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三大城市群发展的比较研究

17　中国区域四大板块经济生态态势与可持续发展对策

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这是中央文件中第一次对四大区域的发展方向和战略定位进行的完整表述。

17.1　西部大开发和大保护

“西部大开发”是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中央政府推进区域均衡发展的战略意图。我国广袤的西部地区不仅具有自然和文化上的独特魅力，而且蕴藏着丰富的资源，发展潜力巨大。该地区由于受历史、自然和区位等因素的影响，与东部相比，总体发展水平存在着较大差距，尤其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这种差距还呈拉大趋势。1999年，党中央做出了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大决策，党的十六大也将“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作为经济建设和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

17.1.1　西部地区的地域特征

1）区域版图

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广西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图17-1），国土面积685万km2，占全国的71.4%。2006年末人口为3.62亿，占全国的28%。西部地区疆域辽阔，人口稀少，是我国经济欠发达、需要加强开发的地区。

2）自然特征（吴敬华，2007）

（1）幅员辽阔。未利用的土地较多，草地面积占全国的90%以上，耕地面积占全国的40%以上。水资源年均总量占全国总量的55%～66%，但分布不均。光、热资源丰富，气候类型多样，生物物种独特。

（2）生态系统脆弱。由于资源赋存的自然环境与时空组合相对较差，如受地形地貌、温度、降水等自然因素影响，西北“地多水少”，水资源严重短缺制约着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西南“地少水多”，山高坡陡致使耕地资源的开发利用接近极限。西部地区特别是西北地区生态环境十分脆弱，是一个生态危机区。如果再大规模开发自然资源，就可能使西部生态环境更恶化。

（3）资源丰富。全国约有55%的宜农荒地和73%的草原面积集中在这里。拥有全国83.9%的天然气储量，塔里木等地发现大量天然气和石油资源。煤炭储量占全国的38.6%。在全国探明的160多种矿产资源里，西部就有130多种，但是它们的地域分布不平衡，不具有组织优势，而且开发条件不佳。水能资源占全国的80%以上，长江、黄河、澜沧江等江河上游的水能潜力巨大。西南横断山区的森林资源集中，但海拔高，位置偏远，山高谷深，生态功能强，使开发利用严重受限，而且恢复期也较长。

图17-1　中国西部地区行政区划图

源自：刘卫东，2003.

3）经济发展水平

（1）发展水平低。吴敬华（2007）提出历史上西部经济处于长期沉寂状态，由于交通不便和文化传播的滞后，很多地区延续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经济发展缓慢，生产力水平低，人民生活艰苦。改革开放后，国家的优惠政策和区位优势使东部经济迅速增长，而西部经济基础薄弱加之享受政策的优惠少，发展仍然相对落后。1990年至1998年间，全国GDP年均增长11%，西部增长10%，而东部和中部增长14%和11%。1998年是西部投资增速较高的一年，但其投资总量只相当于东部的24.3%、中部的37.4%。

（2）发展差距大。一是经济总量上的差距。西部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998年为4　159元，分别比东部和中部低7　374元和1　240元。二是农业比重偏大，工业进程滞后。三是基础设施差距大。每百平方公里铁路和公路里程为0.55km和6.97km，比东部分别少2.76km和28.5km。四是居民收入和生活消费方面的差距。1998年，城镇居民人均实际收入4　302元，比全国低1　153元；人均消费支出3　550元，比全国和东部低782元和1　678元。五是教育、科技、文化方面，1998年，西部人均教育经费投入147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56元。

（3）有一定产业基础。新中国成立后，“一五”、“二五”和“三线”建设期间，国家在西部布局了一批项目，建成一些工业基地、国防工业企业、科研院所和高等学校，集中了一批人才和技术，初步具备生产协作配套的基本条件。

（4）有沿边开放优势。西部地区与周边十几个国家接壤，陆地边境线长达12　747km。它还是东亚地区通往中亚、西亚、南亚、东南亚和蒙古、俄罗斯的陆上必经之地，具有一定的区位优势。

（5）人力成本低。劳动力资源总数达2.28亿人，从业人员有1.83亿，劳动力平均成本只有沿海地区的40%左右。

17.1.2　西部大开发需要新突破

1）西部大开发战略形成的背景

吴敬华（2007）认为东西部地区发展差距的历史的存在和过分扩大是一个长期困扰中国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的全局性问题。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提出“要顾全两个大局（沿海和中西部地区）”的地区发展战略构想。江泽民同志高度重视这个重大问题，强调要加快西部地区的开发步伐。为了尽快改变西部的落后面貌，并缩小东西差距，1999年中央提出了“西部大开发”的发展战略。

2）指导思想和目标任务

战略目标是：到21世纪中叶全国基本实现现代化时，从根本上改变西部地区相对落后的面貌，努力建成一个山川秀美、经济繁荣、社会进步、民族团结、人民富裕的新西部。21世纪头十年，力争使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取得突破性进展，重点地带开发步伐明显加快，科技教育和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明显加强，改革开放出现新局面，人民生活进一步改善，为西部大开发奠定坚实的基础。

3）西部大开发的阶段性成果

唐浩（2008）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取得了明显成果。2000年至2004年西部GDP年均增速达10.2%，2005年和2006年生产总值分别增长12.7%和13.1%，高于全国平均增长速度。

（1）经济总量和结构取得较大进步

2005年新开工重点工程10项，投资规模1　360亿元，2006年投到西部的中央预算内投资和国债基金比重达41%，中央财政用于对地方主要是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基金达到1　527亿元，比2005年增加407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0%以上，GDP和人均GDP增长速度都高于全国整体水平。

在总量增长的同时，三次产业结构出现如表17-1所示的优化趋势。

表17-1　西部地区三次产业结构变化

源自：吴敬华，2007.

（2）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取得一定成效

能源、特色农产品及加工、特色矿产资源、旅游产业以及部分高新技术产业加快发展，在全国乃至国际市场上已占重要位置。如四川省整合发展高新技术、优势资源、装备制造、农产品加工四大优势产业，2006年完成工业增加值1　904亿元，比2005年增加27%，占全省规模以上的工业的73.34%。

（3）基础设施和生态建设为全国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2000年至2006年，国家累计支持西部开工建设82项重点工程，投资规模11　514亿元。在公路、铁路、机场等交通设施上取得重大进展。西电东送工程，累计开工项目装机容量3　600多万kW，输变电线路13　200km。实施西气东输工程不到三年，于2004年12月全线建成，并实现商业供气。水利设施建设了四川紫坪线、宁夏沙坡头等一批大型水利枢纽工程。累计实现退陡坡耕地还林、荒山荒地造林3亿多亩。退牧还草、天然林保护、京津风沙源治理、长江上游水污染防治、西部中心城市环境污染治理等重点工程进展顺利。许多地方把退耕还林等生态建设同加强基本农田建设、后续产业发展、农村能源建设、生态移民、舍饲圈养结合起来，不仅改善生态，有的地方粮食产量还有所增加。

4）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方式现状

秦成逊（2008）认为西部大开发后，该区经济发展取得重大成就，但仍然面临投入和产出结构、城乡差异、区域差异以及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等一系列经济发展的现实问题。

（1）高投入、高能耗发展模式

西部地区走的是“初级生产要素”高投入的粗放型道路，包括了高资本投入、高自然投入和高资源投入。

由表17-2可以看出，从1998年至2005年，西部地区资产形成占地区GDP的比重不断上升，并逐步高出全国平均水平，而同期的GDP增长率（按当年价格计算）与全国的平均水平相当。这反映了国家对西部投资力度的加大，也意味着同样的产出水平，走的是高资本投入的投资推动型发展道路。

表17-2　西部地区和全国资本形成占GDP比重的比较　　（%）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网络版（1998—2006）.

由表17-3可以看出，西部地区的能源消耗水平，特别是贵州、宁夏和内蒙古的能源消耗水平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和先进地区的水平，经济发展走的是高能耗的道路。

表17-3　2005年西部各省同先进省市的能源比较

续表17-3

源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网络版（2006）.

（2）城乡、区域不平衡发展

一方面，省内收入“极化效应”明显，城乡发展不平衡，省会城市往往是全省经济的增长极，造成“极化效应”。另一方面，省际收入“极化效应”明显，区域发展不平衡。由于经济资源更多地向经济发达地区集中，也造成了西部各省发展的不平衡，产生了省际（区域）收入“极化效应”。从表17-4可以看出，西部各省（除了内蒙古）的省际极化值普遍低于1，说明西部大部分省份的人均GDP水平大约只相当于全国水平的60%。

表17-4　2006年西部地区各省的收入极化程度比较

源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全省及省会城市2006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3）资源、环境的非持续发展

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付出了资源和环境的代价。一方面，资源面临枯竭。当前面临资源枯竭，单一的产业（铜业）出现衰退，城市整体经济陷入困境。2004年6月，昆明东川区的城市登记失业率高达40%。另一方面，生态环境遭受重大破坏，严重影响经济发展的质量。

（4）产业发展与国际产业对接度低

唐浩（2008）认为西部深加工能力不足，参与国际产业配套协作不多，即使参与也几乎处在产业链条的低端。这是由于西部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所导致的。西部经济发展面临多方面制约，自我发展能力，特别是技术创新能力不强，影响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同时，观念落后、资金短缺、生态脆弱、人才不足、企业主体地位弱、基础设施落后等都阻碍社会经济发展。

（5）交通基础设施有待优化

目前存在“两低、两差、两不足”的突出问题。“两低”：一是通达水平低，二是路网密度低；“两差”：一是出海条件差，二是道路等级、质量差；“两不足”：一是建设资金不足，二是自身发展能力不足。截至2005年底，西部仅有高速公路10　530km，占全国的25.7%，与其土地面积占全国的比重71.5%极不相称。

（6）西部发展支撑乏力

西部人才、科技、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在各项指标中，教育公用经费差距最大。人才不足、人才流失现象严重。片面重视引进人才，但对本地人才重视不够。卫生事业发展的差距也很大，北京和上海农村饮用自来水覆盖率已达97.8%以上，而西藏只有11.9%，四川、宁夏均在40%以下。全国平均预期寿命最低的8个省份全部在西部地区，其中最低的省区人口预期寿命还不到60岁。西部社会保障体系也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如制度不完善、运行和管理有许多不规范、资金来源渠道单一并存在较大缺口。国家基本保障仍然在不少省市“单干”，亟须加快多层次的社保体系建设。农民不在社保体系全面覆盖之列。

（7）人文制度方面。周德翼（2003）认为西部的“科技力量与产业”优势基本上是依托于计划经济时期建立的旧有的政府体制和企业体制，它们已被公认为西部经济发展的体制障碍，并在改革开放中受到打击和削弱。但是这些落后的体制借“西部开发”之概念，又获得新的“氧气”和血液，得以延续下去。西部开发以政府行为为主，而内地政府体制比较封闭落后，上下级信息不对称，又缺乏社会约束，暗箱操作，易滋生腐败行为。西部开发中地方政府是最大的受益者，只有依附于政府的团体和社会阶层，才可能从国家的支持中获得“一杯羹”，不利于民间商业力量的发育，这样会延迟进行中的经济与政府体制的改革。

在资源配置上，在财政投入的诱导下，国有经济内在的投资冲动、政府行为的不规范以及国有经济与政府之间的体制联系，极易造成投资建设遍地开花、乱铺摊子，形成基于财政支出（而不是区域比较优劣）的产业体系，而一旦财政支出停止，这些产业便失去了生存力，给将来的改革制造新的成本和制度障碍。

5）西部大开发新突破的政策

下面选择周德翼（2003）、唐浩（2008）、秦成逊（2008）等作者和笔者的研究成果，加以综合，提出下列的观点。

（1）以人为本和发展教育。西部开发，关键在于“人”而非“地”，没有必要去开发所有土地。西部人要发展必须从荒山沟和带有计划经济和官僚体制的烙印下走出来。接受教育是他们适应外部世界的前提。因此，中央通过远程教育、东西教育互动和教育系统的对外开放来改革教育体制，非常必要。

（2）建立西部的生态型经济构架。西部的生态地位和劣势决定了西部开发重在保护。因此，西部的生态经济体系需有两重特征：生态保护和区域比较优势，它包括生态保护型特色农业、区域旅游居住房地产以及基于当地优势的二、三产业的城市化发展，可使人口适度集中，提高当地水土资源利用效率，减轻农村土地压力，便于环境的集中治理和人口素质的提高，促进社会进步。

（3）实施生态移民。在目前西部生态治理中，一次成功的治理措施就是生态移民，将生态脆弱带的农牧民迁移到生态较好的地区。国家也可将此政策推而广之，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诱导西部部分人口向中、东部工业带迁移（将当前的农民工潮加以规划），将西部定为国家的生态屏障，既利于保护西部生态，又利于人口适度集中，获得信息交流、市场、污染治理等方面的聚集经济，还利于这些人口在开放环境中获得发展。

（4）以“输血”式开发为主转向自我“造血”式发展为主

西部大开发以来，财政性建设资金、国债等输血式开发为西部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提高西部自力更生的能力，强化自我“造血”机制才是西部经济发展的根本。特色优势产业既是西部自我发展能力的体现，也是形成西部“造血”机制的途径。所以，国家应该调整支持政策体系，利用好西部具有比较优势的特色资源，延伸产业链；将西部大开发的主要内涵由政策倾斜转变为西部地区战略性产业结构的合理布局和特征优势产业的加快发展。

（5）从政府主体推动发展转变到政府引导企业主体推动

西部大开发初期，政府担当推动西部发展的主体有其必然性，但政府和市场一样会出现失灵，这表现在：政府经济活动可能产生的低效率；政府组织的缺陷导致其活动偏离预定的公共目标；政府干预导致的负外部性；政府机构增加、预算增加、信息控制难度加大等。以上表明政府不宜长时期担当经济发展的主体。

现在西部大开发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经济环境和自然条件有所改善，国有企业改革取得重大成果，民营企业大量涌现，西部企业的竞争力有了很大提高，在推动西部发展的主体选择上，实现从政府推动发展转变为政府引导企业主体推动，既有必要性，也有现实可能性。

转变推动西部发展的主体，就要转变政府职能。政府要加强与企业互动，发挥对企业的引导作用，正确履行政府在经济调节、市场监督、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的权职，转变政府职能和工作作风，增强服务意识，加强和改善对企业的服务，真正建设成为服务型的政府。

（6）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制度创新”

要建立和健全国家的西部地区战略扶持的制度安排机制，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实现：设立循环经济试验区、特色优势产业园区、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示范区等，加大针对西部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强化生态环境保护和税收优惠，允许西部合理范围的税收竞争，并通过金融和产业扶持性制度安排和政策鼓励措施，引导和强化创新，充分发挥西部资源的特色优势，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7）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技术创新”

国外有人认为技术创新有“内部路径依赖”和“外部路径依赖”，而对“内部路径依赖”，可以通过内部的自主创新，在利用好自然资源优势与特色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提高核心竞争力，走向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蒙牛（乳制品）、云南白药、贵州茅台等企业就是取得成功的代表性企业。它们自身技术上的创新与发展体现了地方不可替代的自然资源优势和特色，又通过前后的联系效应惠及了一大批关联企业和农户，也实现了资源优势的产业优势转化，“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化。

17.1.3　西部干旱区水问题对策

何逢标（2007）提出以下问题：

1）西部地区各种水问题的叠加连锁效应

何逢标认为，水资源短缺、水环境恶化、洪水灾害和水土流失之间产生了复杂的叠加连锁效应（图17-2）。

图17-2　各种水问题的叠加连锁效应（何逢标，2007）

（1）各种水问题是由一定状态引起的响应。①一定技术经济条件下有限的淡水供给与社会经济发展增长的水资源需求引起水资源日益短缺；②一定水体有限的环境容量与排污负荷的不断增长的矛盾，引水环境承载能力的下降和水环境的下降；③一定历史时期有限的防洪能力与随机不确定的洪水侵袭引起了洪水灾害的发生；④脆弱的自然生态与植被破坏加剧了水土流失的程度。

（2）因生态环境处于公共领域，在水资源日益短缺的情况下，其用水往往被经济社会用水所挤占。塔里木河流域因自然生态用水被挤占而引发的下游大片胡杨林枯死、自然植被大面积衰败即为明证。自然生态系统因无法得到足量的水资源供给，恶化的生态增加了水土流失的可能性。而水土流失又反过来促进生态环境的恶化，从而形成一个互相激励的正向加速封闭回路。如果不采取外力使其减缓，就易陷入“生态环境恶化—水土流失加剧—生态环境更恶化”的循环圈（图17-2中的“＋”表示正向促进作用）。同时，水土流失的加剧使降雨后汇流时间缩短、最大洪峰增强、山洪暴发的可能性增大。洪水灾害的发生，不仅造成了生命和财产的损失，而且加剧了降水的过程分布不均，增加了水资源开发利用的难度。

2）西北水问题的应对途径和对策

（1）主要影响因素

自然因素包括淡水资源有限、时空分布不均等，而人类活动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用水量增加、自然植被破坏与环境污染等。

（2）可能的应对途径

①针对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的特点，可以通过修建水库调蓄洪水；

②对因用水增长过快引起的水资源不安全，需政府从客观上加以引导，如控制人口增长、限定耕地面积等；

③对破坏植被、挤占生态用水造成的水生态不安全，需制定法律和规章，进行封山育林、涵养水源，开展水土保持；

④对水环境被污染，则需倡导集约生产，减少污染，提高污水处理能力，开展污水回收利用。

（3）西北干旱区水问题对策

①转变粗放、外延型的生产模式，转为集约、内涵式模式，将节水和减污作为提高水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的主要手段；

②建立阶梯形水价机制，利用经济杠杆约束浪费用水和低效用水；

③基于农业用水占总水量绝大部分，应调整单一的种植结构，从开荒扩耕转向种植结构调整和节水增效；

④界定水权，明确水权主体的责、权、利，保障生态用水。发挥政府的调控作用，对投资节水设施、应急生态输水、污水回收利用等促进水资源合理利用的行为给予政策优惠和资金资助。

17.1.4　金沙江上游水电开发的生态经济分析

王林（2008）提出欠发达地区的特色资源开发已成为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模式。金沙江上游区域富集水能资源，在此进行水电开发对缓解我国能源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也将给当地城镇化带来影响，其影响具有两面性。

1）有利影响

将促进人员的大量进入、资金的密集进水、物资的大量加入、信息的大量融入、政府转移支出的增加以及财政收入的增加等。

2）不利影响

（1）人口增加，可能发生城市综合问题。

（2）对当地旅游业的负面影响。

（3）城镇规模扩大可能加剧人口与自然的矛盾。

（4）建设期前后人口与物流增减的矛盾。

（5）水库建成后，可能加大地震的强度和烈度。

（6）可能引发泥石流、滑坡等自然灾害。

3）缓解不利影响的对策

（1）对建设期与运行期人流、物流等峰谷差异矛盾进行深入研究并找出合理的对策。应通过规划与引导来研究基础设施及服务人员的可转移性，使峰谷之差得到调节。

（2）引导城镇规模的扩大，突出城镇的增长极作用。加强城镇交通规划、电力规划、生产规划等，以缓解可能出现的城镇病。

（3）将相关城镇打造成有地方特色的旅游产业中心。采取战略性措施扶植旅游业，走出一条在充分利用天然风光和文物古迹的基础上，以民族风情特色取胜的旅游业发展路子。

（4）加强该地区地震台网建设，对地震进行预测与监控。

（5）加强对自然灾害发生机制的研究以及监控设施的建设。

17.1.5　兰州市环境污染效应与生态城市对策

1）城市环境污染的经济效应

兰州市位于西北地区，是一个典型的河谷盆地型城市，在近几十年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由于特殊的地理和地形条件、不合理的工业布局、建设用地不合理和城市环境建设的间接效应等原因，使得城市环境污染十分严重，在1998年曾被评为全球十大污染城市之一。

城市环境污染不但对城市吸引外来投资、扩大再生产的顺利进行以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起着一定的制约作用，而且还对市民的身体健康、城市建筑、城郊作物等都带来相当大的危害。如果把这些危害量化成经济损失时，其数值是巨大的。杨永春（2006）运用市场价值法、疾病成本法、机会成本法、影子工程法等环境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并参照相应的成果，计算了兰州2002年城市环境污染的经济损失。从表17-5可以看出，2002年兰州市因城市环境污染而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15.2亿元，占当年GDP的3.93%。而且由于资料、技术等方面的原因，实际损失肯定高于上述计算结果。今后随着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资产和资源将进一步增值，如不采取有力措施控制污染，其损失值将进一步加大。根据价格随时间变化的经济规律，全市社会污染的损失将按社会贴现率按复利增长，预测未来8年全市损失值约达28.14亿元，比2002年多出12.94亿元之多（表17-6）。

表17-5　兰州市2002年城市环境污染的经济损失值

表17-6　兰州市2003年至2010年城市污染经济损失预测值　　（单位：亿元）

表17-5、表17-6源自：杨永春，2006.

2）兰州生态城市建设对策

尚正永（2004）选择了适合评价兰州生态城市建设的模型，从城市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和协调度三方面对兰州城市生态系统进行了评价，并对兰州生态城市建设提出了以下对策：

（1）确立循环经济型的生态城市建设目标。兰州是个河谷城市，大气容量小，无法容纳数量巨大的工业污染物。在工业结构已形成且还在继续发挥巨大作用的情况下，兰州只有选择走循环经济的道路，通过建立生态工业体系，将工业排放的污染物进行二次利用，减少污染物的排放数量，才能有效改善兰州城市环境的质量。

（2）加快南北两山绿化和黄河廊道的建设。

（3）进一步促进兰州城市结构和功能的优化。对城区现有的石油化工、机械、纺织等工业基地要进行技术改造，向深加工、精加工和开发高新技术方向发展。要加快商业、金融、科技教育、信息、交通等第三产业的发展。要发挥兰州现有区位优势，加快交通设施建设，提高机场、火车站、公路的建设水平，使市内外物质、能量、信息交流更便捷。

（4）提高城乡的生态经济协调能力。以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为先导，以开放市场、降低准入门槛（但要严格生态门槛）为引力，争取吸引国内外的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的进入，通过生态经济的扩张达到城乡职能水平的提升，从而进一步提高城乡的协调能力。要注重提高城乡的文化品位，体现兰州的丝绸古路、西域文化、黄河文化、多民族文化、自然景观等文化特色，提高生态文化素质，将文化建设融入到生态城市建设中来。

17.1.6　内蒙古武川县的适度人口规模

农牧交错带作为一个生态脆弱区，其人口、环境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一直是各方面关心的问题。郭永昌（2007）测算了武川县乡城人口转化的进程与规模，从理论与现实角度展示了控制人口、加快转化的必要性。

1）研究区的基本情况

武川县地处农牧交错带的核心部位，位于内蒙古中部、大青山脉北麓，土地总面积4　798km2。2003年末总人口170　974人，全社会从业人员85　848人，在岗职工7　859人，乡村劳动力75　635人。该县是以农牧业为主、工农业共同发展的地区。2003年全县GDP为1.21×109元，比上年增长28.9%，其中第一产业为4.56×108元，比上年增长33.3%；第二产业为4.87×108元，增长32.4%；第三产业为2.72×108元，增长17.0%。

2）未来人口规模的变化趋势

武川县2001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5.9‰，人口机械增长率为-3.1‰，即自然增长的人口几乎被机械减少的人口数所抵消，因此人口呈弱增长状态。在2001年之后人口则出现陡降，这主要是由于大量人口迁出所致。与整个县城对应的是政府所在地镇人口的自然增长与机械增长都表现出较高水平，自然增长率11.5‰，机械增长率12.8‰，这意味着在人口总量增长幅度较小的情况下，城乡分布发生了变化。另外，武川县主体民族人口只占少数，加之呼和浩特和包头快速的城市化影响，大量的青年人口流出，未来预期人口增长率不会高于当前的人口增长率。即使政策有所放宽，由于生育观念的变化，也不会引起自然增长率的激增。

3）结论

武川县作为农牧交错带阴山北部的丘陵区典型区域，人口增长与环境的承载能力具有十分紧密的联系。按照以区域内基于土地粮食产出的适度人口规模，现时的人口规模是适度的。按照现有的人口增长速度，不会对生态环境造成过大的压力。从经济适度人口的角度来考虑，城乡发展很不平衡，乡村人口增长缓慢，从实现小康生活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角度进行量测，需要实施乡城转移。但当前武川县城镇人口占极低比例，乡城转移需经历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根据历史数据，进行了分时期乡城转移的预测，结果显示，即使到2020年，城镇人口仅占34.4%，仍不能达到小康社会的标准，还需加大力度，促使乡村人口向城镇人口的快速转移。

17.1.7　西部小城镇环境基础设施的技术需求

何强（2007）在对西部30余个小城镇进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西部小城镇在当前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对环境基础设施的技术要求，以期为它们选用经济适用技术提供参考。

自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加大了对西部基础设施的投资，有效地促进了西部的发展。但由于筹资渠道单一，又缺乏政策和技术支持，西部污水收集处理、城镇供水和垃圾处理等环境基础设施的发展水平远低于全国。2004年全国各地区城市污水处理和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情况如表17-7所示。

表17-7　中国污水处理和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源自：何强，2007.

调研发现，绝大多数西部小城镇污水及垃圾处理设施尚未建设。落后的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①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环境基础设施投入不足，融资水平不高；②自然条件恶劣，建设难度大；③缺乏经济适用技术；④能力建设水平低；⑤市场化机制未建立。

何强针对不同自然环境特征的地区，提出了较为适宜的污水处理技术、垃圾处理技术和城镇供水处理技术。

（1）从污水处理技术来说，对高寒地区应考虑温差和含氧较低的影响。西北干旱地区要考虑污水的回用，可结合当地沙漠地带进行土地处理。西南丘陵地区可充分利用当地的地形地势。可以用曝气生物滤池、生物接触氧化法、人工湿地等技术。

（2）生物垃圾处理技术：可采用卫生填埋、垃圾堆肥、厌氧发酵等处理技术，同时结合西部的退耕还林、绿化建设与农用堆肥等。

（3）给水处理技术：要考虑水源、水质的不同，根据地形的变化和对供水安全性的要求，可采用常规絮凝技术。

17.2　中部地区的塌陷与崛起

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六省（见图17-3），地处中国内陆腹地，相互毗邻，土地面积102.70km2，占全国的10.7%；总人口为3.67亿人，占全国的28.1%；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为3.71万亿元，占全国的20.3%。作为全国最大的商品粮基地、重要的能源和原材料工业基地，它为全国的改革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改革开放以来，中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各项指标在全国位次颓然下滑，不仅落后于东部，其增长速度在全国处于后列，甚至低于西部，呈现出缓慢“塌陷”的趋势。如何尽快改变中部相对滞后的经济社会状况、实现“中部崛起”是当务之急。

图17-3　中国中部地区示意图

源自：中国宏观经济网.

17.2.1　中部的比较优势

1）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

中部有承东启西、接南进北、吸收四面、辐射八方的作用，是东西部经济合作的桥梁与枢纽，初步建成四通八达的综合交通网络和信息高速公路网络。中部是我国重要的人流、物流和信息流的中心，适宜物流、商贸等服务业的发展。各省城市群或都市圈战略的区域规划为中部经济的繁荣奠定了强有力的空间支撑。

2）雄厚的经济基础

除山西以外的其他五省是全国著名的粮棉油生产基地，粮食、棉花和油料产量占全国的比重均达到40%左右。这五省还是全国重要的畜牧饲养基地，肉类总产量占全国近1/5。由于中部是我国的粮油主产区，农业基础设施完善，农村劳动力资源丰富且成本相对较低。因此，农业加工业的发展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名、特、优农产品的加工已形成一定规模，在全国农产品市场上有很强的竞争优势。

中部地区工业基础雄厚，是我国现代工业的发祥地和传统的重工业生产基地。其中煤炭采选，金属、非金属矿采与冶炼，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电力生产及供应等12个行业占全国比重较大。能源工业、原材料工业、制造业以及近年来发展起来的高新技术产业在全国具有较大的比较优势和发展潜力。

3）重要的资源、能源、原材料基地

中部矿产资源和能源比较优势明显。煤、铜、钨、铝土、金等储量位居全国前列，是全国重要的能源生产基地，尤其以煤炭资源和水能资源最为著名。如山西的大同和宁武等六大煤田，安徽两大煤田，河南的两大油田，河南的小浪底电站和湖北的三峡，葛洲坝电站。

4）“双低成本”优势

与西部地区相比，中部自然条件较好，基础较为完备，已建成若干具有一定实力和规模的产业基地，对农业、能源、矿产资源的开发成本明显低于西部。与东部地区相比，中部地区的劳动力和土地资源的成本较低。这种“双低成本”优势和中部地区优势的区位条件相结合而形成的有利条件，是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

17.2.2　中部塌陷及其原因

1）国家政策的边缘化

国家区域经济政策是加速我国区级差距急剧拉大的主要因素。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国家实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缩小地区差距。先后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重大举措。而中部地区却面临政策边缘化的危机（见图17-4），在全国东中西三大经济区域格局中的位次正呈现不断后移的尴尬局面。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培育的优势地位正在逐步丧失。

图17-4　改革开放以来中部地区的政策边缘化趋势

源自：中国宏观经济网.

其次，中部兼具区位和能源两方面的优势，而在中央明确提出梯度发展战略之后的20世纪90年代日渐衰退了。这就使中部的水陆交通、农业等基础产业优势没有发挥出来，结果是东部沿海地区结出了扶持政策带来的硕果，而中部地区承担了分步改革的成本。另外，在国家把西部地区、东三省作为一个长期的区域战略重点的既定背景下，受资源供给的约束，中央政府不可能给中部更多的政策关照。这就决定了中部地区在发展战略的取向上不该寄希望于中央的倾斜政策。

2）经济发展的低水平化

根据1998年到2004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的相关数据，采用当年价格计算：中部地区的综合水平和发展势头在全国范围的地位呈不断下降趋势，反映在人均GDP水平上，中部与东部地区差额比扩大了六倍。以固定资产投资为例，1999年西部地区投资额达5　421.5亿元，比中部高456.2亿元，这一差距到2004年扩大到1　225.6亿元。从居民收入看，2004年中部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7　886.5元，比全国平均的低1　535.1元，比西部的也低114.7元。

3）区域问题的突出化

（1）中部六省都是老工业基地和农业大省，由于农业产业本身的局限性等因素，中部地区靠农业发展的出路已越来越窄。

（2）工业结构调整面临两难境地。因大量中西部劳动力无限供应，东部偏轻的产业仍然有较强的竞争力，短期内难以向中部转移。发展高新技术，又因技术基础、人才及市场基础较差，短期内也很难有所突破。

（3）由于中部城市化、市场化水平较低，生产分工取决于自然资源条件和社会经济水平，导致资源利用率低、产业技术水平低、经济增长乏力，这些进一步减弱了工业发展和城市化发展的基础。

（4）一些省（如山西等）的矿业和其他产业造成环境污染、土地破坏和能源利用问题较严重，未能引起有关部门或当地领导的重视，或者解决办法不多，防治效果差。

17.2.3　中部崛起的经济生态策略

中部崛起的内容很多，这里主要从经济生态角度，尤其从区位、资源、环境等方面做些分析和建议。

1）利用区位资源，以特制胜

利用特殊的区位优势，研究产业转移的特点，主动创造条件对接，是以特制胜战略的一个主要方面。承接产业梯度转移，除了要充分利用天然的区位优势以外，还要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道路交通建设，搞好配套设施服务，最大限度地降低产业转移阻力和商品集散成本，加大定向招商引资的力度，促使外资向特色资源和特色产业方向流动，促使转移产业与当地的特色资源和特色产业进行有效结合。

2）对人口经济的评价

（1）人口增长：1952年人口数（除山西）为10　911万，1980年为18　466万，80年代后，人口增速明显减缓。2000年为23　879万。

（2）经济增长：1952年GDP（除山西）为全国的21.2%，1980为13.4%，2000年为14.2%。

3）中部地区的经济支撑和治理分析

（1）环境支撑水平分析

从系统要素分解的角度看，区域环境要素主要包括大气、水、土地、生物及其匹配情况。周绍森等（2006）选取了废水排放密度、废气排放密度、固体废物产生密度、单位耕地面积化肥使用量和森林覆盖率这五个指标来描述，分别从水、大气、土地和生物等角度来评价。表17-8反映的是中部地区各种环境支撑水平的五个指标在初期和末期的具体数值。从总体情况看，中部地区及各省的环境污染压力增大和环境条件改善同时并存。

表17-8　中部地区环境支撑水平评价指标

源自：各省统计年鉴（2002年）和全国及各省的社会经济统计公报（2005年）.

①从废水排放密度指标看，都有不同程度的上升，表明这些地区废水排放对环境产生的压力是很大的，尤其是河南、湖北和湖南三省由于工业化进程，废水排放密度数值很大。

②从废气排放密度看，不仅呈现加速趋势，而且增长幅度较大，如山西、河南和江西三省，其增长率都在40%以上。

③从固体废物产生密度看，最大的是山西、江西和河南三省，增长幅度最大的也是上述三省。

④从单位耕地面积化肥使用量看，安徽、河南、湖北的使用量最大，而江西、山西和河南的使用量增长幅度较大。

⑤从森林覆盖率看，处于前列的是江西、湖北和湖南，而增长较快的也是这三省。

（2）环境治理能力分析

环境治理主要包含两方面：一是环境治理的资金投入，二是环境治理的效果。所以选取环保投入占GDP比重、万元GDP废水排放量、万元GDP废气排放量、万元GDP固体废物产生四个指标来表示。其变化率都列在表17-9中，从表中可看出以下结论：首先，中部地区及各省都加大了环境保护治理的投入，但投入量及其增长幅度差别很大，山西和江西的治理投入占GDP比重增长幅度很大，2005年在中部六省中处于领先地位，而湖北、湖南和安徽的投入增长幅度变化不大。其次，中部及各省对环境治理的效果基本都已显现，尤其是废水治理效果更明显，计算得到考察期间的变化率都出现负值并且变化率较大可说明这个问题。

表17-9　中部地区及各省环境治理能力指标

源自：各省统计年鉴（2002年）和全国各省的社会经济统计公报（2005年）.

（3）经济环境协调性分析

实践证明，环境既是经济发展的条件，又是经济发展的结果。环境问题是经济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环境问题一方面是由不适合的经济活动引起的，另一方面环境问题的完全解决，又需要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水平之后才能实现（因为保护和改善环境需配置一定的资源，即需一定的经济实力）。也就是说，经济发展与环境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内在关系。

为了表达经济与环境的动态协调程度，周绍森等（2006）构建了经济环境协调系数，即通过“三废”的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比值来表示。其目的就是为了测度中部地区及各省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关系。通过计算，中部地区及各省的经济环境协调系数的变动情况如图17-5，五年经济环境协调系数的平均数如下排列：安徽（83.98）、湖南（71.94）、湖北（70.62）、河南（66.60）、山西（53.95）和江西（22.55）；五年的变异系数依次为江西（1.924）、山西（0.604）、湖南（0.437）、河南（0.281）、安徽（0.177）和湖北（0.141）。从图17-5可以看出，中部及各省的经济环境协调系数在考察期间都很不稳定，尤其是江西、山西、湖南的变异系数都很大。

图17-5　中部地区及各省的经济环境协调度变动（周绍森等，2006）

4）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1）应该实施可持续的发展战略，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发展信息经济、知识经济、循环经济、节约经济、绿色经济。在环境、人口和经济发展之间取得合理的平衡。

（2）中部地区不能简单地提出拒绝承接沿海的重工业和重化工转移。沿海走过的工业化道路，我们该走的还得走。但要吸取他们在工业化道路过程中先污染后治理的教训，尽量避免其负面的东西。

（3）统筹利用水资源。就全国水资源战略看，必须在进行本地区水资源布局和供水的规划中考虑外调水量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综合考虑、统筹安排。

（4）以循环经济和生态经济原理指导农业生产，大力推进绿色食品基地建设，减少化肥和农药的施用量。高质量的绿色农产品有高的市场占有率，在发展绿色农业的同时应注重绿色农产品的品牌建设。

（5）综合治理水土流失。沿江四省水土流失日益严重，其治理应从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入手，实行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应当以生物措施为主，保持并恢复森林植被。同时，将生物措施与工程措施紧密结合起来。另外，注意优化产业结构，其中小流域综合治理的经验值得推广。

（6）转变产业结构与供给方式

①加强铁路等输煤通道及网络的建设；

②解决能源供应质量问题，逐步提高石油和天然气在能源消费中的比例；

③重视节能工作，坚持产业结构调整，提高资源的深加工度，提高能源在开采、运输和利用过程中的效率。

5）绿色转型：太原创新发展之路（张兵生，2006）

（1）资源型城市的绿色转型需整体推进

太原的资源型产业比重偏大，资源浪费严重，万元生产总值能耗比全国平均水平高40%，此类“黑色”经济模式面临生态环境恶化、发展后劲不足、资源环境承载力不断削弱的局面。现实的选择就是创新发展模型，推进绿色转型。

（2）以构建绿色产业体系为战略突破口

简单地说，绿色经济就是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生态安全、健康幸福、整体效益最大化的经济。

①第一产业要加快发展绿色农业和生态庄园。主要是培育绿色龙头企业，开展绿色产品认证，建设富有特色的绿色有机经济区。

②第二产业主抓循环经济，构建绿色工业体系。整体上以绿色经济为发展方向，以循环经济为技术模式，高效利用自然资源，实现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转变。

③第三产业全力做大绿色服务业。研究推广绿色服务业的行业标准，构建具有现代化、知识化、生态化特征的服务业新框架。

（3）积极构建强有力的新型推进机制

①系统设置市场准入的绿色门槛。设置绿色规矩，包括各种绿色技术、质量、安全、消耗、环境、程序等规范标准。

②按照生态优先原则，建立刚性化取舍机制。

③建立强有力的奖惩机制。必须重点解决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问题，把污染等负外部性纳入企业成本，使之内化为企业必须考虑计算的经济要素。

④坚决执行绿色考核指标体系，将其作为衡量、考核各级政府经济、社会建设绩效和领导干部政绩的一条硬指标。

6）江西山江湖开发治理综合效益评价和对策

吴国琛、吴人坚等在1998年提出江西省山江湖开发治理工程是一项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指导、以生态农业为基础、振兴江西的跨世纪工程。为了总结江西开发治理山江湖的经验，增强科学分析能力，有必要建立衡量山江湖工程实施效益的指标体系与评估方法，对实施地区进行综合评价，探讨宏观调控机制，并提出调控对策。

（1）山江湖开发治理工程简介

江西省虽具资源优势，但是区域社会经济水平较低，而且在20世纪80年代前生态环境面临严峻挑战，制约经济发展，尤其植被破坏、水土流失是其生态环境恶化的集中表现。始于80年代的山江湖开发治理工程是一项以协调发展与环境为主要内容的跨世纪大流域可持续发展工程。它是《中国21世纪议程》优先项目之一。

山江湖是鄱阳湖及入湖五河流域的总称，其面积占江西国土的97.2%。山江湖工程根据“治湖必须治江，治江必须治山，治山必须治穷”的原则和“立足生态、着眼经济、系统开发、综合治理”的方针，把治山、治水与治穷作为一项大系统工程加以实现。

山江湖工程采取“软硬（科技）兼施、虚实并举、典型引路、系统推进”的实施方法。在科学考察、规划的同时，进行大规模的分区开发治理试验示范工作，先后在全省范围内建设了九大类26个基地，辐射出127个推广点。这些典型在全省贫困山区、湖区和条件较好的平原丘陵区均发挥了不同的示范作用。目前，山江湖工程由点到面，在资源合理开发、生态环境治理及扶贫攻坚方面已取得显著成效。

（2）项目研究方法

采用层次分析法和主成分分析法建立了适合工程实施地区的生态、经济、社会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项目和权益。根据这些指标收集了11个年度的德安、泰和、赣县三个县城（代表北部湖区、中部丘陵、南部山区）及江西全省的有关数据和资料，进行以下三个层次的工作：县城、三个县的比较及全省的综合效益评价，并进行综合分析，提出可持续发展的调控对策。

（3）研究成果

①建立的指标体系采纳了国内外长处，又能与本地状况密切结合。

②进行了层次分析法和主成分分析法在应用中的比较，增强了科学方法效果。

③在对三个典型县综合评价的基础上对三个县进行比较分析，从而充分体现是否贯彻可持续发展思想提供了一条实用的评估途径。

④在分析、评价的基础上提出了既从实际出发，又有一定战略高度的宏观调控对策。

（4）调控对策

①工程实施应由典型示范向面上大规模开发治理推进。

②自然资源开发，向深度开发和产业化、集约化经营。

③生态经济系统建设逐渐向城乡并重发展。

④加强信息管理，发展可持续生活信息，拓展非正规教育。

⑤“内聚外引”，成立民间组织，争取更广泛的支持。

⑥开展理论和政策的研究，加强监测评估。

⑦提高造林质量，防止新的水土流失。

⑧保护耕地，防止土地污染的退化。

7）江西旅游产业发展模式的选择

自我纵向比较，江西旅游业飞速发展，可谓成绩骄人，但与全国其他省份相比仍处于后进之列。即使与中部地区其他省份相比，江西仍存在较大差距，旅游产业总体发展水平落后，综合经济效益较差，成为区域旅游经济的“盆地”（见表17-10）。

表17-10　中部地区六省旅游业发展情况对比

源自：2002年各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1）江西现行旅游产业模式主要属于政府主导型，这是由政府开放以来江西经济发展水平和管理体制等因素所决定的。

①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的积极作用。20余年来，在政府的关爱下，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促进中获得快速发展。政府对旅游产业的关注、参与和投入力度不断加大，体现了政府主导在推进江西旅游产业发展过程中的积极作用。

②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存在的问题。由于受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部门管理的制约和影响，政府对旅游产业的微观支持和直接管理占主要位置，如旅游建设项目的投资分配和旅游企业的部门所属；政府过多地介入饭店、旅行社等竞争性行业，干预旅游企业的正常经营，对基础设施、环境保护等公共领域都投入不足；旅游行业常常政出多门，协调监控不力，影响了江西旅游产业的健康发展。要加快江西旅游业的发展，就必须破除传统发展模式这一体制性障碍，建立和完善市场主导型发展模式。

（2）市场主导型发展模式的基本架构可以概括为“市场运作、企业经营、政府引导、社会参与”。

①市场运作、企业经营。旅游经济作为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要按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运行，主要通过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上所起的主导作用来实现旅游产业的发展，即使是政府的引导与调整，也必须符合旅游发展规律。

企业是市场的细胞、产业的元素，而真正产权清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是市场正常运作的微观基础。公开、公平的市场竞争有利于增强旅游企业的活力，提高其经济效益与服务质量，有利于提升旅游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和市场占有率，增强其市场竞争力。

②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在市场主导型发展模式中，政府旅游管理部门的职能应从建设者、开拓者向规范者、服务协调者转变，提高政府办事效率，加速政府管理创新。

政府对旅游产业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法规引导、政策引导、管理引导和资金引导，加强省内外各旅游区的协作与联合，提高旅游的知名度。

社会参与是指旅游产业的发展需要各部门、各行业的参与、发展和配合。因为旅游产业关联性很强，涉及社会、经济、文化的各个方面，只有全社会共同努力，才能营造出旅游产业持续良性发展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氛围。通过利益结合的经济纽带以形成旅游大发展的社会合力，加上政府的组织协调，使旅游产业发展成为良性循环的社会系统工程。

8）湖南省生态经济系统耦合发展探析

许振宇等（2008）从系统论视角出发，剖析湖南省生态经济系统内部诸要素及其结构特征，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定量评价模式，分析区域系统的耦合状态，对于全面掌握湖南生态经济系统的协调状况、明晰湖南省经济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图17-6　湖南省区域系统要素演变

根据湖南省统计年鉴（1996—2006）提供的原始数据，各指标按照层次分析等方法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乘以指标权重，最后求和汇总，得到1996年至2006年湖南省生态经济系统要素演变图（图17-6）。

湖南省近11年生态经济系统耦合度呈高速上升趋势，由1996年的5.02度增加到2006年的58.83度（图17-7），年平均增长4.89度。计算可得，从2008年起就进入“过度开发”时期，说明如果不尽快加以政策调整，湖南省以后还将长期处于一个危险的阶段。即不注重区域自身能力建设，一味向外出口本区资源产品，以获得货币财富，省内资源与环境将会受到过于严重的掠夺与摧残，省内大量资源将会更快出现短缺和超负荷现象，环境污染将进一步加重，生态破坏会进一步肆虐。

图17-7　湖南省区域系统耦合状态

图17-6、图17-7均源自：许振宇，2008.

1996年至2006年湖南省综合支撑能力呈对数型上升，而综合消耗水平呈指数型上升，二者演化速度具有非同步性，耦合度呈高速上升趋势。在经济增 长方式仍然非常落后和产业结构未得到有效改善之前，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应该慎重，粗放型经济增长的出口，必然是以牺牲自然资源为代价，导致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层出不穷。湖南省近些年过于偏重综合消耗水平发展的原因，也是在这种情况下一味突出出口导向型经济，从而区域综合消耗水平快速增长。2006年区域综合消耗水平是区域综合支撑能力的1.65倍，说明湖南省生态经济系统过度开发的程度还不算高，现在正是加以政策调整的时候。如何加快综合支撑能力建设的速度、适当减缓综合消耗水平发展的速度、如何有效提高综合支撑能力与改善综合消耗水平质量，对于湖南省生态经济系统来说，已成为重要的课题。

17.2.4　中部三大城市群发展的比较研究

城市群是区域空间组织的重要载体，随着经济全球化的高速发展，城市群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日益成为区域核心竞争力和形象的代表。

1）三大城市群的界定

按照苗长虹关于城市群的界定标准，目前在中部地区已形成三大城市群，分别为武汉城市群（以武汉为中心，包括武汉、鄂州、黄石等九个城市）；中原城市群（以郑州为中心，洛阳为副中心，包括郑州、洛阳、开封等九个省辖市）；长株潭城市群（以长沙为中心，包括长沙、株洲、湘潭三个呈“品”字形分布的城市）。

2）三大城市群发展的比较分析

三大城市群发展的比较分析见表17-11～表17-14。

表17-11　中部三大城市群的规模指标状况（2004）

源自：《湖北统计年鉴2005》《河南统计年鉴2005》《湖南统计年鉴2005》.

表17-12　中部三大城市群主要发展指标占整个中部地区的比重　　（单位：%）

源自：《中国统计年鉴2005》《河南统计年鉴2005》《湖南统计年鉴2005》.

表17-13　中部三大城市群的城市等级结构

源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5》.

表17-14　中部三大城市群三次产业结构比较　　（单位：%）

源自：《中国统计年鉴2001》、《湖北统计年鉴2001》、《河南统计年鉴2001》、《湖南统计年鉴2001》、《中国统计年鉴2005》、《湖北统计年鉴2005》、《河南统计年鉴2005》、《湖南统计年鉴2005》.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中部三大城市群中长株潭城市群的发展质量最好，武汉和中原城市群次之，但是武汉和中原城市群的规模较大，其发展状况对整个中部地区的影响更大。从全国的范围来说，中部三大城市群发展水平不高，存在着诸多共性的问题，如工业水平低，城市化进程滞后，中心城市实力弱，城市规模结构不完整，制造业技术含量低，服务业结构有待于进一步优化等问题。在下一步发展过程中，三大城市群应结合各自特点，实行差异化的城市群发展战略（陈丙欣等，2007）。

17.2.5　武汉城市圈功能提升研究

湖北省社科院课题组（2007）提出下面的课题。

1）武汉城市圈的定位与主要功能

（1）联系国内外经济发展的纽带。武汉城市圈是联系东中西部和世界经济的重要交通枢纽。从东往西的资金、技术和信息流，以及从中西部往东部及海外的自然资源、农副产品和人力资源在此交汇。

（2）中部地区的核心增长极。武汉城市圈有雄厚的制造业基础，通过加快新型工业化步伐，重点发展高新技术含量、高加工和高附加值的高端制造业将成为大陆地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高地。第三产业原有基础较好，通过加快发展金融、信息、物流和会展等现代服务业，将成为中部崛起的现代服务业中心。在中部地区三大城市群中，武汉城市圈按城镇化水平、城镇密度指数等指标均居首位。按人均GDP、经济和人口密度均处于前列。其特殊的区位、交通、产业与科教等优势决定了其在中部崛起的重要支撑点作用。

2）功能提升面临的问题及挑战

（1）总体功能不强大：经济整体竞争力不强，面临多方挑战。

（2）基础功能不完善：圈内发展差距较大，经济融合度较低。

①产业结构不合理，聚集不足；

②市场开放程度不够，经济外向度较低；

③城市首位度高，城镇体系存在缺陷；

④网络化的基础设施尚未形成。

3）提升武汉城市圈功能的对策与建议

（1）围绕“四个基地，一个枢纽”的目标提升基础功能

①建立全国性农副产品加工基地，提升城市圈的农产品资源优势功能；

②建立全国性先进制造业基地，提升经济辐射功能。

（2）围绕高级服务与管理中心提升品牌功能

①大力发展金融和信息业，提升中心城市的高级服务中心功能；

②打造全国性会展中心，提升中心城市的高级服务中心功能；

③构建全国性总部中心，提升武汉都市圈的高级管理中心功能。

17.3　东部率先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一直以大幅度超出全国平均水平的速度飞速前行，始终保持领先地位。2004年，我国东部沿海10省市的经济总量约占全国经济总量的65%。经济增长速度高出全国平均水平4个百分点以上。其中，广东、江苏、山东和浙江四个国内生产总值过万亿元省份的经济总量之和占全国经济总量的近一半，这组数字充分说明了先行地区创造的经济发展奇迹和对共和国的贡献。

17.3.1　东部地区的区域格局

在我国已经形成的区域经济版图中，东部地区是指东部沿海10省市，包括北京、天津、上海3个直辖市以及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海南等7个省。东部区域土地总面积为91.6万km2（图17-8），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9.5%；2005年总人口46　388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36%；2005年GDP总量109　924亿元，占全国总数的55.6%；2005年人均GDP达23　768元，为全国人均GDP的1.8倍。东部区域占据了我国18　000km海岸线的80%，沿海港口林立，城市群星罗棋布，基础设施完善，交通便捷，信息流畅，产业发达，市场繁荣，人才济济，先进理念与时尚层出不穷。我国最具发展活力的三大增长极（深圳、浦东、天津滨海新区）和三大都市圈（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都聚集在东部，而且4个经济总量超万亿元的全国经济支柱大省也都在东部。这里不仅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也是国家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撑和科技创新的先导地区。

图17-8　东部诸省范围图（许振宇，2008）

1）自然条件特点

（1）以低山丘陵与平原为主的地表结构

东部10省市地处我国低山丘陵与平原广布的第三级地势面。以宁绍平原为界，南北分属不同的大地构造分区。北部地处黄河、淮河与长江下游，平原广阔连片；江苏、上海和山东的60%面积是平原省市；丘陵、低山分布于鲁中南、胶东及苏浙两省交界处。南部以低山、丘陵与山间盆地为主，间有少数中山；珠江与闽江下游平原面积较广，盆地和谷地中的冲积平原面积较小。

（2）不同类型的季风气候

东部沿海地区具有我国东部季风气候的基本特征：冬冷夏热，季节分明，雨热同季。同时又有本身的区域特征：首先，自沿海向内陆、大陆性逐渐增强，沿海气温变化较内陆平缓，水分状况优于内陆；其次，本区南北跨度大，季风气候特征的南北差异明显。淮河以北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淮河与南岭之间为温暖湿润、四季分明的北亚热带和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南岭以南为湿热的南亚热带和北热带季风气候，夏长冬暖，高温多雨，台风影响最频繁。

（3）地带性明显的自然景观

我国东部沿海气候湿润，植被与土壤的南北差别主要受热量的控制，自然景观的分布呈现出明显的纬度地带性。从北向南分布着暖温带落叶阔叶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与热带雨林。

2）自然资源评价

（1）土地资源

①土地资源绝对量和人均量减少，人地矛盾突出

东部地区土地总面积仅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9.5%，2005年总人口却占全国总量的36%。人均土地面积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25%。

②土地生产力高，土地资源限制因素较少

2000年，沿海六省市（除海南）的国内生产总值为41　290亿元，占全国总量的46.2%；平均产值密度达到617万元/km2，是全国平均水平93.9万元/km2的6.6倍，从综合经济效益看，本区是我国土地生产力最高的地区。

全区土地资源质量普遍较高。以耕地为例，全区耕地等级中一等地和二等地的比例分别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7.3%和3.1%。在全国农林牧土地中，无各种限制性因素的土地面积占农林牧土地总面积的9.8%；本区上海、江苏、山东和浙江一市三省无限制的土地比例增大至22%～94%。

③土地利用率高，但区域差异明显

首先是未利用土地面积小，土地利用系数大。其次是土地垦殖指数高，反映耕地的比重大。

④耕地锐减，后备资源有限，用地趋势严峻

耕地面积以0.5%的年递减率在减少，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一是工业、交通、城镇和民宅建设增加，二是生产结构调整，部分耕地改种水果和经济林或开挖成鱼塘。在耕地锐减的同时，人口却在迅速增加，其结果是人均耕地越来越少，许多地区出现土地承载力饱和或超载。

（2）水资源

东部地区地处四大江河入海口，水资源较丰富，但时空分布不均，水污染渐趋严重，部分地区水资源供需状况不容乐观。

①降水丰沛，当地水资源丰富；

②位于黄河、长江、珠江等大江大河下游，有丰富的客水过境；

③水资源分布不均，部分地区（鲁西北等）严重缺水；

④水资源地区分布与人口、耕地和经济布局不适应；

⑤用水量增加，水污染严重，局部地区供需矛盾日益突出；

⑥农业用水占总用水量比例高，节约用水潜力较大。

（3）矿产资源

①矿产资源类型齐全，矿种众多；

②重要矿产，尤其是煤炭和金属矿产资源紧缺；

③非金属矿产资源分布广泛，大多储量丰富；

④小矿、贫矿、共生矿多，开采难度大。

（4）海洋资源

①资源种类繁多，包括海港、油气、海滨沙矿、海洋水产、海水化学、浅海、沿海滩涂、海滨旅游等资源；

②资源数量丰富，本区所有海洋资源的数量在全国总量中均占有大部分份额。

（5）旅游资源

①自然景观种类齐全，风景资源多姿多彩；

②人文景观丰富，名胜古迹众多；

③旅游资源质量高，景点组合好。

3）生态环境问题与自然灾害

（1）水土流失

东部地区是我国水土流失比较严重的地区。从自然因素看，受季风气候影响，干湿季明显，夏半年降水集中，且多暴雨，坡地分布广，容易发生水土流失。从人为因素看，开发历史久远、人口稠密、陡坡开荒种植、过量砍伐森林和放牧、开山取石修路，使表土裸露，稳定性受破坏。

（2）土地石化

土地石化发生于部分山地丘陵地区，由于滥砍、滥伐、滥垦和滥牧造成植被被破坏，水土流失致使土层由厚变薄，直至母岩裸露。

（3）土壤盐碱化

土壤盐碱化在内陆和滨海均有分布。内陆盐碱化出现在鲁西南地区，与现代黄河的高河床和历史上黄河频繁改道有关。滨海地区只有渤海南岸有一定碱化现象，其他地区都是盐化土壤，由海水的长期浸渍作用形成。

（4）环境污染仍较严重

随着工业、交通等事业的发展以及人口的增长，必将增加废水和大气污染物的排放量，致使环境质量逐步恶化。但是全区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尤其在近几年经济飞速发展的时期，环境质量的恶化速度有趋缓的势头。由于近几年环保意识的增强、科技的进步、先进生产设备的使用、“三废”排放定额的降低、处理能力的提高等环境保护工作的成果，使废污水和废气排放量的增长速度低于全区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但是，从全局看，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环境污染的问题仍然是相当严重的，决不能掉以轻心。

（5）自然灾害频繁

东部沿海地区地处海陆交汇地带，生态系统脆弱，灾害种类多、频率高、强度大、破坏严重，平均每年直接经济损失占全国灾害损失的一半左右。

①台风：热带风暴和台风，按习惯统称台风。台风及其伴生、次生的灾害包括狂风、巨浪、暴雨、洪水、滑坡、泥石流等一系列灾害，是沿海地区发生频率高、损失大的灾害类型。据1990年至1994年的资料，热带气候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　054亿元，死亡3　599人。登陆次数最多的是广东省，平均每年2.5次，其次是福建、浙江两省。

②暴雨：受海陆分布和地形影响，沿海地区暴雨多、强度大，往往导致洪涝、滑坡、泥石流等灾害，冲垮堤坝，淹没农田，泛滥成灾。年暴雨日数分布自南向北减少，广东省年暴雨日数6～10d，沿海8～10d。东部地区24h最大降水量均在300～400mm以上，广东沿海最高达600mm以上。

17.3.2　东部经济起飞的条件

张建平（2007）认为东部经济起飞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下面主要从国际环境、地理优势和资源条件方面进行分析。

1）国际环境

东部地区的开发、开放始于改革开放初期，正式起步在20世纪80年代，当时正处于世界范围内的产业结构大调整。经历了战后20多年高速增长的黄金时代，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波动，1973年暴发了石油危机，这些迫使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对产业结构进行大规模的调整和技术创新。西方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表现在使用节能技术和人造材料以减少原材料的消耗，并把高能耗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

以上述国际环境为背景，我国东部地区在改革开放政策的作用下迅速融入了国际分工与产业转移。20世纪80年代后期，西方和香港地区的制造业向深圳特区和珠江三角洲转移。当时，香港5万多家制造业工厂在深圳、珠三角地区和沿海其他地方建厂，招收内地劳力300多万人，是香港本地制造业劳力的4倍。通过这种“前店后厂”的方式实现了制造业生产基地的转移。

我国东部地区引进国外资金、技术及产业，发展外向经济，从而实现经济腾飞。

2）地理优势和人文资源条件

我国东部处于太平洋沿岸，具有很好的地理优势。东部地区尤其珠三角地区与经济较为发达的港澳台地区毗邻。同时，东部地区的港口城市如青岛、烟台、上海、广州、厦门等，在历史上就与东亚及世界各国有密切的贸易往来。因此，我们说东部地区位于我国东南沿海地带，海上交通便利，在经济上具有地理优势。

①基础设施方面，该区东南临海，海上交通便利。公路、铁路建设在历史良好的遗留基础上，加上新中国成立后又有了大的发展，陆路交通条件同样较为优越。其经济发展有着中、西部地区难以比拟的交通条件。

②在人文方面，东部地区的优惠政策、优厚待遇、良好的发展前景，都深深地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人才。改革开放后人们冲破束缚他们的劳动用工制度、人事制度、户籍制度等，形成了“孔雀东南飞”的壮观现象。最为典型的是深圳从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为百万人的大都市。

③在资金方面，东部地区优越的地理位置、优惠的经济政策吸引了大量的国内资金和外商直接投资。其中华人、华侨和海外同胞的作用不容忽视。

17.3.3　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综合优势

下面选择权衡（2007）、吴敬华（2007）、张建平（2007）和林凌（1998）的论点加以综述。

1）经济实力雄厚

东部地区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发展，已累积了较强的经济实力，成为支撑国民经济全局的战略重心区。东部地区2006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为56%，其加权平均增长率为13.9%，比上年加快0.7个百分点。无论是增长率还是GDP份额，东部地区都是全国GDP增长的最大贡献者。

与此同时，东部地区也确实为全国发展发挥了较强的先富效应和辐射作用，为全国实现共同富裕产生了较好的示范性。2006年东部的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接近1.5万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水平也显著高于其他地区。

2）市场规模巨大

从消费品零售总额看，东部沿海地区是中国的最大市场，尤其是以长三角和珠三角两个城市群为代表的城市，从计划经济转型的时间较早，市场化程度较高，已经或正在形成较健全的市场经济体系。人们的市场观念较强，中介机构较多，运作较规范，竞争较有序。

3）区域一体化和产业高度密集

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模式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经济增长出现区域化、一体化的特征，形成了以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区域一体化为标志的区域一体化和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态势和模式。

在东部，一大批经济集聚区与产业密集区已形成。钢铁、石化、轻纺、机电等一批带动产业结构升级的资金、技术密级型产业迅速发展，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初步形成。以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为核心的三大都市圈已成为带动全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核心区与产业聚集区，同时也成为世界最具发展潜力的制造业基地之一。目前，浙江已形成产值超过亿元的产业集群300多个，其中10亿～50亿元的90多个，50亿～100亿元的14个，企业约13万家，就业人数600万人，总产值占全省60%。

4）走向经济全球化和开放经济时代

东部地区发展模式的第二个基本特点就是率先推进改革开放，特别是能抓住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迅速推动地区发展融入全球化，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一是表现在进出口贸易快捷增长，成为该地区经济发展的引擎，二是积极引进外资，充分运用外资发展地方经济，在国际资本流动与国内劳力流动中充分发挥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形成了低成本运行的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外商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大约占全国总量的88%～90%。2006年我国进出口总额1.76万亿美元，其中90%源于东部地区。广东、江苏、上海、北京、浙江五个省市总额各超过1　000亿美元，广东继续位居首位，超过5　200亿美元。优先发展外资经济，以外促内，不仅可以外资和外贸带动经济发展，而且还能借鉴国外经验和国际惯例，从而加快市场化体制改革，并且以大力改善的投资硬环境和软环境吸引更多外资，提高外向型程度，这也是东部地区率先实现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5）金融活跃发达

东部地区人们金融意识较浓，保险、期货、外汇等金融体系较完善，上市公司较多，企业筹融资渠道较通畅。2005年金融业发展优势尤为突出。证券方面，北京、上海、江苏的股票筹资位居全国前列；全国各类金融资产总额37万亿元，东部聚集60%以上；保险方面，2005年全国保险公司累计保费收入4　925亿元，增长14.2%，东部增长16.4%。

6）创新资源丰厚

人才与技术优势十分明显。东部地区聚集我国绝大部分教育资源，2004年全国1　707所普通高校，设在东部的有759所，占总数的44.46%。最近几年我国高校毛入学率为19%，北京为50%。由于东部地区GDP总量大，形成了相对较充足的研发资金来源，加快了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步伐，为区域产业结构升级和率先实现现代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7）非公经济突出

东部的经济发展速度较快，还得益于所有制结构改革起步较早，非公经济在经济结构中所占比重较高，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较大。像浙江、广东、江苏等省市，非公经济不仅增长速度快，对GDP的贡献率较高，而且已从传统制造业进入高新技术产业，从竞争性行业进入基础设施产业。不少非公企业已发展壮大，注册资本金达1亿以上的已有几百家。由于非公企业产权明晰，投资者、管理者职责分明，能较好利用资源、降低成本、适应市场、提高效益。非公经济没有历史遗留的包袱，没有冗员和沉重的债务负担，具有较大活力和发展潜力，成为东部率先实现现代化的优势。

17.3.4　“十五”时期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回顾

国家发改委区域经济室（2006）提出下列的回顾总结。

1）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继续提高

东部地区凭借优越的区位，先进的体制、机制以及先发优势，特别是长三角、珠三角、京津等地区的部分行业和领域形成国内的优势地位，已经具备与国际市场竞争高低的实力和话语权。2005年东部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08　999亿元，占全国的比重为55.5%，比2000年提高3个百分点，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23　568元，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68倍，比2000年提高0.12倍。

2）产业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

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层次不断提升，整体竞争力和自主创新能力逐步增强。特别是分布在沿海一些大中城市、国家级和省级开发园区内的机械制造、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先进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的国际市场竞争力显著提高。2005年，东部地区三次产业比例为7.7∶51.6∶40.7，相比2000年，其中第一产业比重下降3.8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比重上升2.5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上升1.3个百分点。

3）固定资本投资保持平稳增长态势

“十五”时期，政府投资向中西部倾斜，并引导境内外投资向中西部集中，东部的固定资产投资保持平稳增长。2005年，东部固定资产投资达到45　569亿元，占全国52.3%，比2000年下降2.5个百分点，这体现了东部经济增长对于投资的依赖下降，更多地发挥消费和进出口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

4）城乡消费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全社会消费规模和水平不断扩大，在全国所占的比重继续提高

2005年，东部地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36　974亿元，占全国比重为54.4%，比2000年上升2.3个百分点。

5）进出口与利用外资继续占主导地位

“十五”期间随着我国入世后对外开放进程的明显加快，东部地区继续保持对外开放的领先优势，进出口贸易和利用外资的规模和增速均占全国的主导地位。2005年，东部地区进出口总额达12　782亿元，占全国比重为89.9%，比2000年上升1.8个百分点。实际利用外资向东部沿海地区的集中度进一步提高。

17.3.5　东部地区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经济增长中高投入、高消耗与低效益的情况非常突出

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经济增长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资源投入型而非创新驱动型的增长，因此无论资本的投入、资源的消耗以及劳动力的使用等，都表现出非常明显的粗放型特征。正是在这种模式下，东部地区过于片面追求增长速度，导致以下后果：土地不足、地价上涨；能源和原材料成本持续上升；水资源消耗严重，环境容量透支；人力资源成本上升，劳动力紧张的问题开始显现。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受到挑战。

随着民间环保意识和权力意识日益觉醒，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环境矛盾也日益凸显。江浙两省有关环保问题的上访案件已居各类信访案件的前列。星罗棋布式的工业化发展模式使污染源分布甚广，治理农村环境污染成了难题。由于近年来东部的产业结构开始向污染较重的重工业化转型，统计显示，在长三角16个城市中，选择石化产业作为重点发展产业的有9个。这无疑会使东部的环境矛盾更加突出。

2）土地供应不足，制约经济扩张

从2004年开始，国家缩紧了投资过热行业的土地供应，使我国东部沿海特别是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土地供应短缺。如北京市2006年上半年已安排供应土地700hm2，而实际需求量已超过4　000hm2。为了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和产出效率，山东省制定单位土地的投资强度东部要达200万元/亩以上，西部为120万元/亩以上。土地供应的紧张已严重制约东部区域产业的扩张，一些知名大企业把目光投向中西部。

3）经济增长投资驱动和政府推动非常明显，强势政府问题仍然存在

东部经济增长有两个特点：

（1）经济增长的投资驱动。尤其在东部一些地区，经济增长对于投资的依赖性较强，消费列于次要地位。这种增长方式使投资和消费的结构不合理，投资率高，而消费率则相对较低。一方面造成投资增长过快，容易引起经济增长的不稳定。另一方面，消费率较低，经济增长的成果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共享。结果是经济和收入增长较快，但是人们的生活质量并未得到明显提高，因为收入增加后很大一部分通过储蓄等途径进入投资领域。

（2）与此同时，高投资驱动增长模式的背后因素是政府推动。东部地区经济增长强调政府对于增长的干预，动员资源，甚至直接投资经济，尤其是强势干预，有时会破坏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甚至产生腐败乃至社会不和谐等问题。

4）经济增长的外资依赖性特征非常明显

整个东部地区乃至整个中国获得“世界加工厂”的美誉，但是必须看到，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外资，实际上也会带来负面影响。2008年产生的美国次贷危机给我国出口企业带来不少问题。

在国际制造业转移中，产业链和经济链的中低端迁移到了我国，主要资源消耗和污染链也相应转移到我国，而我们需要的转让技术却遭到转让国的谨慎对待或封锁。最终我们有可能会在一味强调引进外资的“热闹”中逐渐丧失自己的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而且我们也可能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利益或所得无几。

与此有关的还有一个问题是，外资经济发展产生的富民效应不明显。以沿海城市苏州为例，具有政府推动型和外资高度依赖型经济高增长，产生了高GDP，但是人均收入水平不高，原因是他们实施的是“打工经济”，而不是老板经济。另外，还由于依靠政府优惠或税收减免等吸引外资进入，也导致支付土地资源与环境方面的代价。

5）先富带后富以及为全国发展提供服务和示范效应都不明显

东部地区应属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先富起来的地区，应带动后富地区实施共同富裕。但是由于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等政策指导下，先富地区缺乏带动后富地区的体制、机制，因此先富带后富的效应实际上不明显。同时，从产业发展、技术创新、制度改革等方面为全国提供借鉴、示范的效应也不是非常明显。

6）技能人才短缺，产业发展受阻

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和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我国东南沿海三大制造业基地正全部面临技能型劳动力短缺的危机。有报告显示，三大制造业基地重点城市需要通过劳动力市场招聘的各类最紧缺人员约为52万人，而通过劳动力市场应聘这些紧缺岗位的求职者约为18万人，用人缺口高达34万。

7）第二产业相对发达，第三产业发展滞后

东部发达地区的产业结构普遍以第二产业为主，第三产业比重相对偏低，而且发展速度也慢于第二产业。东部地区第三产业发展滞后既有产业结构基础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受外商投资结构偏重于加工制造业的影响。第二产业发展过快不仅对东部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非常不利，而且这也是东部发达地区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面临土地空间不足、资源能源短缺、环境污染严重、人口负荷过重等问题的根本原因。

17.3.6　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优化对策

1）推进体制改革和创新步伐

以上海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和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为契机，率先推进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按照市场机制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消除行政区经济的恶性竞争；进一步加强区域在基础设施、市场开拓、产业发展和企业联合等方面的资源整合和优化配置，壮大整体区域经济实力。

2）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率先落实科学发展观，更加注重节约利用土地、水、能源等资源和环境保护。发展都市型、城市型现代农业，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提高资源特别是土地、能源的利用效率。加大执法力度，降低主要污染和能耗指标，从而切实加强生态环境保护，遏制耕地过度消耗和环境污染加剧的趋势；改善人居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完善环境标准，提高环保和能耗门槛，以及规定单位面积土地产值标准政策，引导转移占地多、消耗高的加工业和劳动密级型产业，提升产业层次和经济增长质量效益。

3）率先转变外贸、外资的增长方式

（1）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和质量，把注意力真正转移到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优化结构上来。

（2）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尤其在当前国际经济形势疲软的情况下充分运用国际市场分工和比较优势，进一步提升我国企业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国际竞争力。

4）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促进内需和消费

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合理调整宏观国民收入的分配关系，适当提高城乡居民个人收入和社保福利增长，促进内需，增加城乡消费。同时合理调整内外资发展的结构，在改善外资发展的基础上，要毫不动摇地发展国内非公有制经济，尤其要扶持中小企业，通过经济增长，不仅克服当前国际经济衰退的影响，也是实现富民与和谐的长久之计。

5）促进产业转移和升级

发挥产业配套好和技术水平高的优势。优先发展以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材料等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和具有比较优势的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主动引导劳动密集型和一般低附加值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抓住全球产业重组和企业并购活动的时机，改善和提升外向型经济水平。在度过当前困难的基础上把利用外资的重点逐步转向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上。

6）服务全国，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东部地区需要在服务全国中发展自身，拓展发展空间。在工作进程中要正确处理区域竞争与合作的关系。

（1）政府援助战略：必须继续加大东部地区对口资源和帮扶协作的工作力度，针对西部和边疆贫困地区实施转移支付，配合国家扶贫战略，为构建和谐社会做贡献。

（2）功能辐射战略：发挥东部大型城市如上海等综合服务功能，发挥东部大城市具有的先进理念和国际经验的示范效应，积极引领和催化中西部地区新一轮工业化和城乡化互动的进程。建议可以通过学习、交流挂职等形式。

（3）要素供给战略：发挥东部人才、资本、技术、信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为促进长三角一体化、西部大开发等提供各种要素供给和技术支持，特别要通过制度创新，加速东部大城市在生产要素供给方面更好地服务全国。

（4）产业联动：东部的先进制造业重点在两方面可服务于全国。一是提供尖端装备、高科技的原材料和先进技术，二是西部企业为东部先进制造业提供配套生产的机会。现代服务业服务全国，关键在于通过发展有高人力资本含量、高附加值和高科技含量的现代服务业，为中西部的城市结构升级和功能优化提供经验借鉴。

17.3.7　江浙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现状和对策

钱方明（2006）提出：

1）改革开放对江浙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影响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江浙地区提高了可持续发展能力。中国科学院发布的《2006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显示，浙江省、江苏省可持续发展能力分列全国第四、五位。在开放条件下，江浙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升主要通过以下途径实现。

（1）加快区域物质资本的积累

江浙地区通过扩大开放，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发展经济，加快资本积累。2004年，江浙地区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已占全国的31.0%，外贸出口额占全国的24.5%。1985年至2004年两省的物质资本积累迅速增长，固定资本存量分别增长9.3倍、15.7倍。物质资本的快速增长为江浙地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2）促进区域人力资本的积累

两省大力引进短缺、紧俏、急需的各类人才，人才资源迅速增长。1993年，江苏省专业技术人员172万人，2003年增加至261万人，10年增长52.86%。

（3）提高区域自立创新能力

两省在实施“科教兴省”战略时，充分利用国内外科技资源，加强与上海、北京等地科研院所的科技交流与合作，通过项目投资、合作建立科研基地、组建科技型企业、挂职锻炼等形式，推动技术创新，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化。两者还利用对外开放的优势，在各个层次上接受国外技术转移和扩散，通过消化吸收，不断提高自立创新能力。

（4）促进区域制度创新

两省政府大力推进政府审批制度的改革，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许多领域制度创新一直处于全国的领先地位。制度创新激发外资和民营经济蓬勃发展。开发区已成为江浙引进资金、技术、人才的重要载体。在开放条件下，江浙地区文化与移民文化、海外文化的碰撞、冲击和融合实现了文化的创新。开发激发了江浙居民的竞争意识和创业精神。近年来，江浙地区的资源和环境压力越来越大，地区加快环保方面制度创新的力度有力地保证了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江浙地区可持续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江浙地区可持续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1）环境问题

随着工业快速发展，环境排放总量也呈现较快的增长趋势。2004年江浙两省合计“三废”排放量在全国占较高比重，分别为15.49%、12.41%、5.82%。其中废水和废气排放量相对较高，而固体废物排放量相对较低，这反映了江浙地区的产业特点，但其比重小于GDP占全国的比重。江浙两省“三废”治理费用比重相对较高，废水、废气的治理费合计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17.21%、11.89%，说明两地环保政策力度较大。

（2）资源问题

近年来，江浙两省的土地、能源、人才、水资源等要素短缺问题日益严重，已制约了可持续发展，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面临经济增长的极限。

①土地：江浙地区人均耕地面积相对较少，工业化进程中耕地不断减少。江苏省1980年至2004年耕地面积减少652万亩，其中国家基建占地268万亩，24年间耕地减少量相当于1980年耕地面积的14%。浙江省24年间耕地减少量相当于1980年耕地的7.2%，2004年人均耕地仅为0.52亩/人。土地要素约束已成为江浙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瓶颈。

②能源：江浙两省能源矿产缺乏，一次能源基本靠外省调入。1990年至2003年江苏工业用煤炭消耗量从4　724万t增加到11　542万t，增长1.44倍。1990年至2004年，浙江煤消耗量从1　961万t增加到9　209万t，增长3.7倍。造成江浙地区能源紧张的主要原因在于工业快速增长产生的需求，以及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经济增长方式。

③人才：尽管近年来江浙已吸引了大量外地人才，但对于经济发达省份来说，人才的缺乏仍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从总体看，两省人均受教育水平在全国并不处于领先地位。2000年浙江省初中以上受教育人口比例的所有指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扫盲班、小学人口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05年，江浙两省平均受教育水平分别位于全国的第21位和第19位，不利于两省的可持续发展。

以上分析表明，江浙两省如继续沿袭传统经济增长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源难以支撑，环境难以承载，经济发展将不可持续。

3）开放条件下江浙可持续发展的途径

（1）提高开放型经济质量

应当转移到以全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上来，加强环境与生态保护，提升开放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和综合竞争力。

①完善贸易、技术和产业结构互动机制，促进产业结构的高度化。

②在引资战略上，从原来以资本形成为重点向以提升产业结构为重点的战略转换。将招商引资与区域特色结合起来。

③鼓励企业“走出去”，为区域产业结构调整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努力构建区域竞争优势。

（2）建设区域创新体系

①以特色产业集群为突破口。在特色产业集群中构建有效的科技创新平台是加快构建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切入口。

②培养区域创新主体。形成良好的创业氛围，推进企业、高校、科研、中介、金融机构、政府等主体良性互动。发展技术、信息、咨询、管理、融资、法律各类中介服务，为创新主体提供创业环境。

③扩大科技领域的开放。扩大与国内外的科技合作领域，引进、利用国内外科技和资力资源，快速提升产业的创新水平。

（3）建立可持续发展制度安排

①完善行政考核体系。加快考核制度创新，按照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加快推广绿色GDP指标体系，把反映能源、环境、教育等状况的指标纳入干部考核体系。

②建立绿色经济制度。即建立绿色经济和发展的一系列规则和考核指标的制度框架。加大各种资源利用和环保的监督管理及法制力度，保障相关法制和行政措施落实。

③推进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的市场化。完善资源价格市场形成机制和环境资源有偿使用及补偿机制，体现“污染者负担、治理者受益”原则，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④形成保护企业家经营成果的制度安排。在国家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任何公民和企业为自身利益最大化而进行的经营、技术和制度创新都应得到尊重和保护。

（4）形成共识的社会机制

①地方政府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第一推动力。政府应制定相关规划，确定区域可持续发展目标。在节约型社会建设中，发挥引领、示范和表率作用，承担全民教育和培训干部的任务，强化他们持续发展的理念。

②社会公众的参与和强大的精神动力，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公众参与可使他们自我约束，在人口生育、节约资源、环境保护的执行和对政府和企业的监督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③企业是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当企业能在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约束自己的外部不经济，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就有了基础和保证。政府的推动和社会公众的参与有利于引导企业树立经济与环境双赢的发展理念。

17.3.8　北京独生子女家庭的生育意愿

马小红等（2008）通过2006年对北京城市独生子女及其父母生育意愿问卷的调查，并比较2002年同项研究，得以进一步证明了北京独生子女意愿生育水平偏低，调查对象中半数希望生育一孩，“双独”家庭二孩生育意愿并不强烈。不过，调查统计显示，随着独生子女年龄的增长、实际婚育的发生，独生子女的意愿生育水平有较明显的上升。

1）研究背景

目前北京已形成庞大的独生子女群体，据推算，到2005年户籍人口独生子女总量达200万，约占同龄人口比重的2/3，并从21世纪初陆续进入婚育期，成为生育的主体。因此，21世纪前二三十年独生子女间结婚的“双独家庭”将越来越多，符合“双独”生育政策的二孩生育亦将呈现上升趋势。

20世纪60年代，由于历史原因我国曾出现较大规模的补偿性生育，形成特有的人口生育高峰。由于人口增长特有的惯性，21世纪前20年将可能形成新一轮出生人口数量的小高峰，同时这个小高峰将与“双独二孩”生育高峰同期而至。这一生育波动的峰值将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80年代后一代独生子女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选择。

2）研究重点和方法

以独生子女家庭户作为调查对象，研究在“一孩政策和双独政策”的双重影响下，独生子女尤其是“双独家庭”在生育孩子数量、生育规划偏好和生育时间等方面的意愿，影响其生育意愿的因素，生育意愿和行为选择对北京市未来人口变动趋势产生的影响和问题。

本次调查对象是有北京城市户口的20岁至34岁独生子女和共同居住的父母，聘请专业调查公司对对象进行入户问卷访谈调查，时间为2006年8月至11月，共计回收有效问卷2　608份。

3）主要调查结果

（1）独生子女的生育意愿

理想子女仍以一孩为主，意愿生二孩者仅占1/4；不存在男孩偏好。

（2）“双独”家庭的生育意愿

“双独”政策适用群体没有显示明显的二孩生育意愿；对二孩生育间隔没有明显的倾向性。

（3）影响独生子女生育意愿的因素

经济负担成为生育选择的主要因素；在生育行为上显示了更强的主体意识。

（4）独生子女父母对子女生育二孩的愿望

父母希望儿女生育二孩的比例明显上升；不存在男孩偏好，呈现一定程度的女孩偏好。

4）基本判断与对策建议

（1）独生子女意愿生育水平有所上升，但仍保持较低水平的生育选择。

据调查推测，北京市“双独”政策的实施以及“双独”家庭的增长不会导致人口出生率的大幅上升，虽然人口结构导致的小高峰和“双独”家庭生育二孩存在叠加效应，未来10余年北京市户籍出生人口将有所回升，但上升幅度有限，生育水平变动不会超过2002年调查所做的预测和推断，总和生育率仍将保持在低生育水平。

（2）“双独”家庭二孩生育对缓解北京市老龄化具有积极意义，建议政府鼓励“双独”家庭生育二孩。

北京市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在1.3以下已持续近20年，20世纪90年代开始进入老龄型社会，目前老年人口特别是独生子女家庭养老面临的问题日益突出。据北京未来50年人口变动趋势预测的研究，即使未来几十年北京保持300万～400万流动人口规模也无法缓解首都人口快速、严重老化的严峻趋势。

经预测研究显示，北京市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若提高0.2，在未来几十年可以降低老龄化水平约两个百分点。“双独”政策的实施不会导致北京人口出生率大幅上升，从长远看对缓解人口老龄化有积极意义，建议政府采取相应措施，使“双独”家庭充分了解“双独”生育政策对于缓解人口结构老化的意义，鼓励“双独”家庭生育二孩。

（3）建立有效沟通机制，为政府部门和公众提供信息服务。

在妇幼保健机构、幼儿园、小学等公共设施的配置上采取相应措施，同时应将人口变动的趋势以有效的形式告知公众，并采取奖励政策使公众适应调整生育计划，起到“削峰填谷”的作用。

（4）对郊区县进行计划生育意愿补偿调查，建立生育意愿跟踪研究机制。

17.4　东北振兴

东北是我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新中国成立以来为我国的经济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在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严重影响了老工业基地与人民生活的发展。继西部大开发之后，中央又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部署，这不仅为东北地区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性发展机遇，而且是在我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行东西互动的重大举措。

图17-9　东北地区示意图

源自：郐艳丽，2006.

17.4.1　东北地区概况

1）自然条件

东北地区包括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地区（即赤峰市、通辽市、兴安盟和呼伦贝尔市），土地总面积约为124km2，人口为1.19亿（见图17-9）。

东北地区是片富饶辽阔的大地，山环水绕，沃野千里。东北大平原是我国最大的平原，拥有全国最多的可垦荒地资源。东北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广阔的海域和海域资源以及浩瀚的“林海”，还有最好的草原。东北还有种类繁多的珍稀野生动植物，特产资源极其丰富。东北地区矿产资源也较丰富，主要矿种齐全，其中主要矿产有铁、锰、铜、钼、金以及稀有元素等，非金属有煤、石油、油页岩、石墨、石棉等。这些资源在全国都有重要地位。

2）工农业基础和历史贡献

钢铁工业是东北工业的基础。以鞍钢、本钢为主，东北地区建起了包括大连钢厂、抚顺钢厂等在内的全国最大的钢铁工业基地。机械制造工业是东北工业体系的核心。以沈阳、齐齐哈尔为主，形成机床、重型机械生产基地，以长春、大连为中心形成机械制造中心，能生产汽车、内燃机车、船舶、拖拉机等。东北地区利用资源优势，建立了能源生产基地和化工工业基地。

东北有我国最大的林区和最好的草原，也是全国最大的商品粮生产基地。

东北是中国工业的摇篮和支撑国民经济增长的第一代主导地区。新中国成立之初，选择了一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国家投资建设的156项重点项目中，有54项安排在东北三省，使东北成为我国发展最早、规模最大的重工业生产基地，其中设备和原材料生产尤为突出。东北的原油产量占全国的2/5，木材产量占1/2，汽车产量占1/4，造船产量占1/3。东北老工业基地是新中国工业体系形成的象征，是新中国工业人才的摇篮，东北曾为全国作出过重大历史性贡献。

17.4.2　东北地区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

王济林（2005）认为东北地区经济存在下列四个方面的问题。1）地区经济增长缓慢，出现相对衰退现象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北地区由于改革开放严重滞后，国有企业缺乏活力，而民营经济和外商投资经济发展缓慢，导致地区经济增长不景气，甚至出现相对衰退的迹象，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竞争力不断下降，市场份额急剧减少。在1981年至2001年间，东北地区制造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仅有7.6%（按当年价计算），而沿海新兴工业区（粤、闽、苏、浙、鲁）为14.8%。东北地区工业增加值占全国各地区总额的比重也在迅速下降。

2）国有企业比重高，职工下岗和就业问题突出（1）国企比重高，产权结构单一。2003年，国企总产值占全部工业的比重为67.5%。（2）垄断性和基础性行业比重高，赢利能力低，对资源的依赖性大，产业转型难度大。（3）国企效益较差，资产负债率高。辽宁省地方国企1　507户中，资不抵债的企业有308户，平均资产负债率为135%。

（4）国企包袱沉重。一是办社会机构7　183个，职工49.1万人，企业补助支出153亿元。二是办“大集体”多，且大多为亏损企业。

（5）大批职工下岗，失业率增加，就业压力大。由于国企机制不活、人浮于事、技术和设备老化等原因导致生产效率低下、生产竞争力不足、大批职工下岗。辽宁省国有、集体企业离岗职工达150万人，阜新市2002年下岗失业人员15.2万人，占市区人口的20%。

3）资源型城市资源枯竭，缺乏接替产业，亟待产业转型

东北地区拥有一批结构单一的资源型城市。一方面这些城市在经历多年大规模开采后，大都面临资源枯竭的问题。目前，大庆油田的可采储量只剩下30%，仅有7.45亿t，到2020年年产量只能维持2　000万t。另一方面，这些城市大都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短，缺乏接替产业。例如，在2002年工业增加值中，大庆市非油产业只占5.9%，伊春、大兴安岭两地非林产业只占1/3。目前这些城市大都面临沉重的产业结构转型和就业转移的压力。

4）不良资产和不良贷款比例高，信用等级低，企业融资困难

一是国有企业不良资产比例高。目前辽宁国企不良债务达2　921亿元，其中欠银行1　891亿元，欠政府900亿元，欠职工130亿元。二是银行不良贷款比例高。企业恶意逃避债务现象严重，加上体制和政策等方面原因，导致近年来东北地区的银行不良贷款居高不下，呆坏账比例较高，金融风险加大。这样就严重影响了企业尤其是民营中小企业的融资，增加了企业融资成本。

17.4.3　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问题

（1）天然林资源长期过度开发引起的生态环境恶化。原始森林持续大量采伐使大小兴安岭森林锐减。林业用地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8　111万hm2减少到20世纪末的6　710万hm2。森林长期过度采伐导致生物多样性减少、水土流失日益严重、湿地面积萎缩，这些潜在的生态危机已逐步显现。

（2）矿产资源开采引起局部区域生态环境问题突出，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东北资源的开发和资源型城市的发展，经历的是重生产轻生活、重产业轻城市、重经济轻生态的发展轨迹。长期累积形成的环境问题比较突出。抚顺、阜新、本溪、沈北等城市的煤田开采区造成地面沉陷90余处，总面积258km2。资源开采产生大量矸石、垃圾，其堆放造成土地占用和地表生态破坏也非常突出。

（3）城市地区存在多种生态问题，如水、大气、固体废物污染以及郊区农业发展引起的点、面源污染。铁岭、沈阳等城市的河流水质污染严重。辽河水系全河段均为V类水质，属重度污染，失去利用价值。矿区土地复垦比例低，需引起重视。

（4）农业可持续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20世纪以来大规模农业开发，使土地退化严重，黑土流失加剧，土壤肥力下降。近40年来，松辽平原荒漠化每年以1.4%的速度发展。盐碱化土地面积占区域总面积的19%。三江平原经多次大规模开发，垦殖率由7%增至2003年的39%，湿地面积减少72%，引起生物多样性降低、土壤肥力下降、旱涝灾害频繁发生。东北西部水土流失也较严重。

（5）草原生态退化严重。东北西部和内蒙古东部的草地退化面积在40%～80%之间，近年来退化趋势不但未能得到遏制，而且还在迅速恶化。“重治轻管”是草地退化无法得到遏制的原因之一。

17.4.4　“东北振兴”战略的启动、成效和存在的问题

在“振兴东北”的国策出台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半年之内曾两度到辽宁做调查研究，除夕之夜，他到辽宁阜新一煤矿矿井下和工人一起过年。当温家宝第二次到辽宁考察时，其经济意义已经凸显。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支持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加快调整和改造，支持资源开发型城市发展接续产业”。2003年10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下发了《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了国家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目标、总体思路和政策措施。

1）成效

国家出台一系列支持东北振兴的政策，东北地区以前所未有的大手笔、大动作推动振兴，既显现出当期效应，又为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经济步入快车道

一是经济增长速度加快，与全国的差距逐步缩小。2005年，辽、吉、黑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为12.3%、12.0%、11.6%，比2003年分别加快0.8、1.8和1.4个百分点。2006年前3季度三地区生产总值增速为13.0%、13.7%和11.6%，继续保持较快增长。

二是粮食产量连创新高。2005年，东北三省粮食总产量达1　586亿斤，在2004年大丰收基础上增产38亿斤，创历史新高。

三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显著。2004年、2005年，东北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分别为33.5%和39.3%，比全国平均高5.9和12.1个百分点。

四是居民收入增长较快。2005年，辽、吉、黑三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12.8%、10.8%、10.7%，比同期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增长率（9.6%）高3.2、1.2和1.1个百分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也分别高于全国水平。

（2）内在活力得到激发

国有企业改革进展很大，仅2005年，辽宁国有工业企业股份制改造达60%以上，2005年东北地区国企比2003年年底减少近500户，资产总额增加1　500亿元。2005年9月，鞍钢与本钢成为联合重组，具备年产钢2　000万t、销售收入1　000亿元的水平。在国企发展壮大的同时，民营经济也在迅速崛起，修正药业、忠旺铝材等一批在全国著名的民企成为经济生力军。

（3）对外开放取得突破

2005年东北三省实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57亿美元，在2004年增长51%的基础上又增长89%。截至2005年末，共有17家外资银行在沈阳和大连设立了分行、代表处。

（4）中心城市和县域经济同步发展

辽宁省出台“五点一线”沿海重点发展战略，沈北新区正式成立，铸就了东北中心城市的桥头堡。黑龙江省创立了包括哈尔滨、大庆、齐齐哈尔以及安达、肇东市的哈大齐工业走廊。东北三省出台支持县域经济发展的政策，使县域经济得到突破性发展。

2）存在的问题

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衡量东北地区的发展还存在以下问题：

（1）依据资源基础所形成的传统产业优势与本地资源保护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建设“重要原材料基地”的战略受资源不足的制约，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突出，资源枯竭、接续产业基础薄弱、就业问题交织体现在资源型城市以及某些工业城市中。

（2）产业结构调整任务艰巨。目前存在的偏重型产业体系在结构转型、规模扩张、技术升级等方面面临诸多困难，企业发展的社会负担和体制障碍突出；新兴产业能力不强。主导行业发生一些变化，仍未摆脱对以原材料为主的传统产业的依赖；装备工业有一定优势，但并不突出。东三省主导产业竞争力排名在国内多在10位以后，国际竞争力更弱。

（3）区域创新能力和经济竞争能力不强。虽然地区城市化水平较高，但是城市经济竞争力不高，即使辽中南地区，其经济实力、国际化等方面与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地区存在明显差距。

（4）虽然农业在全国的地位越来越强，但基础不稳，产业化发展缓慢，现代农业体系还未形成，农业与工业发展的相互支撑关系还不强。

（5）局部地区生态环境问题突出，恢复与治理的任务较重。

17.4.5　东北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目标、原则和对策

1）目标和基本思路

王洛林（2005）认为，对于东北资源型城市来说，其主要目标是通过调整改造和产业转型，改变过去长期形成的以资源开采为主的单一经济结构，逐步建成产业适度多元化、市场竞争力较强、人居环境良好的新型产业基地。当前，重点是以扩大就业和提高竞争力为核心，大力发展接续产业，积极培育新兴产业，走适度多元化的道路。

总体上讲，当前资源型城市实现产业转型的基本思路是：①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促进资源型城市的再工业化，而不能单纯把转型的重点放在农业和第三产业方面。②积极发展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培育接续产业，处理好资源性产业和非资源性产业的关系，促进产业结构的多元化。③以科技进步和制度创新为动力，以提升产业竞争力为核心，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实现高起点产业转型。④新兴产业集群的培育应遵循凝聚区域优势、外引内联的原则，利用产业集群理论择优发展。对于资源枯竭城市应实施“再开发”战略，既改造传统产业，又开辟新的产业；对资源未枯竭城市应以资源产业链的延长为重点，同时培育其他产业。⑤加强资源和环境保护，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创造良好的人居环境，走新型城市化道路。为此，在产业配套、管理、科技创新、人才、就业培训和对外开放等方面，东北资源型城市应进行相应的调整和配合，以便为实现产业转型创造有利条件。

2）对策

（1）产业转型的相关政策法规。产业转型应实施分类调控和差异性“反哺”机制的政策；鼓励发展接续产业，扶持并促进非资源性中外企业的快速发展；对已进入衰竭期的城市，考虑设立衰老报废矿山转产和技改基金，提高单一资源型城市的财政转移支付比例；对仍可较长时期持续开发的城市，从中央财政提留一定比例给资源型城市，专项用于优化产业结构，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制定《矿地复垦法》和《资源枯竭型企业关闭条例》等法规条例。

（2）发挥产业政策的援助功能。①运用适度的产业援助政策，为传统产业的退出和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支持。②改善投资环境，放松市场准入，培育新经济增长点，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③加快国有企业改组改制，重视对新型中小企业的扶持作用。④高度重视企业在发展接续产业中的作用。⑤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帮助资源型城市减轻“企业办社会”的沉重负担。

（3）建立稳定、规范的财政转移机制。国家应重建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增加对资源型城市的财政援助。①建立透明和可监督的财政转移机制，多渠道筹集产业转型资金。②理顺价格形成机制。政府应以理顺煤炭价格为突破口，加快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让市场价格能真实反映供求关系和生产成本，让资源型产业有自我“回哺”的能力。③国家应加大资金投入，解决资源型城市包括地面沉降、固体废弃物堆放、水资源的污染等在内的特殊生态治理难题。

（4）加强勘探工作和资源的深部开发，寻找新的资源开采地，延长矿山的服务期限。

（5）建立国家对城市产业转型的科技支持体系。这一支持体系包括：用高新技术培育接续产业，建立一批有特色的工程技术中心，建立资源型城市科技创新制度，开展城市产业转型科技服务计划，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发展，加大科技对现代农业的支持力度。

17.4.6　资源枯竭型城市产业转型的定位：阜新经验剖析

全国有50多座资源型城市正在或即将面临资源枯竭问题。2001年煤炭城市辽宁省阜新市被确定为全国第一家“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城市”。

张玉杰（2007）提出，阜新市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可采煤炭的减少，整个城市面临“矿竭城衰”的局面。煤炭减少到可采量3.3亿t，10年后主体矿井将全部结束生命。阜新已成为辽宁省最困难地区，是全省唯一受补贴城市。2005年，全市生产总值142亿元，是全省唯一未超过200亿元的市。人均生产总值7　803元，为全省平均水平的40%，人均水平在全省最低。现有地方工业几乎都是中小企业，2005年人均财政收入不到220元。人均可支配收入距离全省平均水平还差2　500多元。贫困人口发生率全省最高。城镇低保人口占市区人口23%，农村贫困人口占全省21%，下岗职工持续增多，2000年为15.6万人，2005年上升到17.6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6.6%。

1）阜新市产业转型定位的选择（孟韬，2008）

（1）转型条件

首先，从产业基础看，阜新的重工业基础雄厚，很早就是煤电生产基地，国家“一五”时期，就有4个能源重点项目安排在阜新。一些“非煤产业”也都依附煤炭行业，如机械加工、矿建、电力、建材等，煤炭资源的衰竭使其他产业的发展也受到很大制约。

其次，从区位条件看，阜新东临省会沈阳，南靠渤海，北接内蒙古，西与锦州港、京津相连。阜新铁路线可直达北京、上海、天津、沈阳、大连等地。高等级公路至沈阳170km、至锦州148km。

再者，从自然条件看，阜新属大陆性气候，为半干旱地区，降水较少，森林覆盖率低，水土流失严重。从1999年开始连续5年持续干旱，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阜新现有耕地564万亩，草地面积106万亩，正常年份全市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约为15亿kg，农业劳动力年人均粮食产量为3　125kg。阜新的风力资源丰富，畜牧业发展条件也较好。

（2）接续产业和替代产业的选择

阜新市政府认识到：仅依靠国家投资与政策不能解决阜新的困难，必须树立起新的主导产业，实施产业转型。阜新市在确定产业转型定位时优先考虑了扩大就业的原则，把发展现代农业及农产品加工业作为主导替代产业。同时，也围绕着煤的深加工、煤的共生与伴生资源的开采利用来发展接续产业。

阜新现代农业的发展也出现一些问题。一些农业园区经济效益下降甚至关闭，许多园区内经营农业的失业矿工离开园区。这存在多种原因：一是失业矿工缺乏种植养殖技能，二是缺乏销售经纪人或中介组织，三是非典型性肺炎、禽流感影响农产品销售，四是阜新严重缺水，限制一些作物种植，也造成种植成本提高。从2004年起，当地产业转型已调整到农产品深加工产业，不再提现代农业。市政府将2006年定为阜新的“工业年”，重新提出“工业立市”的口号。

另一方面，在接续产业方面，有三个方向：

①向上游延伸，经营与煤共生、伴生的资源，使现有的资源价值得以充分利用，实现煤层气产业化、矿井水产业化。

②向下游延伸，加大对煤焦化、气化、液化的深加工，发展煤电、煤化工和煤矸石的利用。

③异地资源的开发利用。在国家发改委支持下，阜新矿业集团正在内蒙古银花煤田建设煤电一体化项目，总投资108亿元。该集团也积极寻求在尼日利亚和孟加拉开矿、办矿。

2）以实现再就业稳定经济转型

2005年以来，阜新各级领导干部采取包户等措施，积极援助“零就业家庭”的成员就业，使4.2万各成员走上就业岗位。根据实际条件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培训，并对下岗职工子女免费培训，使他们就业、摆脱困境。全市形成市、县、街道和乡镇的劳动力市场网络。加强社保和救助体系建设，21万退休职工养老标准有所提高。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向失业保险并轨工作基本完成。处在“低保线”以下的城镇困难居民享受到了最低生活保 障，实现了应保尽保，使困难群众得到了有效救 助。

17.4.7　东北地区生态环境建设要点

金凤君等（2006）对东北地区生态环境建设提出以下建议。

（1）中部区域生态与环境建设重点应突出辽中等城市化地区环境的综合治理，松辽平原农业的面源污染治理与土地退化防治。

①统筹规划，对松、辽流域污染进行综合治理。

②多途径改善城市的生态环境。继续控制城市工业废水达标排放，加强城市内河水污染的治理力度；控制煤烟型污染，增加废气治理设施，提高城市清洁能源的比例；禁止在城市近郊新建严重污染大气的企业；大力发展公共交通，逐步提高并执行机动车污染物的排放标准。

③加强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农业区通过营造农田防护林来防止水土流失，增施有机肥改良土壤。郊县实行农业清洁生产，加强农业污染控制和重点区域治理，建立绿色食品原料、加工基地。

（2）东部—北部区域重点是森林生态的保护、资源型城市生态的治理和三江平原湿地的保护。

①持续实施天然林保护工作，进行森林生态建设。大兴安岭区北段、小兴安岭地区防治水土流失、保护物种资源、抚育森林资源是今后生态系统资源开发和利用工作的重点。

②加强三江平原的保护。首先考虑湿地保护，建议国家调整区域开发政策，加大保护力度。其次，低山丘陵应以森林抚育更新为主，禁止农垦，岗坡平缓地和平地可以农垦和相应发展畜牧业，营造农田防护林，实现绿色农业。

③加强资源型城市的生态管理。未来重点应是加强矿区土地的复垦与综合治理。加大对矿山废渣、煤矸石等固体废弃物的综合处理与利用，发展循环经济。对城市环境进行综合治理。在有条件的矿区进行农业生态园、生态养殖业、旅游基地等工程建设。

另外，可通过经济发展和转型促进生态环境的改善。一是依据资源储量确定合理的资源开发量，二是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发展相关产业，三是发展完善的配套产业。

（3）西部区域环境建设的重点是遏制草地退化和水土流失。

①加强草地的管理。改变靠天养畜的习惯，调整畜草关系，强调人工草场和饲料基地的建设，防止草原进一步沙化，完善防护林，适当退耕还草，这些都是生态建设的重要内容。

②对辽河流域水土流失进行治理。

17.4.8　辽宁阜新以城市全面发展体现经济转型

（1）表现在生态环境建设上，积极贯彻国家退耕还林的政策，实施“三北四期”造林、绿色通道、防沙治林、农田林网、矿区绿化、村屯绿化等一系列工程。“十五”期间植树造林的面积相当于“九五”前全市全部有林地面积，其中退耕还林70万亩，森林覆盖率比2000年提高8.3个百分点。

（2）表现在城市环境建设上，2000年以来，共投入基础设施建设资金12亿元，88条城市街道得到改造；建设了广场、游园等一批改善城市面貌的工程；城市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场投入使用，投资1.2亿元治理细河城市段。

（3）表现在群众生活环境建设上，2002年以来，投资11.8亿元治理采煤沉陷区，新建5个楼房小区和5个平房小区，总建筑面积达92.9万m2，18　333户采煤沉陷区居民得到搬迁安置。全市221万m2棚户区已全部完成拆除任务，累计开工建设回迁楼272万m2，已有8　300多户棚户区居民喜迁新居，近4万户居民得到搬迁安置。

（4）表现在矿区环境建设上，完成了矿区绿化5万亩，启动了海州矿排土场和西排土场复垦项目等矿区矸石山复垦治理工程。治理后的海州矿15km2排土场已成为阜新绿色屏障，启动了海州露天矿综合治理工程，露天矿大坑开发被国家列入第一批国家级矿山公园规划（张玉杰，2007）。

17.5　中国四大板块经济生态发展态势的比较分析

17.5.1　中国四大板块区域的科学发展状况和对策

1）区域科学发展指数的基本内容

区域科学发展指数，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根据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和任务，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结合区域经济实际，充分考虑数据的直观性、准确性、可比性和连续性，于2000年开发设计的、全面评价一年之内各地区在落实科学发展观方面所取得的进展的一套定量工具。

2008年中国区域科学发展研究课题组对这套评价体系进行适当调整，它包括四个分指数和一个总指数。

四个分指数分别是：

（1）经济增长指数具体考查三个方面的内容，即地区生产总值增长指数、人均GDP水平指数、税收占GDP比重指数。

（2）环境友好指数具体考查两方面内容，即经济增长消耗了多少能源、水，占用了多少土地，即单位GDP的资源消耗（物耗指数）；经济增长排放了多少污染物，包括水、大气和固体废物污染，即单位GDP的污染排放（污染指数）。

（3）协调发展指数包括五方面内容，即居民收入和GDP协调指数、公共服务支出指数、社会保障指数、就业增长指数、收入分配指数。

（4）潜力增长指数也有五方面的内容，即：科学创新指数、物质资本指数、固定资产投资中外资占比例指数、基础设施指数、劳动力素质指数。

2）四大区域板块的科学发展状况

（1）区域科学发展指数

总指数及四个分指数参见表17-15。

表17-15　四大板块的区域科学发展指数（2006年）

注：①由于各指数均由下一层指数标准化后加权而成，不同指数之间无法做绝对意义上的对比（如东部的环境友好指数高于经济增长指数，并不表明东部环境友好状况好于经济增长状况）。

②全国与四大板块的数据皆由单个省份的数据算术平均而得。

从区域科学发展总指数看，东部地区得分最高，达到6.18，东北地区次之，为4.31，中部地区排第三，得分为3.95，西部地区最低，为3.44。

从各板块看，东部地区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与其他区域相比，在经济增长、环境友好和潜力增进三方面都有比较明显的优势，但在协调发展指数上，东部地区的得分落后于东北和中部地区，说明对于东部地区而言，要更为注重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协调程度。

（2）区域科学发展分指数

①经济增长指数

四大板块的经济增长指数结果参见表17-16。

表17-16　四大板块的经济增长指数（2006年）

从上表可以看到，东部地区在经济增长方面的三个分指数都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中部和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三个指数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东北地区除地区生产总值增长指数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外，其他两个指数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说明就2006年经济增长指标看，东部地区优势十分明显，而东北、中部及西部地区都面临进一步提高速度和质量的重任。

②环境友好指数

四大板块的环境友好指数结果参见表17-17。

表17-17　四大板块的环境友好指数（2006年）

表17-15～表17-17均源自：中国区域科学发展研究课题组，2008.

与经济增长指数的结果类似，2006年东部地区在经济增长的环境友好程度方面明显高于其他三个地区。东北、中部和西部的环境友好指数大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西部地区的各项指数得分均为最低，表明西部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降低资源消耗和控制污染排放的工作尤为紧迫。

③协调发展指数

与前两个指数不同，四大板块在协调发展指数方面得分相差并不大，而且位次高低也与前两个指数有很大不同。得分最高的是东北地区，然后依次是中部、东部和西部。就具体情况看，东北地区在社会保障和收入分配这两个方面得分都是最高的，但就业增长指数表现不佳。而中部、西部和东部地区分别在居民收入和GDP协调、公共服务支出和就业增长方面做得较好。总体而言，四个区域在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方面互有长短，需进一步改进各自的短处。

④潜力增进指数

东部地区得分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其科技创新、固定资本投资中的外资占比和劳动力素质三个指标得分都是最高的，而西部地区的物质资本指数和中部地区的基础设施指数分别领先。从总体看，东部地区在无形资产上的经济潜力优势明显，而其他三个地区除了需继续在有形物质资本上进行投入外，更要进一步加大对科技创新的人力资本的投资。

3）结论和启示

（1）近年来，各地区在依然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更为重视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生态环境的保护。作为“十一五”规划中的约束性指标，“节能减排”开始逐渐发挥效力，各地区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加强和谐社会建设等各方面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

（2）2006年，东部地区继续保持了在落实科学发展观方面的整体优势，在经济增长的环境友好方面的提高尤为明显。由于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方面的改善，东北地区的区域科学发展总指数得分排名有所上升，而中部地区在环境友好指数和潜力增进指数排名的下降导致其总指数排名的下降。西部地区的潜能增进指数在2006年有明显改善，但在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总体方面依然排在最后。

（3）尽管东部省份在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整体上保持领先，然而具体而言，四大板块乃至每个省份在实现五个统筹发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各个方面互有长短（例如东部总指数得分第一，但协调发展方面排名落后。西部总指数得分最低，但潜力增进方面排名在前），说明各地区需进一步深入理解和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推动地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17.5.2　中国各地区经济增长方式的现状评价

以刘晓越为课题负责人的“我国经济结构探析”课题组（2008）介绍了有关学者综合各方面的研究成果，从要素产出效益、经济结构优化、技术创新贡献、综合经济效益和可持续增长五个方面构建了比较完整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评价指标体系。他们在以上基础上提出了以创新指数、效率指数、结构指数和节能治污指数作为四个分指数的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评价指标体系。

（1）对全国除西藏、香港、澳门和台湾以外的30个省、市、自治区进行了测算。全国是作为一个地区直接将原始数据带入测算的，东、中、西和东北地区的数据是相应省份测算结果的平均值，具体测算结果见表17-18。

表17-18　2004年分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评价结果　　（单位：%）

源自：刘晓越，2008.

从总指数的构成看，全国创新、效率、结构和节能治污指数分别为38.73%、51.99%、44.82%和33.73%。四项分指数比较而言，效率指数最高，其次是结构指数，节能治污指数最低。可见，我国在节能降耗和环境治理方面任务艰巨，在自主创新方面也是任重道远。

分区域看，创新指数的地区差异最小，最高的东部地区与最低的西部地区相差12个百分点。节能治污指数的地区差异最大，最高的东部地区与最低的西部相差29个百分点。效率指数最低的是中部地区，它与东部地区相差30个百分点。结构指数最低的是东北地区，它与东部地区相差17个百分点。

（2）观察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评价总指数及其构成，可以了解我国各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现状的特征和一些值得引起重视的问题。

①东部地区优势明显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评价总指数为53.15%，其创新、效率、结构和节能治污指数分别为44.84%、66.00%、54.25%和50.36%，全部指数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和其他各地区，其优势主要表现在效率与节能治污方面。这一组数据说明，东部地区注重营造竞争与创新的新氛围，逐步调整了经济结构，形成了比较高效的经济运行模式，并且在节能降耗和环境治理上也下了不少工夫。

②其他地区也各具优势

中部地区的创新和结构指数仅低于东部，列第二位，西部地区在环境和结构方面显露出其未来的发展潜力。东北地区的效率指数和节能治污指数仅次于东部，列第二，即使是西部的分项指数也不全是最低，在效率方面还略好于中部地区。

③我国经济发展中值得重视的问题

从全国总体水平看，创新、节能降耗和污染治理是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最薄弱的环节。分地区看，西部地区在节能降耗和污染治理方面需加倍努力；中部地区在提高效率上要大做文章；东北地区在调整结构方面还需逐步推进；东部地区在自主创新方面还应迈出更大步伐。

④中、西部地区应在保护环境的前提下缩小发展差距

中、西部经济增长方式评价指数在33%左右，与东部相差20个百分点，说明中、西部地区工业化过程还将持续较长时间，究其原因，主要在效率与节能治污方面与东部差距较大。关键问题是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在节能、降耗、治污方面大做文章。

⑤东北地区经济发展要走特色之路

东北地区除在效率方面表现还可以外，在其他方面都表现平平，其工业化过程也将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与中、西部相比，在矿产资源方面也没有优势。因此，东北在工业化进程中，要寻找、分析本地区的优势和弱点，充分发挥老工业基地的比较优势，提高产业、产品和技术竞争力，合理配置资源，优化产业结构，走出一条有特色的工业化道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通过测算和分析可以认为，我国东部的大部分地区已进入经济集约型增长方式的初级阶段，其他地区仍处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阶段。所以在我国实现经济方式转变任重而道远。

17.5.3　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与碳排放的关联分析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能源消耗和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特别是由于碳排放带来的温室效应已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问题。谭丹、黄贤金（2008）进行了我国东部、中部以及西部三大地区经济发展与碳排放的关联分析及比较研究。

1）我国三大地区的划分

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河南11个省、直辖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8个省。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12个省（区、市）。

2）我国三大区域碳排放测算数据的来源及结果

根据《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数据汇编》、《中国能源年鉴》以及《中国统计年鉴》（1986—2005）上的能源消耗数据测算我国三大地区近20年来碳排放量，具体测算结果见表17-19所示：

表17-19　我国三大地区碳排放情况　　（单位：万t）

源自：谭丹、黄贤金，2008.

从表17-19数据可以发现，我国三大地区碳排放总量差异比较明显，从东部地区开始向中部、西部地区不断减少，并且东部地区远远高于中部和西部，几乎占全国碳排放量的一半。

从时间层面看，我国三大地区碳排放量呈现相同的规律，即逐年上升的趋势。其中，东部年均增长率为7.29%，中部为5.23%，西部为6.54%。增长速度东部高于西部，西部高于中部。此外，三大地区碳排放呈现明显的三阶段性特征：1986年至1994年为较快增长阶段，此段时间里，三大地区的碳排放量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1995年至2000年为平稳增长阶段，这六年间三大地区的碳排放量增长波动不大，特别是中、西部，其年均增长率仅为0.7%、0.4%；2001年至2005年为快速增长阶段，东、中、西部年均增长率达14.1%、12.82%、14.52%。

3）我国三大地区碳排放与地区生产总值的灰色关联度分析

（1）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

关联度分析，是对一个发展变化着的系统进行发展态势的量化比较分析，就是对各时间序列几何关系的比较。依据空间理论这一数学基础，按规范性、对称性、整体性和接近性这四条原则再作平均处理，得到比较数列与参考数列的关联度。灰色相对关联度反映了相对于始点的变化速率的关联程度，用于表征序列间的相似度。这里根据研究需要，计算序列的灰色相对关联度。

（2）数据来源及测算结果

下面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法的数据为前述有关资料中的地区生产总值及上述方法测算的碳排放量。

运用上述方法测算了我国三大地区生产总值与碳排放量的关联系数，东部地区为0.59，中部地区为0.55，西部地区为0.57。

从测算结果可以看出，地区生产总值对碳排放有着重要影响。它们之间关联度较高，三大地区的关联系数都超过0.5，并且不同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对碳排放的影响大小不同，这说明随着时间的增长，地区生产总值与碳排放量的变化趋势有较大的趋同性，东部地区的趋同性最大。

4）三大地区单位GDP碳排放量的对比研究

单位GDP碳排放量反映了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对碳排放量的贡献力量程度。从理论上来说，单位GDP碳排放量越小越好。因为它说明随着经济的发展，相同数量GDP的增加带来的碳排放的增量越少，从侧面反映了经济结构的合理性和经济发展中的科技水平。

根据上述计算的碳排放和地区生产总值数据，计算了1986年至2005年三大地区单位GDP碳排放量（见图17-10）。

图17-10　1986年至2005年三大地区单位GDP碳排放量（谭丹、黄贤金，2008）

从图17-10可以看出，在单位GDP碳排放数值上，东部地区最小，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大，这说明了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和环境的协调性最好。在单位GDP碳排放量的递减速度上，中部地区最快，年均递减速度为9.8%，东部地区第二，年均递减速度为9.2%，西部地区最慢，年均递减速度为8.4%。这说明了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潜力最好，随着经济发展，单位GDP增量带来的碳排放增量越小。

5）政策建议

针对我国三大地区碳排放的特征，从以下方面提出相关建议：

（1）东部地区侧重于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同时，运用新兴技术进行传统产业改造，走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同时，积极发展现代服务业，不断降低经济发展的能耗水平，切实推进低碳经济发展。

（2）中部地区注重加快提供经济发展的聚集水平，并通过循环经济方式，实现聚集区内产业之间的生产链接，这不仅有利于提高区域产业的竞争能力，而且也将有利于降低经济发展的碳排放水平。

（3）西部地区需要在恢复生态、加强低碳能力建设的同时着重适度引导城市经济发展，并不断降低农业生产中的能源利用和水资源占用水平。

17.6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措施

17.6.1　非均衡式协调发展

权衡（2007）提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证分析表明，实施非均衡战略向非均衡式协调战略转变、在全面发展过程中逐步缩小区域差距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区域经济发展的总体导向。

1）中国区域发展非均衡的必然性

中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地域差异显著的大国，东、中、西、东北四大区域板块在地理条件、历史文化、对外联系、文化素质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如果在四个板块中投入相同数量的资金，必将产生效率和效益的显著差异。再说按市场经济规律，高级生产要素也会向优势区位聚集。东部沿海地区始终是我国改革开放和要素体制创新的前沿，必须率先创建具有时代特征的区域经济新模式，这就决定了我国区域非均衡发展的内在必然性。而且，存在区域差距是世界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性共同现象。

2）在相对均衡中寻求互动与协调

在认可区域间差异以及采取措施不断促进区域相对均衡发展的同时，关键在于寻求发达区域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互动与协调发展，形成良性互动、公共服务与人民生活水平差距趋向缩小的区域协调发展格局，不断提高区域经济的相对均衡度。

这种互动与协调主要是指在充分尊重劳动地域分工和经济水平梯度层次分布的基础上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按照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赢发展的原则，加强区域之间的合作。在合作竞争中，构筑良好的竞争秩序，共同推动整体经济的发展。特别要建立和健全区域之间的制度化、法律化的横向协调机制，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打破行政分割，加强区域间的差异性政策、制度的协商，消除生产要素跨界自由流动和重组优化配置的行政障碍，获取最大的经济社会发展效益。

17.6.2　实现地区协调发展的政策措施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06）提出如下的地区协调发展的政策措施：

（1）增加中央对中西部地区社会事业发展的财政收入，建立新型的社会事业发展的财政支持体系。

（2）在长期建设国债停发之后寻求新的资金来源，或采取其他政策措施，支持西部地区发展。

（3）按照中央的既定部署，继续支持东北等老工业基地进行国有企业和社会保障事业的改革，为推动老工业基地的结构转型创造宽松的社会条件。

（4）制定和实施中部崛起战略，促进中部地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

（5）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体系，为建立全国统一市场和产品及要素的空间转移创造前提和条件。

（6）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权限，减弱地方政府干预经济运行的机制，规范各地优惠政策的出台，实现资源要素价格的真正市场化。

（7）重新审视业已制定的产业政策，引导产业在地区间的合理分工。（8）注意大企业在跨区域资源配置中的作用。（9）以合理区划为基础，制定空间开发规划。原则上，可以考虑在原有东、中、西划分的基础上，对东、中、西内部再进行细分，也可以按功能区的划分方法，将我国划分成鼓励发展区、限制发展区、禁止发展区。

在合理划分的基础上，可考虑制定全国范围内和特定区域（跨行政区的）空间规划，以协调相关地区的发展规划和交通、通信基础设施等专项规划，促进地区协调发展。

17.6.3　实现东、西部有效合作的重要举措

实现区域的协调发展，除大规模的投资以外，还应主要通过寻求东、西部地区之间有效的合作来实现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徐承红（2008）认为政府计划内的投资在国家基本建设中所占比重会逐年减少，而地区之间的经济合作，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地区经济技术合作政策的实施，对减轻地方保护主义和缩小地区差异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主要表现为：一是市场力量对地方保护主义的冲击，二是通过区域合作，核心经济区的市场经济观念等一些无形的理念向边远落后地区输送，是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三是区域合作对于企业融资、知识溢出、技术获取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因此，东西部之间有效的合作对于实现东部产业转移，对于技术、资金、人才等向西部的扩散带动效应有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