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轨背景下国有经济的功能及其战略重组

转轨背景下国有经济的功能及其战略重组

剧锦文⁽¹⁾

一、问题的由来

关于国有经济的功能及其战略重组问题，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提出来的，这主要基于以下三个重要背景：

第一，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微观经济结构已经出现了明显变化。以工业为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集体企业、个体企业和其他经济类型企业的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见表1）。

表1　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微观经济结构变化

注：按当年价格计算。 “其他经济类型企业”包括：联营企业，私营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外资企业，港、澳、台企业等。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0）》，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年第409页的数据整理而得。

在国有经济出现大幅下降，而非国有的集体经济，特别是个体私营经济、外资经济大幅增长的情况下，国有经济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开始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和思考。

第二，就国有企业本身而言，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尽管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但处于竞争领域的许多企业依然无法摆脱经营困境，国有企业的亏损面一再扩大。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独立核算的国有企业亏损面1992年至1995年分别为22.7%、29.8%、32.7%、32.7%，1996年上半年更达到43.3%。国有资产也因此发生了巨额损失，据1994年全国开展的清产核资的资料，12.4万户国有企业的全部资产损失累计达2231.1亿元，全部挂账达2206.9亿元，损失与挂账合计达到4438亿元，占这些企业全部资产的10.7%。国企这样的经营结果不仅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也给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造成巨大压力。人们不禁要问，竞争性领域是否真的适合国有企业的生存？如何才能真正发挥国有经济的作用？

第三，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经济学界主要从微观角度研究国有企业的效率问题，忽视了从宏观上对国有经济的思考（董辅礽，1999）。进入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在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谈话的推动下，1992年10月12日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党和国家的重要目标，使人们的思想大为解放，人们可以毫无禁锢地从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来思考问题，在这一背景下，学术界开始出现从国有经济整体的角度研究其功能、地位和效率问题。

自从如何才能更有效地发挥国有经济的功能和作用，如何实现对国有经济进行重组和调整，如何才能使国有经济保值增值等问题提出以来，尽管学术界和决策部门就此进行了长期而深入讨论，已经形成若干很有价值的观点。但是，时至今日，依然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明确和强调。本文着重对国有经济功能的再思考，并对国有经济战略重组的现实条件略作讨论。

二、政策追溯与文献梳理

依照研究主体，首先回溯相关政策的变迁，以及文献研究的脉络与成果。

（一）政策追溯

早在1987年底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就已经提到：“在不同的经济领域，不同的地区，各种所有制经济所占比重应当允许有所不同。 ”⁽²⁾1995年9月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召开，首次明确地提出了从宏观上改革国有经济的任务。并在讨论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九个五年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时要求：“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通过存量资产的流动和重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 ”⁽³⁾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报告，在继续强调“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抓好大的，放活小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的同时，再次提出“要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经济必须占支配地位。在其他领域，可以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以加强重点，提高国有资产的整体质量” 。⁽⁴⁾

1999年9月，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明确指出，要增强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控制力；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这次会议把应保留国有经济的“重要产业和关键领域”明确为：“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 ”同时要求：“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要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完善结合起来，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 ”

2002年11月和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的报告都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国有经济的布局和结构。2007年10月15日，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上所作的报告也再次强调要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2006年12月18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资委《关于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的指导意见》（简称《指导意见》），明确指出：以后对于军工、石油和天然气等重要资源开发及电网、电信等基础设施领域的中央企业，国有资本应保持独资或绝对控股；对以上领域的重要子企业和民航、航运等领域的中央企业，国有资本保持绝对控股；对于石化下游产品经营、电信增值服务等领域的中央企业，应加大改革重组力度，引入非公经济和外资，推进投资主体和产权多元化。同时，国有经济对基础性和支柱产业领域的重要骨干企业保持较强控制力，包括装备制造、汽车、电子信息、建筑、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勘察设计、科技等行业。这一领域国有资本比重要降低，国有经济影响力和带动力要增强。其中，机械装备、汽车、电子信息、建筑、钢铁、有色金属行业的中央企业要成为重要骨干企业和行业排头兵企业，国有资本在其中保持绝对控股或有条件的相对控股；承担行业共性技术和科研成果转化等重要任务的科研、设计型中央企业，国有资本保持控股。显然，这个《指导意见》秉承了中央一贯的精神，而且使以前的政策更具体明确，也更具操作性。

（二）文献回顾

学术界关于我国国有经济的功能和战略重组的讨论要早于政府的政策，大致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开始了。这里将已有文献大致分为两大类。

1.规范性分析

刘国光（1996）、董辅礽（1997）、张卓元（1997）、吴敬琏（1997，1998）等老一辈学者从实际出发，针对当时国有经济“盘子”过大、过于分散造成的产能过剩和连年亏损的被动局面，指出国有经济需要从过于宽泛的竞争性行业适当退出，集中力量控制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主要是资源垄断性行业（如邮电、通信、原油开采）和提供最重要公共品的行业（如铁路、城市公共交通、电力、煤气、自来水供应），同时也包含一些竞争性行业（如石化、钢铁、粮食是商品粮流通、金融、外贸、尖端技术等），即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行业、提供重要公共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技术产业。

另一些规范性研究的学者则从理论出发，讨论了国有经济功能的发挥、重组的原则和对策问题。周叔莲（1994）较早地从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角度指出，国有经济要有计划、有步骤地从一些部门和企业退出，而要加强那些必须继续由国有经济经营的部门和企业，要把调整国有经济与振兴产业结合起来，与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结合起来。方星海（1996）从产业性质的角度认为，国有企业可选择自然垄断和有外生经济的产业领域，但不适合留存于产品市场行情变化快和风险大的行业。吴敬琏等（1997）也强调了国有经济的改组要与发展非公有经济联系起来。董辅礽（1999）首先将国有企业改革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并从宏观角度指出，国有企业的国家所有的产权制度决定了其具有公益性、政策性、维护国家和社会安全及追求国民经济整体效益的功能，相应地应分布于社会公益性部门；实施政府政策的政策性部门；保障社会和国家安全的部门；某些自然垄断和基础设施部门及某些高科技部门等6个部门或领域。他重点论述了国有经济重组与发挥非公有经济的关系。马建堂等（2000）依据国有经济的功能和产业重组的原则，依次将产业进一步细分为国有经济必须保持绝对控制、相对控制、需进一步加强或退出等六个产业领域。刘元春（2001）分析了我国作为后发的转轨国家，国有企业应当从计划经济时期的“技术移植、技术模仿、技术赶超和技术扩散”的主体，转向转轨时期的提供技术公共品，以便克服“国家失灵”和“市场失灵” 。张颢瀚等（2005）按照国有企业的功能及市场经济的要求，认为应将国有企业重组为：生产公共产品的企业，这类企业不应以盈利为目的，由政府财政全资设立，在一定程度上实施计划管理；掌握国民经济命脉的企业，包括基础产业、支柱产业和先导产业，这类企业应由国家控股；一般竞争性企业，企业要进入市场，国家要逐步从这些企业退出。居维纲（2005）认为，国有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有其特有的、难以为非公有企业替代的功能，包括：维护国家和社会安全的功能，政府调控经济的功能，提供公共物品的功能，保障国民经济协调发展，提高国民经济整体效益的功能；沈志渔、罗仲伟等（2005）概括性地指出，我国国有企业应具有四方面的功能：安全与稳定功能，调控与引导功能，支撑与服务功能，以及国家层面的竞争力功能，等等。王俊豪等（2005）则从管制经济学的角度进一步指出，国有经济应当以控制垄断行业中的自然垄断性业务为主，比如电力、电信、铁路运输航空、邮政、自来水和管道燃气的网路部分。杨励（2006）则从国有经济的角色入手指出，从计划经济到现在的市场经济，国有经济从普遍性配置角色逐步转变为特殊性配置角色。这种特殊配置角色从本质上是国有经济作为国家调控经济的工具，国有经济在于实现社会目标和经济发展的战略性目标，其功能侧重综合发挥服务、引导、保证和调控性功能。国有经济应主要分布于自然垄断产业、公共事业领域、战略竞争性产业，以及一些特殊行业如战略资源开采、军工、造币等。剧锦文（1999，2006）认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的主要功能不仅在于弥补市场缺陷，还在于“诱致”市场的产生。

2.经验和实证性分析

（1）关于国有经济产业重组的过程。贺若先（1991）通过分析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首先发现，20世纪80年代国有经济的参与度为：1980年，基础设施部门90%左右，矿业和制造业75%左右，建筑业、商业和个人服务业为45%，农业近于零；1989年则分别为90%左右，55%左右，25%左右和近于零，说明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份额开始下降。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研究报告（1996）对1994年中国统计年鉴工业各行业中国有经济的比重进行了计算，发现在轻工行业，非公有制经济的产值已经超过国有工业，而在重工业中，国有工业仍占优势，尤其是在采掘工业更占绝对优势。剧锦文（1999）利用统计年鉴的数据研究了1991年至1996年国有工业企业产业分布的变化趋势，发现国有经济在这个时期发生了从竞争性产业领域退出的明显态势。王金存（1999）通过计算发现，中国国有经济几乎在所有经济部门的比重都高于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中的相应比重，特别是在广大竞争性领域。平新桥（2003）研究了国家经济分行业的控制力状况，发现国有经济在自然垄断和行政垄断行业的控制力依然在70%以上，有的甚至超过90%。林森木、程选（2005）利用国家公布的统计资料分析指出，截至2002年，在国家统计所涉及的39个工业行业中，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份额＞50% ）的行业共有10个。截至2002年，国有经济在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分布情况是：农业为3%；工业34%；建筑业20%；第三产业仍高达63%。杜希双（2006）的分析结论是在金融、交通运输、仓储、邮政、采掘与电信传输服务业企业，国有经济占全部企业经济的比重明显提高，2004年这些行业企业所使用的国家资本占全部企业国家资本的比重超过了1/3，比1996年提高了约10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国有经济从竞争性产业领域逐步退出。从1996年到2004年的12年间，制造业所占有的国家资本在全部企业国家资本中的比重由23.1%下降到12.9%，主要集中在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等几个重要行业；批发和零售业企业国家资本占全部企业国家资本的比重由13.4%下降到5.2%。课题组（2006，2007）的研究证实，近10年来，国有经济表现出四个特点：国有经济比重趋于下降，但国有经济总量不断扩大；国有经济进一步向大型企业集中；国有资产向基础性和支柱产业集中；国有经济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仍居控制地位。

（2）关于国有经济产业重组的原因。关于国有企业发生产业重组的原因大致形成三类观点：第一类可称为效率说。贺若先（1991）的分析结论是，国有经济之所以发生产业退出，主要原因是资源约束条件下国有企业的长期低效率。刘小玄（2001）利用1985年和1995年两次工业普查的数据，进一步分析了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效率，也得出了国有企业的萎缩与非国有企业兴起的根源在于效率上的差异。第二类可称为资金不足说。张春霖（1999）在吴敬琏等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国有经济之所以发生调整，直接原因在于国有经济的盘子过大，在国家储蓄大幅下降的情况下，国有企业就难以从国家那里获得如前一样的资金供给，必然发生融资难，进而引发国有企业全面的经营困难。第三类为外部压力说。剧锦文（1999，2007）认为，由于外资的大规模进入，民营经济的迅速壮大，即使国有企业依然保持既有效率，也首先会使国有企业在相对意义上发生退出，更何况这些外部势力会迫使国有经济加快其重组的速度。再则，由于国有资产存在流失风险和资本市场的发展使国有经济的重组更具紧迫性，也具备了更多重组的条件。

近来的一些学者张卓元（2001）、金碚（2005）、周天勇、夏徐迁（2008）等抱怨国有经济重组的速度过慢，指出而今的国有经济仍然规模过大，在产业配置上存在着全方位、分散性和任意性，该退出的没有退出，应重点发展的也没有得到重点支持。

从以上对政策和文献梳理可以看到，政府对国有经济的政策是逐步明确的，而且，着眼点集中在如何发挥其主导作用和控制力方面，并依此来确定其产业的具体分布和重组；学术界则首先从国有企业的性质入手认识其基本功能，强调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经济应发挥社会公益性功能和弥补市场失灵，尽管不同学者的观点不尽相同；实证分析的结论则表明，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有经济确实从竞争性领域逐步退出，但仍然在众多领域和地区广泛分布，调整和重组的任务远未完成。

三、国有经济的功能及其战略定位

自提出国有经济重组到现在已经过去了近20年的时间，为什么重组的进展并不尽如人意？其中的因素很多，本文认为，对国有经济在市场经济中的功能认识不深入、不全面是一个重要原因。此外，对因国有资产日益增大的流失风险所要求的重组迫切性认识不足，也没有充分认识到已经形成的各种有助于重组的有利条件和重组的机会。为此，本文将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个更系统、全面的关于国有经济功能的框架，并试图分析实现这些功能的条件和机制。

（一）国有经济应成为实施国家战略目标的基本工具

根据世界一些发达国家以及我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国有经济在实现国家发展战略方面可以担当重任。

首先，战略性高科技的研发与推广。在人类社会步入新经济的时代，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日益凸现，科技发展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综合实力与竞争能力。信息技术、新能源、宇航空间技术、新材料、海洋与生物技术等科技研发领域的成果对于一个国家竞争力将发生根本性影响。但是这些领域中，某些研发活动的资本投入规模之大、风险之高、回收周期之长、涉及方面之广又是绝大多数的非国有企业、民间资本所无法承受的，这就需要依托国家资本的力量来组织科学技术的研发活动。所以很多市场经济国家更多地以国有企业的形式建立和发展高科技行业。比如，美国航天局、欧洲宇航局、空中客车公司等，都是由国家资本控制的。我国的航天、核技术同样在国家资本的推动下，取得了快速发展。

其次，战略性产业的控制。无论历史还是理论都证明，在特定条件下，通过国有经济对一些战略产业实施某种程度的控制，有助于推动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但这里必须强调，绝不能将以前确立的战略产业视为永恒的战略产业，国有经济控制的仅仅是当前处于战略地位的产业。对于已经失去战略意义的产业，国家资本则要主动退出。否则，就会影响这些产业的竞争效率。

再次，战略性资源的开发与获取。土地、石油、铁矿、稀有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如煤炭、森林等战略性资源是国民经济的命脉，开发战略性资源对于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战略性资源往往涉及国家的经济安全。国家资本直接控制战略性资源，可以在资源开发、利用等方面更有效和更直接地体现国家意志。从各国的经验来看，市场经济国家国有企业在战略性资源产业中均占有相当比例。以石油为例，除美、英、法等国家外，多数国家采取国家石油公司的形式，特别是在全球能源日益紧张的背景下，国家资本对像石油这样的战略性资源的控制更具紧迫性。

（二）国有经济应成为政府宏观调控的政策工具

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实施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国有经济还不足以成为一种政策工具。在我国，国有经济依然是一支重要的经济力量，它所具有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完全可以成为像财政和货币政策那样的政府调控经济的政策工具。事实上，正是由于国有经济所具有的政策意义，我国正在形成区别于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模式，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这个模式的基本含义可以概括为：政府通过财政、货币以及国有经济等政策工具，来调控市场，市场再通过价格等机制引导其他企业的运行，以实现政府追求的经济目标。

当然，需要强调的是，在这个模式中，国有企业是经济组织，但不应是以营利为唯一目的的。否则，作为具有独立利益的国有企业就会利用政府的力量形成各种形式的市场垄断，并为小利益集团谋福利，从而使政府的政策陷于失灵。我们可用图1描述这一模式内部的基本关系。

图1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

（三）国有经济应作为产业升级、区域振兴的手段

按照发展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国有经济作为一种“诱致性”经济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通常，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产业或地区发展水平低下，结构不尽合理，只有依靠政府的力量，借助国有经济创造市场，初步形成产业体系，并逐步实现产业或地区的升级和换代。当然，我们必须指出，国有经济在参与产业、地区的结构调整时，其功能应仅限于诱致市场的产生，一旦市场诞生并达到一定规模，国有经济就应当主动退出，再进入需要“诱致”的其他领域，而绝不能长期滞留于这些产业中，否则，就会起到适得其反的后果。

（四）国有经济应充当捍卫国家经济安全的屏障

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经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利用其规模优势、技术优势和制度优势，与所在国的企业展开生死之争。它们通常会采取各种手段，打败后发国家的所有企业。这对于后发国家来说是十分现实和残酷的。如果没有一种制度对这些跨国巨头加以必要的制衡的话，后发国家的民族产业，乃至国家的战略产业将无以生存。而这个制度装置就是国有企业，即在经济开放的前提下，通过在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领域保持一定的国有经济，以确保国家经济、民族产业的安全。当然，如果我们的民营经济得以发展并壮大起来，并能够与大型跨国企业展开竞争，国有经济也就用不着承担国家经济安全的使命了。

（五）国有经济应是体现广大民众利益和政府意志的载体

国有经济除了在广泛的经济领域发挥作用外，特别是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国有经济因此需要在整个社会范围、维持政治制度等方面发挥其独特的作用。

第一，国有经济的社会功能。长期以来，国有经济主要被作为发展经济的重要力量来对待。但本质上说，国有经济更应体现全社会的利益，承担更多社会责任（剧锦文，2007）。因此，它在社会层面发挥作用更为合适。

首先，国有企业是政府推行各项社会发展政策的重要手段。国有经济以服务于社会为己任，国有企业就并不是盈利为唯一目标，而必须承担一定的非商业目标，要更注重社会责任。这几乎是世界各国国有部门的共性。

其次，国有企业是政府直接掌握关键性生活资料，应付各种紧急状态，实施危机管理的必要工具。危机管理已经成为当代社会政府十分重要的职能，它已远远超越了经济方面的职能，包括涉及政治、社会管理等多个方面。中外的经验表明，关系广大民众日常生活的行业需要保持一定的国有经济。众所周知，粮食、成品油、自来水、天然气、电力等大众必需品，消费弹性比较低，如果这些部门完全由非国有经济来经营，那么一旦社会出现紧急状态，这些企业很可能会因谋取高额利润，而置国家、人民的整体利益和有关法律、法令于不顾，社会利益就会遭致巨大损失。因此，由国有部门代表国家直接掌握一部分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资源和生活资料，应付各种紧急事态就是非常必要的。在出现各种突发事件时，国家不仅可以通过行政手段强制征集各种资源，而且可以依据所有者的身份直接调用各种资源，从而大大提高政府处理各类突发公共事件的效率和效能。特别像我国这样的大国，正处于全面转轨过程中，政府面对市场经济的行政经验，社会管理能力、经济管制能力、经济动员能力等都在逐步形成，国家法制也不够健全和得力，社会整体的法律意识、公共道德意识也比较淡薄。在这种情况下，保留一定国家资本和国有经济也是有必要的。但本文强调，政府对这些资源的控制必须通过法律形式予以确定，以杜绝政府的过度进入。

第二，国有经济的政治性功能。国有经济除了经济和社会的功能外，它们还具有一定的政治性功能，根据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许多文化传播媒体产业是由政府掌控的。这是因为新闻媒体产业具有社会公共产品的特征，必须受到政府的监管，并在必要时由政府直接控制。在美国，美国公共广播公司就是由国家经营。本文认为，文化传媒业也可细分为政治性强和经济性弱、公共性强和公共性弱等不同类型，而国家资本控制的仅应是那些政治性、公共性较强的那些部分。

四、实施国有经济战略重组的条件与紧迫性

本文的另一研究目的是从现实出发，进一步讨论实施国有经济战略重组的条件。重点考察国有企业制度的规范性、资本市场的发展，以及非国有经济的成长等内外部因素；同时，分析了国有资产存在巨大的流失风险性，意在指出国有经济战略重组的紧迫性。

1.国有企业制度日益规范化

经过近30年的不断改革，国有企业在体制和运行机制上已经更贴近市场规则及商法的要求。据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数据，截至2003年，在净资产占全部国有企业66.9%的2903家国有及国有控股大型骨干企业中，约有1464家改制为股份制企业，改制面达50.4%；国有中小企业改制面已达85%以上，其中县级已基本完成改制，地级市改制达80%～90%。在东部一些经济发达省市，国有企业基本上从竞争性产业领域退出了。现在绝大多数的国有企业已经初步形成了股权多元化，和以“新三会”为主体的新型治理结构（剧锦文，2003）。许多国有企业通过主辅分离，剥离了社会职能；通过合同制打破了“铁饭碗” 。这些新制度就会大大降低实施国有经济战略重组的制度费用。

2.国有资本的证券化

自从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规范的资本市场诞生以来，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一大批被改造成国有控股的公司陆续进入资本市场。

图2　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概况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证监会网站相关数据整理而得。

由图2可知，截至2007年底，我国境内的上市公司总数达到1550家，总市值接近9万亿元，总股本接近1.5万亿股。到2005年6月30日，国有控股或参股的上市公司达899家，占上市公司总数的比重尽管有所下降，但仍占65.2%。发行的非流通股为4694亿股，其中国家及国有法人股为3474亿股，占非流通股的74%。⁽⁵⁾另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公司治理报告（2006）》的数据，在当时全部的835家沪市上市公司中，设有国有股的公司占公司总数的79.3%，国有股占上市公司全部股份的50.8%，国有股比例超过30%和50%的公司占公司总数的79.3%和44.35%。所以，一部分国有资本借助资本市场初步实现了由实物形态向证券形态的高级化转变。2005年开始实施的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进一步增强了国有股的流动性。由于国有资本的证券化，就使国有资本的市场交易成本大大降低，其流通性和变现能力也会增强，为政府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实施国有经济的战略重组提供了更大的可能。

此外，由于近年来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的不断壮大，已经从整体上培养出了国有经济战略重组的重要参与者。假如没有它们的参与，国有经济的战略重组将无从谈起。

3.国有资产面临巨大流失风险

尽管国有企业经过了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造，但依然存在多级委托代理，和所有者“虚置”等重大制度缺陷，由此造成了国有企业的低效决策，以及企业内部严重的管理腐败（剧锦文，2007）；甚至，一些国有企业已经被利益集团所左右，成为谋取小集团和个人利益的工具。这样，企业中的国有资产时刻处于流失的高风险之中，这进一步强化了实施国有经济战略重组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五、结论

第一，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国有企业作为一种特殊经济不应过分强调其商业功能，而应重视其作为政府的政策工具，发挥作为一种“诱致性”经济和弥补市场失灵的功能。具体而言，国有经济要逐步成为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工具，成为政府调控宏观经济、调整产业与区域结构的工具，成为捍卫国家经济和社会安全、体现政治意图的工具。我们必须树立这样的观念，即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国有经济的目标应是社会整体收益的最大化。

第二，国有经济的战略重组对应于我国经济转轨的全过程，它既是实现经济转轨的前提条件，同时也是经济转轨的结果。因此，国有经济的重组要在兼顾长远，兼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化进程，以此作为调整其产业与区域布局的一个原则。

第三，现实中，由于国有资产时刻处于流失的风险之中，实施国有经济战略重组不仅具有紧迫性，而且，由于国有企业日趋规范，资本市场的投融资和控制权转换功能正在形成，非国有制经济的壮大等，也为国有经济的战略性重组创造了条件，国有经济的战略重组正面临着难得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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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剧锦文：《经济转轨与国有企业的战略定位》［J］，《西部论丛》2007（2）。

19.剧锦文：《国有企业：产业分布与产业重组》［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

20.周叔莲：《周叔莲经济理论文选》［C］，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年。

21.吴敬琏等：《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M］，中国发展出版社1998年。

22.沈志渔、罗仲伟等：《21世纪初国有企业发展和改革》［M］，经济管理出版社2005年。

23.金碚：《竞争秩序与竞争政策》［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

24.马建堂、黄达、林岗等：《世纪之交的国有企业改革研究》［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

25.王俊豪等：《中国垄断性产业结构重组、分类管制与协调政策》［M］，商务印书馆2005年。

26.张颢瀚、张明之、王维：《从经营国有企业到管理国有资产》［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

27.课题组：《国有资产监管和国有企业改革研究报告（2006、2007）》［C］，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年、2007年。

28.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中国工业发展报告（1996）——从辉煌的“八五”走向更富挑战的世纪之交》［R］，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年。

29.周天勇、夏徐迁：《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30年》［A］，邹东涛：《中国改革开放30年（1978～2008年）》［R］，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

30.刘小玄：《中国企业发展报告（1990～2000年）》［R］，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注释】

(1)剧锦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博士生导师。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466页。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350页。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426页。

(5)刘纪鹏：《论股权分置改革中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