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镍都的奠基者

祖国镍都的奠基者　职工群众的贴心人——记金川公司党委书记田汝孚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国防科技工业战线的优秀领导干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电子信息基础部副军职离休干部，原国防科工委综合计划部顾问田汝孚同志因病经抢救无效，于1999年7月2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噩耗传来，金川公司的广大职工尤其是许多老同志万分悲痛，纷纷诉说着田汝孚同志在公司发展史上立下的汗马功劳和建立的丰功伟绩。他离我们而去了，但他坚强的革命意志，高尚的思想品德，优良的工作作风将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在8月2日召开的追悼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邹家华，原全国政协副主席洪学智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送了花圈。公司原经理王文海，

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王一滔等同志在北京八宝山参加了追悼会。

从1963年到1975年，田汝孚同志担任金川公司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长达13年时间，是他逝世前金川公司40年历史的近三分之一，为中国镍钴工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他带领镍都儿女顽强拼搏，艰苦奋斗，积极推进祖国的镍基地建设事业。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田汝孚同志顶住“四人帮”的干扰和冲击，大力维护安定团结的工作局面，坚持抓生产，公司未发生停产和因武斗打死人的事件，为后来拨乱反正打下了好的基础。他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能够依靠群众开展工作；他生活俭朴，作风正派，原则性强，工作雷厉风行，民主作风好，团结同志，能够严格要求自己；他注重学习，肯于钻研业务，接受新生事物快，具有开拓精神。

军工专家

田汝孚同志1917年2月18日生于山东省黄县松岚村。1938年7月入伍，1939年3月入党，1988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功勋荣誉章。

田汝孚同志青少年时期就立志发奋读书，考取大学，报效国家。“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为了抗日救国，他抱着满腔爱国热情，毅然改变了自己的理想，投笔从戎。他经施方白同志介绍，董必武同志批准，辗转江西、湖南、陕西等省，冲过敌人重重封锁，来到陕甘宁边区，考入陕北公学第一分校。在校期间他学习和阅读了《政治经济学》、《共产党宣言》、《马恩论中国》等书籍，认识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认识到共产主义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阶级觉悟不断提高，更加坚定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崇高信念。

1938年底田汝孚同志毕业后主动报名到晋东南地区工作，适逢抗日大学一分校在山西成立，经组织批准入校继续学习。在学习期间，敌人进行了多次大扫荡，他和同志们在太行山一带不断在转移中坚持学习，努力掌握政治理论和专业知识，同时也磨炼了革命意志。

1939年10月田汝孚同志从抗日大学一分校毕业后，组织上派他到山东工作。历任鲁南八路军115师师部防毒教员，鲁西八路军115师苏鲁豫支队队部作战参谋。1940年其所在部队被派往援助新四军，他和战友们一路作战前进，挺进苏北根据地。到苏北后被任命为新四军三师七旅修械所主任，从此开始了长达几十年的军工生涯。而后历任新四军军工部工务科副科长，新四军三师军工部工务主任、副部长、部长，为我军军工事业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江苏东坎（今滨海县城）西南15华里的洪套的一个修械所，原是顽军江苏省保安二旅的修械所，有车床、刨床4台、八匹马力柴油机1台、虎钳20余台、大小熔铁炉各1套。1940年10月，田汝孚所在的部队攻下东坎后，田汝孚奉命到洪套，找到戴寅发和陈金元两位老工人，向他们交代政策后，他们很快把80余名工人召集回来，开始生产手榴弹，修理枪械。该所中老工人较多，大部分是淮阴人，多数在沈阳、太原等兵工厂工作过，技术水平较高。当时的生产能力约为年产手榴弹五六万枚，并能修理枪械。开工不久，修械所迁驻盐城南洋岸，改编为支队修械所，田汝孚被任命为所长。“皖南事变”后，新四军新军部在盐城成立，支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三师七旅，修械所也改为三师七旅修械所。修械所的主要任务是修枪，制造手榴弹，同时积极研制八二迫击炮弹。当时的炮弹，装黑色炸药，杀伤率低，需改装黄色炸药。由于不会制雷管，无法生产。田汝孚根据在晋东南抗日军政大学一分校学习时发给的一本油印《工兵讲义》讲到的制造雷汞方法，购买了一些水银和硝酸，向卫生部门要了一些酒精，以盆罐为工具，照书上讲的方法进行试验。一开始加入酒精后，反应非常激烈，冒出大量烟气和泡沫，温度急剧上升，后来逐渐缓和，终于制出雷汞。装成雷管试验证明，起爆效果很好，这就为他们制造装黄色炸药的八二迫击炮弹打下了基础。

1941年1月，日军飞机对盐城南洋岸修械所进行狂轰滥炸，房屋大部分被炸毁，设备受损失，修械所被迫停产。几天后，军部通讯科长程望来找田汝孚，告诉军部决定成立军工部，七旅修械所划归军工部，调他去军工部工作。田汝孚带领修械所全体人员及设备到大祜棉垦三区，并入军部军工部。1月底，新四军军工部在盐城冈门镇组建成立。部长韩振纪，副部长吴师孟、孙象涵。机关设工务科，程望任科长，田汝孚任副科长；还有材料科、总务科等。军工部下设机械加工厂、手榴弹厂、子弹厂、铸工厂、引信底火厂、木工厂和修械厂。军工部以新四军原苏北指挥部修械所及三师七旅修械所为基础，总人数扩充约300人。主要任务是制造手榴弹和修枪，并研制追击炮弹和铜头子弹。军工部成立不久，冈门镇遭日本飞机轰炸后，军工部及各厂先后迁到大祜棉垦三区、盐城西小阜庄一带继续生产。

1941年7月，日军对盐城地区进行“扫荡”，妄图消灭我新四军主力。军工部被迫把笨重机器埋在地下或沉入水中，人员乘船分散转移。8月，反“扫荡”斗争胜利结束，军工部全体人员在阜宁县小陈集附近集中待命。由于在敌后频繁战斗，军工生产规模不宜过大，不宜集中，上级决定撤销军部军工部，将人员、设备调拨到一师、二师和三师，分散组织军工生产。8月，新四军三师军工部在阜宁县大施庄成立。员工有200余名，有4部老式皮带车床，2部小钻床和10余台虎钳，都来自军部军工部。孙象涵任部长。三师军工部成立后，任务十分繁重。除修理枪械外，他们还进行了大量新品研制工作。如：研制铜头子弹、研制枪榴弹、改进黑火药、改进雷管的质量等。

1943年2月，日伪军对盐阜地区进行大规模“梳篦式”“扫荡”。军工部原定从海上转移的计划不能实现。在把海船炸沉以后，向西突围。到射阳后，由田汝孚带领能行军的20多个年轻人，经盐城转移到盐东地区，在盐东组建手榴弹厂，在反“扫荡”斗争中坚持生产。1943年4月，经过根据地军民一个多月的浴血奋战，取得了反“扫荡”斗争的胜利。孙象涵部长率领的人员在阜东县南湾集中，收集散失的设备，恢复生产。同年8月，申醒民去盐东榴弹厂任厂长，田汝孚和金岗等人返回军工部。1943年底，奉师部命令，军工部由南湾迁到侉二庄。之后，健全了组织机构，恢复了工厂建制，扩充了人员设备，很快开创了生产大发展的局面。在侉二庄近两年中，三师军工生产进入全盛的时期。生产方面有几项较大的工作：一是大批生产改进型枪榴弹。二是提高八二迫击炮弹质量。三是迫击炮由曲射改平射。四是研制三七平射炮。

1944年3月，田汝孚被任命为三师军工部副部长。同年8月，师部任命罗龙生为三师军工部政治委员。9月至10月，新四军军部在淮南黄花塘召开全军兵工生产会议。张云逸副军长、赖传珠参谋长主持会议。田汝孚和姚大伦代表三师军工部参加会议。会议期间，听取了各师代表汇报发言，听取了张副军长、赖参谋长和邓一凡的重要报告，观看了各师武器弹药的射击表演。三师的枪榴筒和弹的射击表演很成功，受到军首长和会议代表的好评。

1945年4月，孙象涵调往淮北行署工作，5月，田汝孚被任命为军工部部长。

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被抽调到东北工作，历任西满军区军工部部长，东北军区军工部第五办事处主任兼党委书记，军工三十一厂、二十一厂厂长，1950年11月任军工局办公室主任，1951年2月任沈阳东北工业部设计处副处长，1952年11月调中央重工业部设计司任副司长，1955年任冶金部设计司副司长、司长，1963年调任甘肃金川有色金属公司党委书记，1975年任冶金部有色司负责人，1979年任国务院国防工办计划局局长，1982年8月任国防科工委综合计划部顾问，1985年离职休养。

田汝孚同志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始终对共产主义信念忠贞不渝，即使在最艰苦、最危险的时候也从未动摇过。他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决同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一致。他在国防科技工业战线上尽职尽责，鞠躬尽瘁，对工作一贯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和名利。他将自己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国防军工事业，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新中国重工业、冶金工业和军事工业的建立和发展，为我国国防现代化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

矿山先行

为了尽快摆脱我国缺镍少钴的困境，1963年5月，冶金工业部委派田汝孚同志来到金川，担任金川公司党委书记，加强镍工业基地建设的领导。到金川后，凭其丰富的管理经验与业务专长，并结合金川的实际，经过深入地调查研究，确定了“大打矿山之仗”的发展方针。矿石是工业生产的粮食，没有矿山生产的先行，这个冶金联合企业，就是无“米”之炊。“米”在哪里?就在我们的脚下。金川拥有得天独厚的镍矿资源，要早出镍、多出镍、出好镍，摘掉中国这顶贫镍的帽子，必须首先打好矿山生产这一仗。为了加强矿山建设，他主持会议，决定从全公司范围内调派得力的干部与工程专业技术人员，奔赴矿山加强基层，从而在组织上得到了保证。同时，将困难时期下放回乡的矿山技术工人骨干，请回来参加矿山建设。这一大胆果断的决策，在关键时刻，使矿山生产一线的技术力量，得到了很大的充实与加强。但矿山之仗如何才能打好?经过反复调研，在原设计的基础上，当时一矿区(100万吨的金属含量）设计为井下开采。田汝孚同志到金川后，经周密的思考与调研，多方面的听取许多同志的意见，认为该矿体特别是西部矿体距地面较浅，完全可以改为露天开采，这样，不仅产量高，成本低，而且安全可靠。经过充分的论证与对比，断然决定将已部分投产的龙首矿的西部，由地下开采变更为露天开采。这是多么大的决心!这是多么大的气魄!这一方案得到了有关部门的认可和冶金部的批准，并由冶金部组织有关专家同金川人一道于1964年开始实施。

论证与可行性研究，仅是初步工作，设计与施工中的大量细致的工作，还在田汝孚同志的脑海中反复的思考着。田汝孚不仅参加了露天矿的设计工作，更重要的是将设计出的蓝图，在金川人的手里变为现实。当时，金川的矿山施工技术与设施装备还比较落后，且在一个较复杂的地质条件下，开拓出一个相当规模的露天采矿场，是一项非常庞大而艰巨的工程。根据金川地区岩石的特点，设计为松动型爆破，分三个爆区实施，三次爆破共使用炸药1655.115吨，爆破岩石218.37万立方米。面对这一巨大工程，公司党委决定，在机关与各基层单位，抽调3600多名精兵强将，会战矿山，严密组织，严格纪律，明确责任，分工负责，以确保大爆破工程的万无一失。

露天矿大爆破工程，是金川镍基地建设史上的一大战役。人海战术的最大难度，就是要协调所有参战者的行为，要依靠群众的高度自觉性和责任感，特别是安全工作。当时，除了请中国人民解放军协助公司在矿山周围实施警卫外，内部的安全生产与保卫工作，落在金川人自己肩上。施工中，每个爆破洞室，在开凿完工之后，立即装入炸药，将起爆雷管埋入炸药中，再将连接雷管的导火线引至洞室外面，继而将药室充填封闭。引出洞室外的导火线，放置在一个特制的箱子内，田汝孚同志提出，要百分之百地保证安全。除了加锁保护外，对每个导火线箱子，指定专人24小时三班轮换保护。因为在众多的导火线箱子中，若有一处发生意外，则整个矿山将毁于一旦，更重要的是关系到几千施工人员的生命安全。参加大爆破施工的全体职工，深知这一工作的重大意义，也深知这其中的危险性，但广大群众满怀激情，热烈响应公司党委的号召，积极申请参战，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来面对这场严峻的考验。

在露天矿大爆破施工中，公司领导一班人，除马仲同志专职担任指挥外，其他同志昼夜轮流值班，认真负责，一丝不苟。这期间，田汝孚同志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数月间，多是和衣而卧，同大家一起吃住在矿山上。田汝孚同志在工作中严肃谨慎，精益求精，尊重科学，尊重人才。他不仅对重大问题慎重决策，对某些具体工作亦事必躬亲，做到宏观上指导全盘，微观上心中有数，完全把握着工作的主动权。露天矿大爆破期间，从全国冶金企事业单位，选调了一些专家，来协助金川公司搞好这次矿山大爆破工程。田汝孚同志不仅尊重专家们的意见和建议，而且在工作上，生活上，尽可能为他们提供最大方便和最好的照顾。同时，曾任过冶金部设计司司长的田汝孚，凭着多年的阅历和经验，对爆破中的每个数据，甚至所采用的每个公式，都要全面地听取专家们的介绍与汇报，集思广益，根据多方面的论证，定出最佳方案，这充分展示了田汝孚同志的智慧与才能。

1964年12月6日，胜利的完成了金川露天矿大爆破的光荣任务，随着矿区铁路的铺设与钻机、电铲的投产，一个日产6000吨矿石的露天矿山宣告建成。在二十多年的开采中，成为金川公司生产中的主力矿山，这是金川建设史上的一大业绩，也是金川镍基地建设发展的资源“粮仓”，为金川的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功绩是金川人的功绩，在这个功劳簿上记上田汝孚的名字是当之无愧的。

1970年11月，国家计委主任余秋里（后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视察金川时，田汝孚在汇报中特意提出为了给国家多出镍，金川必须加速掘进，坚持矿山先行，先吃富矿。余秋里根据田汝孚的汇报，当场拍板决定了“先采富矿，后采贫矿，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方针，这一方针长期指导着金川公司的工作。1972年9月，国家计委批准金川二矿区先采富矿的设计方案。1973年11月，冶金部就此发文指出，金川二矿区必须首先开采富矿，以争取时间，早拿镍，多拿镍。

打通流程

田汝孚同志对金川公司最大的贡献，就是在他担任公司党委书记和“革委会”主任期间，带领公司全体职工，克服重重困难，战胜道道险阻，打通了公司的采选、选矿、冶炼、精炼、化工等工艺流程，形成了我国第一条比较完整的镍钴铂族金属生产线，奠定了我国镍钴工业的基石。正如金川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杨志强在2009年8月27日召开的庆祝建厂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说：“建厂初期，金川人以大无畏的自力更生的精神，在较短的时间内打通了生产流程，填补了我国镍钴生产工艺技术的空白。金川一期工程，初步奠定了中国镍钴生产技术、工艺和装备的基础。”

金川公司的第一条选矿生产系统，建成投产于1965年5月。1966年3月与冶炼厂合并，按区域不同分别成立了一选冶厂和二选冶厂。1967年2月，二选冶厂的选矿生产系统建成投产。1971年9月，两个选冶厂的选矿车间合并，成立了选矿厂，分为山上、山下两个生产厂区。山上为一选矿车间，山下为二选矿车间。

选矿工序的回收率低一直是困扰金川公司生产的关键问题，田汝孚经多方面的调查研究，广泛发动群众，认真听取工程技术人员和操作人员的意见，决定增加重磁浮选矿工艺。在当时条件下，公司党委决定，抽调有关专业人员，自己设计、自己施工，在选矿厂原有基础上，自力更生建起了两栋厂房并安装了相配套的设备，很短时间便投入了生产（当时重选工序主要是回收矿石中的铬，因富集的品位没有满足冶炼工序的条件，故没有再开车），但磁选工艺却发挥了很好的作用，通过生产实践，使回收率提高了1—3%。

金川公司的冶炼、精炼、化工等生产工艺自建厂以来经历了一个不断改造、不断完善和不断发展的历程。田汝孚除了狠抓矿山建设外，还投入很大的精力，凭借他在冶金部有长达11年时间担任设计司副司长、司长的工作经历，下大力气狠抓金川公司工艺流程的建设和改进。郑世宪同志于1962年从八冶公司调入金川公司冶炼厂后，13年时间在冶炼厂工作，而且一直担任党总支书记、党委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等领导职务，对冶炼厂初期的生产建设和田汝孚关心冶炼事业的情况十分熟悉、了解。笔者于2009年11月24日到他家采访时，尽管郑世宪已经81岁高龄了，但他身体健康，精神矍铄，记忆力强，思路清晰，回想起金川创业时期的生产生活，他感慨地说：“田汝孚同志是对金川的各项工作有大功的人，他有能力、有胆识、有思路，作风民主，工作扎实，深入细致。当时我国没有炼镍的工艺流程，设计也没办法，就把炼铜的工艺般过来。1963年试验阶段在山上，当时的工段长、车间主任等骨干大多数是从沈阳冶炼厂调来的。我们采取炼铜的办法炼镍。金川的矿石含镁高，镁的熔点高，而冶炼厂鼓风炉的温度低，料进入后就死炉了，镍水放不出来。田汝孚多次到冶炼厂，商量这事，他亲切地对我说：‘老郑，你们想办法。鼓风炉的炉温低，还有什么原因？’我和厂长王培生多次召集主持各种会议讨论，大家一致认为，鼓风炉的温度低同炉子的面积小有关系，决定扩大炉子的面积。我们向田汝孚同志汇报后，他大力支持，并鼓励我们大胆地干。1964年，我们增建了18㎡的烧结机，并将2台3.7㎡的鼓风炉改建为1台10.5㎡的鼓风炉，仅用了40天时间就改造成功了，炉子的面积扩大了两倍多。6月份改造成功，8月份就炼出高冰镍。以后在电解过程中又遇到许多问题，田汝孚多次亲临现场解决。他知识渊博、业务精通，是难得的专家型领导干部。可惜的是，他所处的大环境和形势不好，正当他带领公司全体职工大干快干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金川的生产建设、田汝孚的工作设想都受到了影响。他承担着很大的压力，为了祖国的镍钴工业吃了不少苦，我们不应该忘记田汝孚同志为金川建设作出的巨大贡献。”同一天到原公司工会主席黄永贵家中采访，他也有同郑世宪书记十分相同的观点。黄永贵说：“假如田汝孚担任公司一把手期间能有我国改革开放以后那样的好环境、好局面，那么，金川公司的发展速度和社会变化要比原来快得多、大得多。”

金川公司镍电解车间投产后，产品质量一度很不稳定，不但产品的优质率上不去，而且影响了企业的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影响深加工企业的产品质量，所以用户纷纷提出意见，一时期搞得公司非常被动。田汝孚面对这一严峻现实，组织机关干部和技术人员，下到车间、班组，同工人一起跟班作业，边劳动、边了解情况。田汝孚同志更是以身作则，吃住在车间，同大家一起调查研究，一个工序一个工序地摸索生产工艺条件，一个岗位一个岗位地落实生产责任制，并对净化等几道工序进行工艺技术改造。特别是充分听取与尊重技术人员的意见和建议，纠正了违背科学规律的生产指挥，坚决按科学程序生产。同时，组织了若干小组，分赴全国各地，广泛征求用户对产品质量的意见和要求。这实际上是更大范围的调查研究工作，为提高金川公司的产品质量提供了客观依据。这一产品质量攻坚战，一打就是4个月，为以后提高产品质量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田汝孚同志用活生生的实践，教育干部和群众坚定地树立起质量意识，为进入80年代公司的“金驼牌”电解镍获国家金质奖以及在国际市场上赢得荣誉，创造了技术与管理的条件。

金川公司之所以能生产铜产品，这个功劳首推田汝孚。在金川公司未生产铜产品之前，冶金部计划将金川公司的有关原料送到白银公司炼铜，不同意金川公司炼铜。田汝孚同志抱着对国家负责、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和技术人员精打细算，算运费、算成本、算技术等，算来算去，把金川公司的原料送到白银公司炼铜，怎么也不划算，不如在金川建一个铜电解车间。他顶着种种压力，拍板决定在金川建设一个铜电解车间。1969年10月，一期设计年产电解铜3000吨的铜电解车间动工兴建，1971年7月建成投产，当年产出电解铜1000余吨。金川公司电解铜车间建成后，冶金部仍批评田汝孚有严重的本位主义思想，不顾全大局。笔者认为，田汝孚同志的工作作风真正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云所说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要求和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2009年，公司生产铜产品29万吨，已成为中国第三大和北方最大的铜生产企业。饮水思源，假如田汝孚同志当初不顶着压力新建铜电解车间，就不会有这一切辉煌成就，也就不会有完整的、先进的铜冶炼工艺和技术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大批的人才。

金川公司这样一个大型联合企业，它所需要的生产原材料是五花八门的，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当时经常威胁生产的，除了钢材、木材、水泥、原煤、原油等大宗材料外，其中液氯更是供应很紧张的物资，同时，还有一定难度的运输、贮存与保管的特殊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田汝孚同志经过深入调查研究，请教了有关技术人员，利用本地拥有矿盐的地利优势，在可行性研究论证的基础上，决定金川公司自己建一个食盐电解车间，从矿盐中提取液氯、盐酸和烧碱等。这个车间从几个人筹建，到组织队伍，用较短的时间，就建起了年产3000吨烧碱和与之相配套的液氯、盐酸生产线，继而又进行了7500吨规模的技术改造，加上以后的逐步完善、提高，发展成为2008年生产6.6万吨烧碱的化工厂。2009年10月，金川公司化工厂设计年产40万吨离子膜烧碱的一期工程交工投产。这些产品不仅满足了金川公司生产需要的液氯、盐酸等原材料，同时也支援了周边其他企业生产的急需。这些，充分体现了田汝孚同志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依靠群众，勇于决策，使企业稳步发展的宏大志向与决心。

1971年，根据冶金部的指示，公司党委决定，由田汝孚等3人组成赴加拿大考察组，田汝孚任组长。田汝孚一行3人和上海冶炼厂等单位的10余名技术人员到加拿大考察。这次考察有两个任务：一是查找金川公司采选冶工艺流程中存在的问题；二是为阿尔尼亚镍生产企业的设计提供方案。在十三四天的考察中，田汝孚认真学习加拿大先进的采矿、选矿、冶炼、精炼工艺流程和技术，仔细向加拿大的有关人员询问技术问题。据一起考察的公司原质量监督处副处长李有志回忆，加拿大的专家很佩服田汝孚的学识和专业技术水平，多次竖起大拇指夸赞他。在“文革”特殊的年代，田汝孚赴加拿大的考察，使他开阔了视野，看到了我国镍生产企业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回到北京后，田汝孚认真撰写了《赴加拿大考察报告》，提出了许多建议。后来，冶金部根据这个考察报告，专门下发了文件，明确了金川公司的采矿方法、工艺流程的改进等。

田汝孚对金川镍基地的建设，不仅有着近期打算，而且有着远期的战略目光。1970年，田汝孚同志用了近一年时间，多次深入部室、厂矿调研，主持召开各种会议，精心编制了《金川公司“四五”建设方案》，该方案凝聚了他的大量心血和智慧，为金川的未来发展描绘了蓝图，根据该计划，金川公司到1975年形成年产镍5万吨的生产能力。1971年6月22日，刘怀清、田汝孚、黄永贵等赴京向国家计委主任余秋里汇报了金川《“四五”建设方案》。袁宝华及国家计委、冶金部有关部门负责人20多人参加了会议。余秋里针对金川建设作了重要讲话。7月28日晚8时30分至29日凌晨2时30分，在余秋里的主持下，国家计委、冶金部等又第二次听取了金川《“四五”建设方案》的汇报。9月13日，国家计委以（1971）2号会议纪要《关于加快开发金川镍矿的意见》，下发冶金部、甘肃省和甘肃有色冶金公司。纪要中提出：要彻底改变原定的二期工程以开采贫矿为主、一二期工程截然分开的设计方案，代之客观存在先采富矿，充分发挥现有选矿厂和冶炼厂生产能力的新方案。这样，公司镍的年生产能力将由原设计的3万吨提高到4万至5万吨，并且可提前3年大量出镍，投资也有可能比原方案减少。该会议纪要成为金川扩建一期工程的基础性文件。10月23日，甘肃省委也作出了《关于加快开发金川镍矿的决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实现他的心目中的建设速度，但在他的战友手中，更快、更好、更完善地实现了他所未能实现的愿望，这对田汝孚同志来说，确是莫大的安慰与回报。

艰苦朴素

田汝孚同志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经历了艰苦的戎马生涯，建国后进入了大城市。60年代初，我国的严重自然灾害刚刚度过，在这百废待兴之际，他受命来到这荒凉的戈壁滩上，与老母、爱人、孩子分居两地，在金川独自一人吃住在办公室。他有着不吸烟、不喝酒的良好习惯，他跟大家一样在大食堂排队就餐，有时下基层回来晚了，买上两个馍馍，就点咸菜，边吃边思考问题。星期天或节假日，请通讯员煮上一碗挂面，这便是改善伙食了。田汝孚同志不仅吃喝俭朴，而且从不追求华丽的穿戴，冬季里，一件旧棉袄罩从不离身，脏了洗，在暖气片上烘干了再穿上。1966年3月27日，邓小平同志来金川视察时，他也是穿着这件棉袄罩去接待当时的中央总书记的，接见时的合影，为金川人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历史记忆。

田汝孚同志经常教育干部要发扬党的好传统、好作风，共产党员就是要永远地保持艰苦朴素的本色。要深入实际，联系群众，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他自己更是身先士卒。他白天工作，开会忙个不停，但晚上很少在家闲坐，经常利用业余时间，深入到车间、班组同基层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们促膝谈心，了解一线的生产情况、学习情况和生活情况。他常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搞好调查研究，就必须深入到实际工作中去，深入到群众中去，了解情况，掌握情况，再与同志们一起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同群众打成一片，才能了解到实实在在的情况，同时还要关心群众，体贴群众，支持他们的工作，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所以，我们共产党人一刻也不要脱离群众。

他不仅在生活上坚持党的好风气，而且在学习和自我修养上也是我们的楷模。在战争年代，他的学习机会很少，学习条件也很差，但他还是千方百计地多学一点。解放后，他更是刻苦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丰富自己的科学知识，开阔自己的视野，使生活更充实，心灵更宽广。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很爱好京剧，不时地拉拉京胡，但更多的时间还是读书学习。他复习和自学了高等数学、理化和外语，他翻译国外资料有相当的英语水平，同时，还基本上通读了中国历史史略。所以，他的数理化和英语水平，是金川公司的名牌大学毕业生们所佩服的。有的工程师讲，懂得高等数学能翻译外国资料的党委书记，太少了!党的干部都像田书记那样能文能武，那就太好了。

田汝孚同志对身边的工作人员，不但体贴入微，更多的是希望与鼓励他们学习上进。曾在他身边担任过通讯员的吴国贤同志经他的引导，通过自学考取了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回来后，又经几年的实践，肩负起中层干部的重担。2000年2月，吴国贤任金川公司纪委书记兼工会主席。2009年2月，调任酒钢公司党委副书记。田汝孚同志不仅与一线工人有深厚的感情，而且同知识分子也有共同语言。他在一次工程技术人员会议上，讲述了一课微积分与辩证法，同时，讲述了重视知识，尊重人才，钻研业务，努力实践的政策观点。会后许多同志讲，我们在大学读书也未听到过这样的高论，有这样的领导真是我们的幸运。

“文革”期间，田汝孚同志留在北京的爱人和孩子，迁出了首都，为了工作方便，他将爱人安排在兰州工作，仍是过着两地分居的日子，在最困难的时候，则将小女儿寄养在朋友家中。在个人生活上，他总是严于律己，为了事业，为了工作，为了大局，牺牲了他个人的优越生活条件，体现了一个老党员、老干部的思想美德。还应提及的是，在“文革”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为了使金川有一个稳定的局势，他千方百计地说服两派群众，顾全大局，坚持生产。甚至不惜个人委屈，努力把损失减少到最小程度，在广大干部与群众的支持下，使金川公司在“文革”中没有停过一天的生产，为金川的稳定与生产的发展，做出了极大的努力。田汝孚对待同志则是宽以待人。有一次，矿山发生了人身安全事故，他抱病执意要去看望受伤的工人，为基层领导承担压力。到现场后，矿领导同志看到他脸色苍白时，立即意识到田汝孚同志高血压病的严重性，请来大夫测量过血压后，在场的人都惊呆了，高压220，低压140。矿领导对田汝孚同志说：“请田书记放心，我保证处理好抢救工作。”田汝孚同志拖着这样病重的身体，一心扑在工作上，兢兢业业，为金川建设日夜操劳，到1975年9月调任冶金部有色公司负责人离开这里，一直在这块热士上艰苦卓绝地奋斗了13年。

田汝孚同志虽然离开了金川，但他与金川人的心同步跳动着，他说，我永远是金川人。到北京出差的同志去看望他时，他总是问这问那谈个不够。电视上、报刊上报道金川的消息，他都非常关注。金川每取得一项成绩，每前进一步，他都为之高兴。1992年在他75岁高龄的时候，又来到这阔别多年的金川，他对金川人一往情深，不顾一路旅途的疲劳，首先看望了一些离退休的老战友，谈论往事，叙述旧情，沉浸在幸福的回忆之中。当他看到金川的巨大变化时，兴奋得夜不能寐。“太好了！太好了！没想到金川发展得这么快、这么好。”他还饶有兴趣地观看了公司农场，不禁想起了创业时期的情景。为了提高职工的生活水平，开创了这万亩农业基地，而今天依然发挥着它的特殊作用。当年他来农场检查工作时，同志们只能为他做顿面片吃。这天招待他的饭菜，基本是农场自己收获的果实，在田汝孚同志热情的眼光里，人们看得出他与大家共同分享着这胜利硕果的喜悦之情。

尊敬的老领导、老前辈、好首长——田汝孚同志你安息吧！镍都儿女没有辜负您的期望，已经创造了辉煌的业绩。今后，将继续努力、奋斗、拼搏，把祖国的镍都建设得更加美好、更加灿烂！

（说明：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先后采访了郑世宪、黄永贵、凌泽同、李有志等4位原公司及机关部室的老领导。“矿山先行”和“艰苦朴素”两小节采用了黄永贵撰写的回忆田汝孚的文章中内容。酒钢公司党委书副书记吴国贤专门打来电话，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