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落后的相结合的外因和内因

4．中国经济落后的相结合的外因和内因———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

王亚南绝不认为其形成与亚细亚生产方式有关的中国地主经济是永远长不出资本主义经济来的。他说，中国社会停滞，是就它没有很快地改换一个新的生产方式的相对说法，并不能认为到了清代，还维持着秦汉之世的生产技术和文化水平。实则在这一段长时期内，我们在农耕技术、商工业组织规模和经营、文化交通、社会生活等方面，都有不少的进步，尤其是土地自由买卖、农民不再附着于土地、因交纳赋税而使产品商品化等等，如下面将进一步指出的，终究使工农生产相结合、自给自足的农村公社瓦解，慢慢地长出资本主义来。就是说，中国社会的内部矛盾，会促使资本主义产生，只是比西欧晚些。^[9]因此，他对日本御用哲学家秋泽修二，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期间，散布这是日本用外力帮助中国社会发展的圣战的谬论，予以驳斥。^[10]

但是，中国缓慢地产生资本主义的过程，却由于新航路发现所导致的和西方资本主义，尤其是其后的垄断资本主义的大规模接触而受到阻挠。由于双方所处的社会经济阶段不同，这种大规模的经济接触，就构成剥削和被剥削或侵略和被侵略的关系；使中国不能发展为正常的资本主义，而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西方主要是利用中国原有的生产关系和控制中国的政治上层建筑———官僚政治，使中国不能发展为能够和它们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对此，王亚南的论述如下：

首先，西方国家，特别是大英帝国侵入中国后不久，就发现中国的封建生产关系和社会政治组织，和英国的以及其他亚洲国家的，不大一样。在西欧是领主经济，土地由分封取得，农奴附着于土地，没有人身自由；在中国从秦代开始是地主经济，土地基本上可以自由买卖，农民可以离开土地，因而在土地关系上，就有三种不同的人：一是占有土地者，即地主和自耕农，一是租用土地者，即佃农，一是为他人耕种土地者，即雇农。这种制度从本质上是封建主义的，却取得近代西欧各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外观（详见下述）。不论何人，只要有钱，就能取得土地。同时，高利贷者、商人、地主和官僚，又可以转化或兼职。至于作为直接生产者的雇农，可以为地主劳动、为自耕农劳动，也可以为佃农劳动。这就是说，土地商品化了，劳动力成为商品。此外，大量土地产品，成为租税，也要变为货币，先归中央，部分成为各级官吏的俸禄。于是一种异常活跃的流通经济场面，在西方国家是到了近代才产生的，在中国早就出现了。这种具有极大流动性的封建体制，对于西方在中国开商埠，办工厂，经营金融交通事业，取得廉价原料和劳动力，推销商品，是不必大动手术，就可以达到目的的。因此，不列颠对中国，就不像对爱尔兰那样，即摧毁当地的生产关系，将自己的生产关系移过去，也不像对北美那样，即将土著赶走和剿灭，在腾出来的空地上，输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是利用中国原有的封建地主经济的生产关系。

西方资本即外国资本主要在流通领域统治中国经济，攫取利润和垄断利润。抗日战争前，英国在中国投资，其中地产占39%，金融业占29．6%，对政府贷款占22．4%，用于工商业的仅占9%；日本投资中用于工商业的仅占6%。它有时也办一些交通生产事业，主要是为其进行剥削提供物质手段，亦不是为了生下根来，发展资本主义。有些外资，也办些工业，用的是先进技术，雇佣关系却是落后的，如日资纱厂用的包身工，这种生产关系资本主义其表，封建主义其里。

外国资本主要通过金融网剥削中国。金融机构中心设在沿海大城市，以利息形式进行剥削。抗日战争前，外国资本的国内利息率为4%～8%，它贷款给中国第一层银行，其利息率一般为9%～20%，这些第一层银行又贷款给第二层银行，即中国钱庄，其利息率一般为20%～30%，钱庄再以高利贷资本或以典当业形式，向最穷困的劳动者贷款，这种高利贷资本的利息率一般在30%以上，如遇特大灾害，则可高达200%～300%。这种高利贷利息率会调节农村的地租率，使农民不胜负担，也使土地资本、高利贷资本和古旧的商业资本，不能转化为产业资本。

其次，它们对中国那种建立在地主经济基础上的专制官僚政治，更有好感。领主经济，由于各级贵族领主是在各自的领地上，统治农奴，形成一种经济自给的庄园，这样，各级领主就容易形成割据的分立的局面。而地主经济，就不是这样，因为土地不论归谁所有，都要向国家交纳赋税，国家在各地区分设官吏，征取税收，输供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则对大小官吏给予俸禄，这就形成中央集权专制官僚统治的局面。这一政治上层建筑又反过来影响作为基础的地主经济：（1）提供中央政权的实物租税，要变成商品，这就为官僚政治乃至士大夫商人化准备了物质前提；（2）官僚政客士大夫不仅插手商业，染指高利贷业，垄断侵渔土地，并以官家名义，统制贸易，把一切有利可图的工矿业，如铁业、盐业、纸业……，都变成“官业”，使普通的工商业者无法问津。这是中国流通经济尽管相当活跃，却总是流转在土地买卖、商业和高利贷业，不易向工业方面找到出路的原因，也是不易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原因。对于这种官僚政治，西方列强看出，如果添进它们所亲自培养的更信得过的大小买办的力量，就可以完全满足它们对中国行使间接统治的要求。这样，经过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之役、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之役，中国主权逐步被割削，列强在中国获得部分直接统治权之外，又在中国政权之中有其代理人。这种情况日益严重，临到解放前夜，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形态及其政治配合物，已突出地表现为买办官僚资本和买办官僚政治了。

第三，中国地主经济封建生产关系的支柱是农业和手工副业相结合的农村公社经济，这种手工业，尤其是副业是作为高率的地租、利息和商业利润的补充物而存在的。这就是说，农民不经营各种可能的副业，就不可能承担起占生产物70%～80%的地租。但是，这种结合是排斥商业，排斥列强的制造品，尤其是纺织品的。于是，使用一切策略破坏中国农村的副业和手工业，就成了西方及其代理人首先要在中国完成的一大任务。在这过程中，高利贷者、土地侵渔者和贪官污吏，也起了作用。于是，农民大批破产，离开土地。这种离地农民，生活费用本来就极其低下，再加上资本主义难产，所需劳动力少，劳动力供过于求，价格更加低廉，这又为土著的资本主义工业提供了能够生存的条件。

由此可见，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威廉·阿瑟·刘易斯认为，工资是根据农民的平均产品决定的，理由是如果工资低于人们留在家里能得到的消费，他们就不会离开农业家庭去找工作，这种看法明显不适合于中国，因为我们的破产农民之所以离乡背井，是由于无法生存，只要能够不饿死，更低的工资他都接受。

第四，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由于劳动力价格特别低廉，使用手工劳动胜于使用机器，所以其土著资本主义工业，大多是工场手工业。王亚南认为，这是落后国家典型的工业形态。沿海若干大城市的大机器工业，为数不多，多半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交战的列强无法东顾，又需要我们的产品时发展起来的。但在30年代大危机和抗日战争中，又遭厄运。中国土著资本主义工业就这样艰辛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