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成本理论回顾

2.1　交易成本理论回顾

在经济系统中，专业化的发展带来了交易，也就有了协调的必要性。在现实经济交易关系中，价格体系只是履行协调职能的诸多方式中的一种。交易双方达成契约是另一种方式，包括对履约价格进行谈判、设定条款或者在长期契约中为未来调整设计机制。作为替代的一种方式是纵向一体化，即把生产和交易整合起来，对经济活动进行内部管理。另外还有其他混合组织或中间组织形式，例如，特许经营和合资企业（Masten，2005）。

交易成本理论（Coase，1937；Williamson，1971，1975，1979，1985，1996，2000；Klein，Crawford和Alchian，1978等）关注大量产品或服务的买方与卖方之间交易的性质，以及这种性质如何影响了各种可选的交易治理安排的绩效（总成本）。交易成本理论认为，存在大量用于协调交易的治理安排，从现货市场到层级组织内部的行政程序。进一步，完成交易任务还必须面对一系列潜在的交易成本，与交易性质有关的契约和组织风险，以及它们与备选的治理安排的性质的相互作用等等。这些交易成本涉及拟定、监督和强制执行依存契约的直接成本，与事前投资和事后无效率有关的成本，以及各种内部组织成本。缔约双方的事后谈判、压价、定价和生产决策，尤其是必须适应供应与需求条件随着时间的变化，这些都可能导致无效率结果，而且还可能涉及事前投资上的无效率（Williamson，1975）。因此，各种相互替代的组织安排的效率要求在各种组织安排下进行交易成本大小的比较（Masten，2005）。缔约双方所选择的治理安排肯定是能够最小化交易关系总成本并最能适应交易性质的安排。也就是说，被选中的治理机制用于减少与交易关系的事前投资和事后绩效有关的无效率（Joskow，2003）。

契约不完全性及其与不同类型的交易性质（包括资产专用性、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的相互作用在评价治理安排的总成本时起着核心作用。当交易通过基于市场的契约进行协调时，可能出现买方与卖方具有利益冲突的环境，例如，交易双方被锁定到双边关系中，这意味着，继续双边关系的潜在总价值高于终止它并转向替代的买方和卖方所得到的价值。在这种情形下，一方或双方可能有激励和能力去机会主义地行动以满足自己的利益。对交易条款和条件的讨价还价结果既影响这一特定交易关系的租金分配，又影响事后完成的交易效率（数量和生产成本扭曲），从而减少了各方可能得到的租金以及事前与事后交易关系的总价值。在这种情况下，内部组织（纵向一体化）的潜在好处是，可能更好地协调这些利益冲突并提供更流畅、成本更少的适应过程，以促进更有效率的关系事前投资以及更有效率地适应随时间改变的供应与需求条件。正如Williamson（1971）所观察到的：

契约的两难困境是：一方面，用契约详细描述两个阶段之间可能发生的全部事件并规定合适的反应，如果不是不可行的话，也可能是成本非常高的。另一方面，如果契约在这些方面是严重地不完全，但一旦初始谈判已确定，缔约双方就被锁定在双边交易中，双方之间的利益分歧将导致个体机会主义行为和联合损失。因此，并不是一体化所带来的技术经济性对非一体化公司是不可行的，而是一体化协调了利益（或经常通过命令使得差异变得和谐）并允许利用一种有效的（适应性的、连续的）决策过程。

因此，除非任由高成本的存在，否则不存在完全依存契约，使得契约关系在酝酿时就能够规定在所有可能出现的偶然事件中交易关系中的每一方将如何行动。契约可能是不完全的，因为规定和拟定预期到所有偶然性的契约的直接成本太高，既因为“有限理性”使得交易双方不可能预见到所有偶然性，又由于监督、实证和执行契约的高成本。

当然，不完全契约本身并不必然导致无效率。契约不完全性与交易的特定性质之间的相互作用才是无效率的真正原因。这可能反过来影响关系的事前投资激励和事后效率的适应问题。特别是，当各种关系专用性投资被要求去支持有效的交易关系，并在构建双边交易关系中起到关键性作用时（尽管不是排他的），这种双边关系就更容易受到事后讨价还价和契约绩效问题的影响。一旦做出关系专用性投资，如果缔约方能够就专用性投资产生的可攫取的事后准租进行讨价还价，或者当关系随着时间发展时必须谈判或议价以适应变化的环境，那么潜在的套牢或机会主义情形就会出现^[1]。如果契约安排不能在事前形成以减轻这些机会主义的讨价还价（没有充分考虑关系产生的总剩余）的事后激励，那么做出专用性投资的事前激励首先将被反向影响，紧接着事后绩效和适应也可能是无效率的。为了防止这些增加缔约双方成本的潜在问题，企业就会寻找能够减少这些契约风险的成本的替代性治理安排。在以下条件下，纵向一体化是合意的：通过将交易转移到公司内部以及减少事前投资和事后绩效的无效率，减轻机会主义问题的收益大于其他静态和动态无效率来源的成本（与官僚组织内部资源配置有关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