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与区域经济书籍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本书在对台湾城市化发展及其空间分布现状进行系统而全面的经验描述基础上，通过理论研究与计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台湾城市化空间发展的动力机制进行了考察。具体而言，本书得出了以下基本结论：

（一）台湾的城市化发展历程遵循着“S”型变化规律，发展历程可分为三段：（1）城市化启动期：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期，即清末及日治时期，台湾都市缓慢而稳定地成长起来。（2）城市化加速期：从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城市化表现为“双快”特征，即城市化率与城市化增长率都快速上升。（3）城市化成熟期：90年代至今，城市化发展达到了西方发达国家水平，城市化出现了城市化率与城市化增长率都明显趋缓的“双缓”特征，人口出现反集中现象，都会区成为城市化发展的主体。在每个历史阶段，台湾城市化发展都具有鲜明的阶段特性，而在历史的变迁中，城市人口及其规模分布，城市产业体系与城市的空间发展也都发生了深刻的改变。

本书证实了台湾的城市化与经济增长是呈正相关的，台湾城市化的发展模式与西方发达国家相似，表现为同步型城市化模式，即城市化进程与经济发展同步协调，互相促进。在20世纪中期之前，台湾是典型的农业社会，生产力低下，经济较为落后，与此经济发展同步的是其缓慢的城市化发展；在50—90年代，台湾在出口导向政策的引导下进入了快速工业化时期，经济发展迅速，与此同时城市化的增速亦十分快速，进入城市化的加速期；90年代至今，台湾的经济发展日趋成熟，服务业取代工业，成为主导产业，进入后工业化时代，而城市化的发展也步入成熟期，增长趋缓。这样的城市化发展模式，有效地抑制了大城市的人口膨胀问题，缓解、消除了城乡对立和“城市病”，从而形成了快速经济发展与稳定社会发展共存的局面。同时，也正是由于这种同步型城市化的模式，使得台湾城市化进程中城市人口的规模及分布体系，城市的空间发展都受到了产业发展的深刻影响。

（二）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台湾城市人口进一步集中的趋势逐渐停止，而城市之间、都会区内部的结构变动则仍然十分频繁。本书首先通过考察1980—2009年各个规模和密度城市的数量，了解到1980—1990年是近30年来城市发展速度较快的时期，其后无论是人口规模还是密度均出现停滞。其次，本书利用地理Gini系数、全域Moran’s I指数及全局G统计量对台湾人口集中度进行了测算，结果显示人口集中的趋势在1990年以后陷于停滞，表明20世纪80年代是台湾城市化由快速发展步入成熟的过渡期。此外，本书还通过对各地区以及各都会区内部的结构变动分析，发现大都会区中心的发展已经停止，甚至出现郊区化趋势，而大都会区周边城市以及新兴都会区城市仍处于快速发展时期。

分析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本书认为新经济地理学所描述的因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引发的产业集聚可以解释中小城市的快速发展，而城市规模过大造成的“大城市病”则能够说明大都会核心区的现状。以台北为例，虽然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可以带来外部经济和规模经济的好处，但同时也产生了相当严重的问题：城市中心区人口密度过高，房价、地价高企，加之交通拥挤、公共设施不足以及环境污染等，降低了使该地区的宜居性。而城际交通网络的建立提升了区间通勤的便捷性，从而促使市区人口逐步迁入周边卫星市镇，导致了郊区化。因此，目前台湾城市人口分布表现为大城市人口增长放缓，而中小城市迅速崛起的特征。

（三）针对当前台湾城市空间分布的上述特征，本书通过分析台湾近期人口迁移的空间分布情况来解释这种人口变动的趋势。首先，本书在分析人口迁移的空间分布与集聚时，发现净迁入地区仍以北部地区为主，而净迁出地区则以东部地区和北部都会区边缘地区为主。在分析造成人口迁移的此类空间结构的原因时，本书采用了Tiebout（1956）理论中的地方公共支出水平作为主要解释变量，并配合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口密度等指标。

在利用普通的OLS和空间计量方法进行回归后，我们发现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密度均对人口净迁移率有着正向的作用，同时本书考察另一个主要变量———地方公共支出也有着显著的正面影响。当我们采用具体的支出项目时，发现其中的经济发展支出和环境保护支出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其他变量则不显著。而且无论是否采用空间计量方法，以及无论采用哪种地理权重矩阵，上述结论均未有大的改变，因此可知其具有相当程度的稳健性。由上述分析可知，影响台湾地区人口迁移的主要因素除了经济发展水平外，与其未来发展相关的经济发展支出也有着重要作用，同时人们对生活环境与质量的关注也导致了环境保护支出的正向影响。此外，地区之间的人口迁移还存在这相当强的溢出作用，表明各邻近地区在人口迁入与迁出方面有着相似的特点。

（四）本书在最后部分讨论了台湾地区城市化发展的主要动力———城市集聚经济对各产业就业的影响，并利用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对各方面因素进行了详细分析。在对台湾各产业就业空间分布、集聚及其变动趋势时，本书发现除制造业向桃园、新竹一带迁移外，其他产业均集中在台北、高雄、台中等城市化地区。而且，就各产业空间集中情况看，只有两个服务业部门的集中度出现了上升，其他部门多为下降趋势，加之占各地区总就业1/3的制造业份额出现了显著下降，表明服务业已经成为城市化发展的新驱动力，这是以往研究所忽视的现象。

针对各产业就业增长的影响因素，本书主要分析了三个层次的溢出效应，即企业层次（MAR外部性）、产业层次（Jacobs外部性）以及地区层次（空间相关性）。通过计量检验，本书发现各产业的地区间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均为显著正值。相反，产业间溢出效应仅有制造业和金融保险及不动产业是显著正向，其他行业或是负面影响，或是不显著。而企业间溢出效应与其相似，仅有制造业和营造业为正值，其他多数行业为负面影响。上述结果表明，首先产业集聚是不以行政区划来限定边界的，往往会出现跨地区的产业集中，因此邻接地区之间的同类产业就业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和溢出性。其次，除制造业外，台湾各产业集中化对于产业发展作用不是很显著，这当然与服务业部门的特点有关，因该类行业往往依赖于人口集聚以及其他产业发展，因此抛开产业关联自身难以实现快速发展。然而，就台湾各产业关联看，不同大类行业之间的关联并不十分紧密，因而其作用还未能完全体现出来。除此之外，各产业的内部竞争性指标作用均为正值，表明地方竞争较激烈的环境可能会诱发企业进行创新且产生知识外溢，从而成为增长的动力。

尽管本书对台湾城市化发展历史、现状及其背后驱动因素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考察与分析，本书仍然存在着众多不足，其中部分原因是笔者在构建整体分析框架时考虑不够周全，部分原因是在实证分析时遇到了相当严重的数据获得性困难，下面就逐一进行讨论。首先，笔者在构建分析框架时，基本逻辑是围绕人口迁移与产业集聚这两个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力展开讨论，尽管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讨论，但浅尝辄止，分析并不深入，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希望能够补充该部分内容，最终使本研究真正做到分析框架与逻辑体系的一致性，从而充分体现其整体性。其次，本书在第五章和第六章的实证研究中面临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就是数据获得性问题，由于缺乏台湾市、区、乡、镇层级的收入水平、失业率、财产税以及厂商层面的产业数据，因此本研究在实证部分还存在相当多的缺陷。其中，在迁移率研究中表现为两方面问题：一是没有考虑失业率的影响，二是没有考虑地区税率差异的影响；在产业集聚研究中表现为无法计算EG的γ指数，并且无法采用规模化指标来分析集聚经济的影响。此外，由于缺乏时序数据，本书仅能考察一个年度的迁移率情况以及一个周期的产业增长情况。今后如有条件，希望能在这些方面改进本研究，从而获得更加有解释力度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