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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媒体的外交功能

时间:2022-05-27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三、美国媒体的外交功能(一)传递国际间的外交信息美国的大众传播媒体不仅是美国公众了解外部世界的信息渠道,也是美国政府外交机构所依赖的重要信息源。这一点正符合美国政府的全球外交战略的需要。在危机事件和突发事件发生时,媒体传递外交信息的功能尤显突出。此后的历史证明,美国新闻媒体无时无刻不在监督着政府的外交行为,对外交政策和官员提出批评。

三、美国媒体的外交功能

(一)传递国际间的外交信息

美国的大众传播媒体不仅是美国公众了解外部世界的信息渠道,也是美国政府外交机构所依赖的重要信息源。从国家元首到外交部长,从驻外大使到外交部的普通工作人员,无一不将大众传媒作为他们了解国际风云变幻的耳目和捕获信息的得力助手。现代通讯传播技术迅猛发展,尤其是全球卫星传播系统的建立,已经使全球信息即时传送成为可能。发达的传媒企业将文字记者或影像记者派往世界各地,迅速捕捉和跟踪正在发生、发展的新闻线索。这一点正符合美国政府的全球外交战略的需要。从日常工作的层面来看,美国政府中各级对外事务官员往往都是先通过阅读、观看、收听传播媒体来获悉世界各地正在发生的事情,然后才收到驻外使馆的电传报告,接下来才是中央情报局及其他情报部门的详细报告。尤其在突发事件发生时,其最初阶段往往是大众传媒向决策者提供最快捷的报道[7]

在美国,国务院工作人员的桌上都摆有一份《纽约时报》。正如一位国务院官员所说:“我们每天要干的第一件事就是看《纽约时报》的国际要闻。在国务院没有《时报》就别想工作。”[8]美国前总统卡特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每天早晨上班总是先看当天的新闻摘要,然后分别写便条给国务卿、国家安全顾问或是中央情报局局长,了解其中的一些具体情况以及计划采取的措施。里根总统则是选择每晚和他的高级助理一起观看电视新闻,然后研究电视新闻对政府决策的评论,预测第二天将会有什么新的热点问题以及讨论如何对付这些问题[9]。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认为,大众传播媒体是政府传送外交信息的生命线

在危机事件和突发事件发生时,媒体传递外交信息的功能尤显突出。在危机和突发事件的始端,外交途径的信息往往较慢,新闻媒体成为政府唯一的信息来源。散布在世界各地尤其是敏感地区的驻外记者,以其敏锐的触角和细密的关系网,用最快的速度首先向国内发回报道。而驻外大使馆往往要在数小时或更长的时间之后,才有相关消息传回。这些多半通过官方渠道得来的消息,虽然更具权威性,但却不一定完全真实和全面。由于危机地区形势险恶,很不安全,外交人员很难停留和深入,而这对于训练有素的记者来说,恰恰是最激动人心、最能施展其才华的关键时刻。在诸如绑架、劫机和扣留人质等突发事件中,往往只有新闻记者被允许与有关参与者正面接触,只有他们才能向外界提供第一手情况。关于这一点,美国前总统里根和布什的外交事务顾问丹尼斯·罗斯曾说过一句话:“在突发事件中,从CNN报道中所获取的信息比从政府自己的渠道获取的信息要多得多。”[10]因此,有人认为,报道国际新闻的记者,其收集情报的能力完全可与训练有素的谍报人员相媲美,因为他们获取信息的速度有时比外交部的加密文件还要快得多。

(二)设置政府的外交议程

美国的大众传播媒体不仅为外交决策提供信息,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外交决策的轻重缓急。媒体对国际信息的选择和编排直接关系到公众和政府对国际问题的关注程度,从而拟订了公众和政府对国际事务的兴趣和倾向这一社会政治议程,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政府处理外交事务的议程。媒体一般通过对某一事件或某一地区进行连篇累牍的跟踪报道,或直接表明其独立的立场和观点,使这一事件或地区的显著性日益突出,渐渐地对决策者形成舆论压力,从而达到了设定议事日程的功能[11]

很显然,新闻的选编、报道的篇幅以及版面的安排,决定着人们的注意力和日常话题。而受到人们集中注意的主要话题则具有更高的政治价值,因而会受到决策者的重视而成为决策讨论的重要选择。媒体这一功能的效果,不在于它如何影响公众对某个具体事件的看法,而在于它通过所提供的信息及提供信息的方式告诉公众什么重要,应予以关注,什么不重要,不必给予重视。这是一种隐蔽的影响方式,潜移默化间在公众的意识中形成某种定式,造成某种舆论,间接地对决策议程产生影响。

那么,美国的新闻媒体习惯于报道哪些国际新闻呢?赫伯特·甘斯在1979年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全国广播公司、《新闻周刊》和《时代》周刊进行调查后写的《什么是新闻》一文中,列举了下列经常报道的题材:

● 美国外交活动(特别是官方访问);

● 直接影响美国的境外事件(如战争和通货膨胀);

● 东西方政治关系;

● 在欧洲皇室中拥有特别利益的首脑更替;

● 急剧的政治冲突(如战争、政变、革命、恐怖活动);

● 自然灾害;

● 国外独裁者的暴行。

其他人的调查也得出类似的结论。安德鲁·萨缪尔在《美国四大报刊的国际新闻》一文中指出,美国新闻界“更关注经济发达、政治强大以及文化价值同美国接近的国家”。但是,他们不仅很少注意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反而对那些经常涉及较为轰动性的事件(诸如军事政变、战争、自然灾害和犯罪等)予以报道。

换言之,美国新闻媒体报道的国际新闻是以美国和西方国家(而不是全球)为中心;以政府官方(而不是非政府团体和民众)为焦点;突出政治和国家安全问题(而不是经济和环境问题);强调诸如战争等“消极”事件(而不是富有合作意义的积极消息)。可见,媒体不仅具有选择性,而且往往故意渲染事件的某一方面。[12]对危机的报道更是如此,美国媒体往往局限于报道美国被卷入或受到严重影响的危机事件,但是,如果是一场发生在与美国没有多少牵连且地域狭小的第三世界国家里的内战,美国媒体就很少或根本不予报道,即使这种情况对于被卷入的人们来说的确是一场灾难。

(三)监督政府的外交行为

从20世纪60年代越南战争时起,美国的新闻媒体就对政府的外交行为日益不信任。当时执政的约翰逊政府被新闻界普遍认为有意掩盖美军在印支战场伤亡的真相,以及无意撤军而一味扩大战火的企图,因此,媒体对政府群起而攻之,导致约翰逊总统尴尬下台。

此后的历史证明,美国新闻媒体无时无刻不在监督着政府的外交行为,对外交政策和官员提出批评。只是由于每届政府的新闻宣传策略不同,对媒体工作的重视程度不一,使得每届政府与媒体的关系也各不相同。因此,媒体的监督作用在一定时期就显得异常明朗,而在另外一些时候则不那么显著。

尼克松当政时期,政府在外交方面对媒体采取的是“封锁消息、防范有加”的不友好态度,这引起了美国媒体的强烈反感,于是媒体毫不留情地开展起“揭丑运动”。尽管政府试图控制舆论,并以“国家安全”为由要求法院阻止《纽约时报》发表五角大楼文件,但仍然无法停止媒体对美国政府和军方的严厉谴责。

里根上台后,白宫制定出一整套中长期新闻方针政策,抓每个时期的大题目,同时每天有一个新闻主题,精心组织材料,向记者散发大量的文字材料。通过这种所谓“堆积材料予以操纵”的手法,试图确保对政府有利的文章能及时迅速地见读报端、广为人知,而对那些挑剔反驳的文章则尽量减少其数量。加之,里根是演员出身,有一种表演天赋,且极具幽默感,使记者都对他颇有好感[13]。然而尽管如此,美国媒体“挖掘丑闻”的天职似乎远远大于这种好感。为了保持和扩大发行量或提高收视收听率,媒体总是注意搜寻政府管理不善、腐败无能、官员渎职等方面的事例,并加以揭露。批评政府已成为媒体的“永恒主题”之一,几乎每名记者都梦想自己能发现一个外交上的“水门事件”,从此一鸣惊人、名利双收。于是,他们打探情报、挖掘内幕,终将“伊朗门事件”曝光于天下。虽然也曾试图挽回败局,但里根政府的许多高级官员仍因此事而不得不挂冠离去。

在1985、1986两年里,里根政府为使在黎巴嫩被扣押的几名美国人质尽早获释,曾给伊朗政府运送了好几批武器,因为美国政府相信伊朗对扣押人质的组织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是,此举却违背了美国关于决不同恐怖主义合作的承诺。此外,出售这些武器所得的款项后来又未经国会授权而秘密用于支持尼加拉瓜的反政府组织,这使事情变得更加复杂起来。从1986年11月初开始,美国媒体就不断深入揭露这个被称为“伊朗门”的案子,并追问里根总统是否批准了这一系列行动。直接指挥该行动的前后两任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麦克法兰和波因德克斯特以及他们的助理都一直试图掩盖事实真相,对媒体满口谎言,就连里根本人也一再误导媒体[14]。因此,当新闻界发现了政府已将“不故意撒谎”这条约定俗成的规矩打破后,便毫不客气地展开了针对政府的“挖丑”、“掏粪”运动,最后使白宫的几位高官除了引咎辞职外别无选择。

(四)改变政府的外交决策

前已述及美国的大众传播媒体是美国外交决策的参与者之一,但是这种参与是一种“间接”参与。客观地说,在外交事务中,媒体无法与国会和总统这样的角色一论高下,它毕竟只是从“外围”影响和改变政府的外交决策。但在有些情况下,就是这种从外围渗入的影响力却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政府内部的决定,使美国历史重新写过。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迟迟不介入战争,除了因为决策者受孤立主义传统束缚外,美国许多持孤立主义态度的新闻媒体在此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激烈情绪,也严重影响了政府的决策过程。战争结束后,在签署和约以及美国是否加入国际联盟的问题上,美国媒体与政府存在不同观点。颇有影响的新闻工作者李普曼等人以及他们所把持的媒体所提供的文字成为反对派责问威尔逊总统的根据,甚至成为参议院辩论时被引用的观点。按照罗纳德·斯蒂尔的说法,李普曼站在反对威尔逊的最前列,领导了这场攻势[15]。结果,参议院两次表决都未能批准和约,也未能批准美国加入国联。

此外,媒体改变外交决策的另一典型事例当属美国政府在越南战争中的政策改变。

除了上述事件外,美国兵败索马里一事也属类似情况。1993年8月,被派到索马里执行联合国决议以制止该国内部两派进行内战的美国部队,遭到当地武装力量的多次袭击,造成人员伤亡。克林顿总统闻讯后立即派出一支特种部队,与先期部署在那里的中央情报局特工合作,共同捉拿索马里内战一方的领袖艾迪德。此举使美国军队的使命从“制止内战”变成了“介入内战”,已超出了联合国决议的范围。10月3日,特种部队在摩加迪沙城里围捕艾迪德时与其武装发生激战,美军有18人丧生,77人受伤,两架直升机也机毁人亡。美军在索马里遭受重创的消息和新闻照片,特别是死亡士兵暴尸街头的惨状传回美国后引起了巨大反响,克林顿派兵到索马里与艾迪德武装对抗的政策在美国国内受到广泛的质疑和抨击。几个月后,尽管美军始终未能抓到艾迪德,在外交上很是丢脸,但克林顿还是不得不作出从索马里撤军的决定。

不难看出,正是对战争现场的一系列真实报道,迫使政府改变了在境外开展军事行动的政策和计划。媒体可以控制舆论,而舆论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总统,因此,美国媒体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改变政府的外交策略。

(五)充当政府的外交代言人

通常来说,美国政府关注的外交问题热点也是媒体炒作的热点。媒体一般采取连续追踪报道、深入报道等形式来收集相关消息、挖掘背景资料、提供分析述评,使被报道的外交问题一时间成为万人瞩目的焦点。在很多时侯,媒体所担当的就是政府已出台或即将出台的外交政策的代言人,它们要为具体的外交行动作铺垫、造声势、烘托气氛,言政府之所言,不能有半点差池。

比如科索沃战争中,为了把这场战争正义化,在开战前,美国媒体一边倒地把米洛舍维奇描写成一个恶魔,把南联盟政府维护国家主权的正义行为说成“种族清洗”,在美国公众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取得了对南采取军事行动的一致舆论。在这里,美国媒体与政府的立场完全保持一致,非常“称职”地充当了政府代言人的角色。

有些情况下,媒体甚至还可言政府之不便言、不宜言者,此时媒体与政府各司其职、配合默契。前文中,我们谈到的《时代》周刊代替尼克松总统向中国官方传递外交信号,最终促成中美成功建交的事件中,媒体就充当了“代言人”这一角色。此外,在美国和伊朗的关系中,这种例子也屡见不鲜。伊朗总统哈塔米上台不久曾经发表电视讲话,表示愿意同美国开展积极的对话,随后美国总统克林顿也通过媒体对哈塔米的讲话表示欢迎。尽管双方在幕后已经进行了外交接触和沟通,但仍然利用大众传播媒体来传递外交信号,进行其政策传播。

在美国外交事务中,媒体通常扮演的都是与政府立场一致的代言人角色。这时,它们是政府的外交喉舌,不管是官办媒体,还是商业媒体,都是如此。ABC的新闻主持人塞姆·唐纳森曾说:“一般来讲,媒体即使不是权势的侍从,也至少是它的亲兄弟。我们每天都会有一条按白宫建议播发的报道,只是有时变变样子而已。”[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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