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我国自主发展战略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我国自主发展战略

李玉梅　桑百川

摘　要:当今世界的经济全球化是生产的国际化和资源配置的全球化过程，也是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球化。因此，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在推动生产力进步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又给世界经济带来许多新矛盾。对中国来说，经济全球化既是机遇，更是挑战，在对外开放中实现自主发展是中国的基本策略。本文在综合评价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指出马克思经济全球化思想才是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理论依据，并归纳出我国自主发展战略的内涵，对当前自主发展战略中一系列经济关系进行判断。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　自主发展战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逐步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与世界经济形成了紧密互动的格局，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国。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有利于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另一方面，当今经济全球化是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球化，不可避免地产生许多新的矛盾。因此，经济全球化对我国来说，既是机遇，更是挑战。尤其随着的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亚洲金融危机、全球金融危机的频繁爆发，我国经济面临的外部风险凸显，如何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实现自主发展，成为当前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所必须面对的一个根本问题。

一、经济全球化与发展的相关理论评价

在对待经济全球化与发展问题上，有的发展中国家曾以比较优势理论作为本国经济发展的理论依据，也有的发展中国家以依附理论或国家主权理论指导本国经济发展。客观评价和对待这些理论，对于我国在经济全球化中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至关重要。

（一）关于比较优势理论

比较优势理论最初是由李嘉图提出来的，其主要观点是:在国际间资本和劳动不能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各个国家应专门生产那些成本相对低的商品，然后彼此进行交换，这样贸易双方都能得到好处。

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是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在他的理论中，比较优势来源于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在新古典经济学出现后，以劳动生产率为基础的比较利益理论被以要素稀缺性为基础的要素禀赋说（H-O理论）所代替。要素禀赋说是由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的，它的主要思想是:不同的商品生产需要不同的生产要素比例，而不同的国家拥有不同的生产要素。因此，各国在生产那些能较密集地利用其较充裕生产要素的商品时，就会有比较利益产生。因此，每个国家将最终出口利用其充裕的生产要素的那些商品，以换取那些需要较密集地使用其稀缺的生产要素的进口商品。要素禀赋说还认为，商品的流动实际上等于生产要素的移动，因此，在自由贸易条件下，生产要素价格具有均等的趋势。

继要素禀赋说之后，比较优势理论又经过了H-O-S模型、HOV模型、特定要素模型、动态比较优势模型等发展，至今仍然是主流的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这一理论说明了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合理性，主张实行自由贸易，在历史上具有积极意义。然而，比较优势理论的成立是以一系列极其严格的假定为基础的，脱开这些假定，这一理论的科学性要大打折扣⁽¹⁾。同时这一理论是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存在严重缺陷。

第一，这一理论是非历史的和静态的。比较优势理论的一个关键性假定是生产技术不变，因而，它只能从一国既有的资源禀赋出发考虑问题，却不能说明现有的资源禀赋是如何形成的，以及这种资源禀赋的发展趋势。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人们可以通过不断地学习和实践，掌握新的技术，创造新的产品，发现新的资源，形成新的要素组合方式，因而，所谓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生产的技术条件决定的，而不是固定不变的。事实上，后来居上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不仅不是例外，反而成为一种规律，没有一个国家会满足于按照静态比较利益选择自己的生产和贸易结构，任何一个强国都会想尽一切办法超越资源禀赋对于自己发展的束缚和限制，以提高自身国际竞争力。

第二，这种理论颠倒了生产与流通的关系，忽视了生产力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正如德国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李斯特所言:“一个人可以据有财富，那就是交换价值；但是他如果没有那份生产力，可以产生大于他所消费的价值，他将越过越穷；但是他如果据有那份生产力，可以产生大于他所消费的有价值产品，他就会富裕起来……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主要并不是像萨伊所相信的那样决定于它所蓄积的财富（也就是交换价值）的多少，而是决定于它的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因此，决定一个国家通向富裕与繁荣的根本途径，是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是自由贸易。历史事实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自英国的产业革命以来，几乎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取决于它能否成功地发展制造业，当代的那些经济发达的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是通过发展制造业而富裕起来的；英国是这样，美国是这样，德国、日本也是这样。就是近年实现了“奇迹式经济增长”的韩国、中国台湾，也无一不是靠高速发展制造业实现经济高速发展、由穷变富的。

第三，这一理论只看到了自由贸易的互惠互利的一面，而没有看到自由贸易中不平等的一面。一般地说，贸易对交易的双方都是有利的，但是，这种利益的分配并不是均衡的、对称的。具有技术优势的国家处在有利地位，在交换中可以用较少的劳动换回较多的劳动，获得更多的利益。

第四，这种理论假定要素是不流动的，但是在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当今世界，生产要素的全球流动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生产要素的全球流动从根本上改变了要素禀赋型发展战略的前提，实行全球规划型发展战略才是一个国家应对全球化的正确选择。这一战略的基本要求是:从建立要素优势出发而不是从建立产品优势出发；注重引进跨国公司的研究开发中心和各类总部而不是制造；在制度建设中注重对全球市场体系的适应性而不只是对国内市场。在经济全球化的竞争中，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是持续的创新而不是要素禀赋。

第五，这一理论割裂了经济与政治的密切联系，忽视了政治因素和国家力量在经济发展中的巨大作用。比较优势理论主张实行自由贸易，取消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历史经验证明，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产生过程绝不像自由贸易理论描述的那样，是互惠互利、平等自愿，田园诗一般，相反，却充满暴力、掠夺和杀戮。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形成之后，自由竞争的市场关系成为了国与国之间经济往来的基本形式，科学技术成为了决定各国比较优势的主要因素。即便如此，自由贸易也并没有成为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选择。事实上，后来居上的国家和正处于工业化过程中的国家，在它还没有获得具有足够竞争优势的时候，往往倾向于实行贸易保护制度，以便通过国家干预为本国生产力的发展和比较优势的形成创造时间和空间。因此，在历史上，无论是英国、德国、法国还是美国，都毫无例外地实行过保护制度，因为没有国家力量的支持和保护，这些工业便不能在国际竞争中得到生存和发展。

（二）关于依附理论

依附理论是20世纪50年代解释外围资本主义的不发达状态成因的多种理论总称。这些理论以马克思主义或者左派研究方法为基础，起源于以拉丁美洲为模本的研究，继之又推广到所有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为宏观背景的外围地区不发达国家。代表人物有阿根廷的劳尔·普雷维什（1901-1986），巴西的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Theotonio·Dossantos），美国的安德烈.冈德.弗兰克（A·G·Frank），埃及的萨米尔·阿明（Samir·Amin），20世纪60年代是依附理论的鼎盛时期。依附理论在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度红火的现代化理论的对抗中占据了优势，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全球化进程日益明显，资本全球扩张带来的消极后果引起了更广泛的注意，墨西哥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的相继爆发验证了依附理论的某些看法，这在某种程度上再次凸显了依附理论的价值。

在全球化与发展的关系问题上，依附论的中心思想是: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一个不平等的体系，这一体系从它诞生起就被分为发达国家和后发国家、宗主国和殖民地、中心国或外围国，最上层是主要生产高利润、高技术、高工资的多样产品的中心国，最下层是主要生产低利润、低技术、低工资且种类不多产品的外围国。中心国家由于本身经济体系完整，又垄断着资金、技术、生产力、军事、政治等资源，成了支配的一方，它通过从外围国家榨取剩余而获得发展，而外围国家则在贸易、金融、技术各方面都仰赖中心国家，形成对中心国家的“依附”。这两类国家的关系是一种支配与被支配、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中心国家通过榨取外围国家的剩余而得以发展，而外围国家则由于处于依附地位而失去了自主积累和自主发展的能力。依附关系的核心是中心对外围剩余的榨取与剥削，对于这种剩余榨取的机制和过程，这派学者作了许多探索和研究。法国马克思主义学者伊曼纽尔指出，资产阶级的自由贸易理论和比较成本论是以资本不流动理论为前提的，但实际的情况是，资本是可以在国际间流动的，而劳动力则难以流动。资本的国际流动，导致了利润率的国际平均化，形成了世界市场统一的生产价格，劳动力的不能流动，导致了工资水平的巨大差异，中心国的工资远高于外围国。当工资不同的中心国与外围国使用同样的技术生产同样的产品在国际上出售时，由于国际利润率平均化，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就由低工资的穷国转移到了高工资的富国。

依附理论在一个全球和历史的视野下考察了资本主义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问题，批判了帝国主义对外围国家的剥削和束缚，揭示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不平等性质，驳斥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和现代化理论的经济发展理论，探索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特殊道路，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和经济发展理论，标志着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全球化问题的认识继帝国主义理论之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依附论的历史功绩不能抹杀，但它的缺陷也不应忽视。无论是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之内还是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之外，它都招致了众多的批评。这种批评包括了很多方面，如认为依附理论强调交换忽视生产，强调外部因素而忽视内部因素，强调国际的冲突而忽视阶级冲突，没有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的本质，对国际剥削的说明不清晰，其理论与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发展的现实不符，等等。概括起来，这种批评大体可以归结为两个主要方面:一是如何看待资本主义扩张对不发达国家的影响，二是如何解释国与国之间剥削和剩余的转移问题。

就第一个方面的问题来说，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之内，以沃伦、哈里斯、布伦纳等为代表的所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坚持依附论和世界体系理论的所谓“新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了系统的批评。他们认为，不发达国家的经济落后是由于其内部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束缚造成的，而不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剥削所致，资本主义在落后国家的扩张有利于落后国家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因此，把中心与外围之间的关系描述成是一种“零和博弈”的观点是错误的。比尔·沃伦在1980年出版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开拓者》一书中，从经济、政治、道德和文化等方面重申了资本主义的进步性，他指出，资本主义的功绩在于它解放了被前资本主义社会所束缚的个人的创造力，发展了大规模的工厂式的生产体系，塑造了公平、正义、宽容、独立的精神，建立了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促进了工人阶级的成长，从而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生创造了主观和客观条件。因此，帝国主义的扩张对于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是有利的。奈杰尔·哈里斯在《第三世界的终结》一书中，从实证分析的角度证明了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下外围资本主义成功发展的可能性。他以新兴工业国经济增长的成功经验说明坚持自由贸易和融入世界市场的积极作用。

“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切中了“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要害。在前面的说明中我们已经知道，虽然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全球统治也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但是，在全球化问题上，他们的基本观点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发展是历史的必然，是通向共产主义的必要阶梯，对落后国家来说也有进步和有益的影响。因此，把资本主义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的关系看成是一种得失相抵的“零和博弈”的看法并不符合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这一点上，“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的确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然而，“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也绝非无懈可击，并不总代表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实际上“正统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一样都有明显的片面性。依附论特别是激进的依附论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和经济的全球化采取了强烈批判的态度，而“正统马克思主义”则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和经济全球化采取了一边倒的支持态度，这在客观上与自由主义理论合流了。与此不同的是，马克思的思维逻辑中则充满了辩证法。一方面，马克思承认，与落后国家存在的各种原始和封建的制度相比，资本主义中心国的生产方式和社会文明无疑是先进的，殖民统治者们在世界市场上追求最大程度的垄断利润的同时，他们不得不修筑铁路、开办工厂、引进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文明形态，促进落后国家生产力和科学、教育、文明的发展，从而不自觉地承担了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历史使命。在这一点了，他的观点不同于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依附论、世界体系理论和各种反全球化理论。另一方面，他深刻地揭露和强烈地谴责了资本主义殖民统治对被统治民族的所造成的空前的灾难，指责他们破坏了本地的公社，摧毁了本地的工业，夷平了本地社会中最伟大和崇高的一切，从而毁灭了当地的文明，结果是，殖民地的人民失掉了他们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这就使他们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了一种特殊悲惨的色彩。这一点又使他们的观点与所谓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区别。

对于依附论的第二个方面的批评主要集中于国际剥削和剩余的转移问题上。依附论的核心观点是中心国对外围国剩余的榨取和剥削，然而对于这种榨取的机制和过程，这种理论并没有提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说明，更多的是经验之谈，而不是严密的理论。

同时，也应该看到，其理论分析存在着片面性，有的过于偏激。从导致发展中国家依附的根源来看，尽管一些依附论者也强调造成依附的内部根源，即国内经济结构的畸形，但更多的是着重强调造成依附的外部根源，即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和控制。这有推卸责任之嫌。从发展中国家能否摆脱对发达国家的依附来看，依附论者一般都认为，只要存在着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心—外围”结构，就难以改变发展中国家依附发达国家的状况，甚至难以减轻发展中国家依附发达国家的程度。这有“宿命”之嫌。从发展中国家摆脱依附的途径来看，依附论者的观点大多过于简单:要么是消灭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要么是继续处于依附的地位。他们没有能够正确处理好摆脱对发达国家的依附与吸收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的先进经验和科学技术之间的关系。

虽然依附理论中存在不少值得商讨之处和明显的不足，对于依附论的评价也存在着许多争论，但是，它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内在矛盾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所面临的困境，揭示了帝国主义对外围国家的剥削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不平等性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但它同时具有静态和宿命论的缺陷，不能解释资本主义经济中存在的另外一种趋势，即后来居上和盛极而衰的动态过程。20世纪60年代以后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崛起，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为发展中国家实行的以开放促发展、通过融入全球化而实现经济发展的战略提供了好的样板，同时也对依附论提出了挑战。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兴起的依附理论，由于理论视野上的狭窄性、理论结论上的片面性、发展走向选择上的简单性以及在社会实践中运用的局限性，在7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走向衰落。但是，无论如何，依附理论在经济思想史上仍然占有一定的地位。依附理论在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期对于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时，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国有化浪潮就是受到了依附理论的影响。

（三）关于国家主权理论

在国家主权理论的早期，主要是在18世纪之前，大多数人都认为主权是绝对的、不可分割的，这种传统的绝对主义国家主权理论的代表性的人物和观点主要有:布丹提出的近代国家主权学说、霍布斯倡导的君主主权论、洛克的议会主权学说、卢梭的人民主权学说、黑格尔的绝对国家主权论。18世纪之后，传统的国家主权理论出现变化，主权是相对的观点逐渐为人们所接受，出现新国家主权理论，其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主张否定、限制、削弱国家主权，认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主权地位无可挽回地发生了动摇。主要包括:国家主权弱化论、国家主权让渡论、国家主权强化论、新干涉主义（国家主权过时论）等。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用早期的绝对主义国家主权学说来解释主权的现状是困难的。因为早期的传统国家主权理论在最初主要侧重于政治主权和领土主权的向度，对经济主权涉及很少。而且，按照传统的主权学说，对内，主权表现合法政府的最高统治权；对外，主权表现一国处理内外事务的独立、平等，任何国家和国际组织都无权干涉，而现实中的国家主权已很难全面满足上述原则。

与传统国家主权理论不同，新国家主权理论主要在以下几方面取得发展:

首先，这些新国家主权理论的出现丰富了西方国家主权理论，使西方国家主权理论以“近代主权—现代主权—当代主权”三种完整形态展现在世人面前。主权是一个历史范畴，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其基本内涵也应有新的拓展，从这个意义上讲，当代各种新国家主权理论的出现也是西方历史发展的必然。

其次，在分析和阐释新国家主权理论时，对全球化背景下出现的一些影响国家主权的因素及其影响国家主权方式、程度等做了客观描述。如分析了市场经济发展、各种非国家行为体、信息革命、文化全球化、意识形态终结等因素对国家主权的影响。这些描述为深入分析全球化与国家主权的关系、认识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主权的变化提供了素材。

再次，这些新国家主权理论为构建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主权理念提供了新的视野。当代西方新国家主权理论与我国的主权观念有着本质的差异。但是随着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程度的日益加深，这些主权理论势必会冲击我国的主权观念，对这些主权理论回应将为我们构建全球化的背景下的主权观念提供新的参照。

最后，这些新国家主权理论在主权理论发展方面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比如全球治理理论所认为的，“为了促进国际组织决策的民主化，提高国际规制的有效性，主权平等原则必须坚持。只有坚持主权平等原则，发展中国家才能平等地参与全球规则的制定并拥有必要的发言权和影响力，这样作出的跨国决策和出台的国际规制才具有合法性和普遍的约束力”。“各国政府、国际组织、跨国公司、民间组织等多种权力中心和行为主体之间应该相互监督和相互制约以利于国际规制的遵守。”“主权国家之间要相互尊重彼此的独立并进行广泛的合作，要承认政治主体和政治权威多元化和分散化的现实，在全球化时代，应当适时调整国家主权的理论与实践。”等等。

新国家主权理论中的值得肯定的方面并不能掩饰其固有的不足。以下将对比较有代表性的主权理论进行纠错分析。

“主权弱化论”和“主权过时论”夸大了全球化发展对国家主权的冲击，没有看到全球化与国家主权具有异质性的同时还存在同质性的一面，否定了在全球化时代主权仍是民族国家安身立命的基石，是不切实际的，并极具现实危险性。因为，不论如何，全球化不仅不能否定国家体系的存在和作用，更没有衍生出能够完全替代主权国家的新型社会组织形态。主权原则依然是保护和支撑国际社会运转的现实力量，主权国家体系依然是维系世界基本秩序的主体框架，人类依然需要在这一框架所构筑的基础上从事更加广泛复杂的社会活动。

对于发展中国家和中小国家而言，主权与独立，更是生存与发展的前提。贸然抛弃主权或故意削弱主权，等于自毁现存秩序的支柱，陷世界于灾难之中。

“主权强化论”则无视全球化发展给国家主权带来的影响，淡化在全球化时代国家主权受到的限制与侵蚀，容易导致绝对主权论，是无视现实、缺乏勇气与历史观的表现。因为，国家不是超历史的产物，以全球化为重要特征的各种新生事物，对国家体系的权力、职能、形态所构成的诸般挑战，是现实且不容回避的。对此，苏珊·斯特兰奇指出，“一味主张全球化是不对的，但试图要人们相信什么都没改变也行不通，那只是在鼓励人们对世界经济近来出现的变化持鸵鸟态度。”

客观地讲，当代西方的新国家主权理论是站在西方国家立场上来认识国家主权和经济全球化的。他们在思考经济全球化与国家主权的关系问题的前提假定是:所有国家的发展水平是一致的；所有国家对全球化的接受程度是一致的；所有国家都将从经济全球化中受益是一定的。然而，现实的社会实践却表明，他们所做的假设是根本不存在的，所以其理论的普遍适用性值得商榷。

二、自主发展的理论依据:马克思经济全球化理论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经济的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但是，这种发展和进步并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以一定的社会制度为载体的。近代以来出现的经济全球化从本质上说是资本的全球化。

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过程看，经济的全球化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是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源配置的全球化过程；另一方面是社会经济关系在全球范围内的一体化过程。它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是矛盾性的:一方面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又加剧了全球经济的内在矛盾，导致了一系列新危机和问题。

从生产力发展和资源配置的角度看，经济的全球化是生产社会化发展的更高阶级。在全球化的经济中，社会总资源的配置是通过世界市场在全球范围内来实现的，商品、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动跨越了国家的界限，市场经济日益具有国际性，国际贸易不断扩大，跨国投资的不断增加，包括银行贷款、票据融资和债券发行在内的国际金融市场不断发展，劳动力的跨国流动和国际移民不断增加，国际价值规律成为调节生产过程的主要规律。

经济全球化是生产社会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对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全球化促进了国际分工在广度和深度上的发展，加速了商品、资金、信息和劳动力流动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加快了知识和技术传播与扩散的速度，密切了各国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提高了全世界资源配置的效率，导致了社会财富的日益增长。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它们更多地获得资金，尤其是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加快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有利于它们更好地利用自身优势，开拓国际市场，发展对外经济贸易；有利于它们更快地得到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发挥后发优势，实现技术跨越。对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如能加以正确引导和驾驭，可以促进各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也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国际社会的稳定。因此，尽管当今世界的经济全球化在本质上是资本的全球化，但是，马克思主义仍然实事求是地承认它的进步意义，正如马克思早就指出的那样，资产阶级创造全球市场的这种冲动，却成为了推动历史发展的不自觉的工具，“资产阶级历史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相互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类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统治。资产阶级的工业和商业正为新世界创造这些物质条件，正像地质变革创造了地球表层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全球化代表了人类社会的光明未来。马克思认为，以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为目标的共产主义是以经济的全球化为必要条件的，“只有这样，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因此，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就是全球化的进步性和历史意义所在。

经济的全球化既是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源配置的全球化过程，也是不同生产关系在全范围内相互碰撞和相互渗透的历史过程。资本的本质在于运动，只有在运动中，资本才能不断增殖，“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任何界限都表现为必须克服的限制。”“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与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个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物质生产是如此，精神生产也是如此。”因此，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迄今为止的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过程。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资本主义制度的扩张是通过对殖民地的征服来实现的，“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在自由竞争时期，资本主义制度的扩张是在武力征服和自由贸易的共同推动下完成的，“它的商品低廉价格，是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里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进入垄断阶段后，资本的输出成为了资本主义制度全球扩张的主要工具，通过对外投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直接输出到广大发展中国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得到推广。在当代，贸易的全球化、资本的全球化、跨国公司的迅猛发展，使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全世界得到了更加深入和广泛的发展。

因此，应当清醒地看到，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经济全球化在推动生产的社会化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又给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了许多新矛盾。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也随着经济的全球化而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发展。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它是机遇，更是挑战。

第一，当今世界的经济全球化是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在这一过程中，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处于“中心”地位，垄断着资金、技术、生产力、军事、政治等资源，并在制订国际经济的“游戏规则”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因而成了支配的一方，它们在全球化中获益最大；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则处于“外围”地位，处于被动和依附地位，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危险。

第二，资本的全球流动和市场的全球扩展推动了经济的自由化，减少了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跨国公司建立的全球性经济网络也日益突破国界的限制，把资源和财富集中在自己手里，并力图左右民族国家的国内政策以满足资本增值，制约和削弱了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的控制，从而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形成了严重冲击。

第三，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世界性经济危机也在不断深化。经济的全球化把生产的无限扩大与劳动群众购买力相对狭小、个别企业的有组织性与整个全球生产的无组织性的矛盾推向了一个更高的阶段和更广的范围，这样就产生了越来越大的经济失调的可能性，加大了爆发世界性经济危机的风险。这一方面推动了金融因素与实际经济过程日益脱离，世界性金融危机频繁爆发，加剧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就连续发生了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1998年的巴西金融危机等。这些金融危机严重影响了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的稳定。另一方面，强化了发达国家的金融霸权，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依附性。

第四，全球市场的发展还使得人类生态环境问题更加尖锐。以利润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方式在创造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引发了地球变暖，臭氧层变薄，森林过度砍伐和土地沙漠化，许多种类植物群和动物群的灭绝或濒临灭绝，空气、水和土壤被严重污染等一系列危及人类生存的全球性环境问题。

第五，当今世界的经济全球化是一种不对称的全球化，在全球化的滚滚浪潮中，发达国家只是一味推动商品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移民却设置了重重障碍，劳动力市场的全球化远远落后于商品和资本的全球化，这样就形成了一种不对称的全球化:即货物和资本市场倾向于被全球化，而劳动力市场却被分割成许多板块；一方面是越来越全球化的经济，另一方面是不同主权国家和政治社会的继续存在。在民族国家，价值规律是三维的，包括了商品、资本和劳动力市场，而在世界市场，价值规律却是二维的，排斥了劳动力市场。这种扭曲了的价值规律必然导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两极分化，使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不能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充分分享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好处。全球化的不对称性导致了南北差距的不断扩大和民族国家之间利益冲突的持续存在。

因此，经济全球化作为一个客观进程，具有二重性，可以有两种发展趋势:一是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有利于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合理配置，促进各国生产力的发展，从而造福各国人民；二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全球扩张，进一步加剧世界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继续扩大南北发展差距，加剧贫富分化和环境恶化。因此，实行对外开放和参与经济全球化既可能推动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实现裕民富国的目标，也可能使一个国家陷入全面依附和被边缘化的状态。是边缘化还是现代化，这是全球化时代每一个国家所面临的严峻的挑战，其结果是，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马克思经济全球化理论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解释经济全球化产生和发展的必然规律以及客观过程。它把经济全球化解释为资本本质的外在表现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不断扩张的产物。它揭示了全球化的矛盾性后果，即一方面是生产社会化在全球的展开，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全球的发展。同时，也承认全球化过程中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依赖和共同利益，同时强调了中心国对外围国的剥削和它们之间存在的对立。既强调各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和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依赖，又承认各民族的差异以及它们之间的独立、平等和自决权。马克思经济全球化理论认同全球化的趋势，支持对外开放的战略，然而又绝不无条件地放弃国家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它追求的是全球化中的自主发展或以国家为基点的开放战略。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全球化理论为我们科学认识全球化的本质和发展规律，正确制定全球化时代社会经济的发展战略奠定了理论基础，它们的科学价值和现实意义也将不断被实践所证实。

综上所述，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比较优势理论、国家主权理论和依附理论在指导一国经济发展中各有其缺陷和局限性，因此只能是作为借鉴和参考，并不能成为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全球化理论，客观全面地论述了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和发展规律，以及实现自主发展战略的现实意义，只有马克思经济全球化理论才是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理论依据。

三、自主发展战略的内涵与判识

在共和国的历史上，自主发展的最初表达形式就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自主发展的重要基础是经济自主。没有经济的自主权，发展的自主性就会大打折扣，国家主权也会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近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科技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愈来愈重要，与之相联系，科技与民族国家自主发展的关系也愈来愈密切。

1978年以来，中国确立了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日益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之中，逐步形成了开放、改革与发展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从自身国情与战略需要出发，在融入经济全球化中坚定不移地走自主发展道路，即保持了与全球化发展的同步性，又避免了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依附性发展模式，逐步探索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实现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与社会现代化的平稳转型，对中国自主发展战略的认知也完成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跨越，并不断创新自主发展理论。那么，什么是自主发展战略呢？其含义和基本内容是什么？在对外开放中如何处理好主要的经济关系，以实现自主发展战略？

（一）自主发展战略的内涵

自主包括政治自主和经济自主，政治自主是经济自主的前提，经济自主是政治自主的保障。自主发展战略中的自主，强调的是经济自主。经济自主即经济独立，是指各国对本国内部以及外部涉及本国的一切经济事务，享有完全、充分的、独立自主的决定权。经济主权作为国家主权在经济领域的表现，也具有对内最高属性和对外独立性。其对内最高属性体现为:主权国家有权自主选择自己的经济制度；自主决定自己的经济发展战略；自主立法建立本国国内的市场经济运行规则；自主开发和利用本国的经济资源。对外独立性表现为:主权国家无论是否参与国际经济活动，都有自己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主权国家可以自主决定是否参与国际经济活动；在承担国际经济规则的义务的同时，享有平等的权利；国家之间的经济交往以平等互利为基础，主权国家有权保护自己不受外来经济势力的掠夺和剥削。

概括起来讲，所谓“自主发展战略”，就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按照我国的国情，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相结合的基本原则，以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为前提，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根本基点，以互利共赢为基础，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为核心，以立足国内、扩大国内需求为经济发展的战略方针，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以制度自主性、政策自主性、开放过程自主性、市场自主性为内容，以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自主制定相应的经济发展战略。自主发展战略从根本上说，就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主发展道路，建立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主发展道路的探索与总结。

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但是，应当认识到，当今世界的全球化是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以资本全球化为核心的经济全球化，它具有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尤其在当前世界性金融经济危机不断加深的情况下，必须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从国际国内条件的相互转化中用好发展机遇、创造发展条件。为此，我国今后自主发展战略的基本内容是:一是以我为主考虑和制定正确的金融改革和金融开放的战略，谋划和推动国际经济秩序和金融体系改革的进程。对资本项目的开放继续采取审慎推进的态度，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合理调整外汇储备的规模和结构，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二是逐步改变依靠低层次劳动密集型产业推动的外向型经济模式，抓住全球经济调整和重组的时机，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适度进行跨国投资和并购，大力推动自主创新，努力提升国内产业的层次和水平，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根据国际国内市场的变化调整我国的产业结构，在积极扩大商品和服务出口的基础上，统筹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增加对战略性资源的开发和储备，同时要发挥我国市场广阔的优势，始终把扩大内需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针，走内需主导的发展道路。四是要优化引进外资的结构，提高利用外资的水平，探索把引进外资与提升产业结构、技术水平结合起来，同带动经济发展、企业技术改造结合起来，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出发点，注重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创新和提高。同时要更加重视对国内储蓄和国内资本的有效利用，并始终保持对关键行业和领域的控制力。

（二）自主发展战略的判识

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在世界经济全球化不断扩大和加深的情况下，各国经济之间日益相互依存，相互依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无视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影响。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有利于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另一方面，当今世界的经济全球化是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球化，不可避免地产生一系列新的矛盾和问题，如:全球性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和两极分化；全球性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全球性的经济波动和金融危机的频繁爆发。当前愈演愈烈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就是经济全球化负面影响的一个突出表现。

因此，我们必须正确处理好以下几种关系:

1.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的关系

早在开放之初，关于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的讨论中，我国就已明确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两者是统一的，不是矛盾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对外开放的基础和前提，反过来对外开放能够加强国民经济薄弱环节，增加国家经济实力，又是增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能力的手段。

第一，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对外开放的立足点。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只有立足于自力更生，才能保证我们国家在政治、经济上的完全独立，才能更好地从自己的国情出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能不怕世界政治、经济的动荡，在任何情况下立于不败之地。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就是在坚持政治独立和经济自主的基础上，从本国的情况出发，主要依靠本国人民自己的力量，充分利用自己的资源和资金来发展自己的民族经济。当然，自力更生，并不意味着样样事情都要自己干，更不是什么都要从头干起。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素质、科学技术、生产力水平等，都有自己源远流长的发展过程，不可能也不应该把外国的东西照搬过来，简单模仿别国经验。但是，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经济、科技、社会的发展过程都不是同其他国家、民族完全隔绝的。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经济全球化突飞猛进，地球正变成一个村落，各国的经济、政治、技术、文化等领域的交往日趋频繁，封闭起来搞建设，无异于自绝于世界大家庭，脱离世界经济成长的快车道。国际、国内的经验都证明，通过对外开放，积极吸取别人经验，消化变成自己的东西，并在此基础上创新，不仅完全符合自力更生的精神，也是一条提高自力更生能力的捷径，投入小，成效大。在全球化进程中，我们不能像一些国家那样完全依靠对外贸易发展自己，也不能受制于全球化中的西方战略，甘居国际垂直分工体系的底部；不能无条件地接受西方制定的游戏规则，而要根据自己的国情，制定自己的发展战略。

第二，对外开放推动国民经济发展，是增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手段。我国的对外开放，是出于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绝不是因为屈从别国的压力，也不是像旧中国那样以国家主权为代价去换取一点“援助”。对外开放是手段，其本身不是目的，目的是通过开放发展生产力。对外开放有利于获得国外的资金尤其是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加快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有利于更好地利用自身优势，开拓国际市场，发展对外经济贸易；有利于更快地得到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发挥后发优势，实现技术跨越；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和文明成果。通过对外开放，引进国外的资金、技术和科学的管理经验，加快我国经济的发展，增强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从而提高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能力和水平。

第三，对外开放是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基础上的开放。当今世界的经济全球化是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以资本全球化为核心的经济全球化，它具有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当前，国家经济安全问题越来越重要，世界经济的波动、资源能源价格的变化、主要经济体政策的调整、汇率利率变动趋势以及地缘政治等因素，都不同程度地对我国经济社会安全产生影响，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资本自由流动所导致的经济危机。在利益驱动下，国际金融资本无虚不乘、无孔不入、流动迅速、形式隐蔽、防不胜防。一个不安全的经济不可能发展，如果稍有不慎，我国改革开放几十年辛辛苦苦积累的财富很可能就会被国际金融资本席卷而去，对国家经济安全和人民群众危害巨大。因此，必须建立国家经济安全保障制度，加强对金融市场和国际金融资本流动的有效监管，防止一些国家利用金融规则和工具优势操纵金融市场、攫取利益、转嫁风险，积极应对可能出现的金融危机和其他经济社会安全问题。

为此，我国在对外开放始终坚持独立自主，走自主发展之路。一方面，必须积极参与经济的全球化和国际竞争，坚定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充分利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大胆地学习和借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创造的先进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分享经济全球化的好处；另一方面，要在对外开放的同时，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把立足点放在依靠自身力量的基础上，以为我主考虑和制定正确的金融改革和金融开放的战略，把引进与开放创新、利用外资与自己积累、增加出口与扩大内需结合起来，在对外开放中注意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经济安全，防范和化解国际风险的冲击，始终保持对关键行业和领域的控制力。同时要不断提高自主创新的能力，提升国内产业的层次和水平，努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2.发挥比较优势与提升竞争优势的关系

发挥比较优势与提升竞争优势并不存在相互对立的替代关系，相反，二者之间的关系更接近于一种相互补充的关系，只有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才能提升竞争优势，而提升竞争优势则对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具有保障作用。

第一，发挥比较优势是提升竞争优势的基础。只有充分发挥经济的比较优势，才能提升国家竞争优势，不发挥经济比较优势，国家竞争优势是难于提升和维持的，发挥比较优势是提升竞争优势的必要条件。充分发挥比较，遵循经济的比较优势发展经济，充分利用现有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技术组织生产活动，经济中的多数企业才会具有自生能力，地方才会形成产业群集和市场竞争，企业和产业才能拥有最大的竞争优势，整个经济才能最大限度地创造经济剩余，国家才能够快速地积累资本，要素禀赋结构得以提升，从而进行相应的产业和技术升级，进而为创造和提升国家竞争优势所提供必要条件，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

我国经济的比较优势是劳动力相对多，相对便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力相对密集型的产业，以及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劳动力相对密集区段的生产活动，这样一方面可以多创造就业机会，另一方面使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具有竞争优势，能够赚取最大的经济剩余，实现资本最快速的积累，使资本逐渐从相对稀缺变成相对丰富，劳动力从相对丰富变成相对稀缺，资源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在不断变化，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劳动工资水平也会相应提高，熟练劳动力短缺局面暴露；同时，资本、技术这两种生产要素不断积累逐步丰裕起来，产业从劳动力相对密集型逐步升级到资本相对密集型，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随着比较优势和变化而升级，从而使竞争优势从传统的比较优势得以发展和提升。这时对外贸易进入转型期，就应该着力培育竞争优势，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大力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

第二，提升竞争优势是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的保障条件。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一国生产要素、资源在国际流动，而且，资源、劳动可以被资本和技术替代，许多发展中国家所具有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和比较优势，在国际竞争中已不具有垄断优势，尤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一国的比较优势特别是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不是静止不变的，需要不断培育和提升竞争优势来维持比较优势，需要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特别是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产业，对劳动密集型进行人力资本投入和技术投入，提高其技术密度，使其由简单劳动密集型转变为智力劳动密集型，借助于开放型经济不断提升和优化产业结构，培育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性产业，通过提升竞争优势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比较优势的实现离不开竞争优势。

提升竞争优势，并不是现在就要放弃比较优势。在从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化的过程中，还必须考虑经济发展的现实基础条件和产业演进的基本规律。我国的要素禀赋状况决定了比较优势在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完全放弃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在自己没有比较优势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上与发达国家竞争，是不明智的。

为此，在新一轮对外开放时期内，为赢得国际竞争力，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实现自主发展，我国必须同时发挥比较优势与提升竞争优势，两者必须协调发展，齐头并进。

3.利用外资与自主创新的关系

对于利用外资和自主创新的关系，一直存在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认识不到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在技术上的垄断和保护，或者无视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把我国科技发展全寄托在技术引进，以为跨国公司投资带来的新技术就等于我国的自主技术，外商投资企业的技术研发可以替代我国自主的技术创新；另一种是强调一切从头做起，强调完全依靠本国经济技术力量的原始创新才是自主创新。

其实，自主创新的实质是利益分配问题。自主创新和非自主创新的根本差异在于，在国际竞争中，不同的技术所有者和技术发展趋势主导者在利益分配权上是不同的。如果外商投资企业的技术研发和技术创新的成果归属于外商，则外商凭借技术上的优势或技术垄断能够在利润分配中获得更高份额。因此，不能简单把跨国公司在我国投资的企业的技术创新等同于我国的自主创新。

但自主创新并不排斥引进技术和利用FDI，也不是自己关起门来搞研发。在科学技术和信息日益全球化的背景下，任何国家和地区都不可能封闭起来搞自主创新。即便是原始创新，也不可能、不应该关起门来，完全凭自己的知识和经验而不利用国外资源盲目试验，世界上也不存在这种原始创新。

外资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脱离对外开放和利用外资的自主创新既不现实、不可能，也不应该，尽管外商并不会轻易将核心技术转让给我们，外资企业还会千方百计控制技术扩散，但只要应对得当，外商投资仍然可以成为推动自主创新的巨大动力，国内外的大量研究也证明了FDI存在技术扩散效应。

目前，我国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的“双缺口”已经稳定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储蓄和外汇的“双过剩”，这意味着我国改革开放之初的利用外资主要是为了弥补“双缺口”的目标发生了深刻变化，利用外资已经不再是为了弥补“双缺口”，而是为了在参加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争夺具有多重竞争力的载体⁽²⁾，吸收外商投资主要不是为了弥补“双缺口”，而是争夺富含先进技术、管理知识和经验、完善的企业治理制度等多重竞争力的载体，发挥FDI的技术和知识外溢效应，为促进技术进步、结构升级和制度变迁服务。为此，对外商投资就要加以选择，重点吸收具有多重竞争力载体的跨国公司的投资，鼓励外资投向高端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新能源和节能环保等产业，严格限制高能耗、高污染和消耗国内资源的“两高一资”项目，鼓励外资企业在华设立地区总部、研发中心、采购中心、财务管理中心、结算中心以及成本和利润核算中心等功能性、总部性的机构，鼓励中外企业加强研发合作。

参考文献

［1］李斯特.政治经济学与国民体系.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2］张幼文.当代国家优势.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

［3］伊曼纽尔.不平等的交换.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5］董健.超越国家——从主权破裂到新文明朦胧.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

［6］王列，杨雪冬，编译.全球化与世界.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89.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张宇，田方萌.不对称的全球化.学习与探索，2003（3）.

［9］王梦奎.中国经济转轨二十年.北京:外文出版社，1999.

【注释】

(1)这些假设包括:只有两个国家，生产两种产品，采用两种生产要素；两国在生产中都采用相同的技术；规模报酬不变；不完全专业化生产；两国的消费嗜好相同；完全竞争的市场；生产要素在国内可以自由流动；没有自由贸易的障碍；两国的生产要素都被充分利用，等等。参见余永定等主编:《西方经济学》，第485页，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2)跨国公司的投资不仅是资本的供给，同时还负载着先进的技术、知识、信息、全球化管理经验、完善的公司治理制度等，这些因素决定着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创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