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发展视角与可持续发展

人类发展视角与可持续发展

刘民权⁽¹⁾　俞建拖⁽²⁾　王　曲⁽³⁾

一、引　言

自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人类社会取得了空前的经济繁荣，在短短的50多年时间中，人类所创造的物质财富远远超过了此前所有社会创造的物质财富的总和。然而，与此同时，世界的人口也经历了空前的增长，资源的开发利用程度和强度空前提高，并出现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退化问题。因此，自1972年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发表以来，人们开始忧虑马尔萨斯所预言的那种灾难性的情况是否有一天会降临到我们的头上，并积极思考我们的经济体系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以及如何才能实现可持续性。

早期有关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主要针对的是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的可持续，要求人们对自然资源的利用保持一种节制，保持生物多样性，使生态系统内的物质和能量循环、生态系统的自我更新和维护机能不受到破坏。此后，经济发展的可持续问题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种可持续发展的观点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代际公平的考虑提出的，即认为当代人的经济发展不应该影响后代经济需要的满足。这要求人们减少资源的浪费以及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Anand & Sen （1996）则进一步提出，应该从人类发展（人类生活质量）的角度看待可持续发展，⁽⁴⁾这一可持续发展观不仅考虑代际之间的发展不平等问题，也考虑代内的人类发展不平等问题。

在当前有关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理论和政策评估体系中，以GDP （或GNP ）的增长为目标的发展观仍然占据主流地位。以GDP为核心指标的经济成就评估方法起源于Keynes的总量式宏观均衡分析，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之后，这一分析方法以其简明的框架以及清晰有力的政策含义而被各国所采用。毫无疑问，Keynes的分析方法引起了经济学的革命，该分析框架为政府对宏观经济的有效干预提供了基本的参照。然而，当GDP指标被作为唯一的发展成就评估标准，并且它的增长被作为发展的最终目标的时候，就会产生严重的问题，尤其表现在对经济可持续的影响上。

人类发展（Human Development ）理论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199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Amartya Sen，以其对人类及其生活本质的非凡洞见，复兴了自Aristotle以及William Petty、Adams Smith以来的分析传统，对发展的本质及其实现手段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探索，为这一理论奠定了基础。人类发展视角重新将人置于发展分析的中心地位，认为发展的本质是扩大人的可行能力（Capability ），即人们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以及实现自己想实现的状态的能力，主要包括健康、教育、体面的生活以及主体性等内容。人类发展理论承认物质财富的增长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其意义仅仅是工具性的，即它为人的可行能力扩展提供了基本的物质基础和手段。然而，对财富的追求并不是人们的终极目标。

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类发展理论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在UNDP的大力倡导下，特别是随着一系列年度《人类发展报告》的出台，人类发展视角在世界各国的政策分析和实践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并产生了积极的效果。在当前有关人类发展视角的探讨中，人们更多地将注意力集中在对其本质性内涵、其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联、人类发展各维度之间的关联等方面。然而，正如下文所分析的，人类发展视角内在地包含了对可持续发展需求，对于健康、教育、平等以及人类体面生活的全面关注，使得该视角下的发展观保持了对资源过度开发和环境破坏的内在克制。不仅如此，人类发展水平的提高还有助于可持续发展的实现。

本文余下的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从GDP指标的构成出发，分析了传统的基于GDP的发展观存在内在的资源投入冲动，以及对于环境污染和退化问题的漠视，从而说明基于GDP的发展观在本质上缺少可持续内涵。第三部分讨论了人类发展视角的基本内涵及其主要构成，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人类发展视角所具有的可持续内涵。这一部分还从人类发展的工具性价值出发，进一步分析了人类发展视角对于资源和环境可持续的意义。文章的第四部分总结全文。

二、基于GDP的发展观与资源投入：内在的逻辑

（一）GDP的构成

所谓的GDP （Gross Domestic Product ），指的是一定时期（通常为一年）内经济体中所生产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之和。GDP是Keynes的总量式宏观经济分析框架的核心概念，这一分析框架在凯恩斯（1936）的名著《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基本成型，Metzler、Machlup等把Keynes的这一分析框架扩展到国际经济问题上。在现有的国民收入核算中，如果根据支出法确定一国的GDP，则该国所生产的商品和劳务的总需求由如下4个部分组成（Dornbusch & Fischer，1994）：①家庭的消费支出；②企业的投资支出；③各级政府对商品和劳务的购买；④国外的净需求（年度出口与进口的商品和劳务的价值之差）。

自从经济学的Keynes革命之后，由于该宏观分析框架所具有的简明特征，以及该分析框架所具有的鲜明针对性以及有力的政策含义，使这一框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普遍的应用。在政策分析和实践中，GDP往往不仅被用来衡量生产了多少产量，而且也被用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居民的福利。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趋向于把实际GDP的增加看做为人们境况的改善（Dornbusch & Fischer，1994）。在有关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文献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发展经济学家们常常以一种超乎寻常的坚定语气声明他们特别关注（人均）GDP （产出）的增长，譬如，现代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人Lewis （1955）就认为，尽管发展的目标是扩大人们的选择范围，但是由于产出的增长使人们拥有对所处环境的更多控制力，从而增加了人们的自由，因此他集中关注人均产出的增长（Anand & Sen，2000）。追求GDP总量和人均水平的快速增长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成为一种主流（Sen，1999）。

（二）GDP增长、资源投入需求与环境压力

在有关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中，主流的观点认为，我们应该保证留给后代的是一般性的生产能力，而不是某些特定的资源（如Hartwick，1977、1978；Solow，1974、1986、1991）。其潜在的假定是，在自然投入品、人造资本和人力资本之间存在着可替代性。但是根据热力学第一定律及其推论，经济的增长带来物质和能量资源提取增加的同时，必然造成残渣产物的相应增加。这些残渣中的很大一部分无法被环境同化并影响环境能量—物质循环，从而影响了可持续性。此外，该定律还意味着自然投入品、人造资本和人力资本之间的可替代性是有限的（Christensen，1989）。而热力学第二定律则表明，我们无法回收原初能源做功的全部能量，因为使用原初低熵资源的行为会导致一部分能量以热的形式散发。由于生产和物质的消费都可以导致物质的消耗，要实现它的再循环一定会耗尽那些稀缺的物质和能量（包括可更新资源和不可更新资源）（Georgescu-Roegen，1975；Hanley et al.，1997）。尽管我们目前无须对热力学根本定律预言的资源和环境限制过于悲观（Khalil，1990），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如果我们在当前的资源使用中盲目地扩大投入，不注意提高资源使用的效率以及资源使用对环境的影响，那么热力学定律所预言的限制必然会提前到来，从而在根本上影响可持续性发展。

尽管当前流行的这种以GDP增长为根本目标的发展观具有清晰有力的政策含义，但是实践证明，如果以GDP指标作为发展评估的唯一标准，则会对可持续发展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这是因为：现行的GDP核算方法在本质上没有对资源使用效率以及环境成本提出要求；GDP的各构成部分之间的完全替代性假设可能导致政策误导；对分配问题的忽视可能增加资源与环境压力；而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赶超冲动”又可能进一步加剧这种资源与环境的压力。

1． GDP核算中没有包含对资源利用效率和环境成本的考虑

从GDP的核算方法来看，实现GDP增长的思路和条件可以是非常直接的，即要实现GDP的增长，只要保证上述4个部分之和的增长即可。我们不难发现，在GDP增长的要求中并没有内在地包含对提高资源使用效率的要求（当然也没有排斥提高资源使用效率的要求）。因此，对于既定目标的GDP增长，完全可以在资源使用效率没有得到提高甚至下降的情况下通过扩大资源投入来实现。

此外，由于在通行的GDP核算中，环境污染和退化的成本并没有反映在GDP的核算中，因此，单一的以GDP增长为目标的发展策略也无须考虑环境因素，从而削弱了对环境可持续的需求，造成大量的环境污染与资源耗竭。在UNDP 1998年《人类发展报告》中，估计了部分亚洲国家环境退化的代价。在1990年，中国因土壤侵蚀、砍伐森林和土地退化导致生产率的降低、水资源短缺和湿地破坏等环境问题造成的经济损失约139亿～266亿美元，占当期GDP的3.8%～7.3%。此外，在该年度中国因城市环境污染体制和生产力下降造成的损失在63亿～93亿美元之间，约占GDP比重的1.7%～2.5%。在巴基斯坦，20世纪90年代初期因为空气与饮水污染对健康的影响和因砍伐森林与土壤侵蚀造成的生产率降低带来的经济损失约为17亿美元，占当期GDP的3.3%。由此可见，在这种以GDP为导向的范式对环境所造成的压力是相当惊人的。

2． GDP构成部分的完全替代性假设与政策误导

在现行的GDP核算中，4个构成部分及其子部分之间是可以完全替代的，这种完全替代性有其直观的政策含义，如果GDP构成中的某个部分增长不显著，我们可以通过使其他部分得到增长以实现总GDP的增长。譬如，当一个国家的消费需求低迷时，我们可以通过扩大政府的采购来保持经济的增长；如果国家内部的需求没有增长，我们可以通过刺激出口来刺激经济增长。但是事实上，这种可替代性假设可能会对政策有严重的误导：

（1）低效率的政府采购支出。GDP核算并不关心这种支出是通过基础设施的增长、提高公务员的工资水平以及其他行政费用的增长来实现的，也不考虑政府采购的结构对未来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这种增长的效率。以中国为例，为了刺激国民经济的复苏，各级政府斥巨资修建了许多大型的基础设施，如道路、堤坝、桥梁、市政设施等，但是大量的工程被证明是“豆腐渣工程” ，从而浪费了大量的资源。事实上，政府采购结构对经济增长和资源使用有着更深一层的含义，比如，如果政府的采购更偏向于与人类发展有关的领域，如基础的医疗卫生设施和基础教育，将更有助于人力资本的形成以及未来的经济增长，并减轻资源投入压力。

（2）以环境为代价增加净出口。在发展中国家，其总财富存量中自然财富的比重相对较高（见表1）。根据简单的比较优势理论，其对外贸易中低附加值的初级资源（如木材、原油、矿产）往往占了较高比重，由于这些国家技术水平相对低下，资源的开采过程中浪费严重，以初级资源为主的出口的过度增长会对生态平衡造成极大的破坏。

表1　世界人均财富组合的估计（以2000年的美元为计价单位）

资料来源：K.Hamilton et al.Where is the wealth of nations？Measuring capital for the 21st Century （Washington，DC：World Bank 2005，forthcoming ）.

（3）忽视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支出的异质性。居民的消费支出并非同质的，用于人力资本方面的消费的增加，有可能会促进未来经济的更好的增长，从而减轻对物质资源投入的压力。就企业的投资支出而言，在现行的GDP核算中，企业的存货被视为一种投资，但是企业的存货有主动和被动之分。被动的存货投资往往不能够用于人们福利的改善，同时又占用了经济资源，因此是一种浪费。在现行的GDP核算中，对于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的这种异质性则没有考虑到这些因素，忽略了消费结构和投资结构对未来发展和当期福利所具有的意义。

3．忽略经济财富在社会中的分配

在现有的GDP核算中，并没有考虑经济财富在社会中的分配问题。以中国为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GDP保持了9%以上的年均增长率，但是与此同时，经济不平等也在迅速恶化。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45，超出了国际公认的0.40的警戒线。经济不平等扩大的直接后果是，社会中不同阶层和群体之间的冲突空前加剧，这会减少经济体中社会资本的存量，这有可能会增加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资源和环境压力。

4．赶超冲动

在发展中国家，由于长期以来发展的需求受到抑制，普遍存在着一种“赶超冲动” 。这种赶超冲动会促使政府采取一系列的“赶超策略” ，特别表现在对高速GDP增长率的追求上。对GDP增长率的狂热追求会进一步弱化对未来增长可持续性的考虑，在发展中国家，为刺激GDP在短期内的高速增长所采取的急功近利行为屡见不鲜，从而使前述的资源与环境压力进一步加大。

需要指出的是，考虑到地球并非是一个封闭的物质—能量交换系统、技术进步在提高资源使用效率上的潜力，以及在自然资本、人造资本和人力资本之间存在的替代性，实现GDP或者是单纯的物质财富可持续发展仍是有可能的，正如Hartwick和Solow等人的研究所揭示的。但是，由于以GDP为目标的发展范式的总量式特征、内在的资源投入偏好、对资源利用效率和环境成本的漠视，以及赶超冲动，使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和环境成本更高，并且很容易以牺牲可持续性为代价追求短期经济的高增长。

综上所述，由于以GDP增长为目标的发展范式缺乏对环境因素和资源利用效率的考量、忽视分配问题、对GDP组成部分的完全替代假定，以及存在赶超冲动，这一切都导致了这一发展范式在根本上缺乏可持续性内涵。事实上，就发展的终极目标而言，基于GDP的增长范式的根本问题在于其颠倒了发展的目的和手段，没有把人和人生活质量的改善置于发展研究的中心地位。

三、人类发展视角的可持续性内涵

（一）人类发展视角的缘起与内涵

早在两千多年前，Aristotle在其著述中就赋予了生活质量以核心的地位，认为财富并非人们所追求的最终目标，而只是因为它有助于我们其他目标的实现。这一分析传统在很大程度上被早期数量经济学的奠基人⁽⁵⁾和政治经济学的先驱者们⁽⁶⁾所继承（Anand & Sen，2000）。并在20世纪80年代为Amartya Sen所复兴。在人类发展视角中，人的可行能力，即人们做自己想做的事以及实现自己想实现的状态的能力，占据了核心的地位。可行能力思想在Sen （1985）的《商品与可行能力》一书中基本成型，并在此后得到了Sen本人和Anand、Dreze、ul Haq等经济学家以及哲学家Nussbaum等的拓展和完善。在ul Haq的带领下，联合国发展署（UNDP ）于1990年出版了第一个《人类发展报告》，此后，年度《人类发展报告》成为最受期待的一份全球性报告之一，从而使人类发展视角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注意和重视。

人类发展视角是一个有关个人福祉、社会安排以及政策设计和评估的规范性框架，⁽⁷⁾在人类发展视角下，发展被定义为人们可行能力（自由）的扩展（Sen，1999），⁽⁸⁾其关注的焦点是人们能否过上自己有理由珍视的生活。人类发展视角直接关注人类生活的质量，认为这具有根本上的重要性，而那些在传统发展观中被过分强调的物质财富的增长，只是促进人们过自己所珍视的生活的工具和手段。人类发展主张以可行能力而不是单纯的物质财富或者效用作为衡量人类福祉的标准。

可行能力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人们往往关注那些具有特别重要性的可行能力。在人类发展报告中，确定为最重要的人类可行能力需要满足两个要求：首先，它必须是世界各地人们普遍认为有价值而加以重视的；其次，它必须是基本的，即缺少了这些能力将妨碍其他许多可行能力的实现。根据这两个标准，UNDP的系列《人类发展报告》对以下几个方面的可行能力予以了特别的关注：①长寿而且健康的生活；②教育；③体面的生活和尊严；④主体性（即人不应该被动地接受发展的成果，还应该主动参与到发展的进程当中）。

（二）人类发展视角内在的可持续性要求

1．人类发展视角的目标导向对可持续性的内在要求

人类发展强调发展必须将人置于关注的中心。发展的目的在于扩展人们的可行能力（人的实质自由），具体包括健康、教育、体面的生活和主体性等多个维度。追求这些可行能力的扩展将内在地提出对环境、资源开发利用，以及更为宽泛的生产能力的可持续性要求。

在人类发展视角中，长寿而健康的生活被置于一个中心位置。 “享有长寿（而不是壮年就过早死亡），以及在活着的时候享受好日子（而不是过一种痛苦的、不自由的生活）的可行能力，是我们每个人都珍视而且向往的（Sen，1999）。人的一切活动都必须建立在健康地活着的基础之上。对健康的要求必然需要洁净的水、清新的空气以及整洁舒适的环境。考虑到工业发展造成的工业排放物、汽车废气、家庭燃料燃烧造成的空气污染致使全球每年有270多万人死于呼吸系统、心脏和肺部疾病和癌症（UNDP，1998），则以人的健康为追求目标的人类发展视角必然提出对环境保持和合理利用资源的要求。因为，保持和增进环境质量，扩大资源利用的可持续能力是实现人们健康且长寿地生活的必要保障之一。

教育水平会影响人们对“什么是值得自己珍视的生活方式”的认识和追求，教育水平更高的人常常会要求拥有更高质量的生活，而清洁舒适的环境则是高质量生活应有的组成部分。因此，具有更高教育水平的人往往对自身所处的环境的质量有更高的要求，而不是单一地追求物质财富的增加。当物质财富的增加需要以环境和资源的可持续性为代价时，教育水平的提高将会使人们对过度的资源需求产生内在的克制。

人类发展视角追求体面的生活水平。在这里，体面的生活水平拥有广泛的含义。它是对一系列要求的综合反映：既包括令人满意的收入水平，也包括对其他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本的拥有。显然，对环境质量与资源利用的要求也是这个综合衡量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也就是说，拥有体面的生活水平就应该拥有理想的自然环境和丰富的资源。然而，目前世界上广泛存在的贫困问题使很大一部分人不仅无法享受基本的收入水平，而且无法享有理想的自然环境与资源，因而无法获得体面的生活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发展视角对于消除贫困的要求无疑同时也对提高贫困人口的生活环境和自然环境提出了要求，并对提高总体质量和改善生存状态产生积极的影响。

2．政策安排导向对可持续性的意义

人类发展视角对于如何促进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政策导向上的优先安排。从公共支出政策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出发，人类发展视角强调政府预算开支中4个比率的设置，即公共支出比率、社会配置比率、社会优先比率和人道支出比率。⁽⁹⁾这些比率反映了一个社会在制定政策中的优先选择取向。不同社会在各个比率上的差异，以及一个社会在不同时期的各个比率上的差异，都可以说明不同的政策优先取向。

在许多追求单纯GDP增长的发展中国家，政府的预算支出超过了25%的GDP，但是，它们在人类优先目标上的支出，包括基础教育、基本医疗、农村贡税、计划生育、食物补贴、社会保障，还不到总公共支出的1/10，这将对可持续的人类发展提出严峻的挑战。UNDP的报告认为，假如一个国家希望取得理想的人类发展水平，则人道支出的比率至少需要5%的GNP，而实现这个结果的有效方法是保持适度的公共支出比率（大约为25% ），并将这一支出的大部分配置到社会部门（超过40% ），且集中在社会优先领域（超过50% ）（UNDP，1998）。这样的追求与强调单纯的经济增长形成对比，并与资源、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要求相协调一致。

3．公平视角对可持续性的意义

与基于GDP的发展观所不同的是，人类发展视角不仅仅关心资源投入的总量，而且高度关注资源分配问题，也即公平问题。这涉及两个方面：一是代际之间的公平。人类发展从人的角度，而非单一的环境角度关注代际间的公平性。实现当代的发展目标不应该以后代的资源枯竭和生存质量的下降为代价，这一点即是可持续发展的内在核心。二是代内公平。人类发展视角尤其强调代内不平等的消除，因为代内平等对可持续发展有重要的意义。存在于发展中国家的大量不平等现象成为这些国家实现理想而持续地发展的重要障碍。在发展中国家中，有1/4的人口仍然受到基本人类必需品、最低收入和体面的社会服务方面的剥夺，由此导致的贫困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环境威胁。突出的表现是，由于生存的危机，贫困使过度砍伐森林、荒漠化、盐碱化、卫生设施不足、水体污染的状况进一步恶化，从而使环境、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都遭到阻碍。人类发展视角从这个重要方面出发，强调在代内的公平分配、减少差距、消除贫困，使贫困人口不会因为生存压力而对其生活环境造成进一步损害，这一点对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

（三）人类发展的工具性价值与可持续性

人类发展的各个维度，不仅就其自身而言具有重要的内在价值，而且还具有非常重要的工具性价值。正如Sen所言，人类发展的“各种工具性自由之间存在着多种多样的相互关联。它们各自的作用以及对其他自由的具体影响是发展过程的重要方面” （Sen，1999）。人类发展的工具性价值还表现在其对经济可持续性的促进上。

第一，人类发展水平的提高促进了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从而提高经济资源的使用和配置效率。健康、初等和中等教育的普及以及更好的营养会提高经济中的劳动生产率。中等教育和职业培训，有利于促进技术的掌握，并增加管理能力，进一步提高经济效率。此外，高等教育的发展为经济中基础科学知识的发展和储备提供了基础，从而促进技术进步，特别是那些与资源利用以及环境保护相关的技术的进步。不仅如此，中等和高等教育的发展对经济制度、公共治理水平、法律体系的完善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而经济制度、治理水平、法律体系对经济的增长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这些都能够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减少资源的投入需求（Ramirez et al.，1997）。

第二，女性主体地位的增加可以有效地降低人口出生率，从而控制人口增长。这一点主要是通过女性教育水平的提高实现的。从生育意识来讲，更高教育程度的人更注重优生优育，在经济条件和收入有限的情况下，他们宁愿为少量的子女提供更优良的环境（Caldwell，1980）。就机会成本而言，由于父母抚养教育孩子需要一定的机会成本，特别是教育程度越高的女性，其为生育所支付的机会成本越高，这也会导致生育率的降低。在发展中国家，女性教育与婚龄有着相当直接的联系，从而减少了可能受孕的时间和潜在的繁育量。从控制生育的手段来看，女性主体观念的提高促使增加避孕的意识和手段，这也会有助于降低人口的出生率。Tilak （1994）对亚洲21个国家和地区的生育率和妇女的识字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人口出生率的降低大大减少了维持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和环境压力，从而有助于增加可持续性。

第三，更平等的分配有助于降低社会中群体的对立和冲突，增加群体之间的信任和正常有序的交流，从而促进社会资本的形成。继Putnam （1993）对意大利南部的经典研究之后，社会资本在经济中的重要性逐渐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正如一些研究所表明的，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有着更高社会资本的社会其经济发展往往也越快（Routledge & von Amsberg，2003），这会进一步降低发展对物质资源投入的依赖性。

第四，主体性的提高，包括社会参与的扩大、拥有更多的话语权以及公民权利的扩大等，会促进环境和资源使用的可持续性。主体性的提高使人们（特别是那些受不良环境影响的人）更有可能通过一种公开的渠道反映他们的处境，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并利用适当的途径维护自己的利益。因此，这种主体性的形成有利于促进与环境以及其他公共资源有关的问题的妥善解决，使相关的外部性问题内部化，是环境和公共资源市场的重要补充。实践经验表明，在处理有关环境和公共资源的可持续问题时，具有广泛公众参与的项目往往更有可能实现可持续性目标（UNDP，2004）。正因为如此，目前由UNDP和UNEP等国际组织资助的可持续项目中，都高度强调公众参与的重要性。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本文有关发展范式对可持续发展影响的探讨是通过人类发展视角与基于GDP的视角对比展开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前者是与后者完全冲突的。一方面，GDP的增长在总体上能够促进人类发展水平的提高，虽然这种关系不是直接的（Ramirez et al.，1997；Sen，1999）；另一方面，尽管在短期，偏向人类发展的资源投入会减少经济增长的资源投入，从而有可能减缓经济增长的速度，但是从长期来看，人类发展水平的提高增加了经济中人力资本的存量，从而将促进GDP的增长，有关东亚奇迹的研究充分表明了这一点（世界银行，1993）。

四、结论和建议

自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人类社会取得了空前的经济繁荣，然而与此同时，世界人口也经历了空前的增长，资源的开发利用程度和强度也空前提高，并出现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退化问题。因此，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成为当前世界各国所关心的一项重要议题。

本文主要关注不同发展范式对于经济可持续的意义。在当前，存在两种主要的经济发展范式：一种是基于GDP的发展范式，这种范式排他性地关注（人均）GDP的增长，并以此为衡量社会福利和发展的根本指标；另一种是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的基于人类发展视角的发展观，这种发展观强调社会的发展应该以人们的可行能力的扩展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为根本目标，而经济增长只是促进人类发展的工具和手段之一。

第二部分，我们以GDP的构成及其核算的潜在假定出发，分析了基于GDP发展观对经济可持续性的意义。由于目前通行的GDP核算中没有包含对资源使用效率和环境成本的考量，以及GDP核算中存在的各个组成部分及其子部分之间的完全替代假定，使基于GDP的发展观内在地缺少可持续性内涵。尽管在理论上单纯地基于GDP的可持续增长也是可能的，但是由于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赶超冲动，使得人们更容易注重现时的财富增长，而忽略了发展的可持续性。

第三部分，我们介绍了人类发展视角的缘起及其基本内涵与构成。我们发现，人类发展的需求内在地包含了可持续性要求，并且由于人类发展注重资源在部门和人群之间的分配，以及人类发展视角下实现发展的手段的多样性（如优先性的政策安排和社会机会开放、公民权利的扩大），也减少了对资源投入需求的依赖。此外，我们还分析了人类发展工具性价值对于经济可持续的意义，人类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够通过增加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促进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技术的创新，从而降低资源的投入需求。此外，教育水平的提高还有助于降低人口出生率，贫困的降低本身也会减少人们不合理的资源利用，这些均有助于促进经济的可持续性。

基于当前可持续发展所存在的压力，根据上述讨论和分析，我们认为目前学术界和政策界需要迅速地转变和抛弃传统的基于GDP的发展观，而以人类发展作为发展的根本目标，并使之在政策分析和实践中得到更广泛的应用和完善，从而促进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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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刘民权，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环境资源与发展经济学系主任，教授。

(2)俞建拖，北京大学经济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3)王曲，北京大学经济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4)有关人类发展的概念在本文的第三部分有比较详细的介绍。

(5)如Petty、King、Quesnay、Lavoisier和Lagrange等。

(6)如Smith、Richard、Malthus，Marx和Mill。

(7)关于人类发展的更多研究还可以参见Fukuda-Parr等主编的《人类发展选读：发展范式的概念、衡量和政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刘民权、王曲译校，待版。

(8)Sen （1999）“Development as Freedom”的中译本书名为《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于真译，刘民权、刘柳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9)公共支出比率（Public Expenditure Ratio ）指的是用于社会服务的公共支出占国民收入的比例；社会配置比率（Social Allocation Ratio ）指的是用于社会服务的支出占公共支出的比例；社会优先比率（Social Priority Ratio ）是指用于人类优先关注的支出占社会支出的比例；人道支出比率（Human Expenditure Ratio ）指的是用于人类优先关注的支出占国民收入的比例，是前面三个比率相乘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