畸形的社会再生产和国民党政权被推翻前的城乡经济

9．畸形的社会再生产和国民党政权被推翻前的城乡经济

从上述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的各种剥削收入，很难积累起来转化为国民资本，以发展生产力。“三位一体”公式的收入，就因这个公式本身的运动，除了用于挥霍之外，就在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和土地资本内部互相转化，而很难转化为产业资本。外国资本不生根，多在流通领域，其剥削所得，除用于挥霍外，就汇回或运回本国。买办资本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不能发展生产力。民族资本主义在夹缝中挣扎。农村最缺少资金，但农民不敢借高利贷。于是，各种剥削收入，反而流向利息率较低的城市。但城市的生产事业不发达，资金除了用于挥霍、用来经营“销金窝”外，便在流通领域中投机。由社会危机引起的政治危机，更使部分国民资金流到国外，不但不生利息，锁在保险箱里，还要倒贴租箱费。农业生产衰敝，最穷的农民贫困到只用人力耕种、只是掠夺地力的地步。大城市在发展，但是，是畸形的，是消费性的，是各种剥削者和权贵们过声、色、犬、马生活的“天堂”，耀眼的百货公司在执行其广搜各地土产、统办全球货物的封建主义和殖民地的职能。少数人的挥霍要以大多数劳动者，尤其是农民不能温饱为条件。王亚南有一段话可以作为我们的总结。他说：一个社会的半殖民地性质，是由它的落后的封建主义生产关系引出的，是通过它的各种封建剥削造成的。而一切原始性剥削，又是把封建土地制度作为其骨干或核心。这就是为什么对土地这一生产条件所付太高的封建代价，竟成为破坏其他生产条件（如农具、畜力、劳动力）甚至地力的根本症结；诸种原始资本不能流动到农村乃至都市的生产事业上去，最先也是由于购买土地太有“权”、“利”可图；而整个都市的中外大小权势者的寄生基础，即使是通过了买办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一类中间剥削榨取环节，最后终归是“斧打凿，凿入木”地要落在土地上，即农民身上。

在这些规律支配下，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结束，或其政治上层建筑即国民党政权被推翻前的政治与经济情况，可以简述如下：中国长期以来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国家。到近代，特别是国民革命失败后建立的国民党右派政府，其封建专制的性质并没有消除，而又多了一重买办性。官僚的、专制的、封建的和买办的国民党右派政权，使中国的一般都市都具有三重有密切联系的特点：政治的、消费的和商业的；其中如上海、天津及其他少数都市，虽然点缀着现代性的产业，但不仅其比重不足以改变其一般中国都市的性质，而且其庞大的买办商业的存在也说明它们不是真正的现代化都市，由于这样，中国的城市，一般就不得不由农村取得其营养：赋税、公债、各种方式的摊派，特别是由下述原因引起的内战所普遍推行的征买、征购，以及无情而毒辣的天文数字的通货膨胀，全是都市方面通过政治权力，向农村强制榨取的。与此同时，由于这种榨取方式，在农村造成动乱，就又把农村可能榨取的资金，集中到都市，尤其是大都市；而经过买办商业带到农村的洋货或半洋货，又要农村付出大得多的代价。于是，都市越需要从农村取得营养，就越需要加强其对农村的统治，为了确保对农村经济的榨取，而强化和扩大的政治机构和军事组织，又反过来加深都市的消费性和商业性。这样，中国的都市就变成输入外国武器和奢侈品，和向外国输出农产品、矿产品的总枢纽。农村虽已遭受竭泽而渔般的搜刮，仍不足以弥补大量的入超；农村的生产力越来越降低，都市对农村的索求却越来越大。因此，我们就看到一种离奇的现象，即农村的破产与动乱，从某一方面看，竟成了这种具有三重特点的都市变态繁荣的有利条件：一批一批的农村大小权势者，把他们从贫苦农民身上搜刮到的积累，向他们认为安稳的都市集中，其结果，中外银行的存款大大增多，“销金窝”大大繁荣，地产、公债、外汇的投机大大活跃；总之，游离在生产过程以外的资金壅塞在流通过程，在十里洋场踢球似地滚来滚去。在这场合，封建买办商人像着了魔似的，以为农村的荒芜，并无碍于城市的“繁荣”。直到越来越大数额的入超，国内的黄金和白银，都被外国军舰、轮船、飞机载走了，而贫弱的农村，对于都市各种各样的消费场面，再也无法弥补和供应，而用死亡、破产、叛乱来表示反抗的时候，以“发国难财”而暴富的官僚和买办金融家，才高嚷要“复兴农村”，以农村贷款和以美国专家设计的技术改良，来进行这种所谓的“复兴”，以为可以借此继续对农村进行剥削。

在这里，我们从另一角度，看到都市和农村之间的经济和军事关系：在都市是依存于农村，是由农村取得其生存依据的限度内，都市就得从政治、军事诸方面，加强对于农村的支配，这实际上又等于对农村的经济剥削加重。由于这样，中国的具有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内战就与西欧不同，而采取农村反对和包围城市的形式，其中以1946—1949年有美国介入的那一次最为激烈。

在这里，我们也看得很清楚：矛盾的解决是进行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及其政治上层建筑的革命，亦即其性质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和民族革命，以解放生产力，这是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在中国，由于资产阶级在国民革命过程中的动摇，其代表人物反过来同革命的对象勾结，最终不得不由无产阶级来领导，而基本力量则如同西方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一样是农民。

【注释】

[1]《中国经济原论》的基础，是王亚南为中山大学经济系学生开设的“高级经济学”。当时有些农业经济系的学生来旁听。杨奎章是农业经济系学生。是时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山大学经济系设在广东湖南交界处的坪石镇，农业经济系设在湖南的栗原堡。

[2]王亚南：《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8页。

[3]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8页。

[4]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1—152页。

[5]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65页。

[6]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经济科学出版社1946年版，第198页；《王亚南文集》第3卷，福建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315页。

[7]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经济科学出版社1946年版，第198—199页；《王亚南文集》第3卷，福建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315页。

[8]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经济科学出版社1946年版，第199页；《王亚南文集》第3卷，福建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316页。

[9]陈翰笙：《帝国主义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8页。

[10]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经济科学出版社1946年版，第38页；《王亚南文集》第3卷，福建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101页。

[11]陈翰笙：《帝国主义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9页。

[12]参见郭大力的《我们的农村生产》。这本小册子是抗日战争期间，由江西中华正气出版社出版的。我购得一本，失于战火。有关的论点，在郭著《生产建设论》（经济科学出版社1947年版）中，也可见到。

[13]参见拙著：《帝国主义经济与政治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72页。

[14]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4页，注（53）。

[15]即银行券，下面说的纸币也是银行券。银行券是由货币的支付手段职能产生的，它可以兑现为银币或金币，并且是凭票即兑；纸币是由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产生的，由国家强制流通，虽有金银作为发行准备金，但不能兑现金银。

[16]参见《中国经济原论》，经济科学出版社1946年版，第47页。

[17]生产商品和生产货币的劳动都是私人劳动。但前者要经过交换，为社会所承认，才实现为社会劳动；后者无需经过交换，没有是否为社会承认的问题，直接是社会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