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体育仲裁院特别仲裁法庭管辖权

四、国际体育仲裁院特别仲裁法庭管辖权

从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开始，为更快捷地解决奥运会期间产生的体育纠纷，在奥运会召开期间(包括夏季奥运会和冬季奥运会)，国际体育仲裁院均在奥运会主办地设立了特别仲裁庭(Ad Hoc Division，AHD)。^[21]

特别仲裁程序在管辖权行使上有其特点，《CAS奥运会特别仲裁规则》第1条规定:“本规则的目的在于，为了运动员和体育的利益，通过仲裁解决《奥林匹克宪章》第59条所指的产生于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或者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前10天的任何争议。”^[22]可见，临时仲裁程序的管辖依据是《奥林匹克宪章》第59条(之前为第74条)关于强制仲裁的规定，但有几点需特别说明:

第一，AHD受案范围“仅限于解决在奥运会上产生的或与奥运会有关的争议”。

?卡斯法瑞克公司(Schaasfabiok Viking)诉德国速滑协会案^[23]

卡斯法瑞克公司是一家滑雪衫制造公司，其向AHD提出仲裁申请，要求禁止德国速滑协会的成员身着由该公司竞争对手生产的滑雪衫参加长野冬季奥运会，AHD拒绝受理该请求。指出:其在处理产生或有关于奥运会的纠纷时，管辖权是受限的，对于没有明显违反《奥林匹克宪章》或其他可适用规则的请求，AHD无权进行仲裁。因此AHD受案范围“仅限于解决在奥运会上产生的或与奥运会有关的争议”。

第二，自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以来，各届奥运会报名表中均包含一个强制性仲裁条款，不签署报名表的参与者将无法参加奥运会。因此，奥林匹克运动参与者签署该报名表的行为视为其已经接受国际体育仲裁院强制仲裁，但单纯地签署奥运会报名表的行为，并不是构成AHD管辖权的必要条件。在2003年10月14日之前，历届奥运会的《CAS奥运会特别仲裁规则》都规定:AHD管辖权来源于《奥林匹克宪章》和奥运会报名表中的强制性仲裁条款，亦即必须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但在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的临时仲裁程序中，AHD建议国际体育仲裁委员会对该规则进行修改，删除关于有效的奥运会报名表这一管辖依据。原因在于:限定只有有效的奥运会报名表才能申请AHD仲裁，实际上剥夺了运动员对自己奥运会参赛权的维护权，当运动员的参赛权利受到侵害时，将得不到及时救济，对运动员不公。为此，国际体育仲裁委员会接受了仲裁庭的建议，于2003年10月14日在印度新德里对《CAS奥运会特别仲裁规则》的第1条作出了修改，在现行的特别仲裁规则中，向国际体育仲裁院提起仲裁申请的条件里取消了参赛报名表这一条件。^[24]

?斯库勒诉瑞士奥林匹克协会案^[25]

在斯库勒诉瑞士奥林匹克协会案中，瑞士职业滑雪运动员斯库勒女士参加了由瑞士奥林匹克协会和瑞士滑雪联合会联合举办的2006年都灵冬奥会滑雪板项目比赛的选拔赛。比赛结果是有6名运动员达到了规定的选拔标准，但奥运会的参赛名额却只有5个。最后，在瑞士奥林匹克协会公布的奥运会参赛名单中没有斯库勒。为此，斯库勒向国际体育仲裁院都灵冬奥会特别仲裁庭提起了上诉。斯库勒称:她符合瑞士奥林匹克协会和瑞士滑雪联合会规定的所有选拔标准，她有权参加2006年都灵冬奥会。斯库勒请求仲裁庭宣布瑞士奥林匹克委员会作出的选拔决定无效，并宣布她有权参加都灵冬奥会。仲裁庭对本案审理后认为:申请人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表明选拔程序和决定是在不公正或不合理的情形下作出的，并因此驳回了申请人的上诉。从本案可以看出，在2003年对仲裁规则进行修改后，仲裁申请人在没有签署有效的奥运会参赛报名表的情况下，AHD仍可以对有关争议行使管辖权。

第三，即使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没有承认国际体育仲裁院的管辖权，但由于其管理项目为奥运会竞赛项目，应当遵守《奥林匹克宪章》的规定。根据《奥林匹克宪章》第59条之规定，在奥运会期间，其仍应接受AHD的临时管辖。^[26]

?2000年悉尼奥运会鲍马南案^[27]

1999年，德国田协在对德国运动员鲍马南进行赛后兴奋剂检验时，发现其尿样呈阳性，国际田联仲裁小组在2000年裁定对其禁赛两年。随后，国际奥委会根据国际田联仲裁小组的决定，取消了鲍马南的悉尼奥运会参赛资格。为此，鲍马南向悉尼奥运会特别仲裁庭申请仲裁，要求撤销国际田联的禁赛决定。国际田联提出的抗辩意见之一就是国际体育仲裁院对该争议没有管辖权，因为国际田联在当时并没有承认国际体育仲裁院的管辖权。针对这一抗辩事由，仲裁庭拒绝采纳，认为《国际田联规则》中虽然尚未承认CAS的管辖权，但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有义务遵守《奥林匹克宪章》，包括其中的强制性仲裁条款，其参加奥运会的行为亦表明其已接受其中的仲裁条款，仲裁庭据此对该案行使了管辖权。换言之，AHD只要根据《奥林匹克宪章》第59条即可取得对奥运会任何争议的管辖权，而不管其他因素如何。^[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