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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对产业集群问题的研究及其意义

时间:2022-06-15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9.1.3 国内对产业集群问题的研究及其意义一、国内学者对产业集群问题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初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后,我国各地区经济的发展非常活跃。同时,王辑慈还认为,用本地网络根植性促进新产业区的发展意义深远。这些关于新产业区问题的研究,即我国关于产业集群问题的早期研究。

9.1.3 国内对产业集群问题的研究及其意义

一、国内学者对产业集群问题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初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后,我国各地区经济的发展非常活跃。80年代中后期,江浙一带的乡镇企业集聚区开始迅速发展起来。国内的一些学者在对这些区域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温州模式”、“苏南模式”,“江浙模式”等成功的发展模式,这为我国产业集群理论的研究奠定了基础。这期间,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主要有:

1988年,张蕴岭和顾俊礼主编的《西欧的区域发展》一书对意大利艾米利亚—罗马格纳、德国巴登—符腾堡州等地的新产业区现象进行了初步的介绍,但当时并未引起我国有关学者的注意。1993年南开大学马春龙在他的博士论文《企业发展战略—群落学的思考》中引入了企业群落概念研究战略环境、组织与战略、战略与环境的关系,他把技术因子作为企业群落的一个重要的环境因子,并指出了企业群落中创新的重要性。1994年,王缉慈教授在中日韩三国工业国际会议上发表题为《The marking of new industrial in China:Insights into the development zone's phenomenor》的文章,对我国出现的一些开发区现象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并在同年出版的《现代工业地理学》一书中介绍了新产业区的概念,还结合国内各区域发展的实际进行了实证分析与探讨。1995年,中国科学院庞效民以我国的乡镇工业区为例,初步讨论了我国新产业发展的特征和存在的问题。1997年,李小建教授发表文章,就新产业区的来龙去脉进行阐述,提出从区域的形成时间、规模部门结构、联系程度和根植性等方面来判别新产业区。1998年,王辑慈和王缉宪发表文章,以北京中关村为例,对中国新产业区的概念及其发展中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提出新产业区发展的建议。同时,王辑慈还认为,用本地网络根植性促进新产业区的发展意义深远。这些关于新产业区问题的研究,即我国关于产业集群问题的早期研究。

1999年尚勇、朱传柏在他们的著作《区域创新系统的理论与实践》中,探讨了企业空间集聚问题,他们认为创新是企业空间集聚的不竭动力,区域创新网络是空间集聚的有效载体,落脚点是企业空间集聚。1999年复旦大学仇保兴在其专著《小企业集群研究》中讨论了技术创新在企业集群内部的扩散方式和由此带来的技术创新“集群效应”,分析了小企业集群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2000年胡志坚在其著作《国家创新系统—理论分析与国际比较》中,分析了产业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把产业群置于国家创新体系之中,探讨了不同类型的产业群及其创新模式。2001年,王辑慈出版《创新的空间:企业集群与区域发展》一书,对新产业区理论及其在我国的应用进行了研究。2004年刘斌在其著作《产业集聚竞争优势的经济分析》一文中以产业集聚具有超强竞争力为目标,剖析了产业集聚区域生产的产品具有较高性价比的原因。对产业集聚的特质、演变规律和竞争力进行了分析,指出产业集聚产生的外部性主要包括市场的外部性、创新的外部性、外部规模效益和范围经济。

台湾学者注重运用社会关系网络理论解释集群的形成与发展,探讨途径大致有两种,即从社会学的观点出发进行探讨和依据经济学的观点进行研究。其中社会学的观点认为,企业家的协作网络关系是建立在网络成员之间彼此的承诺与信任关系之上的,而这种承诺与信任关系则是需要依靠企业主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建立,因此企业主之间的社会关系是维持网络安定的主要力量。经济学的观点认为,企业因降低交易费用、依赖稀缺资源、降低不确定性等原因形成网络关系。

二、产业集群问题研究的意义

我国学者在对国内产业集群理论与实践研究的过程中,尽管能够跟踪国际理论研究前沿,结合具体的区域实践进行分析,但总体来说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尚待解决,如至今尚未形成完整的产业集群理论体系,而且在研究过程中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也处于尝试与探索阶段。这种情况说明,我们还必须进一步加强对产业集群问题的研究。不仅如此,产业集群的形成是经济、社会、政治、地理、历史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对它的研究必然要横跨多个学科。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加强对集群现象及其发展模式的研究将引导我们实现经济学研究重心(或理论视角)的转移,为我国未来经济学研究提供新的增长点,因此它的理论意义也将是多方面的。

首先,促使企业竞争优势从“点竞争优势”向“群竞争优势”转移。

企业竞争优势是企业战略管理研究的核心问题。自从该理论产生以来,其研究的基本方法大都是按照安德鲁斯等人提出的SWOT分析法,即通过分析企业内部条件的优势和劣势、外部环境面临的机遇和威胁,采取相应的战略决策和措施,从而在与其他企业的竞争中获得竞争优势。而事实上,许多企业的竞争优势并不是靠单独的力量就能获得的,单个企业的竞争优势往往来自于该企业所处的产业集群中。集群的出现形成了新的竞争单位,把竞争从单个企业之间提升到更大的群体之间,从而重塑了竞争形态。当众多相关联的企业在地理空间上集聚时,它们的经济行为就在企业与集群两个层面上展现,竞争的优势也与两个层面的情况息息相关。当这种情况出现时,竞争会越来越多地发生在集群之间。在这种新兴的以集群为基础的竞争中,所有成员通过集群创造的竞争优势发挥着显著作用。这样,把集群作为整体来研究就成为竞争优势研究的新课题。

其次,促使经济学理论从“竞争经济学”向“合作经济学”转变。

“人类经济行为及整个经济运行就像一枚硬币,一面是竞争,一面是合作,二者同等重要,没有好坏和主次之分,都是推动社会经济和其他方面进步的动力,甚至‘合作’更符合人类的终极价值,对人类更有利”。已有的经济学建立了以“竞争”为主线的理论体系,但“合作”在经济学中远没有获得与竞争同等的关注和研究,对“合作”的解释、描述显得非常不足。因此,经济学对“竞争”的研究还会延续下去,同时对“合作”研究的重要性将日益凸显。产业集群具有合作网络特征,对集群研究的重要意义就是透析集群这个特殊的“合作组织”的运行规律,探寻集群合作网络中各节点间的合作动机、合作均衡及合作归宿,它们怎样产生合作剩余以及如何实现合作效率等问题。这些问题的探索和揭示将为“合作经济学”的构建作出应有的贡献。

再次,促使市场结构从“企业—市场”两分法向“企业—网络—市场”三分法分析框架转移。

古典经济学仅就企业而谈企业,就市场而谈市场,基本不涉及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新制度经济学以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中提出的纯粹市场和科层企业两种极端的特例为基础,将二者之间的关系看作是由交易成本决定的相互竞争和相互替代的两种制度安排。20世纪80年代形成的企业网络理论在承认企业理论关于市场依赖和技术依赖的重要性基础上,引入互补性活动和资源依赖的概念,将研究视角指向企业与市场之间具有网络结构特征和多样性制度安排的广阔中间地带(即中间性经济组织),关注“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的“握手(组织间协调)”,从而将原有企业理论的企业和市场二层次制度分析框架提升为市场、网络和企业的三层次制度分析框架。企业网络有多种形式,其中分包制或外包制、战略联盟、产业集群是比较典型的三种,而它们又各具特色。在企业网络的谱系中,集群更接近纯市场组织这一端。从这个角度看,集群研究可以作为企业网络理论的一个分支,而西方企业网络理论是目前微观经济学中正在发展的且极具发展潜力的一个分支学科。我国经济学界对其研究尚未开始,因此,集群研究在国内无疑具有前瞻性。一个集群不仅仅是一个企业网络,它还包括特定空间内具有互动效应的各种经济主体的区域产业创新网络,对它的学术探索将使企业网络理论更加丰富多彩。

最后,促使经济制度从正式制度向非正式制度转移。

正式制度也称为正式规则或正式约束,它是指人们有意识制定的一系列政策法则。它包括政治规则、经济规则和契约,以及由这一系列规则构成的一种等级结构。非正式制度也称为非正式规则或非正式约束,它是人们在长期交往中无意识形成的,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并构成代代相传的文化的一部分。它主要包括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因素。非正式制度同正式制度一样,都对经济发展产生作用,但它们的作用方式和影响效果显著不同。一般地说,非正式制度的影响通常是长期的、缓慢的,而且通常并不体现在表面层次上,而是体现在深层次上,通过反复发生,经多次反复而取得一般性的“杂事”而起作用,因而是不易觉察的。人们总是容易注意到那些变化较快的事物,而那些重要但变化较慢的事物却常常被人们忽视。因此,长期以来理论界对经济发展具有“潜流作用”的非正式制度的关注仍是不足的。事实上,社会经济文化是决定区域发展差异的基础性因素。正如美国学者安纳利·萨克森宁在《硅谷和128公路的文化与竞争》中所说的那样,硅谷之所以能获得比128公路地区好得多的经济绩效,源于“硅谷那种合作与竞争的不寻常组合连同其他要素构成的制度环境”,即区域创新文化。我国在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在正式约束方面确实有较大的进展,但是源于文化、历史传统的非正式约束的转变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正式约束由于非正式约束的滞后性,其实施成本大大上升。因此,我们的研究不能只盯着物质资本或技术资本本身,而要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到创建有利于发挥人力资本作用的经济体制和社会文化环境方面去。社会文化特征是产业集群最重要的特征,探索集群文化的形成、发展及非正式协作或非正式交易在集群经济中的作用,将使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区域文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从而弥补学术界在这方面研究的不足。

产业集群问题的研究,除了上述的理论意义外,还有着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研究探讨不同地区产业集群的发展现状,并为其选择一个科学有效的发展模式,将有力地促进该地区产业集群的发展,进而加快地区经济的发展。同时,这也对贯彻和实施党的“十七大”精神具有相当重要的实践意义。

其次,开展针对特定地区产业集群现象和集群发展模式的研究,将为这些地区为数众多的中小企业的发展指明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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