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性研究的整合框架

第二节　创造性研究的整合框架

虽然能力、人格、动机与环境等因素被证实对创造性形成了显著的影响，但这些研究都只强调了创造性理论的某一个侧面，因此，一些学者提出应该采取一种汇合的视角，即结合创造性研究中的不同视角，将单一观点的元素汇合起来，以成为一个在未来发展上具有丰富内涵的创造性理论框架。在采用汇合视角进行的研究中，三位学者的观点具有突出的贡献和价值，也得到了心理学界的广泛认同。我们的基本研究框架也正是根据这三位学者的观点进行了加工和整合。

一、Sternberg的汇合视角

Sternberg(1986，1997)认为个人拥有的六种资源与创造性相关，这六种资源分别是:

(1)智力:智力在创造性中主要有三个功能:综合、分析与实际。综合能力包括重新界定问题的能力以及顿悟的能力。分析能力是对基本问题的解决能力，包括:①问题的认识与界定;②问题信息的心理呈现(整体与全面);③解决问题的策略形成与资源调度;④控制与评估(分析与校正错误)。实际能力指使好的创意落实的智慧，它可能有多种形式，如适应行为、非语言线索解读、日常生活情境及冲突解决等。

(2)知识:知识对于创造性形成起着基础性作用，它包括正式知识和非正式知识。正式知识是某一领域或某一职业的知识，包括事实、原则、价值观、对某一议题的意见、科技知识与一般典范。非正式知识是指在某一领域听来的有关该领域或该行业的知识，是没人教的，有时是说不出来的。知识有助于创造性，因为它可以避免重新发明的无知风险、使你敢与别人意见相左、将想法转变为作品并具有高品质、集中心力思考新东西、协助注意偶发事件成为创意来源。但必须特别小心的是，过多的背景知识也会使思想僵化，使人成为知识的奴隶，所以想要有创意，除了要有知识之外，还要能够超越原有知识的限制。

(3)人格特征:有某些人格特质的人才有创造性。Sternberg综合他人的研究结果发现:高创造性的个人应该具有以下人格特征:他们勇于克服外部障碍以及心智困顿(mental block)等内部障碍;愿意冒合理的风险;愿意成长;容忍不确定性引发的不舒服与焦虑，直到产品达到最佳的程度或能力所能展现的最好程度为止;对自己内在自我与外在生存世界都感到好奇，愿意体验别人不愿体验的经历;相信自己，并有勇气向权威质疑和挑战。

(4)思考风格:指人们利用和发挥智力的方式，它不是一种能力，而是一个人选择用哪种能力的方法，依据心智自我管理理论，总共有13种思考风格，包括功能视角(行政型、立法型、司法型)、形式视角(君主、阶层、寡头、无政府)、层次视角(整体、局部)、导向视角(内在、外在)、意识视角(自由、保守)(Sternberg，1997)等维度。一般而言，具有“随时依情境应变”、“质疑社会规范、真理及假设”的立法型思考风格的人能够进行最有效的创意思考，而司法型能评估创意工作中的新点子好不好，因此，最理想的创造性个人是能够平衡立法型思考与司法型思考的人。

(5)动机:最大的动机可能是内在动机，它是认为行动本身存在意义，并能从中获得满足的动机，因而对任务感兴趣和喜欢的个体具有更大的创造性。但是，在创意的实施阶段，外在动机可能更为重要，而在创意形成的早期阶段，内在动机更重要(Amabile，1988)。

(6)环境:Sternberg认为许多环境因素可能影响创造性。一般而言，充满刺激的情境比贫乏的环境更鼓励创造性;较少的规范和创造的自由会促进创造力;早期的自我评价较晚期的自我评价对创意的贡献更大;竞赛有助于低动机者、中低困难度的任务或较外向者提高个人创意表现，而与精神支持者(psychic group)/创业者(entrepreneur)/总裁或基金会(executive or foundation)/移转代理人(transmission agent)及社会大众(public)的合作有助于创意的实现;非中央集权管理式的组织机构有助于创造性的形成。

Sternberg认为这六种资源不但对创造性分别产生影响，而且部分资源之间还可能存在相互作用，以协同的方式影响创造性。事实上，这六种资源又可以进一步整理成三类:智力与知识属于个人的能力，思考风格、人格与动机属于个人的认知心理状态，最后一项环境即为影响创造性的外部激励。这三类分别反映了心理学三类主要学派——人本主义、认知主义和行为主义的思想基础。

二、Bandura的汇合视角

另一位采用汇合视角研究并在心理学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学者是Bandura，与Sternberg的取向略有不同，他不但认为应该在研究中结合前述三种学派的观点，并且认为这三种学派的观点是相互影响并趋于一致的。具体而言，在一定的环境中，能力和认知过程发生相互影响，形成了个人对自己能力的一种主观感知和信念，即自我效能，正是这种人类自身的自我参照因素调节着个人能力和先验知识对行为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它代表了个体的能力与认知过程、环境作用的所有经验的现值(Cappeliez，2001)。

随着Banduna(1986)认知行为主义的构建，对创造性的能力观点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学者们从对客观能力的关注转向对主观能力(即自我效能感)的关注。自我效能感(perceived self-efficacy)定义为人们对自己实现特定领域行为目标所需能力的信心或信念(Banduna，1977)。它并不是指人们具有的某种技巧，而是指人们对利用自己的技巧能做什么而进行的判断，是对自我能力信息的权衡、整合和评估的结果。这种定义并不完全把注意力集中于人们的智力和知识方面，而是关注这些智力知识成分和行为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在他看来，知识、转换性操作及其所组成的技能是实现行为绩效的必要条件，但并不是充分条件。这是因为内部的自我参照因素调节着知识与行为之间的关系。其中，人们如何判断其能力以及这种判断如何影响其动机和行为便是最为关键的因素。这种对能力的判断在个人的自我调节系统中起主要作用。从已获得的行为知识到将这种知识转化为实际行为表现的中介过程则被忽视。

Bandura(1997)认为自我效能是一种对能力的信念，是认知、情绪、行为技能被组织起来服务于特定目的的能力信念，在主观因素和行为绩效之间可能存在着多种自我调节机制，行动者的认知能力和动机受到这些自我调节机制协同活动的控制，而其中占据中心地位的机制就是自我效能感。效能感调整动机水平，它既可以直接激发和维持动机，也可以通过目标设置间接地影响动机。效能感越高的人，他们为自己设置的目标就越难，对目标的承诺也越强。效能感还通过自我援助或自我衰化的方式影响注意或认知过程。效能感高的人更可能把注意力集中到分析和解决问题上，效能感低的人倾向于把注意力转向内部和自我关注。

Bandura把自我效能分为结果期待和效能期待两个成分。结果期待是个体对自己的某种行为会导致某一结果的推测，即如果个体预测到某一特定行为会导致某一特定的结果，那么这一行为就可能被激活和被选择。效能期待则指个体对自己能否实施某种成就行为的能力判断，即个体对自己行为能力的预测。也就是说当个体感到自己有能力进行某一活动时，他就会产生高度的自我效能感，并会实际去实施这一活动。

自我效能感具有三个重要特征:(1)自我效能感是在综合了来自行动者本人、特定任务和他人等各种信息的基础上产生的;(2)自我效能感涉及动机成分;(3)自我效能感是一种动力结构，会根据新的经验和信息不断地变化。

这些特征也反映了自我效能感对创造性的影响:一方面，个体的自我效能感反映出其认识事物与评价事物所特有的方法，促进了创造性的产生;另一方面，个体的自我效能感反映出其行为的性质和范围，反映了个体面对困难时所付出的努力，保证了创造性的实现。

总体而言，Bandura尝试用自我效能概念来概括能力、认知过程以及环境的交互作用的结果，这种汇合的视角强调了人类潜能发挥的自我决定性，对于创造性研究可能具有特别的价值。然而，在心理学文献中，自我效能感更多被证实与能力的主观感知相关，而与动机、自我概念等构念仍具有明显的区分界限，因此，结合了能力与认知过程，并体现过去的学习经验的汇合观点，并不能完全代表动机及现有情境的作用结果。

三、Amabile的汇合视角

Amabile(1996)提出了创造性成分理论。该理论认为应该结合三个方面来研究个人创造性:专长、技能、任务动机。创造性成分理论提出当人们的技能与其最强的内在兴趣重叠时，创造性最可能发生。因此，这三种成分水平越高，创造性越高。这就是图3-1所描述的“创造性交集”。

(1)专长:专长是即专业的知识、专门性的技能和特殊的与专业相关的才能。它被认为是认知路径的集合，按照其来解决既定问题或者完成既定任务——问题解决者的“可能的漫想的网络”(Newell and Simon，1972)。专长成分包括对事实知识的记忆，技术熟练程度，在某一目标任务领域特殊的才能。如高技术工程师的专长包括想象和思考复杂的工程问题等特有才能，以及迅速聚焦于问题的重要方面的能力，对于电子学的系统知识、对过去工作和现有高技术领域发展的熟悉程度，以及他在设计和执行研究过程中获得的技术技能。

(2)技能:该成分提供了“某些额外”的创造性表现。假定一个人有动机执行某一活动，也具备必需的专长，但创造性绩效水平仍可能在一定范围内波动。甚至对于极高水平的专长，如果缺少

图3-1　创造性成分模型

资料来源:Amabile，Teresa M..Motivating creativity in organizations:On doing what you love and loving what you do.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1997，40(1):43．

创造性思维技能，人们可能不会产生创造性，这些技能包括采用新观点时的认知风格，对于新认知路径的技术(或启示法)应用，以及有益于持续有活力地进行工作的工作风格。创造性思维技能与独立、自律、风险承担的倾向、对不确定性的忍受、在挫折前的坚持以及相对缺少社会承认等人格特征相关。然而，创造性思维技能可以通过学习和实践灵活性思考与独立思考的技巧来改进。

(3)任务动机:如果说专长和创造性思维技能两种成分决定了一个人的创造能力，那么任务动机成分可能决定了个人的创造过程。动机可以是内部的(即对工作的涉入和深度兴趣，如好奇、愉悦或个人挑战感)，或是外部的(为了达到与工作本身无关的一些目标而进行创造，比如实现一种承诺的报酬或者达到一个终止点或赢得一个竞争)，虽然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的结合是经常的，但Amabile倾向于认为以内部动机为主更有益于创造性，因为存有内部动机的人更可能在特定领域吸收或应用自己的专长。

Amabile的动机概念中暗含了环境的影响。她认为相对于专长和思维技能而言，动机最可能受到环境影响，并且这种影响作用更为直接和强烈。因此，一个人即使产生了对于某个创造任务的动机，也有可能因为任务环境的瞬间改变而改变。

决定环境激励对于内部动机产生影响的因素主要有三个:个人的最初动机状态、使用的外部动机类型和外部动机的适时性。内部动机的最初水平越高，受到外部激励因素的破坏作用影响的可能性就越小。研究表明，当个人的态度和动机是模糊时，最易于受到外部影响。

根据外部动机对于内部动机的影响，外部动机的类型可以分为“协同的外部驱动因素”和“非协同的外部驱动因素”。协同的外部驱动因素包括报酬、赏识、反馈等形式，其对内在动机的作用方式有两种:一是信息的外部促进因素(informational extrinsic motivator)，它们可能证实了能力，或者提供了有关如何改进绩效的重要信息。二是能动的外部促进因素(enabling extrinsic motivator)，它们直接增加了个人对工作本身的涉入度。非协同的外部促进因素主要指控制性的外部促进因素(controlling extrinsic motivator)，它们可能与内部动机产生冲突，因为它们破坏了一个人的自我决定(self-determination)感，因而限制和损害了内部动机。

外部激励所引发的外部动机出现的时机也非常重要，这是因为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可能分别对创造过程中的不同阶段产生影响，对创造性有着不同的贡献。Amabile认为，内部动机在最初的问题形成以及创意产生阶段起着关键作用，即对创造性的独创或新颖特征有着重要贡献，而外部动机可能在信息类型的适用性或者最后方案的可操作性方面为问题解决者提供线索，即对创造性的适用和价值特征有着重要贡献。

总之，Amabile从能力、认知和动机三个方面形成了对创造性活动研究的汇合视角。在该视角下，她最强调的还是环境对于动机的影响。在她的论述中，环境对于动机的影响是内隐于内部动机之中的，环境通过影响外部动机而间接地与内部动机发生作用。然而，她的论述似乎还是未能清楚地说明环境、内在动机、外在动机和创造性之间的关系。事实上，根据动机刺激来源而形成的内在动机与外在动机分类方式，可能限制了人们对动机的理解，也模糊了环境、外在动机和内在动机三者间的关系，因为根据定义，外在动机直接由外部激励所刺激，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可以直接理解为外部激励的结果，而外部激励对于内在动机的影响，在很多文献中转换为外在动机对内在动机的影响，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概念上的困惑，即外部激励到底对内在动机是否有直接影响，在此影响过程中，外在动机究竟是作为激励的结果，还是与内在动机并行的动机形态?

四、本研究的汇合视角与框架

本研究关注于消费者参与企业创造的行为和活动，尽管也属于个体创造性的研究范畴，但相对于心理学领域中的一般创造性研究而言，具有一些独特的特点:

首先，我们研究的是消费领域中的创造性活动，该领域与一般创造性研究中常用的生产创造或艺术创造等领域有着显著的不同，最主要体现在消费领域中的休闲性而非工作性。换言之，人们一般将消费作为一种休息和享受生活的活动，在这样的状态下，人们为什么还会去从事创造活动?消费者参与创造是否存在一些与正常工作情境下不同的独特的心理动机?

其次，在创造性参与活动中，消费者作为创造主体，他们可能在创造活动中被赋予了与企业开发人员不同的任务角色，因此不能完全以一般创造性研究中的能力特点来要求和筛选这些消费者。在企业与消费者合作创造的活动中，消费者参与创造的行为可能比从行为中展现出来的创造性水平对企业更有意义，因为企业创造的目标是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包括其参与创造的需求)。因此，只要消费者认为自己具备创造的能力，并且愿意持续地参与到创造活动中，就可能形成创造性。这样，相对真实的能力而言，消费者的自我效能感与创造性更为相关。

最后，在消费者参与企业合作创造活动中，环境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但是环境对于消费者创造活动的影响是否与一般创造性研究中探讨的环境对于创造性的影响一样，仍是有待检验的问题。根据Amabile对环境、内外动机、创造性的论述，如果消费者参与创造的动机发生了变化，那么外部激励对于创造性的作用也可能会受到影响。

在前述各学者汇合视角的基础上，结合本研究的具体特点，我们希望结合三个方面对消费者创造性形成的心理机制进行研究(见图3-2)。

图3-2　消费者创造性形成的心理机制模型

(1)动机对消费者创造性的影响。探索消费者参与创造的动机是本研究的重点和主线，其他的三个方面也是围绕动机产生的心理机制以及与动机的交互作用而展开的。这不仅因为动机研究被认为是创造性研究中的重中之重，更重要的是，由于角色认知的不同，消费者参与创造的动机及其内在的心理机制可能不同于那些假设在工作环境中进行创造的个体。一方面，一般创造性研究中广泛认可的因为奖励或惩罚形成的外在动机对于消费者创造活动而言并不适用，因为在真实世界中，消费活动是自愿并且极少受契约约束的，企业无法通过奖罚的手段来强制消费者进行创造。另一方面，一般创造性研究中认可的由认知需求(即对工作任务的兴趣)形成的内在动机对消费者创造活动的影响也值得质疑，因为消费者可能并未将消费过程看作是一种追求个人成就或展现专长的工作过程。那么，消费者为什么自愿投入到企业的创造活动之中，探索和发现其行为背后隐藏的需求动机及心理活动机制是十分有意义的。

(2)自我效能感对消费者创造性的影响。自我效能感对创造性活动的影响在心理学领域已有学者研究。然而，自我效能感是否对消费者创造性也同样产生影响仍是研究的空白点。本研究关注的问题是:①消费者的一般自我效能感是否直接对消费者创造性产生影响?②自我效能感是否与消费者的创造动机产生交互作用，继而影响创造性?

(3)外部环境激励对消费者创造性的影响。在本研究中，我们主要关注企业可以塑造的心理环境对消费者创造性的积极作用，因此它更多被理解为一种企业对消费者创造活动的激励行为。由于一般创造性研究中所定义的因奖惩所致的外在动机在消费者创造性参与活动中几乎不存在(在现实中也可能存在着企业向顾客发放奖金以刺激创造的案例，我们将这种行为视为将顾客内化为员工的行为，此时的顾客可能也将自己视为员工角色，这种行为与我们界定的消费者创造性行为有着根本的不同，因此不作为本研究的考察对象)，所以我们研究的外部环境激励主要指企业员工对于消费者参与创造活动所给予的心理上的鼓励和支持，在以后章节的论述中，为了表述的方便，我们将其简称为外部激励。沿着Amabile的思路，我们更多地关心外部激励对于消费者创造动机的影响作用。如果消费者存在几种不同的创造动机，那么外部激励对其的影响是否也存在不同?或者我们是否可以根据不同的创造动机设计不同的激励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