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革命根据地货币简述

中央革命根据地货币简述

李海东

中央革命根据地，又称中央苏区，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又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建的最大的革命根据地，是全国苏维埃运动的中心区域。中央革命根据地是以赣西南、闽西两块根据地为基础创建的。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后，转战赣南、闽西地区，在地方工农武装的配合下，先后开辟了赣西南、闽西革命根据地。1931年9月，在粉碎了国民党军第三次“围剿”后，赣西南、闽西两区连成一片，革命根据地扩展到三十多个县境，在24个县建立了县级苏维埃政府。11月，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这是建立全国性苏维埃政府的伟大实践，对于当时处于被分割状况的各根据地和各路红军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中枢指挥的作用。

中央革命根据地形成前后的各级苏维埃政府，大力发展经济，促进商品流通，支持革命战争，改善工农群众生活。一方面明令禁止国民党统治区的纸币在根据地内流通，并印制发行苏维埃的货币占领市场；另一方面开展了驱逐杂钞劣币和反假币的斗争，保证了中央革命根据地货币的正常流通。中央革命根据地货币的发行和流通，受当时的政治、军事、经济形势的影响，先后经历了分散发行、统一发行和逐步退出流通领域三个时期。

一、分散发行时期（1927年冬至1931年底）

1927年冬至1928年春，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动了赣西南、闽西武装暴动，分别创建了东固、延福、永定、上杭等小块革命根据地。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从井冈山挺进赣西南、闽西。到1930年3月，逐步开辟这两块革命根据地，分别成立了赣西南、闽西苏维埃政府。这一时期创设了东古平民银行、东古银行、永定太平区信用合作社和蛟洋农民银行等，后分别扩大统一于江西工农银行、闽西工农银行。这些金融组织创办后，立即着手印刷、发行纸币，铸造银圆。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到1931年底中央革命根据地建立以前，赣西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共印制了二十六种版别的纸币，仿制银圆三种，投入流通。由于当时战争频繁，设备简陋，货币印铸工艺比较简单，甚至粗糙，但货币版式设计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浓郁的革命气息，成为宣传革命的有力工具，受到了当地工农群众的欢迎。

（一）东古平民银行纸币。自1929年8月至11月，东古平民银行发行了拾枚、贰拾枚、伍拾枚、壹佰枚四种面额的铜圆票，目前已知的实物为拾枚券的一种。东古平民银行铜圆票最早是用手工刻蜡纸油印，因效果差，不久就改用木刻制版，涂上松柴烧熏的墨烟，再铺上毛边纸，用刷子一刷，纸币就印出来了，较为简易。

（二）东古银行纸币。1929年底，东古平民银行改为东古银行，于1930年初发行了面额为拾枚、贰拾枚、伍拾枚和壹百枚（即1000文）四种铜圆票20万串（注：当时，赣西南地区流通的铜圆票习惯上以“串”为单位，一串为1000文，即壹百枚），投放在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内流通。东古银行铜圆票全部采用石印机印刷，质量大为提高。

（三）江西工农银行纸币。1930年11月，江西工农银行组建，于1931年初至7月发行了铜圆票拾枚券两种、伍佰文券一种、壹仟文券一种，同时，将江西工农银行暂借发行券和东古银行铜圆票收回，统一了赣西南革命根据地的货币发行。江西工农银行铜圆票均由根据地内的江西省印刷厂承印，印刷质量较高。1931年秋，江西省印刷厂合并于中央印刷厂，江西工农银行铜圆票遂停止印刷和发行。

（四）闽西革命根据地早期金融组织发行的纸币。闽西革命根据地最早建立的金融组织是1927年冬建立的蛟洋农民银行，随后陆续又建立了一些信用合作社。它们发行的纸币有蛟洋农民银行流通券（有壹圆和壹角两种）、永定县太平区信用合作社银毫票（只有壹圆一种）、上杭县北四区信用合作社流通券（有贰角和伍角两种）、永定县第一区信用合作社银毫票（分伍毫、贰毫、壹毫三种）。

（五）闽西工农银行纸币。1930年11月，闽西工农银行成立，之初发行面额为壹圆的暂行纸币，有1930年、1931年两种版别。1931年又发行了辅币壹角、贰角券。

二、统一发行时期（1932年初至1933年8月）

1931年9月，红军又取得第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赣西南和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不断扩大并连成一片，成为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中央革命根据地。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毛泽东任主席。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较为系统的货币、金融政策和措施，不断完善根据地的货币、金融体系。经过两个月的筹备，1932年2月1日，国家银行正式营业，毛泽民任行长。国家银行统一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货币发行，它的成立是建立全国性苏维埃金融机构的伟大尝试，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金融事业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第四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后，中央革命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由于业务发展的需要，国家银行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内又陆续设立了福建分行、江西分行及一些县支行。

1931年冬，临时中央政府决定筹建国家银行时，人民委员会主席毛泽东指示要设计一套美观、有特点的苏维埃政权货币。国家银行纸币图案的设计者是黄亚光（1899~1993，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副行长），纸币底纹是以江西工农银行纸币原有的铜版剪制补凑而成。国家银行纸币的设计特点是：

一是图案新颖、朴实雅致。苏维埃徽章、列宁头像、五角星、锤子、镰刀、红旗、稻谷、麦穗、地球、地图等组合成美观大方的图案，具有浓郁的思想性和政治色彩；

二是纸币上文字有中文楷书体、隶书体、仿宋体，文字工整有力，具有较高的艺术性；

三是纸币上的英文签字是作为一种暗记，防止伪造而特制的。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制造、发行的货币有纸币五种八个版别、硬币三种六个版别，此外还有三种仿制银圆。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以通用的银圆为本位，壹圆纸币等于壹圆银圆，纸币可兑换银圆。从1932年7月到1933年8月，国家银行印制发行了面额为壹圆、伍角、贰角、壹角、伍分的纸币，铸造发行的硬币有贰角银币、五分铜币、一分铜币。纸币和硬币分别是由在中央根据地内的中央印刷厂、中央造币厂印制的。

壹圆券。长11.8厘米，宽6.6厘米，有1932年、1933年、1934年三种版别，发行号码均打在券面“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字样下方两侧。

伍角券。长10.3厘米，宽6.8厘米，只有1933年版，但有券面“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字样下方两侧双打号码和下方单打号码两种。单打号码又分冠字A、B、C、D、E、F和无冠字7个类别。

贰角券。长9.8厘米，宽6.7厘米，有1932年、1934年两个版别，号码分券背年份下方和券背顶部两种打法。

壹角券。长9.4厘米，宽5.8厘米，只有1932年版，号码分券背和券面两种打法。券背号码又有冠字A、B、C、D和无冠字五个类别。

伍分券。长8厘米，宽5厘米，只有1932年版，号码打在券背，有冠字A、B、C、D、E和无冠字六个类别。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铸造发行的硬币有两类：一类是专门在中央革命根据地范围内流通使用的银角币和铜分币；另一类是仿造的银圆，可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内外通行流通。

贰角银币。直径3.3厘米，厚0.1厘米，有1932年、1933年版。

一分铜币。直径1.8厘米，厚0.1厘米。

五分铜币。直径2.6~2.7厘米，厚0.14~0.17厘米，根据其背面的中国地图形状，又分无岛（缺海南岛图形）、分岛（海南岛图形与大陆分开）、连岛（海南岛图形与大陆相连）三个类别。

从1932年到1933年8月，是中央苏区发展的鼎盛时期，也是苏区货币流通繁荣兴旺的时期。这一时期，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内建立了统一的货币市场，货币品种和货币流通范围不断扩大，发行准备比较充足，币值基本稳定、在发展生产、支援革命战争、巩固工农政权方面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

三、逐步退出流通领域时期（1933年9月至1935年11月）

1933年9月25日，国民党政府调集百万兵力，悍然对各苏维埃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其中以50万兵力合围中央革命根据地。在“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指挥下，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节节失利，根据地逐步丧失。

由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全面推行，加之国民党军队对根据地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和残酷的第五次军事围剿，严酷的形势致使根据地内财政日益困难，物资匮乏，现金拮据。在“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一切为着战争”口号的干扰下，临时中央政府不得不大量发行国家银行纸币，最终导致中央革命根据地内形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局面。至1933年8月，国家银行纸币的总发行量为200万圆，而到了1934年10月发行总量竟高达800万圆，14个月内就增发600万圆。这时，中央根据地范围日渐缩小，即根据地货币的流通区域越来越小，而国家银行纸币的发行量却越来越大，其结果只能是纸币日趋贬值。到1934年，中央革命根据地国家银行纸币实际上已变成了不可兑换的货币。

这一时期，由于印刷纸币任务重、时间紧，加之原料非常紧缺，所以1933底和1934年印刷的纸币质量明显下降，表现在油墨和纸的颜色较以前的更差，并且纸张薄、纸质差，出现了许多券正面图案油墨透过券背面，使券背面图案混乱不清晰的现象。在版别上，1934年版的壹圆券有两种版别，一种印有“1934”字样，另一种印“A1934”字样。同时，在这一时期，中央革命根据地贰角银币发行数量少，而超过其实际价值的五分铜币发行量大，事实上也体现了当时货币的贬值。

由于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中央机关连同红军主力被迫于1934年10月16日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大转移，开始了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央革命根据地货币的印铸、发行也逐步停止了活动，中央印刷厂、中央造币厂、国家银行及其分支机构除部分工作人员随军长征外，多数人留在赣南、闽西地区继续坚持游击战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发行的货币又在狭小范围内短时期流通后，最终退出了流通领域。1935年11月，长征队伍到达陕北瓦窑堡后，国家银行改称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简称国家银行西北分行），1937年10月1日又改组为陕甘宁边区银行，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了新的工作。

中央革命根据地货币虽然发行时间不长，流通区域较小，但它在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上却占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为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金融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是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中央革命根据地建立了较为完备的货币体系和较为完善的货币制度，不仅在维护中央革命根据地经济独立、促进生产发展、商品流通和支援革命、巩固政权，以及保障根据地人民群众经济利益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且对土地革命时期其他几个革命根据地的货币政策产生过重要的影响，而且对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货币体系的建立起到了开拓和先导作用。它所取得的极为丰富和宝贵的实践经验，值得我们不断研究、学习和借鉴。

参考资料

罗华素、廖平之主编《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年版。

许树信著《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史纲》，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