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竞争格局与区域经济对比分析

1.3　区域竞争格局与区域经济对比分析

目前中国最具竞争力的三大经济区域,是先后在20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发展起来的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以及新近表现出强劲增长势头的环渤海经济区。

经济地理意义上的珠江三角洲(小珠江三角洲)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门、中山、东莞、惠州、肇庆、高要、四会等14个市县,总面积约4.16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0.36亿。而长江三角洲(小长江三角洲)包括江苏省中南部8市,即南京、扬州、泰州、南通、镇江、常州、无锡、苏州和浙江省北部6市,即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舟山以及上海全市,共15个地市,总面积约10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0.8亿。环渤海经济区则包括山东省6市,即青岛、威海、烟台、潍坊、东营、滨州,河北省3市,即沧州、唐山、秦皇岛,辽宁省6市,即锦西、锦州、盘锦、营口、大连、丹东,以及北京、天津两市,共17个地市,总面积达20.5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亿。考虑到省级行政区划的相对稳定性和方便比较,文中所指的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经济区,如果不是特意注明,包括的范围更大,即珠江三角洲包括广东全省(大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包括江苏、浙江全省及上海市(大长江三角洲),环渤海经济区包括山东、河北、辽宁全省及北京和天津市。

1.3.1　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与环渤海区域发展之比较

(1)　发展历程

从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经济区目前的发展态势来看,它们是中国经济增长中最具活力的三大区域。三地同为沿海、沿江开放经济区,但不同的区位特征、发展契机和基础条件导致了殊途同归的超出平均水准的发展结果。

珠江三角洲的经济腾飞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国家首先赋予广东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1980年又批准在深圳和珠海设立特区,以发挥其毗邻香港和澳门的区位优势。体制优势是珠江三角洲在1978～2001年间保持GDP年均13.24%(同期全国水平为9.35%)的高速增长的关键因素。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珠江三角洲开始走向通过制度创新促进发展,利用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等因素推动经济增长的轨道。

在珠江三角洲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四种典型发展模式,即利用临近香港的区位优势,以“三来一补”作为发展突破口的“东莞模式”、大胆推进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顺德模式”、形成了“一镇一业”专业化分工体系的“中山模式”以及以中小型企业和私营经济高速发展为依托的“南海模式”。但无论是哪种模式,专业镇和产业集群的出现是珠江三角洲最具特色的经济现象,如东莞、深圳集聚形成了电子信息配套产业集聚区域,顺德容桂镇是全国空调生产基地,北滘镇是全国小家电生产基地,东莞的虎门是国际性服装生产基地,中山的沙溪是国际性休闲服装生产基地。

与珠江三角洲相比,长江三角洲地区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相对沉寂,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结为上海市发展滞后的拖累。由于中国渐进式转轨的改革特征,以及转轨期间保证财政稳定的考虑,上海市既没有像珠江三角洲地区那样得到种种优惠政策,也没有像江浙两省那样涌现出大规模的“自我革命”,而只是在原有计划经济体制内尝试一些治标之策。这导致上海的市场化改革进展缓慢,所有制结构始终以国有为主,经济发展活力不足。

上海经济转轨的滞后对长江三角洲的影响是显著的,在1978～1991年间,上海GDP年均增长7.43%,明显低于9.04%的全国平均水平,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中排名倒数第一。尽管江浙两省在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速度(分别为10.82%和12.15%)高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但是,由于上海市的经济总量较大,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总体经济增长(8.4%)依然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与高速增长的珠江三角洲地区(13.9%)的差距更是高达5.5个百分点。

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改革进入了全面推进的新阶段,随着开放政策的统一和地区市场的发育与融合,地区之间的制度性差异逐渐淡化,资源禀赋和创新能力开始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关键。浦东开发是上海和长江三角洲地区重新崛起的重要契机,浦东开发带动了上海股票、房地产、生产资料现货批发与期货交易、资金拆借等要素市场的高速发展,强有力地推动了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在经济上的一体化。90年代以来,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市场化步伐大大加快,经济增长速度显著提高,1992～2001年间,其GDP年均增长率达13.15%,超过同期珠江三角洲的12.40%,并远远高于9.77%的全国平均水平。长江三角洲在发展过程中也形成了两种模式,即借助于地方政府和社区政府的推动,以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为基本经济活动主体的“苏南模式”,以及主要由私人发动、以家庭经营为主要经济活动主体的“温州模式”。

相对于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而言,环渤海经济区的发展起步较晚,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增长速度较慢,其8.04%的GDP年均增长速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9.04%),其中农业省份的增长迟缓和经济体制转轨的滞后起了关键制约作用。1992～2001年间,得益于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所有制结构的调整以及国有经济成分绩效的改善,该地区实现了经济的加速增长,年均12.34%的GDP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经过十几年的高速增长,经济实力大大增强,GDP总量超过了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并在人均水平上趋近于上述两地区,分别达到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的70%和81%。

环渤海地区具备雄厚的能源与化学工业基础,拥有地处欧亚大陆桥和太平洋北部连接中心的区位优势,区内统一的京津冀大市场已经初具规模。另外,曾经是东北亚金融中心的大连市,凭借其良好的地缘优势、发达的产业基础以及较为完整的金融体系,有望发展成为东北亚金融中心。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呈现由南方到北方梯次推进的总态势,环渤海经济区有望成为我国继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后聚合海内外投资者的新热土。

表1-1　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经济区经济发展综合指标比较

资料来源: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全国的增长率数据来自于洪银兴等著:《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的模式与机制》,第102页,其余数据由笔者根据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计算得出。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的综合数据是以各省(市)GDP作为权重的加权平均值。如无特殊说明,下文对综合数据的处理皆遵照此法。

(2)　经济社会综合发展水平的比较

①主要城市现代化指标的比较。《中国城市年鉴》中公布的2001年主要城市现代化程度指数,可以作为比较三地经济社会综合发展水平的重要参考。该项指数的测算共选取了33个相关指标,总分值为100分,根据每一指标的重要程度赋予其不同权重,这33个指标涵盖了经济发展(28分)、人口素质(17分)、生活质量(22分)、环境保护(18分)和基础设施(15分)五大类别,可以作为反映城市现代化发展水平的依据。三地部分城市的现代化指数归类列表如表1-2所示。

表1-2　2001年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经济区部分城市现代化指数表

资料来源:《中国城市年鉴》(2002)。

从表1-2中的指数来看,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的现代化水平最高,深圳、中山和惠州三市均以较高分值被列为高度现代化城市。环渤海地区城市群的现代化水平居中,其主要城市在高度现代化水平和中度现代化水平区域的分布基本持平,威海、北京、烟台、大连、秦皇岛达到高度现代化水平,而唐山、东营、潍坊、营口、天津市则为中等现代化水平。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现代化水平较低,其主要城市苏州、舟山、嘉兴、杭州均以较低分值被归入低度现代化城市类别。部分原因在于该地区多数城市统计指标中遗漏项较多,而遗漏项均被计为零值,从而影响了总分值。但是,从年鉴上的可得数据来看,该地区除杭州外的所有城市都在“教育事业费支出占GDP比重”指标上低于参照值的半值,但其“大专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指标却在总体水平上优于其他两地,这说明该地区人口素质的现实水平相对较高。

对三地主要城市现代化程度的比较可知,尽管长江三角洲地区人口素质的现状要优于其他两地,但增加教育投入却是三地同样面临的紧迫任务。另外,达到了一定发展程度的大城市亟待进行城市合理规划,尽量减少城市生活质量下降的负面效应,而“发展”问题则依然是三地中小城市的当务之急。

②珠江三角洲与长江三角洲市场化程度的比较。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对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经济市场化程度进行了测度,在综合考虑了市场对经济资源的支配程度、市场主体经济决策的自主程度和分散程度、市场机制的发育程度以及市场运行的规范化程度等因素后,得出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在总体上略高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结论。其中珠江三角洲在市场对经济资源的支配程度(主要表现为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市场主体的自主决策程度等指标方面优于长江三角洲,而长江三角洲则在市场机制的发育程度指标上优于珠江三角洲。另外,两地的产权保护、市场进退壁垒等指标普遍偏低,并且都存在着产品市场发达,而要素市场发育相对滞后的问题。

珠江三角洲与长江三角洲在市场化程度细化指标上的差异,可以从两地相异的市场化形成路径中得到部分解释。长江三角洲市场经济体制的发育和完善是在转轨期实现了对原有计划经济体制的否定和扬弃,它是在逐渐放松政府管制,扩大市场资源配置范围的基础上形成和演变的,其市场化进程的稳步推进,导致了该地区在包括金融、外汇、劳动力等外延型市场的市场机制发育程度指标上优于珠江三角洲地区。

珠江三角洲的市场化进程得益于其在计划经济时期建立的国有经济影响力相对有限,通过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大胆放权,扩大对外开放,引入外部竞争因素,珠江三角洲逐渐培育起了以非国有企业为主体的新型市场经济体制。因此该地区在市场配置经济资源和市场主体自主决策等方面表现较优。

(3)　工业化、城市化相关指标的比较

根据经济学基本理论,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存在着一种倒“U”型相关关系,即工业化起步阶段伴随着城市化的加速,而到了工业化中后期,它对城市化的贡献率将有所下降。二者之间的这种关系与工业化过程中区域主导产业由劳动密集型工业向资本密集型工业、技术密集型工业的演进过程密切相关。从表1-3可知,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经济区的工业化水平都已超过全国平均,尤其是长江三角洲的工业化进程更是领先一步。但是,从城市化水平来看,三地基本旗鼓相当,其中珠江三角洲以微弱优势领先。

根据三地城市化指数与工业化指数的比值,可以发现珠江三角洲地区工业化进程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最强,环渤海地区次之,并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持平,长江三角洲地区最弱。长江三角洲地区相对较高的工业化现状水平,以及与之自然伴随的相对较慢的市场化速度,是造成这一结果的部分原因。但是,三地不同的产业结构特征,也是导致该结果的重要原因之一。

表1-3　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经济区工业化城市化相关指标比较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2)计算所得。其中工业化指数为区域第二产业从业人员占区域从业总人数的比重,城市化指数为区域非农业人口占区域总人口的比重,城乡差距指数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值。

长江三角洲经济圈产业门类齐全,其纺织、服装、机械、电子、钢铁、汽车和石化等工业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但相对于其他地区而言,这里以微电子、光纤通讯、生物工程、海洋工程、新材料等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更为突出。近年来,该地区的电子信息制造业的增幅始终保持在30%以上。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产业则主要由加工贸易导引,以服装、玩具、家电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虽然近年来珠江三角洲主导产业中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产值上升较快,但目前该地区工业仍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体。如在机械行业中,劳动密集型产业成分较多,其建材工业也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环渤海经济区是以资本密集型为特征的重化工业、装备制造业产业基地,近年来,生铁、钢、成品钢材、大型拖拉机的产量均占全国30%以上,2002年,重工业产值占整个工业的比重,辽宁高达79.9%,河北为69.4%,山东为61.0%。

可以认为,珠江三角洲、环渤海经济区和长江三角洲三地的主导工业部门依次为劳动密集型工业、资本密集型工业和技术密集型工业,三地产业结构的这一现状导致了各自的工业化演进对城市化进程的不同作用机制。

与城市化指标排序相矛盾的是,在城乡差距方面,尽管三地的城乡差距均小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但达到了最高城市化水平的珠江三角洲城乡差距最大,环渤海地区次之,而长江三角洲在城乡经济均衡增长方面表现最优。对三地城乡差距的统计,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三地经济核心区域与周边腹地的发展差距。长江三角洲的发展以内资和国内市场为依托,其龙头城市上海对周边腹地的经济联系和辐射能力较强,珠江三角洲的发展以外资和国际市场为依托,整个珠江三角洲区域与港澳及东南亚地区的经济联系更为密切,因此其带动腹地经济起飞的能力相对较弱。显示了三地在城乡经济均衡增长方面表现出来的差异性。

(4)　经济发展动因的深层次分析

①工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比较。工业对三地经济发展的作用是显著的,对三地的GDP对数值和工业总产值的对数值进行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工业产出的增长对三地的GDP增长均具有显著正效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工业总产值每增长1%,分别引起GDP增长0.85%、1.04%和1.22%。但是在工业经济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上,三地之间还存在一些差别。环渤海地区工业经济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最高,长江三角洲次之,珠江三角洲最低。这可以从三地主导工业产业的选择中寻找解释:环渤海地区工业结构以重、化工业为主导,长江三角洲地区轻重工业门类较为齐全,而珠江三角洲地区工业则以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为主导。相对于轻工业来说,重、化工业的产业链更长,产业影响力更强,自然地,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经济体中,工业增长对总体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会相对更大。

②投资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分析。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央财政实行了对东部地区的倾斜发展战略,与此同时,改革开放后的外资流入也对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增长起了关键推动作用。为验证和测度内外资在三地经济发展中的贡献率,进行了两步回归分析,首先分析固定资产投资对GDP的增长弹性,再分析外商直接投资(FDI)对GDP的增长弹性,两相对比,分析内外资在不同地区发展中的不同贡献程度。结果显示,固定资产投资对GDP的增长作用显著,但其贡献率在三地并不相同,固定资产投资每增长1%,环渤海、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的GDP分别增长0.921%、0.839%和0.818%,固定资产投资对三地GDP增长的贡献率差异,反映出三地产业的资本密集程度差异,环渤海地区形成的以资本密集型重化工业为主导产业的产业结构是对该地区高资本报酬率的理性反应。

FDI对三地GDP增长的贡献率差异更大,FDI每增长1%,珠江三角洲、环渤海、长江三角洲的GDP分别增长0.708%、0.537%和0.448%。可见,珠江三角洲地区的高速增长主要依赖于外商投资,而在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的经济增长中,除FDI外的其他资金来源同样发挥了关键作用。在长江三角洲,这一资金来源主要为民间资本,如上海地区2002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民间投资(不含外资)已占到46.8%。在环渤海地区则是国有资本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该地区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经济投资的比重,天津高达86.7%,北京和辽宁也都在40%以上。

③国有及非国有经济成分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分析。为了进一步区分不同所有制经济成分在三地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针对三地的不同情况分别将其GDP与其“国有工业产值”、“集体工业产值”和“个体、私营与‘三资’工业产值”进行回归。回归结果符合理论预期,即环渤海地区国有工业对GDP的增长贡献高于其他所有制经济成分,长江三角洲地区集体工业对GDP的增长贡献度最高,而珠江三角洲地区个体、私营与“三资”企业对GDP的增长贡献度最高。

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个体、私营与“三资”工业每增长1元产值,将引致GDP增长2.1元;在长江三角洲地区,集体工业每增长1元产值,将引致GDP增长1.0元;在环渤海地区,国有工业每增长1元产值,将引致GDP增长2.8元(由于工业总产值并非净产值指标,工业总产值每增长1元,所引致的GDP增长小于或等于1元是合理的)。

一般认为,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工业化主要依靠乡镇企业的发展,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工业化主要依靠外资尤其是港资企业的发展,而环渤海地区的工业化主要依靠国有经济的发展。本文的回归结果为这种认识提供了实证检验支持。

1.3.2　区域竞争力之比较

区域产业竞争力是指在自由贸易条件下,即在排除了贸易壁垒因素的假设条件下,区域内的产业以其相对于其他区域同类产业的更高生产能力,向市场提供符合消费者(包括生产性消费者)或购买者需求的更多产品和服务,并持续地获得盈利的能力。区域产业竞争力,涉及产业的实力与规模、持续的获利能力、市场占有率、发展潜力等要素,不仅表现在当前的竞争优势,而且强调持续性。

(1)　工业行业综合实力的比较

工业总产值及增长率指标能够粗略反映区域工业竞争力的现状水平。从总量指标来看,三地在工业总产值上可谓旗鼓相当,而从人均产值和增长率指标上来看,珠江三角洲地区则具有绝对优势,其人均工业产值分别达到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的1.2倍和2.3倍,其最近五年的年均工业增长率也高于上述两地。

表1-4　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工业综合实力比较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2)。

(2)　工业产业竞争优势的比较

工业产业竞争优势的高低取决于四个因素:一是产品销售率,即销售收入占总产值的比率,它反映了产品适销对路的情况。二是增加值率,即增加值占总产值的比率,其大小受到生产专业化程度和产品结构的影响。三是销售利润率,即单位销售收入所创造的利润,它反映了产业的盈利能力。四是综合要素生产率,即劳动生产率和资金生产率的几何加权平均数,其中的权数为各类要素的产出弹性,该指标反映了单位投入要素的产出效果。表1-5中相应的销售率因子、增加值率因子、利润率因子和生产率因子是各省的原始指标值与全国平均值的比值,各省的竞争优势系数是各省上述四类因子指标的乘积。

表1-5　三地主要省份工业竞争优势系数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工业经济年鉴》(2002)计算。

从竞争优势系数的角度来看,2002年,上海地区的工业竞争优势最强,其次是山东、浙江、广东和天津。其他在工业竞争优势方面超出全国平均水平(1.00)的地区还有江苏和北京。而河北、辽宁则在工业竞争优势方面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竞争优势系数的比较说明珠江三角洲工业尽管在总量和增长率上领先于其他两地,但从反映工业核心竞争能力的经济绩效指标上来看则缺乏综合竞争优势。

从影响竞争优势的四大因素分析,珠江三角洲地区在增加值率和利润率方面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在要素生产率方面则具有一定的竞争力。广东工业产业的销售利润率偏低可能是由于广东工业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普遍采用低价占领市场的策略。

1.3.3　产业结构与产业布局之比较

(1)　产业结构及产业专业化程度

区域产业的结构与布局影响着区域竞争力水平的现状和演变趋势。从产业结构发展升级的现状来看,珠江三角洲地区目前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工业化总体进度和产业结构合理度基本相仿。珠江三角洲地区前期的产业结构以轻型工业为主,因此,今后阶段在大力发展重化工业,提高装备工业竞争力的同时,积极培育区域生产性服务业体系,发展现代服务行业,将是珠江三角洲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现实选择。

(2)　主导产业的选择及区域内产业结构相似程度

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产业分工体系已初具雏形,在珠江三角洲的东岸,东莞、深圳、惠州以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为主,是全国最大的电子通讯制造业基地,被称为“广东电子信息走廊”。2000年,三市电子通讯产业产值合计达2800亿元,各自拥有众多知名企业,如惠州是全国重要的彩电制造基地,拥有TCL王牌、康力、彩星、乐华四个国内外市场名牌。同时惠州也是国际高级电工产品基地,拥有奇胜、国际电工两大品牌,占据国际电工市场份额的2/3。

珠江三角洲西岸的珠海、中山、顺德、江门则形成了以家庭耐用、非耐用消费品、五金制品为主的产业带。如顺德的北滘镇2000年单是一个美的集团产值即达105亿元。容桂镇产值过200亿元,拥有科龙、格兰仕等大型企业。

中部的广州、佛山、肇庆是传统的电气机械、钢铁、纺织、建材产业带。2000年,广州市机械装备工业总产值509亿元,占全省产值的42.0%,同期佛山的电气机械产业产值达396亿元,占全省的32.7%。佛山南庄镇是全国最大的建材生产基地,建材企业超过500家,年贸易额达150亿元,产品出口50多个国家和地区。

尽管珠江三角洲地区现已形成一定程度的产业合理分工,但该地区的产业结构问题依然不可忽视。电子通讯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塑料制品业、金属制品业是该地区三大主要城市广州、深圳、珠海共同的主导产业。广州的主导产业具有一定的地区特色,与深圳、珠海两地的产业结构相似程度不算太高,而深圳、珠海两地十大主导产业中相互重叠的竟达7个,这种状况有利于实现区域内充分竞争,提高产业绩效,但其中的结构雷同问题值得关注。

长江三角洲地区工业行业门类齐全,技术基础雄厚,是我国最大的综合性工业基地,轻重工业都比较发达,并拥有宝钢、上海大众、镇海石化、南京石化集团等一批国家骨干企业,不少产品在全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以微电子、光纤通信、生物工程、海洋工程、新材料等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也在全国居领先地位。

一个产业体系完备的现代工业布局正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形成,在上海已形成汽车、钢铁、造船、通讯设备、精细化工、机电一体化设备、微电子和电脑、生物工程等重点产业;在苏南已形成沿沪宁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的高技术产业带;苏州、昆山、张家港正成为高技术产业密集区;南京、镇江、扬州形成以石化、汽车、造船、建材、电子等为主的产业带;南翼的环杭州湾地区,在传统纺织产业基础上,正大力发展电子、通讯器材、生物制药等高科技产业。

长江三角洲产业带已形成一定程度的分工布局,但这并不能掩盖该地区两省三市间的产业结构雷同问题。电子通讯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普通机械制造业、纺织业是三个地区共同的主导产业,主导产业重叠率竟达60%。而江苏、浙江两省的主导产业重叠率更是高达80%,并且两地的主导产业在排序上也极为相似,两地按产值排名的前六位主导产业完全重合。

环渤海经济区目前形成了能源、化工、冶金、建材、机械、纺织、食品七大产业为主的传统产业群,随着北京中关村、天津开发区等科技园的建设,兴起了电子、信息、通讯、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环渤海地区产业结构显然偏重,产业结构雷同问题略轻于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地区,该地仅有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是区域内共同的主导产业。另外,电子通讯设备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石油加工及炼焦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和电力、蒸汽、热水生产供应业是在该区域五省(市)主导产业中出现频率达四次的产业。该地区北京和天津的产业结构雷同问题较为严重,主导产业重叠率达60%,而且在两地产业产值前五名产业中,竟有四个产业重复出现。

(3)　区域产业经济协调发展能力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时代潮流已经将单个省市的竞争与合作,转化为区域经济圈的竞争与合作。区域经济整合成功与否,关键是要看有没有足以带动区域经济崛起与发展的龙头,同时也要看伙伴城市和腹地城市能否积极进取,竞相前行。只有经济中心与腹地建立起紧密经济联系,才能使“极化—扩散”效应充分发挥。相反,如果区域内若干城市在空间上密集分布,却没有一个聚集中心及中心与相邻城市的紧密经济联系,那么这种区域经济圈的能量就要大为缩水,区域内产业间和产业链协调发展的能力就要大打折扣。

根据区域经济学理论,经济发展水平的梯度性有利于实现区域产业的协调发展。经济区域内人均GDP达到5～14倍差距,有利于区内生产资源的合理配置。目前,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三大经济区中,经济核心城市与周边地区的人均GDP差距均未达到该标准,广州、上海、北京与其所在的整个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经济区在人均GDP上的比值分别为2.56、2.37和2.28,如果采用这一严格标准来衡量,三大经济区的地理学意义要重于其经济学意义。

如果从全局视角审视珠江三角洲这一经济区,香港特区与珠江三角洲地区在人均GDP上的比值高达13.49,在珠港经济体中,经济互补性强于竞争性。广东已经基本建立起了具有全球影响的制造业体系,而香港特区却是全球重要的金融和服务中心,这样的分工布局为珠江三角洲区域内产业协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除区域龙头城市外,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另一关键因素在于其经济腹地。经济腹地是指区域发展过程中与其联系最为密切,主要的要素来源和产品输出、产业转移、市场连接地区。核心经济区域对其他地区的生产要素具有集聚效应,同时又通过扩散效应向其他区域转移要素和产业,推动其他地区的发展,形成自己的经济腹地。

长江三角洲是长江经济带的龙头,整个长江流域构成其腹地。环渤海地区实际上是由三个相对独立的“港口—腹地”经济区域构成。一块是辽东半岛经济区,以大连为主要出海口,腹地是东北地区;一块是京津冀经济区,以天津为主要出海口,腹地主要是华北地区和西北地区;一块是山东半岛经济区,以青岛为主要出海口,腹地是山东半岛和华东部分地区。这三个区域,就面积和人口规模而言,都可以发展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区,而三个经济区相互间经济联系没有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内部城市间联系得那么密切。

与长江三角洲、环渤海经济区相比,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的最大隐忧在于其经济腹地不足,地理条件的局限阻碍了珠江三角洲向内地发挥其经济辐射作用的能力。然而,随着广东与内地邻近省市的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渐次通车,地理上的障碍逐渐被克服,尤其是珠港澳大桥通车后和大西南通道打开所带来的大物流发展将为珠江三角洲经济提供巨大的活力,一个包括南中国九省和香港特区、澳门特区的“9+2”“泛珠江三角洲”初现端倪。在这一“泛珠江三角洲”区域的西部,一条贯穿云南、贵州、广西、广东四省的西江,以及沿江流域的城市和产业聚集,正在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之一,一条极具增长潜力的西江产业带呼之欲出。届时,珠江三角洲地区将以香港特区为门户,背靠中南、西南诸省,面朝越南、印尼等资源输出国,走上区域产业经济协调发展的新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