贯彻执行可持续发展

第三章　贯彻执行可持续发展

保罗·吉尔丁

简介

一个新思想在社会中出现，总会有“边缘”和“核心”之分。有些人不断地提出问题并予以正确回答，也有人在没有明确目标的前提下就跳出来具体实施，这两种办法对于成功都很重要。本章的主要内容是揭示讨论了近十年的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及这一定义对于社会来说又意味着什么。无需太多解释，我们还是认真地做些事情吧。

本章是关于执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内容，不是因为它比建立可持续发展理论更重要，而是因为这是我及同事们的研究方向。我们致力于研究世界范围内的主要企业，力求在实务中贯彻可持续发展。因此，这才是我们的专业所长，并希望我们的工作能为全书增光添色。

我要说“我们”是因为，尽管本章是由我个人执笔并为此负责，但我所表达的思想却是集体工作的结晶。我们的这个团队本着接受挑战、服务于企业的想法，对这些思想进行过充分的论证。它们也是我们客户的一些想法。因此，我们想把它写出来。一些思想有用，而另一些没用。从这些经验教训当中，我们试图找到前进的最佳方式。我们并没有宣称我们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仅仅是一些探索过程中的经验之谈。

我们所服务的领域是一个“商业世界”，在这个世界当中，商业价值观念仍占统治地位。因此只有对价值有利才会提及可持续发展。这个世界充斥着琐碎与错误、成功与失败。因此只能找到一种折中方案而不是设法建立一个理想化的可持续性企业。我们只能使企业朝着这一理想模式逐步过渡。在我们看来，这才是可持续发展的最终目的。

本章并没有讲述什么是可持续发展，只是在商业范围内提及一部分。本章内容主要是:怎样向可持续性过渡?驱动力是什么?主要步骤有哪些?谁是不同的操作者以及其在操作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什么?它也不是一篇评论，而是阐述有关朝着可持续发展过渡的过程的文章。

可持续性讨论:初学者指南

关于可持续性的观点和解释方法有许多种，他们趋向于区分支持者的价值、信仰系统及自我利益。这是非常奇怪的事，“什么是可持续性”这一问题可以用“你要居住于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中”来代替。

用最简化的方式来解释，可持续性的意思是“持续存在”。这是一个具有相当广泛吸引力的概念!我们当中的大部分人都希望看到:我们的社会能继续存在;我们人类进步成长;我们的企业以某种形式发展下去;我们的环境能继续哺育着我们。然而，目前对于这一课题的讨论又好像将其过分简化。它是初始阶段的一个重要基线，不应该进行丝毫的形式上的变动。

“持续存在”对于社会来说是级别非常低的目标。那么在“简单存在”之上，我们又该做些什么。实际上，对企业可持续性的广泛认可的真正原因是存在不再“持续存在”的风险。换句话说，世界正面临一些实际问题，像气候变迁、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土壤退化，以及穷困和发展经济等议题正威胁着我们世界的持续发展。至少在理论层面上，行动的号角已经吹响。

关于可持续性仍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但也在许多“点”上取得了一致。也许最重要的一致看法是，一个与社会、环境及经济决策的制定和认可相关的完整方法是可持续性所必需的。当然，这三个方面都是重要的。

还在进行的辩论主要关于怎样在不同的价值、信仰及需要方面解释和实施这些已被普遍认可的思想，当然也存在对社会赢家和失败者的变革领域和自利性的斗争。

尽管可持续性作为一套价值观而被接受，但企业社区活动所取得的进展仍参差不齐。在我们看来，许多困难源于孤立地采取行动。须将其作为一个新理念整合到政策和企业战略当中。

困难当然存在，但并不是很多。多年为企业服务的经验告诉我们，当你把可持续性看做是广泛的经济演变过程时，你对可持续性思想的理解才刚刚开始。接下来的工作将由可持续性政策的制定转向具体实施——也就是采取行动实现这一具有广泛意义的设计目标。

不要对上文所强调的部分内容感到吃惊，许多企业领导已积极参加到这一讨论当中。许多企业如壳牌、BP-Amolo、强生和杜邦都致力于解析并阐述这些新理念，并从其在这一领域的领导地位中寻求商业利益。毕竟可持续性对企业如何运作所提出的问题也是对企业在社会中的传统地位的挑战。曾几何时，市场经济是全球社会组织模式的主导。其他一些企业把可持续发展看做是“特洛伊木马”。他们惧怕这些活动人士把这种夹杂着“恋母情结”的价值观渗透到企业文化中，并在某种程度上损害市场经济的运行及公司股东的利益。有迹象表明，这种讨论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不容置疑的是，许多社会和环境活动人士正积极参与到可持续发展大讨论当中来。讨论的重点常常是市场问题及如何操作的问题。随着政府及主要的企业在社会中的载体功能逐渐衰退，我们对企业中存在的任何全局观念都应予以鼓励。这些活动人士仔细审视着社会变革的种种迹象，试图寻找一种旨在用市场的角度转变企业的态度和行为的方法。其内部也在就合作伙伴商业利益问题进行着讨论。他们不断对合作者发出警告，因此而被指责是背叛。

以上这些是工作中的有关“利益”的事例，而这些利益构成了可持续发展的过程。在我们深入探讨可持续发展不同观点的差异性以前，还是先回过头来理解一下怎样达到这一目标?

我们将探讨驱动经济变革的可持续发展的历史轨迹和总体倾向。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我们目前的状态，并帮助企业的领导者理解可持续性原则对于他们日常工作的重要性。然后，我们将总览那些基于对未来的预见、由不同的部门和原因产生的不同的可持续性观点。

这将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这一课题成为了21世纪企业领导者争论的焦点。当然也帮助我们理解怎样用一种使股票增值的综合方法来实施可持续发展。

历史性内容

在过去20年中，经济上发生了意义重大的变革。许多评论认为这是企业主流环境议题时代的到来。最近，社会议题在企业大讨论中受到广泛关注，并被一些人看做是“再一次浪潮”。这两个大趋势常常被当做可持续发展的实质性内容——社会和环境议题被作为一个整体整合到决策制定过程中——而受到公众注意。

我们可能会认为这一分析是正确的，并且需要在两个途径上进行扩展。首先，这种扩展并不是把环境和社会议题简单地“加入”到决策制定当中，而是把经济、环境和社会问题整合到一个途径当中，并在三个领域中遵循附加值原则。用预计成本的方法来妥善处理竞争当中的利益是不成问题的事情，但设法通过一个创造性的途径和革新成果来增加价值却成了问题。这种创造性正是市场所长。

其次，考虑到一些可持续发展之外的一些重要的全球趋向，我们需要把这种分析扩展开来。正如我们开篇所讲，经验告诉我们，只有通过充分考虑到这些扩展的趋向，才能使决策者在政策概念之外的现实世界中遵循行动计划而行事。通过研究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可持续发展的演变，我们可以总结出这些趋势。这些演变的一个关键成果就是改变企业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另一个成果则是当社会价值变化时，经济是怎样变化的。

这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当我们把可持续发展仅仅看做是在决策制定过程中纳入环境和社会问题时，我们就错过了许多实施这一变革所必需的复杂问题和细节内容。我们如果仔细研究社会的广泛转变的具体内涵，那么不仅事情会变得容易得多，并且会带来一系列创造利益的机会。

还是让我们简要回顾一下过去几十年中发生的和这一议题有直接关系的主要变革。我们所强调的七个主要领域不仅包括可持续性大讨论的主要驱动力，还包括上面所指的总体经济演变的主要驱动力。

如果把20世纪70年代中期和90年代中期做一比较，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社会已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这段时期:

·环境议题已从“点缀”变成为“主流”，并已从一个需要提及的议题变成社会价值和信仰的基础部分。我们把这看做是环保主义的胜利。在这一阶段，这一理念上的转变不仅是广泛传播的行为变革，而且还具有长期重要性。

·资本主义(或更完整地说是自由市场的民主)已赢得了其与共产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战斗。资本主义的这一胜利要比所谓的前苏联解体的意义重大得多。只要一有机会，世界上的人就会倾向于实行西方民主与经济模式，而不是其他模式。这样任何有关未来社会形式的核心讨论阶段都会把企业作为一种组织形式。

·政府职能已经降低，或至少发生了角色上的转变。有些人认为这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转变——西方国家经济唯物主义的优势性迫使政府退出历史舞台并精简机构。然而这只是其中一部分，当然也存在民主选择的因素——人们开始意识到，对于想要得到的结果，竞争与市场是一种较好的机制。因此，他们用这种信念来选举政府。也有一些相对矛盾的因素:当资本单方面流向不同的“管辖范围”时，政府又该去如何使用指挥和控制手段来处理全球资本主义事物呢?

·国内社团已成长为政策大讨论中主流力量的地位，并且控制着企业。随着政府职能的衰退和全球企业的崛起，国际机构的影响的增长与之并不相称。这样，国内社会的挑战性在增加。同样，通过市场和其在联合国条约谈判等国际事务中所起的直接民主作用，国内社团越来越多地承担起直接监控任务。在地方，社区也在就当地的发展模式寻求并获得了更多的直接发言权。当然，在这些国家当中也构造出了“民主基础上的市场”。我们也会深刻感觉到“国际协调机制”的作用。

·广泛基础上的全球化的重要性正日显突出。然而，这距离自由贸易和全球资本的扩张的要求还相差甚远。我们把它当做社会问题来加以考虑就是一种转变。只要按一下按钮，世界上到处飞的不只是资本，还有活动家之间的信息、公共管理者的实践经验、媒体间的新闻等。第一是环保主义的胜利，它教会我们用全球互相依赖这种观点来考虑问题。第二是互联网，它正迅速变成实现全球化的工具。互联网意味着成为国际性公司的“进入障碍”正在迅速减少。它也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社区可以跨国收集信息——可借鉴的经验。这就是广泛基础上的全球化。

·技术已经从一种制造新产品以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简单、更有趣的资源，转变成具有改变我们的社会并推动我们向前(或向后)发展能力的革命的创造者。例如，包括互联网在内，他们具有改变我们使用、建立和分享信息与知识的方式以及操作企业方法的能力。再就是生化技术，这是建立在我们怎样使用它的基础上的。我们可以用它来解决许多环境和社会上的棘手问题，同时也可创造出我们需要的更多的东西来。我们目前的能源系统——导致许多环境和气候改变问题的根源——通过应用新技术，正朝着分散化、小型化的清洁系统上转变技术正改变着一切。

·受全球经济和技术转变的驱使，通讯革命已改变了媒体影响我们生活的方式方法。这里最值得一提的是企业可以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落操作他们的业务运行。也有许多人认为现在“没有地方可躲藏”。现在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社区团体来说，仅用几千美元就可以把他们的视频影像以广播的形式在全球的互联网上传送。它也意味着任何“好消息”，例如，壳牌与绿色和平组织之间的Brent Spar炼油厂争端事件，很快就会覆盖全球。过去的地方与局域问题很快就会被全球所共享。这样就提出了可持续发展和企业战略大讨论中以品牌和荣誉为中心的阶段。

这些转变意味着什么

这些转变的最重要一点，就是产业经济发展的理念发生了变革。我们正处于一种新经济模式——知识经济的过渡过程当中。无论是企业内部或者是社区之间的指挥和控制都将不复存在。知识变成了主宰。这些知识既包括那些基于产品的知识资本商业化中的知识，还包括集中于商业过程中的知识。例如，发展中国家怎样有效运营他们的采矿企业。反过来，企业雇员的角色也发生了转变——从指挥和控制产业机器运行链中的一部分，转变成企业知识资本的一部分。许多事例表明人已不再是成本核心，而是朝着知识资本的理念上转变。

知识经济的发展速度很快，全球经济已不再是大鱼吃小鱼，而是快鱼吃慢鱼。这种转变的意义重大，许多大型产业集团正在努力奋争。毕竟这是对我们目前的经济基础的威胁，同时也构成了对企业领导者——其经验和技能建立在已开始退化的培训模式的基础上——真正意义上的挑战。

这些趋势的另一个“暗示”是他们需要用真正意义上的整合方法来接受可持续发展提出的挑战。这不仅仅是要考虑与利益相关者有联系的社会和环境问题，还要清楚的是正在发生的互联性转变——用一种特殊而又有意义的方式改变经济特征。

也许描述这一切的最佳方式是讨论“更好地做事”与“做不同的事”之间的差别。如果一家石油公司涉及定义为环境和社会问题的可持续性，那么它将面临考虑到社会和环境要求的高标准对其油料生产和销售方式的挑战。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企业所追求的模式。然而，如果前面几段所提及的，这些趋势被整合到企业战略思想当中去，这家石油公司可能会意识到这种旧模式还不够充分。如果经济从石油消费模式上转移，作为油品的高级生产商也将没有了立足点。随着技术进步，气候变迁问题将得以解决;随着全球化和社会民主的提高，人们将会用财政手段来解决问题。这就是发生的重大战略性转变。同时这也意味着并不是企业利益相关者盼望发生改变，而是企业的市场基础发生了转移。

上文提到的转变的另一个“暗示”是品牌和信誉迅速上升到这种重要性的核心地位。这是因为知识经济的竞争优势资源发生了转移。例如，为了保持产品的低成本，企业可以通过吸引并留住最优秀的知识型员工来加以解决。为了加强与管理者和政治家的联系，可以通过建立在社区相关利益人员当中的积极声望来实现。至于企业总是依赖政府调节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更好的解决办法是企业与社区组织之间建立一种伙伴关系从而在矛盾产生以前共同寻找一种妥善解决问题的方法。随着经济模式从原材料密集型转移到知识密集型，在传统产业企业与新兴的知识型企业之间建立伙伴关系，也可以是一种关键性过渡战略。

当然也有许多其他的例子，但这些例子已足以提示我们现在就开始讨论有关可持续发展的不同解释和观点。总之，以上内容告诉我们，我们正经历一场意义重大，许多趋势协同作用下的大范围经济演变。在这个新时代，许多已建立起来的关于我们目前社会的构想正在迅速蜕化。事实上，我们正处于从产业经济到知识经济过渡过程的中间阶段。

理解可持续性大讨论:遵循自利性

那么是什么驱动这种过渡?是市场机遇、活动人士的行动、政府管理还是价值转移?从现在开始，这种变革又是怎样被推动的呢?谁又是操作者?他们正采取的办法又有什么不同?

为了理解讨论的内容，遵循自利性是一种有效着眼点。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在绝大多数时间里，当人们把自利性真正地放到一边，并且在一个事物的优劣上达成了一致意见时，不会有几个人能有效地发展起来。尽管给自利性冠名并不好听，但自利性本身并没有错。毕竟一个人维护自身利益是正确的，对利益存在拥有欲望也是完全正确的。事实上，我们的民主过程的绝大部分就基于对自利竞争过程的充分而又自由地辩论。一个强大的社会就是使这种辩论不受任何因素影响，并且人们可以依据金融或政治上的经历来获取利益的社会。

通过可持续发展的不同的观点，可以理解工作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自利”。社会中出现的不同因素须与不同的价值观相对应，这就是这种变化产生的原因。社会已普遍接受了可持续发展，并将其视为根本理念——我们努力达到的目标——社会上不同的利益获取的过程中开始把这一思想融会到行动当中。然而这一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像其他变革一样，前进的道路上也充满了冲突与阻力。衰落的传统利益集团的内部，例如，为了追求特定利益，企业、社区团体、政府等对于什么是前进的最佳途径也存在多种不同的观点。

在我们看来，可持续发展的这种必然趋势是以在广泛知识基础上的经济模式为过渡的。增加经济结构中知识密集程度是解决目前由于缺乏可持续发展眼光而导致的环境危机的先决条件。我们所制定的变革方法的设想是源于我们的信仰。这就是我们在前面所提及的七个驱动力基础上所下的结论:知识经济的变革过程是受市场力量所驱使的(包括消费者的态度)，而不受公众压力所驱动(来源于控制或道德压力)。

如果这一说法是正确的，我们就会得出“它不是一个必然，而是一种潜在可能”的结论。那么它就以不同的方式来区分这种讨论，而不是用前面的区分方法。前面的说法是把讨论的双方区分成企业与社会变革倡导者;现在我们把他们分成相信变革可通过市场来实现的人与通过像控制道德压力等传统驱动力来实现的人。

那正是我们所思考的内容。

我们现在来分析一下这两个观点的大体框架。像以往一样，这种归纳方式也会存在着例外与争论，但我们发现这两种方法是理解有关已经或即将发生的变革途径的争论的一种有效方法。

由于政治或其他原因，从可持续发展的意识形态分析来看(支持或反对)，这种过渡是通过社会行动和政治压力而强加于社会来实现的。它的支持者分成两种类型:第一类是变革支持者。这些不同的社会运动和信仰，大体上可称之为干涉主义者。他们认为只有对市场施加控制或干涉，才能实现这种变革。第二类是那些对这一团体持反对意见的反对者。大体上他们是一些大公司和持有权利思想意识的人。双方都把可持续发展看做是社会道德力量的较量，并且另一方只能被打败，不可能妥协。

实用主义分析法把可持续发展看做是对科学、社会和市场现实的必然反应。鉴于现实环境和社会问题将威胁到社会健康(包括社会上和经济上)，因此需要对其采取措施。这一观点大体上源于不同社会运动的现实部分，以及缺乏道德观念而更市场化的企业部分。它主要不是受道德舆论驱使。对于企业来说，他们更有兴趣取得市场优势;而对社会变革活动人士来说，他们更倾向于实际变革。

这便是这些模式的根本不同之处。因为对变革怎样发生及谁将领导这一变革存在着截然不同的想法，所以就有了这些完全不同的模式。它当然比企业对环保人士或左派对右派显得更加复杂，每一种模式在企业、环境和社会活动人士、科学界以及政界等方面都有其信徒。

每一种模式中，倡导者的“自利性”是理解这一模式的起点，但我们应清楚，我们并不认为“自利性”是惟一影响因素，它只是一个重要因素。

企业角度

我们将从企业开始。对于企业领导者来说，“自利性”是建立在其企业文化的基础上的，当然也建立在企业的业务范围内。很明显，如果你经营太阳能业务，你将会是一个清洁能源变革的倡导者。要是你经营石油业务，就未必如此，因为这一观点将摧毁你的企业文化。

知识经济正在建立一种全新的企业文化，这种企业文化是一种对持续变革的设想，是对新技术的适应，是改变企业战略的需要，是关于知识型员工、伙伴关系与外联的文化，是超越利润的企业价值观，是转变社会价值观的需要。这也是一种适合可持续发展的企业文化。实际上它也会给企业的发展带来机遇。虽然很容易在计算机行业等新商业领域看到这种文化，这种文化也存在于其他领域中。

例如，由CEO约翰·布朗领导的BP公司所建立的企业文化，就把焦点集中在商业上的前进思考理念范围内。布朗常被当做通用企业理论的领导者和气候变迁进步地位的倡导者而传颂。他把“知识”提高到重要地位，并建立了相应的企业文化。从我们对其通往知识经济过渡过程趋势的评论中，我们开始看到BP公司的“自利性”是怎样促使其朝着可持续发展方向前进的。可持续发展给企业提供了一个向知识密集型企业转型的机会。懂得知识管理的企业更可能在这一领域获得成功。

杜邦是另一个例子。在新CEO切德·豪利特的领导下，杜邦把知识密集型看做是其向21世纪过渡的基础。豪利特看到，这一变革是持续性的，这也带来了挑战，这种挑战是指怎样在大型传统企业中建设可以从现实中受益的企业文化。该公司最近在这一领域——鉴别企业业绩长期增长的关键过渡过程——建立起一系列具有挑战性的目标。

如果商业竞争的胜利者是那些快速灵活反应的企业——那些更乐于适应快速变革更高的知识密集度和一系列复杂而又隐晦的相关者关系的企业——然后那些知道自己将成为胜利者的企业，就会因其“自利性”而鼓励这种变革。显然，BP公司要比艾克森公司更适应这种变革，因此它通过这种快速变革获得了商业利益。如果杜邦公司可以从目前的化工企业成功过渡到知识密集型科技企业，那么它将比那些沉迷于旧模式当中的企业获得更快并且持续时间更长的发展。像BP公司和杜邦公司这样的企业，是出于道德上的分析而看到了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与之相反的是那些保守而又满足于目前地位的企业，他们好像抵制这种新文化理念，对绝大多数社会议题持戒备心理。他们通常对变革从意识形态角度加以分析，因此他们把可持续发展看做是一种威胁。他们是上述强调进行意识形态分析的倡导者。他们对思想意识和“自利性”以外的事情无动于衷。这些企业的企业文化使得他们不适应变革的要求。

我们可以举一下20世纪90年代上半叶澳大利亚的BHP公司(执行管理变革以前)和国际性公司艾克森的例子。他们把世界看做是单一模式，并且他们已经适应了产业时代的原料产品数量和机械加工效率决定利润的机制。因此，艾克森公司资助并领导游说团体(如极端保守的“全球气候联盟”)进行游说，反对对气候变迁采取行动。他们的这种“自利性”并不是因为他们经营石油业务(BP公司与这一团体划清界限)，而是因为他们还持有产业时代的企业文化。它还没有影响到公司业绩的好坏问题上，他们对此还无动于衷。BHP公司古老的管理模式把公司的财政状况引入到灾难性境地，而艾克森公司还在继续运营。当变革的速度真正加快起来后，这种挑战就会摆在面前。

活动人士的角度

尽管有理由认为他们受到了思想意识的驱动，但环境和社会运动同样也趋向于偃旗息鼓。尽管公众的立场是倡导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许多环境和社会变革组织实际上却极端保守。我们说他们保守并不是鉴于其政治立场，而是根据其适应能力和变革的能力。尽管有些著名组织，如美国的“世界资源协会”(WRI)和“环境保护基金会”(EDF)倡导变革，其他一些组织却对新理念持戒备和怀疑态度。他们这些组织的文化体系已浸透到企业的反方角色当中，他们发现很难接受涉及市场的新理念。这些组织倾向于使用诸如控制和国际条约等政府手段来进行变革。

这些组织机制的影响力正在迅速下降，尽管他们所起到的作用还很重要。这种类型的组织并不适合于也不相信基于控制系统的市场和社区。他们极力抵制变革是因为他们受现状的“自利性”所驱使。其他团体，如EDF和WRI，并不满足于这种变革，并且还积极进行探索。例如，EDF与BP公司合作建立“含碳贸易审查制度”。

我们不要被那些“与企业合作是务实途径的自然选择”等评论所误导。例如，最近对转基因(GMOs)的狂热已经在市场上对这种产品产生了剧烈影响。这也是对传统观念的挑战。然而转基因技术的应用被英国绿色和平组织指责为在很大程度上受市场调节而不受政府控制。英国的绿色和平组织倡导市场限制法，并在这一活动中成功地迫使零售商(如Sainsbwrys)削减转基因食品的库存量。这一措施限制对转基因作物的市场需求增长长达6个月之久，而若通过政府推动来达到这种效果则需要花费数年时间。

政府角度和控制态度

随着政府职能的衰退，对变革中的政府所扮演的市场角色存在大量困惑和争论。然而这不仅是相对于政府而言，对于一些产业来说，加强管理控制可以带来竞争优势，这一点更显著地体现在那些在此方面走在前列的企业中。例如，杜邦公司已经有效地减少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持续高记录的有毒废物排放量。然而美国的企业文化十分反对管理控制。他们争辩道，杜邦公司对其有毒废物排放采取强有力措施是受其“自利性”所驱使。毕竟，正如上面所提及的BP公司的例子那样，一旦公司接受了这种变革，那么相对于那些行动迟缓的企业，进一步地变革将会使公司获益。

各国政府对其在市场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明显感到困惑，他们也达成了许多强迫性协议，并且这种趋势明显增加。这最初是由欧洲诸国提出并实施，现已广泛扩展开来，特别是在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正如人们所预料的一样，倡导意识形态模式的企业和活动人士对此持抵制态度。追求意识形态模式的活动人士抵制它，是因为他们把“现实活动”的控制措施看做是“警察”。而企业抵制它则是因为这将把他们引入到他们感觉并不适应的市场方向上去。因此有些美国企业一方面反对在气候变迁上采取控制措施;另一方面甚至反对通过立法为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志愿活动提出信贷支持。他们并不惧怕气候上的行动措施，他们害怕的是变革——他们害怕的是市场机制真正运行起来。

受“自利性”驱使，政府当中的许多人也对变革持抵制态度。如果他们的文化传统和权力基础来自于他们对市场的管理能力，那么任何与之相异的做法都会被视为对他们的强烈威胁。要是我们回到上文提到的总体趋向的讨论中，我们就会发觉国内的社会作用正在上升以及政府职能的作用正在衰退。当然我们也会发现进步企业和社区已建立更多的伙伴关系(例如，上文提及的EDF与BP公司)。如果社区和市场的伙伴关系直接发生变革，那么就会威胁到政府对社区的管理。

小结

这里的可持续发展是作为变革的驱动力而存在的，它会有不同的名字和解释方法，但基本理念——我们将保持我们的社会继续存在与发展——会始终坚持不变。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我们将会学习完整地理解社会、环境和经济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行为的价值。这种理解将驱使我们制定决策。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得到的一项主要结论就是可持续发展(减少环境的负面影响和社会冲击)与朝着知识经济的道路上发展的总体倾向之间具有协调效应。把可持续发展与知识经济结合起来，我们会看到其对资源和市场活动的广泛动员。

知识经济、知识型员工的管理方法、经济非物质化以及新企业文化的建立是已建立确定并需要加以完善的思想理念。

可持续发展分析法的支持者开始出现不同的兴趣方向，其中最具讽刺意味的是保守型企业与一些活动团体之间的庶民观点。为了维持现状，他们达成了非正式同盟协议来对抗变革。这种变革并不通过市场和社区驱动，而是通过政府控制来推动，同时这也符合施压团体的思想观念，但又被企业所抵制。

社会力量正在进行重新排列。基于理想构思的部分正在消退，企业、环保、政府及社会中倡导变革的部分比其他部分团结得更加紧密。活动人士与一些企业领导者之间的同盟比与其他活动人士之间普遍更加牢固。同样，一些企业的领导者与活动人士之间的合作要比他们的同行的CEO们更加广泛。这种重排发生在我们上文提及的思想体系和道德观念的分析上。

这就导致了一个有趣的结果，一些企业与活动人士组织结成了正式同盟。这种伙伴关系在达到崇高社会理想的同时，也为企业注入了竞争优势。它是相关党派“自利性”的有效排列。

很明显，孤立地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完全不可能的。要是不与其他趋势保持密切的协同关系，如全球化通讯革命和新技术革命，企业在制定相应的战略上就会出现一些战略性错误。

如果能从我们的分析当中得出一个重要结论的话，那一定会是:可持续发展已变成了一个竞争议题。社会变革将摒弃旧模式，再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变革:活动人士积极倡导，企业抵制而政府专控。我们社会中整合过的可持续发展观念成为主流，并且看到世纪正朝着新经济模式过渡的企业之间的真正竞争即将到来。那些在旧模式中(增长利益相关者价值)制定战略、发展所需“工具”以备在新模式(员工的满意度和“自主性”得到提高以及一个更加持久、强壮的企业)的过渡过程中胜出的企业将会得到应有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