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升级的可能路径

3.2.2　制造业升级的可能路径

（一）制造业升级路径的选择思路

美国经济学家格申克龙（Gerschenkron）关于后进国家发展模式的研究有一定影响，在许多国家的发展实践中得到了印证，为我们选择制造业的升级路径提供了一种思路。

格申克龙（1962）指出，一国的发展没有固定的发展阶段，后进国家不可能与先进国家走同样的发展道路；如果后进国家参照先进国家的发展道路和模式，识别自身发展所缺失的前提条件，当然该前提条件来自于先进国家的经验，并通过满足这些条件以获得与先进国家同样的发展，这并不是合乎逻辑的途径，主要原因是每个国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面临的技术和市场环境往往是迥异的，为此面临的发展机遇和挑战也会有很大不同，每个国家应当走出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与技术获取方式、政府政策、制度建设等相关的战略创新是经济发展的中心问题。当然，格申克龙并不否认后进国家需要克服一些与先进国家同样的发展障碍，需要建设一些类似的市场和技术通道，只是这并不意味着后进国家有必要满足与先进国家同样的前提条件，并认为这些所谓前提条件是具有可替代性的，后进国家可能通过建设不同的条件达到同样的发展目的。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整体而言，与先进工业化国家存在很大距离。中国的工业化历史表明，中国不仅在技术和市场环境（特别是本土企业的市场地位和面临的市场竞争格局）上与西方发达工业化国家有很大不同，在工业化初期的主要动力和方式上都有很大差异，所以，中国的工业化道路注定与发达工业化国家不同。同时，中国的工业化道路，特别是产业升级之路，也可能要克服一些与先进工业化国家在产业升级中所遇到的类似障碍，也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有类似的市场和技术通道，只是不一定要满足一样的前提条件。按照这样的思路回顾上文有关制造业升级的理论路径和日、韩产业发展借鉴，可以得出以下几个值得注意的方面：

（1）关于产业升级的可能障碍。

有关理论研究表明，供给方面，涉及企业自身技术能力、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国内产业组织和制度状况等，如果国内企业没有一定的技术吸收能力、缺乏能够适应产业发展需要调整资源配置的企业家、与产业链上其他相关企业和研究机构缺乏必要联系与相互支持，以及在创新体系、创新激励方面的不足，都会构成产业升级的障碍；需求方面，市场需求规模、有否挑剔的消费者、市场需求结构、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技术贸易壁垒等都会影响产业升级，较小的需求规模（包括外资企业进入抢占本土企业市场份额所形成的）、缺乏有特殊要求的消费者、技术领先企业或价值链控制者的升级阻挠等，都可能阻碍产业升级。国际比较显示，日本在两次石油危机后围绕“产业结构知识集约化”推进产业的技术进步，加快产业的重组和结构调整，积极从重化工结构转向知识密集型结构，体现了实施贸易立国战略的国家在国际市场需求波动时所面临的挑战、实施转变的机遇和可能。

（2）关于可供借鉴的市场和技术路径。

从战略角度看，赵晓庆、许庆瑞（2009）的研究和上文比较研究都显示，韩国的创新模式是在大多数领域的技术赶超模式和在局部领域的技术跨越战略，从复制模仿到创造性模仿，再到跨越式创新，跨越突出表现在存储芯片、平板电视等领域，典型企业如三星公司；韩国道路的特点在于没有拘泥于比较优势，在充分利用比较优势带来发展机会的同时，在局部领域积极超越自身发展阶段，通过政府产业技术政策和金融系统的支持缩短发展过程，实现跨越发展；破坏性创新战略为日本带来对欧美企业垄断地位的颠覆，进而在新的商业模式下形成自己的竞争优势和市场领导地位，其破坏性创新的典型代表是将突破重点放在西方企业忽视的产品质量和生产组织上，发展了具有日本特色的全面质量管理模式和丰田生产方式，破坏了传统欧美企业大规模生产方式的优势地位。

从战术角度看，一是长期坚持技术创新带来了产业的不断升级。日本在产业结构向知识密集型转型过程中，大量引进和开发适用新技术，应用和开发研究与基础研究的费用比约为6∶1，甚至超过美国；日本政府、企业和家庭三方面主体从各自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推进技术进步，讲究前瞻性、实效性和整体性；韩国政府运用产业政策从技术供给、技术需求和两者的联结角度促进国内技术进步，积极促进企业与大学、企业和公共的研究机构合作推进技术创新。二是发挥国际市场需求的规模效应和高端效应能促进产业升级。日本和韩国受到国土限制十分重视国际市场，长期实施外向型政策，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到70年代初的高速增长期，韩国在工业化的整个过程中都以国际市场为主要目标，韩国政府还利用产业政策强化国际市场需求对本国企业的激励，这些政策为日本和韩国带来了必要的市场规模和挑剔的消费者，激励着他们的企业加大研发投入、降低研发成本、改善创新设施、促进社会分工和支持产业的发展。

（3）关于产业升级的前提条件。

上文已从供、求两个角度分析了产业升级的一般条件，再结合日韩的比较研究进一步分析。从日本的发展看，日本工业化早期享受到世界市场充足且廉价的原材料供应、广阔的国际市场和主要来自美国的大量资金，物质条件相对优越；适逢世界性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为欧美先进技术引进、更新设备和自主创新提供了良好的技术条件；太平洋沿岸的良港为发展加工贸易提供了较好的交通运输条件；丰富的人力资源和相对低廉的劳动力成本、稳定的政治局面等也构成了日本产业升级的优势。从韩国的发展看，以政府全力支持为后盾的资金雄厚的大型联合企业（财团）积极的技术学习和创新行动，政府强有力的统筹协调及在支持财团同时的竞争性安排，一支训练有素、吃苦耐劳又具有较高流动率的劳动力队伍等，是韩国从模仿到创新发展的重要条件。金麟洙（Linsu Kim，1997）研究显示，1979年韩国制造企业人员流动率超过5％，高于美国的4％和日本的2％，促进了引进技术在整个经济中的传播和快速消化。这些条件中哪些条件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能够构成产业升级的前提条件，目前尚无定论，但企业技术能力和高水平的劳动力队伍一定是产业升级的重要条件。

由此可见，尽管当前中国制造业升级所面临的技术和市场环境与当时处在工业化过程中的日本、韩国有很大的不同，第三次科技革命、特别是信息技术革命已走向深入，极大地影响和改变了生产和生活方式，产业的国际分工也不断细化，从最初的产业间分工发展到产业内乃至产品内分工，跨国企业通过全球价值链在全球范围的影响力日益增强，并且中国东部沿海和中西部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但制造业升级路径的选择依然不能忽视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可能障碍和条件，有必要建立合适的创新战略，必须重视企业自身技术能力提升和高端市场的重要作用，必须充分利用全球的技术、资金、资源及自身的区位优势，需要形成一支训练有素的劳动力队伍，还需要适应产业升级要求的产业和技术政策的支持和保障。

（二）制造业升级的路径构想

（1）制造业升级路径的初步构想。

从上文分析可以得出，中国东部沿海和中西部地区应有不同的升级方式，但两者之间也有密切联系。中西部的跨产业升级可由东部沿海的产业转移带来，东部沿海可关注通过产品内分工实现产业转移的可能性；中西部地区自身的产业升级主要依托产业集群，重点实施产品升级和工艺升级；以长三角为代表的东部沿海地区四种形式的产业升级都存在，产业集群同样是产业升级的重要载体，单个企业也可以利用全球价值链实施产业升级，在抓住机遇实施产品升级、工艺升级的同时，着力实施功能升级，视情实施多元化战略实现跨产业升级。政府应在各种类型的产业集群发展、产业转移及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支持上发挥积极作用，如图3-1所示。

图3-1　中国地区制造业升级路径示意图

资料来源：根据有关制造业的升级设想绘制。

图3-1中，不同大小的实线圈代表不同规模的企业，实线圈之间的远近代表企业间的产业关联程度高低，虚线圈代表产业集群，向上开口的曲线表示全球价值链的微笑曲线。

（2）关于制造业升级路径构想的分析。

首先，企业应是制造业升级的决策主体。

正如理论和概念研究中所指出的，产业国际分工与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产业升级，主要不是宏观层面的产业结构的升级，特别不是第一、二、三次产业间优势比重的演进。产业国际分工（特别是产品内国际分工）与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产业升级，与产业、企业这些中观和微观主体休戚相关。同时，全球价值链治理者的治理方式可以通过理论研究等加以判断，但市场力量对比经常变动，价值链治理者的控制能力和关注重点会随市场和技术环境及各种产品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而发生变化、有所不同，企业自身技术能力的高低更只有企业自己掌握，为此，企业一定要承担起产业价值链升级中的主体责任，并更多地关注与自身能力关系更密切的产品升级、工艺升级和功能升级。

其次，制造业升级必须结合行业、区域特点及各自的比较优势。

这也是上述构想中区别东部沿海和中西部地区的原因之一。以要素禀赋为基础建立的比较优势及其演化是产业升级的基础。豪斯曼和金格尔（Ricardo Hausmann ＆ Bailey Klinger，2006）提出的比较优势演化理论认为，一国产品空间（Product Space）的初始结构影响该国产品的出口结构乃至发展路径，提示了在发展路径研究中应重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产业基础特别是产品结构，也反映出不同区域的产业升级可能有不同的路径。张其仔（2008）在上述理论模型中引入产业度的概念来体现产业机会，以反映产业升级中企业间的相互影响，有助于理解一个国家或地区跨越式的产业升级，即从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向生产资本密集型甚至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的跨越，也就是产业的链条升级或说跨产业升级。有关理论研究也指出，我国在加工贸易中在加工制造环节的“锁定”效应与垂直专业化分工的特点及参与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不强有关，提出可选择技术基础好的产业、经济发达地区企业加快技术升级步伐。这一论断提示了关注产业升级中行业间、区域间差异，特别是技术能力和经济基础差异的重要性。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在要素禀赋、比较优势上的差异显而易见。为此，在产业升级路径选择中有必要区别具有不同禀赋差异、比较优势和经济基础的地区，关注不同地区产品空间的特点，把握和创造产业机会来促进产业的跨越式升级，重视产业的垂直专业化分工对一个地区产业升级方式和路径的影响，并重视通过加快企业技术能力的积累和提升来克服升级障碍的必要性，因为技术能力为基础的比较优势是可以通过积累形成的。

第三，产业升级方向和重点的确定应与全球价值链相结合。

产业升级的主体是企业，但决不是单个企业的独立行为。1998年，外商投资工业企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按可比价计算第一次超过20％^[10]，达到24.34％，2000年，这一比重更是达到31.29％，并从此保持在30％左右的水平。这些数据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外商投资深刻影响着中国制造业，产业的国际分工日益深化。在这样的发展形势下，许多中国企业逐渐成为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中的一环，产业升级，无论是产品升级、工艺升级、功能升级还是链条升级，势必影响全球价值链中各个企业的利益，受到相关企业、特别是价值链领导者的推动或制约。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模式决定了价值链上企业控制与被控制关系的强弱，以及治理者的控制方式。例如，关系型、网络型价值链治理模式的控制相对准科层型要弱；又如，准科层型全球价值链中的生产者驱动价值链和购买者驱动价值链，其领导厂商的垄断来源不同，进而关注的能力重点也不同，其中，生产者驱动型价值链上的垄断力量来源于规模经济和技术壁垒，而购买者驱动性价值链上的垄断力量来源于范围经济，所以领导企业在实现价值链上升级过程中要积累的能力也有所不同，前者主要是自主的技术能力，而后者主要是有关品牌创造、市场营销的能力。中国台湾芯片产业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OEM，到20世纪80年代的ODM，再到20世纪90年代逐渐开展的OBM的升级，是很多研究认同的、沿着生产者驱动型的全球价值链升级，实施价值链提升战略的典型代表。

第四，发挥产业集群在加速制造业升级中的重要作用。

朱里亚尼等（Giuliani，2005）研究表明，集群化的产业发展组织形式有可能促进产业升级，这主要源于产业集群有利于集群企业间的知识传播、资源共享和规模经济的形成，集群将改善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与全球价值链治理者的能力悬殊，有利于集群企业更快地学习和能力积累。从上文孙林岩（2009）对18个制造行业的实证研究可以发现，中国制造业的产业集聚度整体水平较高并有向东部沿海5省市进一步集聚的趋势。我国有关“十二五”工业转型升级的规划研究也表明，各类工业园区（产业集聚区）已成为中国工业发展的重要载体，东部沿海省市工业园区实现产值已占到本区域工业产值的50％以上，中西部地区也涌现出一批各具特色的产业园区，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的有序推进更为各地以产业集聚区为载体的产业基地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这既是中国制造业发展的现状，也为我国发挥产业集群作用促进制造业升级创造了基础条件。为了增强制造业企业在产业国际分工和全球价值链中的话语权，有必要以我国在东部沿海的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以及中西部的重庆（两江新区）等地初具规模的产业集聚为基础，以促进集聚企业间的知识传播、资源共享、规模经济形成等为目的，加强集聚企业间的交流与互动，促进企业间的分工与合作，使产业集聚加快发展成为能力更强的产业集群，并与国家创新系统相配合，加快实现制造业的升级。而发挥纵向非一体化分工的企业网络或产业集群中主体企业在资金保障、资源集聚等方面的作用，通过支持分包协作体系和模块化生产体系降低创新成本、分担创新风险、强化创新激励，是发挥产业集群作用加速产业升级的重要途径，也得到了刘志彪等（2009）有关研究结论的支持。

第五，充分利用国内市场为产业升级提供动力。

将国内市场作为突破口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需要，二是可能。

从需要角度看，尽管波特在有关“购买者的力量”的研究中指出，内需市场凭借规模经济提高效率，低端市场的存在对企业向产业链高端攀升具有限制作用，但格里利切斯施莫克勒假说，即市场化国家中某种商品隐含的创新技术与该国的市场需求密切相关，还是得到了包括林毅夫（1992）在内的许多研究一定程度的支持，找到了该假说在中国应用的有利证据；尽管一些以瑞士、韩国和日本为对象的有关短期发展的研究得出了越大的市场容量越不利于企业创新升级的结论，但更多有关长期发展问题的研究（范红忠，2007）还是表明，较大的市场规模有利于分摊企业研发成本、形成规模经济、改善创新基础设施、促进社会分工、形成挑剔消费者，从而激发企业加快技术进步和提高产品服务质量。这些研究为中国制造业利用较大的国内市场为产业升级提供动力的思路提供了支撑。

从可能角度看，有研究表明，在国内和区域价值链上的等级关系较弱，面向本土和区域市场，更可能产生功能升级与价值链间的升级。同时正如凯恩斯所说的，“消费乃是一切经济活动之唯一目的，唯一对象”。产业升级的本质并不是形式上从由低技术水平、低附加值状态向高技术、高附加值状态演变，而是一个不断满足日益升级的需求的过程，中国13亿人口和工业化进程带来的巨大市场吸引了跨国企业，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被全球价值链治理者通过品牌等高端要素所控制，但本土企业出生在中国大地上，比外国企业更能体察国内市场不断变化的需求，也更能近距离地服务国内的用户企业和消费者。将国内市场不断升级的需求与自身的努力相结合，更好地发挥比较优势，有希望实现产品的差异化、工艺流程的优化和企业功能上的提升。

第六，加快企业的能力积累应作为产业升级的基本手段。

首先，由供给角度对产业升级条件的分析中可以看到，企业的技术能力，也包括知识存量和吸收能力，是发展中国家在外资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下持久地获得后发效益的重要基础。我国长期积极引进外资，自1998年以来工业发展中外资的影响力已十分巨大，看好中国巨大的市场和廉价的劳动力、实现利润最大化是许多外商来华投资的重要目的，由此90年代以来外商直接投资越来越多地采取独资方式，外商也积极谋求中外合资企业控制权，这是外资保守技术秘密以长久地保持自身竞争优势乃至垄断地位的重要举措。在这样的环境下，外商投资对我国相关产业的技术溢出效应必定是有限的，金成晓等（2009）基于中国制造业数据检验也指出外商直接投资的前向技术溢出效应不明显、行业间溢出明显大于行业内溢出。所以，中国企业需要重新审视“以市场换技术”的现实可能性，加快通过提高自身技术能力寻求产业升级。

其次，关于全球价值链的研究提示了提升企业技术能力的重要性。很多研究表明，进入准科层型全球价值链的制造商在生产方面有好的升级前景，随后可能进入到设计、营销和自己品牌的阶段，格里费（Gereffi，1999，2005）将这种效果归因于“干中学”（也就是制造商在与采购商的互动中提高知识水平和生产能力）和组织演替（也就是采购商带动制造商从满足低端市场需求的生产转向满足高端市场需求的生产的过程）。但是，霍巴第（Hob-day，1995）、谢伟（2005）、西恩（Cyhn，2002）等的研究表明，虽然代工生产是一种重要的学习机制，但从简单的加工组装（OEM）发展到具备产品设计能力（ODM）不是一个自动的过程，而是一个艰难的技术能力积累过程。即便中国企业并不是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中代工的一环，与同行业跨国企业的关系仅仅是提供不同技术密集程度产品的垂直型分工关系，但从刘志彪等（2009）有关研究结果看，即便在层级性治理模式的全球价值链环境下，跨国公司对其当地子公司技术转移的强度与本土企业竞争力有正相关关系，为了创造更多获得国际先进技术的机会，本土企业也有必要积极开展技术创新和积累。同时，刘志彪（2009）相关研究指出，垂直分工策略联盟形成的基础是知识分享，外包企业之所以愿意外包，与垂直分工中有关各方知识的互补性有密切关联，而技术吸收能力能够增加企业的知识分享程度、扩展知识来源。为此，在全球价值链环境下寻求产业升级的中国制造业企业，除了要积极利用全球价值链控制者为扩大自身势力而可能进行的产业帮助加快产品和工艺升级外，要实现向设计等高端环节的功能升级，必须用好但不依赖价值链治理者的市场渠道和技术，主动在与采购商的互动中、在满足市场需求的转换中加大学习力度、提高能力积累水平，涉及设备、人力资源、组织安排以及对市场变化的捕捉与适应能力等各方面，通过技术和制度的改进提升能力，并借助自身能力的提升进入价值链上附加值更高的环节实现功能升级，甚至嵌入具有更高附加价值的产业价值链。

第七，国内产业转移特别是产品内分工形式的产业转移值得关注。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全球范围内与我国密切相关的跨国跨区域产业转移，是20世纪80年代欧、美、日和亚洲“四小龙”向中国沿海地区转移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第三次浪潮（张欣，2009），主要动因是发达国家和相对发达地区要素成本的上升。这是运用国际产业转移理论中较流行的“雁形模式”（Akamatsu，1962）分析后得出的结论。

关于产业转移的理论研究为理解国际产业转移的动因厘清了思路。刘易斯认为“二战”后发达国家非熟练劳动力不足是20世纪60年代非熟练劳动密集型产业由发达国家转移至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原因；小岛清用“比较成本原理”解释产业国际转移；弗农以产品生命周期中产品特性由知识技术密集型向资本或劳动密集的转换来解释产业在不同要素上有不同丰裕程度的国家之间的转移现象。国内学者研究认为，产业转移的动因除了要素成本（主要是劳动力成本）差异及其变化（李国平、杨开忠，2000）外，中国的产业转移可以用技术级差（谭介辉，1998），由“成长差”和“利益差”构成的“产业差”（王先庆，2005），东西部区域差距所造成的势差（邹蓝等，2000）等来解释，地域政策也是产业空间转移的重要因素。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有关直接投资动机的分类，包括日本式直接投资的自然资源导向型、劳动力导向型、市场导向型动机（小岛清），跨国企业投资区位行为的劳动力成本指向性、市场指向性、劳动力指向性、资源指向性和污染产业转移性（张文忠等，2000），美国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以市场占有型和利润寻求型为主的分析（张晓平等2002），为辨别中国制造业国内转移的方向和条件提供了借鉴。

由此，产业转移是多方面综合因素影响的结果，但劳动力导向（利用低成本劳动力）和市场导向是最普遍的动因，根本上是企业对利润的追求造成了产业转移。所以，蔡昉等提出的大国雁阵模型在中国是具有一定现实意义的。中国东部沿海劳动力成本上升的事实已对跨国公司在中国境内布局产品全球价值链中加工制造环节产生了重要影响（如惠普笔记本生产线的迁移），东部沿海面临劳动力成本和日益严峻的资源环境约束的本土制造企业，也可以学习跨国公司布局全球价值链的思路，综合考虑产品价值链上各环节的可分性、企业跨区域管理能力和运行成本、产业发展特殊需要等各种因素，为本企业产品价值链上劳动密集的生产环节，以及适应中西部地区市场需求升级需要的产业和产品找到更合适的发展区位，更好地发挥本地要素禀赋的优势，将有限的资源进一步集中到附加价值更高的研发和营销环节上实现功能升级，从而在一定的投入条件下实现更大价值，同时也促进中西部地区的产品升级和跨产业升级。

最后，政府在环境营造中具有重要作用。

格申克龙（1962）认为，与技术获取方式、政府政策、制度建设等相关的战略创新是经济发展的中心问题。许多理论研究也都指出，政府对功能升级和部门间升级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日本和韩国的经济发展中，政府得当的产业政策在创造技术需求、增强技术供给并使两方面有效联结中发挥重要作用，有助于使技术进步长期、整体地开展。政府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对产业集群化发展的支持、社会文化氛围的营造、对具备知识基础和创新能力的人力资源的培养等多个方面。

我国政府担负着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职能，在技术战略制订、政策和制度创新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结合中国制造业的实际，中国政府总体上要在关注技术需求、技术供给以及供需衔接的同时，充分重视制造业发展在区域间的不平衡性，重视产业国际分工向产品内分工发展的趋势，以及外资在中国制造业面临问题中所起的正面作用和负面影响，在进一步明确产业发展战略的条件下，在政策和制度建设中更加精细化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更好地引导资源合理配置，更好地发挥不同区域的比较优势，发挥全球价值链中不同功能主体的不同作用，进一步强化市场机制作用、调动企业主体的积极性。在促进企业实施产业升级方面，要特别关注本土企业的升级需求，以支持企业技术进步、支持产业集群发展、加强产业相关人力资源建设和保障等为重点，支持本土企业主动把握国内市场甚至国际市场的深层次需求，通过消化吸收引进技术、加快集成创新等加快实现产业升级，以本土企业技术能力的提升促进外资加大对在我国相关产业中的独资或合资企业的技术投入力度，带动产业整体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