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的诅咒

资源的诅咒

在我国一些地区，自然资源如煤铁储量较为丰富，那里最富有的人多为采矿业主，这些矿主一般文化水平不高，但拥有与当地政府的密切关系，并且在较短时间里积累起财富。由于劳动力多，矿主采用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方式更加有利可图，一方面支付较低的工资，另一方面在资本投入（安全设施、机械化装备等）方面严重不足。矿主赚了钱就买好车豪宅，把家也搬至大城市。长此以往，地下掏空，地面沉陷，老百姓状况依旧（环境却更糟糕了），当地生产力到头来还是没有得到提升。

相反，在缺少自然资源的地区比如浙江，人均耕地只有5分地，资源稀缺，只好离开土地创业或者跋山涉水、穿街走巷做买卖，因而形成了创业的商业文化。这种情况与亨利·皮雷那（1927）描述的西部欧洲专业商人形成的条件相类似。那时人口增长使得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土地，去过流浪和冒险的生活，“毋庸置疑，第一批做生意的行家就出现在这批流浪者和冒险家之中”，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自然会驱使其到人烟稠密可望获得利益或机会的地方，他们之中有很多精力充沛的人，受过意外生活经历的锻炼，不少人懂得外语，熟悉各地的风俗和需要，如果有商机就会被他们抓住。在他们身上可以明显地看出那种著名的“资本主义精神”，不久之后，这批人中出现了新的富豪。现在，浙江全省1／4的人都参与了创业活动，全省现有就业人口当中的90%都是通过创业实现就业的，同时还吸纳了很多外省的劳动力来就业。

古人所说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多难兴邦”，真是充满了智慧！

阿诺德·汤因比（1956）主张，人类的一切成就都与“挑战”与“回应”直接相关。环境必然表现为若干需要克服的困难，包括了困难地方、新地方、打击、压力、遭遇不幸等五种挑战及其回应类型，如果人们接受了挑战，他们的回应就将为进步奠定基础。近几十年来，一些资源富足的发展中国家与资源短缺的发展中国家相比，其经济表现不太令人满意。1960—1990年间，资源贫乏国家的人均收入增长速度比资源富足的国家快2～3倍（奥蒂，2000）。因此，发展的动力很少来自自然资源，更多的得意于克服困难的创新活动。

举例来说，一般人都以为由于电视的普及，电影的观众市场肯定会受到挤压。确实，这种情况在欧洲出现了，当电视在中国普及的时候，电影的受众也明显减少了。好莱坞制片商也曾遭遇过类似的观众危机，只是时间更早一些，因为美国的电视传播早在20世纪40—50年代就开始了。但是好莱坞迎接了这个挑战，制片商通过在营销、华丽的场景和特效制作上投入巨大的风险投资来回应电视的挑战，到了70年代它已经有《大白鲨》、《星球大战》那样令观众惊叹的大制作。在60年代中期，美国电影只占欧洲大陆票房收入的35%，今天这一数字已变成了80%～90%。对好莱坞而言，首先受到电视的冲击可以说是因祸得福（泰勒·考恩，2002）。

迈克尔·波特（1990）更是颠覆了传统生产要素的作用和价值，他认为大多数产业的竞争优势中，生产要素不是自然天成而是经创造得来，天然的生产要素无论何时都没有被创造、升级和专业化的人为产业条件来得重要。不仅如此，不虞匮乏的生产要素非但不能提供正向的激励作用，还可能会反向地抑制竞争优势。实际上，只有当企业面对环境困扰，才会激励出应变的战略与创新，进而壮大和竞争得胜。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有丰富的资源和廉价的成本因素，结果往往是资源配置缺乏效率；相反，人工短缺、资源不足、地理气候环境恶劣等不利因素，反而产生刺激技术进步的压力。这样的例子在波特的视野里比比皆是——很多产业都遭遇过地价昂贵、工厂土地不易取得等不利状况，日本产业为了克服这些困难，创造了零库存和其他节省生产空间的流程技术，因而奇迹般地缓和了库存量的问题；与英国可以从所属殖民地进口廉价的天然靛青原料的情况不同，原料的缺乏使德国的巴斯夫和赫斯特长期致力于研发人工靛青染料，以克服进口成本过高的劣势；德国、瑞士、瑞典、日本、意大利等国都存在人工匮乏、工资过高或难以解雇等问题，迫使这些国家的企业不轻易扩充人力，而偏好自动化作业；瑞典和日本的厂商还因为其地处国际市场边缘，因而在物流系统上格外地下足工夫；而荷兰长年低温、湿寒，种植鲜花本无地理优势可言，但该国鲜花企业积极发展温室，培养新品种，并找出节约能源以及其他能延续花卉产业竞争优势的技术，发展花卉培育、包装、运输、拍卖市场等，每年出口鲜花达10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一大鲜花出口国。

美国在历史上因为缺少熟练和半熟练的劳动力，其制造商开始在19世纪上半期（比西欧更迅速）采用工业机械装备。同样重要的因素，还有起限定作用的集团的态度。这些起限定作用的集团包括竞争对手、银行家、顾客以至社会公众。在早期的美国，顾客并不十分重视制造产品的工艺，产品实用和价廉即可，西进时美国人不停地迁徙，不需要经久耐用的产成品。顾客的需要限定了企业家采取的策略。美国廉价的机制品，因此能够同精致而昂贵的欧洲进口产品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