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农业发展问题的国际比较

关于农业发展问题的国际比较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又是农业的基础。粮食不增产，不发展，国民经济是上不去的。这条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已经一再为许多国家的实践所证明，也为越来越多的人承认了。但是，口头上承认是一回事，实际干起来却又是一回事。苏联和我国在农业发展过程中，都出现了大抓—丰收—停滞、徘徊—再抓……这样一个循环反复的现象。这是为什么？很值得深思。看来，人们对于农业发展问题的认识，还比较肤浅，远远没有达到自由王国的境界，还有待于大大深化。本文着重从世界范围这个宏观角度，通过对代表性国家的实例分析，就农业发展的几个根本性问题作一点论述。

一、生产力水平愈低，农业的制约作用愈大

对于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一命题，国内曾经发表过许多文章予以论证，这里不再重复。不过，需要进一步探讨的一个问题是，在不同的生产力水平条件下，“农业是基础”的作用，或者说农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究竟是同一的，还是有差异的？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实践看，农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及其程度并不相同，它随生产力水平的高低而呈现出反方向的变动趋势。生产力水平愈高，农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愈小，甚至可以达到基本消失的地步。反之，生产力水平愈低，则农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愈大，牵一发而动全身。现在，先让我们看一些实例。

美国，是当今世界公认的经济发达国家，农业也高度发达。1984年，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只占全部就业劳动力的3.3%，一个农业劳动力能养活68.21个人。农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极小，几乎不起什么影响。战后美国历次经济危机的爆发主要不是农业引起的，相反，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却对农业起了不良影响。根据数理统计的相关分析方法测定，1950—1985年，美国农业产值增长速度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54。

法国也是经济发达的国家，农业产品自给有余，人均粮食产量近1 100千克。1984年，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占全部就业劳动力的7.9%，一个农业劳动力养活33.10个人。与美国相比，法国的生产力水平低一截。农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就比美国大得多。据计算，从1950—1985年，法国农业产值增长速度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25。

苏联，经济实力号称仅次于美国，但农业落后，仍处于靠天吃饭的境地，农业生产特别是谷物生产的波动极大，几乎每年都要从国外大量进口粮食来弥补不足。1984年，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占全部就业劳动力的19.5%，一个农业劳动力只能养活10.87个人。生产力水平比美国、法国低得多。农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十分明显。据计算，从1950—1985年，苏联农业产值增长速度与生产的国民收入增长速度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75。

罗马尼亚，生产力水平比苏联更低。1984年，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占全部就业劳动力的29.2%，一个农业劳动力只养活7.37个人。农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也比苏联更大。据计算，从1950—1985年，罗马尼亚农业产值增长速度与生产的国民收入增长速度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86。

中国，现有的生产力水平极低，农业生产主要靠手工劳动，人均粮食产量不到400千克。1984年，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占全部就业劳动力的68.4%，一个农业劳动力只能养活3.18个人。农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极大。据计算，从1952—1985年，中国农业产值增长速度与国民收入增长速度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89。

统计是认识社会的有力武器。人们看了上面的一组数字，我想无须多作说明，不难得出结论了。问题是，为什么会存在这种规律性差异和变动趋向。这就需要作一点政治经济学的定性分析。统计的社会认识作用只有在把社会现象的质和量两方面紧密结合起来分析才能实现。上述规律性之所以存在，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生产力水平愈高，农业产值在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愈少，因而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也愈小；反之，则愈大。例如，1984年，美国的农业产值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这样，农业产值下降1%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就只有万分之二（这里撇开其他因素不谈，单从数学角度推算，下同）。法国的农业产值占4%，每下降1%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万分之四。苏联的农业产值占20%，每下降1%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千分之二。中国的农业产值占44%，每下降1%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千分之四点四。

（2）生产力水平愈高，工业生产中广泛利用化学合成材料和代用品，以农业为原料的工业品生产比重愈小。在这种情况下，即使遇到农业减产，农业原料一时供应短缺，它的影响作用也不大。而在生产力水平很低的条件下，轻工、食品工业部门几乎全部依赖农业原料（苏联达到70%，中国更多），一旦农业减产，以此为原料的工业生产势必大幅度下降。而就工业生产结构看，轻重工业的比重又往往同生产力水平高低成反比。这样，轻工业减产了，就不能不影响到工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3）生产力水平愈高，国家财政收入对农业的依赖愈小；反之，则愈大。因此，在生产力水平很低的情况下，农业减产就直接影响国家财政收入。国家财政收入拮据，被迫采取紧缩政策，经济增长率又怎能上得去呢？当然，也可以走另一条路，像某些国家那样发通货、借外债、吃空额来支撑局面，维持虚假的繁荣和高消费，但总非上策，因为它只能把国民经济更快地推向危机。

二、发展农业是一项艰巨长期的战略任务

综上所述，要缩减农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唯一的办法是大幅提高生产力水平。而世界各国的经济实践表明，发展农业是一项十分艰巨、耗资巨大的长期战略任务，绝不是轻而易举的能在短期内一蹴而就的。以苏联为例，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时，其生产力水平比1913年的水平还低得多。据统计，1953年的谷物产量为8 250万吨，人均谷物产量只有435千克，比1913年水平低得多（1913年分别为8 600万吨和540千克）。农业总产值只比1913年增长46%，平均每年增长不到1%。农业停滞落后，严重地拖了国民经济发展的后腿。迅速改变农业落后状况，是摆在苏联新领导人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所以，赫鲁晓夫一上台，就大抓农业。他通过大规模垦荒、放宽农村经济政策等一系列积极措施，扩大了耕地面积，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业生产大有起色。1958年，苏联农业大丰收，谷物产量达13 470万吨，创历史纪录，农业总产值比1953年增长50%，平均每年增长8.5%，形势喜人。可惜的是，赫鲁晓夫对发展农业的艰巨性缺乏认识，被胜利冲昏头脑，误以为农业问题已经解决，轻率地改变了原来实行的各项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政策，大搞高征购、穷过渡、瞎指挥，给苏联农业带来了灾难性的恶果。1963年，谷物产量降为10 750万吨，人均谷物产量为479千克，又跌到了1913年水平之下，整个农业一年减产7.5%。靠农业起家的赫鲁晓夫也由此垮了台（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

取而代之的勃列日涅夫，上台后更花了很大力气来抓农业。他通过大幅度增加农业投资（农业投资占国民经济总投资的比重达27%），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降低农产品收购任务（一定5年不变，超售加价50%奖励），由国家补贴低价供应农用生产资料，稳定农村所有制形式，鼓励个人副业发展等措施，促进了农业的发展。1978年，谷物产量达23 720万吨，人均谷物产量908千克。农业总产值比1965年增长45.3%，平均每年增长2.9%。但从1979年起又陷入了新的停滞、徘徊局面。1981年谷物产量只有15 820万吨，比大丰收的1978年低1/3，农业总产值下降6%。近年来虽有所好转，但谷物产量迄今没有恢复到1978年的水平。

实践表明，要改变农业落后状况很不容易，绝不是几年、十几年时间就能奏效的。其所以如此艰巨，是同农业生产的特点分不开的。大家知道，农业生产过程与动植物的自然生长过程紧密结合在一起，周期较长，受气候自然条件的严重制约。各种作物、畜禽、水产的生产周期不同，生产工艺各异，要普遍地实行机械化，比工业困难得多。由广种薄收的粗放经营变为精耕细作的集约经营，由手工劳动变为机械劳动，实行科学耕田、科学饲养，改良品种，建设旱涝保收的稳产基地，非常费时、费力、费钱。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包括种植业向畜牧业转化，以及种植业和畜牧业内部的生产结构的调整，都有个逐步转变的过程，绝不是说改就改得了的。因此，为了根本改变农业落后面貌，必须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当作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来对待，坚持不懈地搞上几十年、上百年。

三、必须科学地制定农业发展的战略目标

为了牢固地树立发展农业的长期作战思想，不因一时的丰收而头脑发热，盲目乐观，造成决策失误，有必要科学地制定农业发展的战略目标，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在现实生活中，农业减产会带来供应紧张，日子很不好过，而大丰收也会出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例如：①农产品产量特别是谷物产量增加很多，超过了当前的消费需求，长期存在的供不应求状况突然变成了供过于求。②农民交售的农畜产品数量激增，大大超过了国家原定的计划收购任务和收购资金额度，又拿不出更多的钱来大量收购。③产量或者说收购量超过了现有的仓储容量以及工业加工能力，使大量的农产品无处存放，不能及时加工生产。④大量农产品直接投入市场，长期存在的卖方市场变成了买方市场，消费者从以往物资短缺情况下的抢购心理转化为选购心理，挑挑拣拣，许多农产品滞销，造成积压、腐烂、变质。一时间，农民争着卖粮、卖棉、卖猪，收购部门则压级压价，甚至拒购停收。人们由此觉得农产品生产过剩了。于是，压缩生产规模，降低收购价格等等主张得以实施。苏联1958年的情况就是如此。当时，作为最高领导人的赫鲁晓夫也陶醉于大丰收的喜悦，作出了农业问题已经解决的错误判断，进而制定了不适当的政策。

其实，上述的新情况、新问题所表现出的农产品过多只是个假象。以粮食为例，根据苏联有关部门计算，要比较充分地满足口粮、种子粮、饲料粮、工业用粮和储备粮等多方面的需要，必须达到人均吨粮（1 000千克）的水平。而在1958年，苏联的人均粮食产量只736.5千克，离满足需求还相差一大截呢！人们之所以被表面现象所迷惑，症结是目光短浅，心中没有个大目标。因此，为了保持清醒的头脑，避免一时丰收后可能产生的错觉和盲目乐观情绪，并防止决策失误，就必须科学地制定一个明确的农业发展战略目标。

制定农业发展战略目标时，应把着眼点放在充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求上。因为，这是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的目的，是社会主义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据此，苏联在制定农业发展规划时，首先动员了各方面的力量，通过科学的测算，制订了人们按生理标准每人每年所需主要食品和衣着品的消费量。然后，据此推算出各类产品的需求总量（考虑到人口自然增长因素）。这样，就不难揭示出各类产品的供需差距（现有生产总量与需求总量之比）。由于受现有生产力水平和其他多种条件的限制，上述供需矛盾不可能一下子解决，只能分阶段逐步缓解。于是，苏联制定了阶段性目标及其实施步骤和措施，如1982年5月制定的《到1990年的苏联食品纲要》和1985年制定的《到2000年的消费品生产和服务行业发展纲要》。这对克服盲目性很有益处。

我国在1980年设计农业现代化蓝图时，中国医学科学院卫生研究所曾经科学地计算过我国人民1985—1990年和到2000年的主要食物平均摄取量，中国农业科学院据此计算出1985年、1990年和2000年的主要农产品产量指标。

战略目标的确定对明确奋斗方向，克服盲目乐观情绪是大有裨益的。但是，决不能以为科学地制定出战略目标就万事大吉了，更重要的是应真正付诸实践，照此办理。如果只把它当作摆设，挂在墙上或束之高阁，而在实践中仍按“长官意志”办事，那么，战略目标即使制订得再科学也是没有用的。

四、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从世界农业发展史考察，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有普鲁士式的道路，有美国式的道路等，它们尽管带有各自的民族特点，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都是通过剥夺个体农民的办法，消灭小生产，实行大生产，变自给性生产为商品性生产，从事资本主义经营，增加积累，扩大生产，提高技术，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剥夺个体农民的办法，是与社会主义制度不相容的，社会主义国家绝不能采用。但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却是反映了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带有普遍意义。资本主义国家这样走过来了，社会主义国家也得走这条路。

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斯大林想另辟蹊径，创出一条社会主义农业发展的新路。按照他的构想是先集体化、后机械化，但是效果很不理想。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全盘集体化运动中，犯了强迫命令、违背自愿原则、侵犯中农利益的“左”倾错误，特别是生产关系的变革超越了生产力水平，结果，集体化不仅没有带来农业增产，反而造成了很大破坏，粮食减产，牲畜饲养头数锐减，很多年都恢复不过来。而机械化的实现，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业问题。当然，苏联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机械化水平还不高，主要是做到了大田翻耕作业的机械化，即使在机械化程度较高的谷物生产中，也只是做到了耕种和收割的机械化，田间管理还得靠手工劳动。至于在经济作物和畜牧业生产中，严格地说，还算不上什么机械化。加上农业机械的数量还不多，不配套，供应不及时，质量又较差，这就不能不影响农业机械化的实际效果，起不到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应有作用。

这里，值得人们深思的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苏联农业机械化水平大大提高了，然而仍旧没有带来农业的大发展。谷物生产已全面机械化，其产量却很不稳定，迄今没有过关。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棉花生产的机械化程度比谷物生产低得多，大多数作业主要靠手工劳动完成，如棉花摘收，直到1984年，机械化程度还只有29%，但它却能长期保持稳定增长，生产水平居世界前列。这是为什么？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需要作具体的深入分析。不过，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考虑农业出路问题时，眼界要放宽一点，不能局限于机械化。

苏联地多人少，劳动力不足，加上工业和经济建设的发展急需从农业中腾出大量的劳动力来，在这种情况下，搞农业机械化是十分必要的。但农业生产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单靠机械化绝不能解决全部问题。根据苏联的经验，只有对农业生产的各个方面采取综合治理措施，把机械化同水利化、化学化、良种化，以及生产专业化、管理科学化等等结合起来，加上政策对头，变粗放经营为集约经营，才能收到促进农业发展的实际效果。简单地说，就是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的含义和内容要比农业机械化丰富得多。

苏联在使农业由生产技术落后的个体小生产逐步变成现代化的社会大生产过程中，存在着一个带根本性的缺陷，就是他们按照产品经济模式来构思农业的发展。结果，想找出路，却身不由己地走进了死胡同。

我国农业合作化初期比苏联搞得好，农民高兴，农业增产，经济繁荣，日子好过。然而，曾几何时，却来了个大批“小脚女人”，大搞人民公社化，大刮共产风，大割“资本主义的尾巴”，直至“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结果，搞得田园荒芜，民不聊生，农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濒临解体的边缘。喊了多少年“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可是，机械化又在哪里呢？有些地方，确实也搞了机耕、机灌、机收……不过，农业问题还是没有根本解决。我国的病根，与苏联有共同之处，也在于反对生产的商品化，不发展商品经济。

实践表明，商品经济是不能逾越的。要加速农业发展，必须致力于把落后的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逐步变成为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使农业生产由面向国家计划转而面向市场需求，使农业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改进经营管理，形成规模经济，提高经济效益，增加积累，扩大生产。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作为商品生产者的农业企业，将会产生强烈的采用先进科学技术和实行科学管理的内在动力，从而才有可能大大加速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大大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五、关键在于深化改革

要使农业生产商品化，大大发展农村商品经济，就必须放宽农村经济政策，从根本上改革僵化的农业体制和整个经济管理体制，否则是不行的。从苏联的实践经验看，改革管理体制的难度比放宽政策大得多。在放宽政策方面，如降低农产品收购任务，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实行各种奖产奖售措施，允许和鼓励居民经营个人副业等等，只要领导肯下决心，国家舍得花钱，还是比较容易办到的，见效也比较快。问题是看你能不能坚持贯彻执行，持之以恒。而要根本改革长期实行的经营机制和管理体制，就不那么容易了，阻力大得很。但是，为了加速农业的发展，即使阻力再大，也得改，否则就没有出路。

问题是怎么改？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实践看，可以有4种选择。一是在继续保持高度集中管理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下，扩大国营和集体农业企业因地制宜进行生产经营的自主权；国家在农产品收购数量、价格，农业货款、税收，农用生产资料供应等方面给予优惠；同时改进和加强农业与其前后部门之间的联系和合作，减少脱节、扯皮现象。这是苏联和大多数东欧国家采取的办法。二是解散用行政方法建立起来的集体农业企业，使它们成为完全独立和自主经营的商品生产者，国家通过建立在社会所有制基础上的联合劳动组织与个体农民按自愿互利原则进行多种形式的联系与合作，把个体农民的生产及其产品销售纳入社会计划的轨道。这是南斯拉夫采用的办法。三是解散原有的农业合作组织，通过农业领域的兼并和集中，形成少数农业大生产者（大农户），国家主要依靠大农户发展农业生产，获取人民生活和工业生产所需要的农畜产品，同时对之实行若干经济调节措施（主要是税收）。这是波兰采用的办法。四是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居主导地位的多种农业所有制形式和经营方式，国家对农业的管理，主要通过指导性计划，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使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此调动农业劳动者的积极性，促进农业生产发展。这是匈牙利采用的办法。

从上述4种方法的实践结果看，如以1960年农业产值为100，则各国1985年农业产值的发展速度为：匈牙利179，苏联167，南斯拉夫165，波兰146。就1985年的人均谷物产量看，匈牙利为1 408千克，苏联为691千克，南斯拉夫为688千克，波兰为650千克。相对而言，采用匈牙利的办法的效果最好，这在一定程度上给我们指明了深化改革的方向。

近年来，苏联大体上已经沿着这个方向行动了。戈尔巴乔夫就任苏共总书记后，批评了在所有制变革上操之过急的错误做法，指出集体所有制蕴藏着很大潜力，决不能把它视作为“二等的”。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合作经营和个体劳动活动。农业中不仅要广泛推行集体承包，而且要大大发展家庭承包。国家对农业企业只规定农产品收购任务，至于作物播种面积、牲畜饲养头数及其构成等日常生产经营活动概由企业自主决定。收购任务完成后的多余产品以及一部分收购任务尚未完成的产品（如蔬菜、瓜果），农庄、农场可以自行上市销售。国营农场实行自筹资金和完全经济核算制。企业经济刺激基金和社会文化设施基金、生产发展基金都同企业经营的最终成果挂钩。国家不再对企业的义务负责。按规定，从1988年1月1日起，苏联对企业不再下达指令性计划指标，而代之以控制数字、合同订货、长期稳定定额和限额（它们都是导向性的）。据报道，1988年列入国家订货范围的农产品只占全苏农产品总量的23%（以前计划规定的是55%）。这样，绝大部分的农产品将留归企业和地方支配。另据透露，1988年内，苏共将召开特别中央全会，专门讨论农业改革问题，制定深化农业改革的方针和措施，以更好地调动农业者的积极性，协调农业和与农业有关各部门的关系，加速农业生产的发展。

我国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的改革起步早，方向对，路子正，收到了积极的成效。农村的经济改革大大推动了城市的经济改革。但是，也应当看到，在城市经济改革刚刚起步，旧体制的弊端尚未彻底破除，新体制远未最终建立的条件下，作为国家经济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农村的经济改革，毕竟还不能不受到种种牵制，影响到农村改革的积极作用的充分发挥。其次，就农村本身来说，单有经济领域的改革而不伴随政治领域和社会方面的相应改革，那么，经济改革的成果也难巩固，甚至连预期的效果也难以完全达到。从我国的现实状况看，后者亟待跟上。再次，农村的经济改革也还存在着不够完善的地方，需要进一步完善、充实和提高，前期改革后出现的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也需要采取新的改革措施来解决、克服。另外，当前我国城乡、工农经济联系中的一些矛盾和问题，例如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等，也只能靠深化改革来解决。所有这一切都表明，要使农业生产保持住持续增长的势头，要使农村经济进一步搞活，要增强农业自身的积累能力来扩大再生产并逐步实现现代化，要进一步增加农民的收入和改善他们的生活，根本的关键在于深化改革，真正按照商品经济运行规律来组织生产，使农业企业真正成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拥有作为商品生产者所应该拥有的一切权利，承担作为商品生产者所应该承担的一切责任，真正把企业搞活。然后，围绕搞活企业，理顺各种经济关系，相应地进行计划工作、价格形成、财政信贷、物资供应等综合配套改革，逐步形成一个完整、灵活和有效的新经济体制，使社会主义经济（包括农业在内）充满活力，创造出比资本主义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充分显示和发挥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

（《世界经济文汇》198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