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中国文化创新

第三节　全球化与中国文化创新

（一）中国文化的开放性格

如果把中国文化的本质归结为到目前以及未来的全部中国文化发展史，而不是归结为中国文化的某个阶段的特征或某几个方面的特征的话，我们会发现，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把中国文化概括为“儒、释、道”的定义法在方法论上似乎有失偏颇。在中国文化史上，主要发生了三次较长时期的中外文化交融过程：第一次是东汉以来佛教文化的传入，第二次是明清以来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制度与科学技术的传入，第三次是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文化就是世界各国文化不断地传入中国，在中国实现本土化，也就是不断地与中国文化融合的历史过程。以下分别展开论述。

第一，佛教文化与中国文化。自佛教从东汉传入中国，佛教文化在中原地区落地生根，逐渐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东汉初期的佛教引入中国到北魏时期，不到500年的时间，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早就远远超出了印度佛教原有的规模和原来的内涵。佛教经典中的“空”、“净”、“因缘”等概念与中国老庄思想中的“有”、“无”、“意”、“像”等概念具有很多一致的地方，而两种文化的互读和交融必然推动双方的发展。

仅就佛教典籍而言，它与坚持忠孝仁义的中国儒家文化是有冲突的。但是，后来的禅宗之所以受到普遍的欢迎，就是因为它更积极地融入了中国的儒家文化，不仅在哲学上吸收了中国儒家文化中的唯心主义和先验论思想，而且全面吸收了中国儒家文化中的忠孝仁义思想。例如，《坛经》讲道：“心平何牢持戒，行直何用修禅，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怜，让则尊卑和睦，忍则众恶无喧。”《顿悟真宗论》也说：“世间所有森罗万象，君臣父母，仁义礼信，此即世间，不坏。”这些经文和佛理不但照搬了儒家的思想，而且照搬了儒家的概念和用语，从而使佛教完全中国化了，并终于成为一种中国本土的强势文化。佛教文化与中国本土的老庄学说和儒家文化融合，不仅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对于中国思想、哲学、文学艺术等的发展都产生过不可估量的作用。

第二，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1581年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在带来西方天主教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学术思想。鸦片战争后，丧权辱国的现状使清政府的一些官员提出了变法图存的思想。其后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即受命组织学生赴欧美深造，学习西方文化；同时，在福建、江苏、浙江等地组织发展造船业，开始洋务运动。其间，学生出洋留学成风，有政府出资、教会出资的，也有自费的。同时，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穆勒的《名学》、斯宾塞的《群学》、孟德斯鸠的《法意》等一大批著名的西方学术名著开始陆续被翻译成中文，使更多的人有机会接受西方资产阶级的先进思想和文化。于是，“西学东渐”在中国先后引起三次重大的社会变革运动。

首先是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人发起的维新变法运动，这些“新派人物”，利用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人权和进化思想，最早在中国发起了反对封建专制和几千年保留下来的封建思想的大论战。可以说，这是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第一次挑战，也是近代中国人试图使西方文化本土化的第一次尝试。但是，这场轰轰烈烈的变法维新运动很快就被以慈禧为首的封建旧势力血腥镇压了。

其次是中国的辛亥革命运动。虽然中国的戊戌变法并没有像日本的明治维新那么幸运，而是以失败告终。但是，在其前后，不但出现了像严复这样的翻译家，同时也出现了像孙文、章太炎、吴稚晖、邹容等这样一批学贯中西、既有革命理论又有革命实践的社会革新人才。他们“拿来”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治国方案、天赋人权论、民族主义、进化论和机械唯物论等作为进行民主革命的思想武器。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孙中山从中总结出了系统的有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三民主义”理论，并使之成为当时民主主义革命的指导思想。可见，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对于中国思想界的影响不但保留了下来，而且在中国的土壤上生根发芽了。于是，在戊戌变法运动发生后不到13年，中国就发生了彻底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使中国延续了数千年的封建王朝从此寿终正寝。

最后是“五四运动”所引发的另一场以推翻“三座大山”为目标的新民主主义运动。“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发生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有关文化的大讨论。从1915年开始，陈独秀、杜亚泉、李大钊、瞿秋白、蔡元培、郭沫若等在《新青年》和《东方杂志》等就“东西文化”、“新旧文化”、“新学”、“旧学”等问题展开讨论，持续十余年，发表文章近千篇，出版专著数十种。这些辩论从正反两个方面见证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融合。

第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时间比较长的中外文化融合过程。其间产生的思想内涵之丰富，是历史上少有的。如果我们把马克思主义了解为并非仅仅限于一种抽象化了的、作为一种指导思想或“行动指南”的意识形态，而是作为一种世界文化，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不单表现为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的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作为一种本土化了的世界文化，它是历史进程中思想、制度和器物的总和。在一个更加宽泛的文化的意义上来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过程，我们会发现它主要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

首先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及其相关著作的中国化。这是许多早期的翻译家和后来的中央编译局集体完成的一项奠基性的工程。尽管由于历史的原因和研究方法上的局限，至今对于这些文献的研究和理解还是很有限的，但它们对于中国知识界和思想界的影响都是十分巨大的。它们作为一种文化的传播，远远超出了当时翻译出版和允许翻译出版这些著作的人们的意图和想象力。

其次，为了深入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那些思想博大精深的著作，几十年来我国翻译出版了大量的全面反映西方思想发展历史的其他经典著作，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从荷马到但丁。对于中国人来说，倘若不了解这些著作，就很难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再次，近20年来翻译和出版了大量反映马克思之后现代西方思想文化发展状况的著作。从现象学到解释学，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从新自由主义到新保守主义，从凯恩斯主义到新制度经济学，从自然主义到印象主义，中国人对西方的制度、思想、经济、文化等进行了全方位的接触。改革开放20年的实践，使得中国文化真正融入了全球化的进程，而经济的发展、制度的创新和这种文化上的积累，又为在中国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和现实的可能。

最后，在马克思之后，西方社会科学进一步划分出诸如社会学、政治学等其他独立的学科，这些学科大都能从马克思的著作中找到它们的源头，虽然其中也不乏反对马克思的学术流派。

即便是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内地在全面引进前苏联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各种政治经验的同时，也没有完全停止引进其他西方国家的学术和文化，尤其是商务印书馆长期翻译、出版了各种西方学术名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更是迎来了学术和文化的春天，中西文化的融合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中国正敞开胸怀，包容全世界所有优秀的文明成果和先进文化，推进大胆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层面上完成全球化与本土化的辨证的和历史的统一。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江泽民“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尤其是关于“代表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思想和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和理论，为中国文化全面融入世界，吸收人类全部优秀文化成果，以便发展中国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样，一个可以容纳世界所有先进文化并与之进行平等交流的、开放的文化平台就建立起来了。

从历史来看，比较科学的态度是把近现代以前的中国文化称为中国传统文化，而把中国文化的整体，即到目前为止的全部文化史称之为中国文化。如果我们研究中国文化时只注重中国的传统文化或古代文化，而不承认中国近现代文化尤其是中国近百年来形成的丰富的现代文化，那就不是一种全面的整体的文化观。因为不管是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还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均已经深深地打上了中国的烙印，并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所以，中国文化的特征就是中外文化相互融合的过程，或者换言之，中国文化就是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全球化的过程^[28]。

（二）全球化的挑战与文化创新

虽然中国文化从总体上来看具有某种开放性格，并在历史上不断地吸收和融合世界其他优秀文化，但是中国文化之中也存在一些夜郎自大、盲目排外、孤芳自赏、唯我独尊的倾向。鸦片战争以后，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一方面出现了“洋务运动”和“西学东渐”，另一方面，萌生了文化民族主义的思潮。尽管这种思潮在民族危急存亡之时对唤醒民族意识、维护民族自尊起过一定的作用，但在今日对于中国走向世界，迈向富强、民主和文明的小康社会则会产生消极影响。在康有为的“孔子改制立教”说中，在梁启超从“公羊三世”说中发科学、民主之微的思想中，在黄遵宪“泰西之学，其源流皆生于墨子”的认识中，在孙中山“外国现在最重要的东西，都是中国从前发明”的论断中，都能看出文化民族主义的影子和由此导致的近代爱国思想家在评价中西文化整体功能与价值时的偏狭情怀，以及在借鉴外来文化时的痛苦心境和保留态度^[29]。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方面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封锁和压制，另一方面则是中国国内风起云涌的政治运动和极“左”思潮，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思想，使中国在70年代末期以前的30年中基本处于闭关锁国的孤立境地。

1978年以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之一就是对外文化交流的不断扩大和中外文化融合的程度日益加深。因为我们从过去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中最终获得了这样的认识：“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30]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江泽民明确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必须继承和发扬一切优秀的文化，必须充分体现时代精神和创造精神，必须具有世界眼光，增强感召力。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党和人民从五四运动以来形成的革命文化传统，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我们都要继承和发扬。”^[31]在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再次强调：“立足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着眼于世界文化发展的前沿，发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汲取世界各民族的长处，在内容和形式上积极创新，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32]

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创新就是要适应全球文化发展的潮流，大胆吸收一切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创造出具有现代精神和民族气息的社会主义的新文化。这是一个十分浩大的系统工程，根据王兆成的看法，大致包括推进思想理论创新、推进文化观念创新、推进传统文化创新和推进文化体制创新等几个大的方面^[33]。在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加快了融入全球化的进程，并在新世纪之初最终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从而使文化创新的任务更加紧迫。既然中国已经成为WTO的一员，我们就必须遵循承诺按照WTO的原则和精神处理规范政府和公民的行为，并在此过程中进行文化创新。WTO的原则是它对于所有成员国的基本要求，是对于任何一个加入国来说最为具体、最为实在和最具有指导性和约束性的规范。具体而言，WTO的原则包括非歧视原则、市场开放原则、公平竞争原则、统一性原则、一般例外原则等。对于这些原则的遵循将会诱导和促进中国文化的发展、变化与革新，并逐步形成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精神的新文化，在全体党员、干部和群众中培养和加强法规意识、权利意识、合作意识、诚信意识。这种新文化的形成不仅有利于优化治理，而且对于在中国进一步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提高驾驭复杂国际局势的能力，防范和抵御新的经济、金融危机会有很大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