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聚集效应吸引企业集群

二、城市聚集效应吸引企业集群

城市是社会经济活动空间聚集的结果，是因比较利益和内部规模经济的存在而促使居民和企业的空间聚集，并因此而产生了种种独特的城市聚集效应。

所谓城市聚集效应，泛指因城市聚集而产生的各种影响，经济学上包含“聚集经济”、“聚集不经济”、“城市聚集的外部性”三种基本含义。这里主要是指城市聚集所产生的各种积极影响和正效应。

一般地，城市聚集经济分为三种类型，即内部规模经济、区域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6]三者均对企业集群的生成起到重要作用。

内部规模经济（Intenal Economies of Scale）。主要是指单个企业或厂商因城市聚集规模的扩大而获得的生产规模增加而产生的经济利益。这种经济利益在公司型城市（Company Towns）（即由单一企业形成的城市）中表现最为明显：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企业的基础设施投资实现了规模经济，而市场的增大则使其产品数量也达到了规模经济的要求。类似地，在多样化城市中，企业随城市空间的扩大和人口数量的增加，也同样会获得规模经济利益，从而增加企业利润。这是导致空间聚集的一个首要原因。

区域化经济（Localization Economies）。所谓区域化经济，是指一定产业内的企业因在城市特定区域中整个产业的扩大而产生的成本节约。对企业而言，区域化经济是一种典型的外部经济，是因城市地区内同类企业聚集而形成的产业扩大所带来的利益。这是导致空间聚集的又一种经济力量。

城市化经济（Urbanization Economies）。所谓城市化经济，是指因整个城市地区产出的扩大而带来的成本节约。城市化经济是整个城市经济的扩大而形成的规模经济，它不限于特定企业和产业，而与整个城市的所有活动有关，使城市内所有的企业和居民受益。区域化经济导致同类企业的聚集和扩大，而城市化经济则是吸引各类活动主体向城市集中的经济力量，是城市活动多样化的决定性因素。

根据城市聚集经济产生的领域不同，有的学者又将其划分为：家庭聚集经济、商业聚集经济和社会聚集经济三种类别。^[7]家庭聚集经济是指因城市聚集规模的扩大而为居民所带来的外部性利益，这些利益包括正的消费外部性、邻里效应、就业机会的增多、社会文化环境的提高等各个方面。商业聚集经济则是指城市聚集为企业所带来的各种经济利益，属于正的生产外部性。居民聚集经济导致人口的城市聚集，而商业聚集利益则是企业即工商业城市聚集的根本动力。两种力量在同一城市中的强弱可能不同，前者占主导时会形成消费性城市；后者占主导则可能导致工商业城市的形成。社会聚集经济则包括两种类别：一种是城市公共服务效率的提高；另一种则是城市作为技术革新刺激与扩散中心的系统性功能的增强。社会聚集经济为居民和企业均提供了经济利益，从而构成刺激居民与企业向城市聚集的共同力量。

英国经济学家巴顿分析了工业企业在城镇聚集的原因，将之归结为十个方面聚集效应：（1）可以充分利用城镇的销售市场。（2）可以促进企业的专业分工和扩大企业的生产规模。（3）可以充分利用城镇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4）有利于相关辅助性工业的成长。（5）有利于形成高素质的劳动力市场。（6）有利于形成职业经理和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的市场。（7）有利于获得金融机构在融资和管理方面的帮助。（8）有利于企业经理阶层的相互交流和彼此沟通。（9）有利于刺激企业之间的竞争和改革。（10）可以为企业员工提供较好的休息娱乐条件。^[8]

在我国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一些骨干乡镇企业和企业集团向当地大中城市迁移、聚集，更显现了城市对产业集群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浙江乡镇企业经过近20多年发展积累和市场竞争的洗礼，完成了早期粗放形态的蜕变，许多企业在生产经营规模、技术手段、管理水平、营销方式等诸方面，完全走向了现代化和国际化，成为国际和国内市场颇具影响力的骨干企业。它们已经没有了乡土的色彩，也摆脱了对农业和农村社区利益的依附，与以城市为中心的现代二、三产业集群从整体上已经融合。乡镇企业的称谓也只从起源上才有意义。在这个新的发展阶段，农村小城镇已无法适应乡镇企业的发展要求，向具有一定规模的中心骨干城市聚集，成为浙江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新的结合点，成为乡镇企业从农村走向城市的第三个阶段目标。乡镇企业发展对浙江城市化进程形成较大推动力，最终冲击到杭州、宁波、温州这几个曾经最封闭的大型中心城市。一些骨干乡镇企业和企业集团率先把营运总部迁往杭州、宁波、温州，越来越多经商办厂致富的农民在杭州、宁波、温州市区购置房产，开设商铺。各种情况表明，杭州、宁波、温州等几个大型中心城市已成为浙江乡镇企业下一阶段空间聚集的理想目标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