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发展及其动力机制

一、城市发展及其动力机制

各国快速城市化的过程往往始于工业化，所有国家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均会带动城市的高速发展。因此，那些在19世纪最先发起工业革命的国家，同时也是最早出现城市人口急速膨胀的地区。在当时，由于生产活动能够充分而有效地利用煤炭、石油、天然气等新兴能源，并广泛采用机器化大工业生产方式，直接导致了劳动生产率的迅速提高和生产活动的日益集中，农业人口大量向工业集中、向城市集中，从而最终形成了当今工业化国家超过四分之三的城市人口。在城市化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和地区，其工业和服务业等非农产业部门的产值比重往往较高，从而形成较高的人均收入水平，因而高城市化率已经成了高经济发展水平的代名词。然而，在城市快速发展的同时，其另一面却是发展中国家经常所面临的困境，即因人口快速涌入城市而造成的大量经济和社会问题。工商业活动的集中吸引了大量人口和投资活动，而因经济资源的分配与控制不公平导致的城市中高失业率、贫穷、住宅破旧拥挤与匮乏、交通拥堵、犯罪等经济社会问题的滋生，加之城市地方政府由于资金短缺造成的财政负担过重、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等问题造成了大城市对其居民的驱离作用。这些现象往往从另一面刻画着发展中国家高速城市化的图景，也形成了促使人们远离城市的离心力。事实上，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城市对人们的吸引力和排斥力都无时不在起着作用，而任何一个时期城市人口的消长均反映了这两类因素的作用结果。因此，我们在考察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城市化过程时，都应该充分意识到人们的理性选择在城市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战后台湾城市化发展的过程，也体现了上述所有工业化国家所经历的过程和具有的特征，并逐渐由快速城市化逐渐向城市发展的成熟期过渡。因此，总体上看台湾城市发展的速度已经无法与20世纪60、70和80年代的高速发展相比，但也表现出新的特征，即由之前的城乡间大规模人口迁移，向人口在城市之间以及都会区内部的迁移转变，而这种转变往往无法通过城市人口规模这种宏观数据体现出来，只能表现为更具体的城市空间分布和结构变化。因此，无论是城乡人口流动，还是城市之间的空间流动，往往反映了各地区经济发展、产业发展以及公共品供给水平的作用。一般地，城市发展的主要机制是通过人口迁移实现的，而影响人口迁移的因素包括经济因素及社会因素等，而经济因素与产业集聚密切相关，因此可以认为产业集聚对于人口集聚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因此，本书的思路是，先从历史角度回顾台湾城市化发展过程，其次讨论近期台湾城市人口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集聚趋势，然后考察导致区域人口迁移的主要原因，并在最后部分分析产业分布与集聚在城市人口分布与集聚中的作用。由此可见，本书的分析结构是层层递进的关系，而其围绕的核心部分是第四章的台湾城市人口分布与集聚现状。例如，下一章将以台湾早期城市发展来解释为什么会出现目前的城市分布形态，第五章将通过考察人口迁移来解释近期的人口分布与集聚特征，并寻找其经济方面与社会方面因素的解释，最后在第六章将通过分析产业集聚的情况来讨论影响城市人口时间变动与空间分布的最终动力。

图2-1为本研究的基本理论分析框架，从中可以看出本书首先要讨论台湾城市化发展历程，其目的在于说明当前台湾城市空间分布结构产生的历史渊源。第四章的台湾城市空间分布现状的分析将主要讨论三方面的问题，一是目前台湾城市人口分布的空间格局；二是对台湾地区人口集中度的测算；三是考察各都会区内部的情况，包括都会区人口变化、核心区与周边区的人口分布以及各都会区的区域人口密度函数。本章着重探讨近年来台湾全岛及其各区域人口分布的特征及其变迁的趋势，并侧重于区域之间的结构差异。第五章的目的是希望通过考察台湾地区人口迁移行为来解释目前的城市空间分布特征，其所依据的核心理论是Ravenstein（1885，1889）的“推拉理论”与Tiebout（1956）的“用脚投票”理论。在本章中，我们不仅考察地方经济发展对迁移的吸引作用，还要考察地方公共支出水平，包括总人均支出水平，与各具体支出项目在其中的影响。最后，在第六章里，本书将以产业集聚对人口的带动作用为前提，考察何种因素最终导致地方产业发展从而使经济与就业都获得增长。本章所依据的核心理论是Marsha11（1890）、Arrow（1962）、Romer（1986）的地方化经济理论、Jacobs（1969）的城市化经济理论以及Porter（1990）产业竞争力理论，并遵循G1aeser等（1992）的实证思路来考察集聚经济对城市增长的影响。当然，在进行实证分析时，本书充分考虑了人口迁移与产业集聚的空间特征，并将其纳入到计量模型中。

图2-1　本研究各组成部分的逻辑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