曲，沿途市民们报以热烈的掌声。

大光明电影院，2300名工人代表挤满了会场。大家不停地笑着、唱着，气氛十分热烈，人们真正有了一种扬眉吐气、当家做主的感觉。

当陈毅、曾山、宋时轮等步入会场时，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不少代表一边鼓掌，一边踮起脚，引颈翘首，争睹陈毅市长的风采。

大会由刘长胜主持。他在做了大会致辞之后宣布陈毅市长讲话。

陈毅大步走上讲台，这是他第一次在上海的群众大会上讲话。他望着台下的工人代表，充满感情地说：“上海的工人老大哥、老大姐们，我们是归队来了！首先，让我代表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向保护大上海的人民群众，致以热忱的感谢！”

说完，他向台下2000多工人代表深深地、毕恭毕敬地鞠了一躬。即刻间掌声、欢呼声轰然而起。新市长作为工人阶级一员出现，令人振奋。那些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坚持斗争的人，听到这亲切的话语，倍感温暖。这是党对他们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不怕牺牲、前赴后继、英勇斗争的高度评论。他们使劲地鼓掌，不少人眼泪夺眶而出，有的人干脆哭出声来。

陈毅接着说：“上海的解放是中国有史以来的大改变，最主要的改变是工人已取得领导地位，成了国家的主人翁，这改变是工人从五卅运动开始，努力了二十几年，才有今日的地位。为了要使新上海、新中国改观，工人们必须继续克服更大的困难，和人民政府、人民解放军、中国共产党以及所有的工人阶级站在同一岗位和立场上，为社会主义奋斗，建设新中国！”

在这次会见中，陈毅提醒大家严重的斗争刚刚开始：“不要以为解放了，今后就是一帆风顺、大吉大利，帝国主义从此老实，老天爷从此不闹灾荒，我们自己也从此不犯错误，那不可能。前途光明，但道路还会是曲折的，还要准备勒紧裤带，甚至要准备流血牺牲！”

会上，成立了上海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刘长胜担任主任委员。为了支持筹委会的工作，陈毅兼任筹委会常务委员。

工人是主人翁、一家人，自然容易团结，而妥善处理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微妙关系，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8月，正是敌人封锁、物价波动、劳资纠纷迭起的困难阶段，上海工商界代表人物荣毅仁和刘靖基两人提出要请陈毅市长去家里吃饭。

去不去？陈毅请干部们讨论，有人主张去，有人担心影响不好怕犯错误。

陈毅笑道：“吃饭也是做工作嘛，我看可以去。怕犯错误把自己手脚捆起来，我才不干！”

结果，陈毅不仅带了刘晓等领导干部同去，还将夫人张茜和孩子们也带去。他有意要与布尔乔亚们“交朋友”。中共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建立的这种“朋友”关系，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基于中国国情的重要创造。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又提出：“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工业的积极性。”这正是陈毅“交朋友”的理论依据。他看出荣毅仁请吃饭，是“投石问路”。当时荣氏企业处境很不妙：在国民党搜刮下企业损失惨重；海口封锁原料涨价；企业大部分资金被家族成员抽出带走；工人不断要求资方发放欠薪……政府会真心帮助他解决这些困难吗？他有疑问。

陈毅摇着一把大蒲扇欣然赴宴，拉家常问情况，亲切坦率，谈笑风生，虽未讲政治道理，但疏通了彼此间的感情，影响很大。

工商界一大难题是劳资纠纷，六七月发生2000余起。陈毅说：“解决这问题好比救火，不能用纸去包火，要从起火根源上去控制这火。”

这就是指资本家多年虐待、剥削工人所造成的阶级对立。比如工人要求废除“抄身制”，纱厂经理想不通，说：“这样纱厂还不被偷光？”

陈毅不强令、不压服，亲自登门谈心，从自己在法国当工人的体会谈起。他说：“老板把工人当奴隶，工资太少无法养家，工厂赚了钱对工人毫无好处，他为什么不朝外拿？现在中国不同了，工人做了主人，有觉悟，你用我们的办法试试看，废除‘抄身制’，有困难多与工人商量着办，相信能办好。”

中肯的劝导起了作用，不久，各纱厂都取消了“抄身制”，工人们热烈庆祝。

经理们后来惊异地发现，车间里每公斤棉花的出纱率倒比以前提高了。他们受了一次教育。

另外，也要做说服工人的工作，顾及资方实际困难，不要逼得资方关厂。有一回某厂女工索要欠薪包围了总经理家，陈毅亲自布置专人前往处理，劝回女工，并研究给该厂以低息贷款以维持生产。其后，成立了“劳资协商委员会”，逐步建立了工人与企业主的新型关系。

看到人民政府真心扶持私营企业发展生产，看到陈市长常请企业家到办公室去征询意见、商讨政策，长期在竞争吞噬的浪涛中挣扎的民族资本家们看到了出路和希望。消息传出，一些出走香港、欧美的企业家萌生了回归之念。

10月初，著名的化工企业大资本家吴蕴初从美国回来了，陈毅热情欢迎。见面那天看到这位昔日“味精大王”已脱去西服换上了新做的蓝色棉制服，陈毅欣然道：“吴老，过两天厂里工人要开会欢迎你回来，你就穿这身新衣裳去吧，这才叫面目一新呢！”请吃饭时，吴蕴初惭愧地提及当年曾任伪“国大代表”一事，陈毅爽朗地说：“那有什么了不起呢，过去在四大家族统治下，你们要发展民族工商业，不能不多方面应付。你们都是组织工业生产很有学识、很有经验的人，政府殷切希望你们回来做出更大的贡献！”

1950年渡过困难之后，国内市场活跃，抗美援朝又带来大量订货，上海工业品销路大增。1951年年中上海资本家赢利6.5万亿元，获得国民党统治22年中从未有过的高额利润和一定的政治地位。

这时，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对自己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估计过高，对国家的态度起了变化，政治上要同工人阶级平起平坐，经济利润要与国有企业“平分秋色”；并且由于自产自销赢利已大大超过国家加工订货“工缴”数，便千方百计抗拒加工订货；或采取偷工减料，以假冒真的办法，甚至于制造志愿军所用军需品时，加入了污染带菌的低劣敷料和失效的药品，残害战士生命！

1951年11月间，许涤新去北京参加统战工作汇报会，临行前陈毅指示他向总理汇报这些阶级矛盾尖锐化的情况及他认为有必要予以还击的看法。周恩来总理在听完汇报后说：“陈毅同志对上海阶级斗争的看法，是正确的。他对这个大问题，抓得很及时。我们必须紧紧抓住毛主席关于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科学分析。上海资产阶级既然翘了尾巴，那就应该狠狠地给予批判，进行斗争。统战工作就是团结和斗争的结合。”

不久，在毛主席的指示和中央的领导之下，轰轰烈烈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在全国展开。资产阶级最集中之地的上海，自然是全国“五反”斗争的主战场。

1952年2月20日，首先召开工代会。陈毅讲话，发动工人起来揭发斗争。会上，工人们控诉了大康药房老板王康年骗取志愿军钱款3亿元搞投机，将失效药品供应前线的禽兽罪行。此后，仅全市店员写的检举信就达24万多件。3月25日，陈毅在全市广播大会上宣布“五反”运动正式开始，声色俱厉地告诫资本家老实交代自己的罪行，选择自己的道路，并宣布全市16.34万工商户，将按实际表现被分为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五类。

运动大规模展开后，陈毅与中央专派来上海指导运动的薄一波每日听取汇报，将情况拟电报告中央，并不断与毛、周电话联系。陈毅提出一个“两路分兵”方案，即将全市303户最有代表性的上层资本家集中起来交代揭发，与群众揭发不见面，“背靠背”，带有保护性质。另一路2000重点户和2万小户则放在区里、厂里，由工人面对面进行揭发斗争。这着棋有高度策略水平，中央很快批准。

集中到和平大厦的303户资本家，开始多抱有“笃定过关”，抗拒交代的态度，但经严厉批评，退回“坦白书”重填，以及将工人揭发批判实况的广播接过来听“隔壁戏”等方法，他们的防线步步崩溃了。有人起初交代赃款数为1亿元，几天后便“挤”出60亿元。刘鸿生所属各企业最后交代600亿元，心想共产党无非是朝他们要钱而已。然而他们又错了。尽管在运动“白热化”阶段群众中出现了过火斗争、无限加码的现象，但陈毅一直注意掌握政策：“弦要拉紧才能发音，但拉得过紧就会断。”经过一个月斗争，资本家基本上交代过关，全市“五毒”款数达10万亿元。5月初，中央关于对工商户处理的基本原则下发，运动进入退赃定案阶段。有干部主张资本家承认应退赔的“五毒”款数额越大的就定得越重，依此办理则303户中大部分将被划为违法户，陈毅不同意。据许涤新回忆，陈毅说：“资本大，加工订货数量大，五毒退赔的数字也必然大。但决不能因此把大中型资本家都划成严重违法和完全违法户。划分五类户也要辩证地看问题，要看情节是否极其恶劣。单纯看退赔数字去划分，不利于党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策略。”这就提高了干部们的政策水平，基本上准确恰当地划分了五类户。一些退赔数百亿的大户如刘鸿生、荣毅仁、刘靖基等，都定为“守法户”。资本家们称这场斗争是“武戏文唱”。至于退赔数，陈毅在5月3日“五反”处理工作会议上说：“承认多少退多少，不退就斗，这对国家、对工人阶级不利。”结果刘鸿生自认的600亿元核减定案为200多亿元，刘靖基则核定几十亿元，只占他自认数的1/10！

他们大感意外，受到教育，表示今后要老老实实从事正当生产，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改造自己。

上海“五反”做到了“反而不乱”，取得很大胜利，中央非常满意。

总之，整个资产阶级来了一次洗心革面的改造，其过程虽然充满痛苦，但其结果却是推动他们向新生道路上迈进了一步。1953年，上海工商界来了个健康的大发展——几十个行业全都得了“满堂红”——即消除亏损，全部获得创纪录的赢利。工商界人士因此称之为“难忘的1953年”。1953年秋，经济战线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加快提到了中国共产党全党面前。10月5日，陈毅给上海党员干部作报告时说：中央负责同志提出，国家资本主义就是和平转入社会主义。解决民族资产阶级问题是用不流血的和平方法，与他们一道进入社会主义。具体就是实行公私合营，使国有经济占优势，限制剥削，并最终取消剥削。这是党中央力图使中国革命由新民主主义迅速转为社会主义的一次大变革。陈毅在北京参加了一系列讨论贯彻中共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会议之后回到上海，向党内外干部群众作广泛深入的传达。上海的第一步任务，是先搞1001人以上的600家私营大厂的公私合营工作，实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利润分配“四马分肥”（即利润收入35%交税，30%为公积金，15%为工人福利，20%~25%为资方“定息”）。然而，资本家们对此疑虑很多。

10月10日，陈毅召开华东各地工商界、民主党派代表人士座谈会，指出：“有人对社会主义改造有误解，怕公家把工厂、商店拿了去，把你一脚踢开。这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帝国主义。”“国家要工业化，要建设141个大型工厂，不搞国家资本主义不行，这是全国人民最高利益，是大仁政。你那个私营厂小摊摊也要照顾，使你生活有保障，这是小仁政。我希望在座的朋友们，要把眼光放远一点，不要只打小算盘，只图维护现状。国家资本主义不搞则已，搞起来一定有声有色！”然而1953年，公私合营的具体办法中央还未拟定，主要是宣传、说服、协商、讨论，再由点到面逐步推广。陈毅说：“步骤稳健，准备充分，根据自愿原则。”他特别强调：“马、恩、列、斯和毛主席都说，社会主义再好，人家不愿意，不要去强迫，否则就要失败。”

1954年是全国大规模开展公私合营的第一年，扩展合营企业产值23万亿元，超额34%完成原定任务。

1954年9月，陈毅被任命为副总理，仍兼上海市市长。他对上海市的大政方针和重要建设、重要会议仍一如既往地关心、参加。上海市的干部群众也一如既往地把他看作自己的市长。但他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所做的工作已是全国规模的了。直到1955年12月初，陈毅才再次回到上海，参加市一届三次人代大会，同时准备将上海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推向最后完成的高潮。

陈毅首先听取各方情况汇报，又召开两天的干部大会统一思想，批评了那种认为对资产阶级不能和平改造只能没收、挤垮以消灭之的“左”倾思想。他说：资产阶级经过斗争使之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人民，这在马、恩、列著作中确实没有过，但马列主义首先要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教条出发。日本片山哲先生到荣毅仁家想不到还有沙发、花园，觉得中国和平改造资产阶级确实是创举，解决了世界上未解决的重大问题。之后，陈毅又接连两天召开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充分听取他们对公私合营的意见、要求。经过充分准备，12月17日晚，陈毅向人代大会作关于公私合营的动员报告，全市160多万人收听了广播，有的资本家不仅自己做笔记，还要亲属子女一起听。在连续5个小时的报告中，他生动有力地讲明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意义和前景，指出资产阶级改造为劳动者、技术人员、国家干部，将得到人们的尊重。他最后回顾中国百年来政治腐败没有工业力量的历史，号召说：“今天我们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就是实现了我们祖先百年来的梦想，大家要争取主动，赶上这个大时代！”

百万听众中有人感动得流泪，华大正记老板听后就开了家庭会，主动将积蓄的100两黄金投入合营企业。全市申请合营的数字大增，7天工夫便有9462户要求合营，比过去一年中申请的数字还多！至1956年1月4日止，上海全部完成了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改造。

陈毅曾说：“解放五六年来的上海经济发展史，就是一部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陈毅付出无数心血、汗水读完了它，并且写上不少他自己实践所得的章节字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