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仲裁院:世界体育纠纷的独立解决机构[1]
［加拿大］理查德·H.麦克拉伦(Richard H.McLaren)[2]著 周青山译 郭树理、沈密校
一、导 言
体育最重要的本质是竞争。通过竞争的精神，运动员们互相竞技来决定谁是最优秀的。每位运动员竞争精神的基石应是平等竞争的信念、对荣誉的珍爱和互相尊重。
但是，因为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刺激而在田径场上投下的阴影，这种对于体育运动的纯洁观点几乎已经不可能再存在。由于获胜压力的急剧增加，奥林匹克精神正处于成为一种被时代淘汰的危险之中。曾经有人以为“奥林匹克运动中最重要的不是胜利而是参与……”[3]。但是现在这再也不是竞争的目的了，胜利反而是最需要的。“奥林匹克运动员，特别是金牌获得者，才能有机会签订大量赚钱的合同。”[4]
今天，运动员们通过坚持严格安排的训练、饮食和比赛来达到他们的目标。他们通过药物来提高他们的成绩来超越人类的极限。因为伴随着胜利而能获取的财富的持续增长，通过药物来提高成绩的诱惑力比以前更大了。运动员受到来自各方的压力，他们很容易屈服于诱惑而通过药物去获得对其他运动员来说不公平的优势。
在体育运动中根除通过药物来提高成绩，使体育运动回到没有不公平优势的竞争本源，没有不公平的优势和不光彩的胜利，是新千年的一大挑战。当很多年过去后，历史学家回过头来看悉尼夏季奥运会时，会发现这是反兴奋剂斗争的一个转折点。[5]
体育仲裁院(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s，简称CAS)是体育运动中反兴奋剂过程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成功的话，体育仲裁院将加强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orl dAnti-Doping Agency，简称WADA)[6]在奥运会上兴奋剂检测的威慑效力。本文考察了能使所有运动员在每一方面都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特别是没有通过药物而获取的不公平优势——的法律机制。还考察了CAS案例在新的千禧年的发展——包括临时仲裁机构(Ad Hoc Division，简称AHD)15个案例和14个裁决[7]——看CAS的机制能否有助于防止药物的使用[8]，并创造一个更好地使运动员公平竞争的环境。
二、体育运动的私法合意性
大多数体育组织为私人的、自愿的联合，因而不受公共权力的规制。[9]结果是大多数包括体育组织为一方的争议通过双方合意来解决，不同的法律制度和原则可能应用于不同的体育项目和运动员。每个国家，甚至每一项运动之间都有巨大的差异，因而将不同的规则、法律、体制、观念、法律哲学和目的有效地整合在一个框架之内是一项巨大的任务。体育的属性使快速解决争端的方式成为一种需要。因此，体育组织有的建立自己的仲裁机构[10]，有的将其纠纷提交给CAS裁决。
CAS于1983年4月6日在国际奥委会(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简称IOC)新德会议中创立[11]，并从那时起即开始处理体育方面有关私法性质的纠纷，仲裁院为全世界的运动员和体育组织提供了一个独立、完善的解决他们之间争议的平台。在这里既可以整合适用不同体育组织的规则和全世界通用的奥林匹克运动反兴奋剂规则。[12]
CAS是能使体育回归其本源的统一机构。它亦可能成为一个通过强有力的法律控制和对多样法律和哲学的适用来促进体育运动更加公平和更加诚实的统一体。
在这方面，CAS正在形成的普遍原则有一天将会被广泛承认从而成为体育法。[13]尽管CAS正在不断发展并取得了一些成功，但仍有一些国际体育联合会不同意由CAS来管辖他们的纠纷，国际业余田径联合会(International Amateur Athletic Federation，简称IAAF)和国际足球联合会(Federation International de Football Association，简称FIFA)选择建立他们自己的解决机构(IAAF和FIFA已经接受了CAS的管辖——译注)，而这些以国际单项体育组织为基础建立的特别仲裁机构的弊端在于他们缺乏独立性，且不能形成统一的体育法法理。[14]CAS也曾因缺乏独立性的受到批评[15]，CAS甚至被形容为IOC的一个工具，被它用来执行其在奥运会中的命令，对这两个仲裁体系的一个恰当评价将证明CAS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组织，而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的仲裁机构仍受到作为内部特别机构固有的问题的困扰。
无论各种解决机制的优点是什么，它们都是建立在双方同意将争议提交仲裁的基础上的，分析其裁决必须认识到仲裁机制是以双方合意为基石的。体育仲裁只有当运动员、国际单项体育协会和其他方同意仲裁并受其结果约束时才会存在。
(一)作为一个独立机构CAS
CAS对罗马尼亚体操选手安德里亚·拉杜坎(Andreea Raducan)的裁决遭受了一系列的批评。如上文已提到的，CAS被认为是IOC的一个工具，被它用来执行其在比赛中的命令，这样的批评是没有理由的。根据瑞士联邦最高法院的建议，CAS减弱了它对IOC的依赖性[16]，建立了国际体育仲裁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Arbitration，简称ICAS)[17]，它由20名委员组成，包括来自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国家奥委会协会和IOC的代表，CAS的每一位成员都要签订一项承诺:“完全客观和中立，并严格依据《体育仲裁规则》的条文，根据自己的个人能力来履行各自的职责。”[18]ICAS的委员不允许担任CAS的仲裁员或在CAS仲裁的争议中任一方的顾问。一般认为，这些措施有助于使人们认为CAS是一个独立的组织。
CAS的很多裁决强有力地证明了它的独立性。CAS通过推翻IOC的决定[19]和批评IOC的行动不果断[20]表明了它的独立性。当CAS认识到IOC没有果断的回答时，它就通过自己的纠正性行动改变IOC的不作为。[21]
另外，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上诉法院(New South Wales Court of Appeal，简称NSWCA)给了CAS有力的支持。它驳回了一名澳大利亚运动员因就队员选拔在CAS的败诉提起的上诉[22]，这是上诉法院第一次受理了CAS大洋洲分院的裁决。NSWCA驳回了这个案件并指出:“运动员和……澳大利亚联合会共同签署的各种文件形成了一个仲裁协议，即将可能出现的纠纷毫不例外地提交给CAS仲裁。”[23]
(二)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内部缺乏独立性的特别仲裁机构
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内部的特别仲裁机构没有——至少看起来没有——同样坚持CAS建立起来的独立和中立的标准。它们由于缺乏像CAS那样丰富的经验，因而很容易做出错误的决定。[24]在案件处理最后，它们经常面临体育组织出于政策需要，从而推翻该委员会根据法律逻辑推理所得出的结果的局面。[25]这样的困境同样存在于一国之内的体育仲裁委员会，它们缺乏独立性——一个先前CAS曾受批评但逐步改正了的缺点。它们没有认识到独立、中立和公正对于仲裁机构的必要性。而这些价值是运动员和公众对纠纷处理程序信任的源泉。
国际田联(IAAF)最近做出了一系列有影响的兴奋剂案决定，包括迪特·博曼(Dieter Baumann)、林福德·查理斯特(Linford Christie)、梅勒尼·奥蒂(Merlene Ottey)和杰维·斯多梅奥(Jauier Sotomayor)等体育明星在违禁药物检测中呈阳性，IAAF将这些和其他饱受争议和关注的案件提交给其内部仲裁机构，这些仲裁的结果体现了由于仲裁机构缺乏独立性而引起的困难和争议。
1.梅勒尼·奥蒂(Merlene Ottey)
梅勒尼·奥蒂的第一次国际比赛是在1979年的泛美运动会上，从那时开始她逐渐成为牙买加最受尊敬的运动员。她获得了14枚世界级奖牌[26]，参加了8届奥运会并共获得了8枚奥运会奖牌，包括2000年奥运会的一枚4×100接力银牌。在本案事发之前她已经成为IAAF和她所属国家的优秀代表。牙买加任命她为该国的世界形象大使。1998年IAAF授予她“年度最佳女运动员”[27]称号。这位牙买加出生的短跑名将无可争议地成为她国家的骄傲并出现在IAAF的招贴海报上。但这一切在1999年6月9日改变了，位于洛桑的IOC药检实验室在奥蒂比赛期间送检的尿样中发现存在名为19-正雄酮(19-Norandrosterone)与19-noretiocholane的违禁药物。
B瓶的检测结果确认后，奥蒂由于即将在牙买加业余运动员联合会仲裁庭接受审理，而被IAAF停赛处理。牙买加业余运动员联合会法庭最后认定奥蒂没有违反有关兴奋剂规则并撤销了对她的禁赛。IAAF不同意牙买加的决定，将此案上诉到IAAF自己的仲裁机构。[28]
诺龙(Nandrolone)在男性和女性体内均产生，限度一般为男性2ng/ml，女性5ng/ml，这种差别反映在女性怀孕或在月经周期的某一阶段血液中诺龙含量可能会更高，奥蒂A瓶和B瓶的数值分别为15ng/ml和14ng/ml，但是奥委会认为对于奥蒂样本比重数据的读取[29]超过了1.025。最后，正确的标准被采纳，在适用此标准后，A瓶和B瓶的数值分别下降了，并低于IOC规定的女性5ng/ml的限度，因此，该委员会驳回了该上诉并撤销了对奥蒂的处罚。
该决定做出后，遭到了猛烈的批评，并被科学组织认为是一个糟糕的错误。IAAF兴奋剂委员会委员、IOC蒙特利尔药检实验室主任克里斯坦·阿约特博士(Dr.Christiane Ayotte)表示，基于两个理由该决定是错误的。首先，仲裁庭错误地接受了尿检时采样与实验室读取的采样之间比重值的变化。在尿检时使用的是使用量液棒这种临时方法，而在实验室里使用的是精确的方法来读取比重值。当用实验室的方法检测到的比重超过1.019时，就不应适用正确标准了。阿约特博士获得了至少6个IOC认证实验室负责人的一致支持。[30]
更有趣的可能是阿约特博士认为法庭得出错误结论的第二个理由，她指出即使对该标本的比重值是1.025。正确的计算结果也应该是12ng/ml，仍然明显高于5ng/ml的标准。该“专家”采取了适用于男性尿液应含诺龙2ng/ml的错误公式。该委员会然后乘以2.5(使之适合正常女性的5ng/ml标准)并最后得出4.5ng/ml的结果，低于用正确方案得出的结果的2.5倍。[31]
JAAA的机构错误地认为:“尿检时获得的比重数据是正确的，并且基于该比重值所采取的公式也是正确的。[32]”仲裁机构根据科学家的意见得出了这个结论。因此很难说一个不同的仲裁机构是否也会被误导，更进一步，IAAF采取的行动已经表明了该决定的错误。这表明IAAF正在成为准确和可信的机构。但是，由于IAAF仲裁员不独立于IAAF执委会使得这一目标很难达到，这种困境的最好证明就是古巴跳高案，在此案中IAAF仲裁机构证明了兴奋剂违规的事实[33]，但决定还是被推翻了。
2.杰维·斯多梅奥(Javier Sotomayor)
杰维·斯多梅奥是跳高世界记录的保持者，并且是世界上唯一一位能跳过8英尺的人。1992年，杰维获得了一枚奥运会跳高金牌，成了他祖国古巴的体育英雄。杰维是IAAF运动员委员会的一名委员，并成为优秀运动员的一名典范。但是，1999年6月30日，在泛美运动会上获胜后，因服用可卡因而尿检呈阳性，杰维坚决否认吸毒，古巴主席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和古巴体育官员等认为有人有意陷害杰维以诋毁该国的体育运动。[34]古巴的国家审判机构宣称杰维是清白的。
IAAF仲裁机构回答了古巴运动员联合会(Federation Cuban de Athletisom，简称FCA)提出的异议，这些异议包括程序上的争议、尿样被更换和对蒙特利尔实验室可信度的怀疑，该机构回答并驳回了每一个争点，他们认为FCA的大多数争点“仅有指控而没有证据”。[35]结果，该机构认为杰维在“1999年6月30日违反了兴奋剂规则而FCA听证委员会的决定……是错误的。由于此错误，杰维被禁赛至少2年，即1999年6月30日至2001年6月29日”。[36]
IAAF执委会将斯多梅奥的禁赛减至1年，杰维因而参加了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并获得了跳高银牌。IAAF援引《国际业余田径联合会章程和规则》的第60条第8款改变了其仲裁机构的裁决，该规则允许一名运动员在特殊情形下请求IAAF恢复其参赛权，该规则规定:在特殊情形下，运动员可以向执委会申请在禁赛结束前恢复其参赛资格，当一名运动员在IAAF对会员进行兴奋剂调查提供了实质的帮助时，一般即可被执委会认为构成特殊情形。但是，其着重指出“只有真正的例外情形”才能获得减免。该申请的具体程序和标准见“反兴奋剂程序指南”。[37]
按照该规则IAAF执委会将斯多梅奥的禁赛期减为1年，IAAF主席拉梅·戴克(Lamine Diack)表示:“我们认为运动员应该得到我们的大力支持……我说我们能够给他再次比赛的机会，他只是犯了一个普通人可能犯的错误。”[38]减轻处罚的原因似乎是斯多梅奥“先前清白的吸毒记录和慈善活动”[39]。执委会的决定遭到了一系列的争议。IAAF医学委员会主席伦奎斯特先生(Ljungqvist)认为:“这是一个违反IAAF规则的决定……”[40]对该规则本身和斯多梅奥背景的考察引起了对该决定的一系列怀疑。
该规则表明在“真正的例外情形下才能减轻处罚”[41]。毫无疑问斯多梅奥是一位优秀的运动员，并对体育运动做出了突出贡献。但是，对执委会是否应该援引该规则来减轻对斯多梅奥的处罚。针对当前对体育运动中使用药物的强烈的公众抗议，越来越多药检呈阳性结果的出现，迫切需要在所有运动中执行严格的反兴奋剂规则，特别是那些受人瞩目的案件中，虽然药检呈阳性的事实能使人怀疑他的成就，但因为他们先前取得的成就而对这些世界上最优秀的运动员适用例外则是不合适的。
这一规则存在的本身便是有问题的，它违反了IAAF建立起来的体育法理，破坏了IAAF仲裁机构的公信力、独立和中立。宣誓表白自己的无辜和无前科并不能免除现在发生的、有确切的、科学的证据的罪过。这一规则在CAS的梅卡诉梅地娜(Mecca-Medina)案中已经得到了很好的阐释。
由于在兴奋剂案件中，当事人是否具有主观过错往往很难判断，因此以上的论述并没有发生其应有的价值。无论当事人如何在口头上强调有证明自己无辜的证据，都不能超过科学证据对过错的认定……严格责任原则不需要考察动机，甚至不需要考虑一个理性的竞赛者所可能做的事，就能够推测出违禁药物的使用者是有罪的。当特定的某一天由于发现违禁药物而施于处罚时，个人的清白记录是无用的，应受严惩的只是行为。[42]很明显，IAAF的例外情形条款明显违反了这一已建立的法律标准。[43]
斯多梅奥一案最具启发性的一点可能是表明IAAF的裁决并没有必然的约束力，这与一裁终局原则和裁决对当事方均具有约束力原则是矛盾的。[44]使得仲裁一方有权去改变仲裁的结果是不合适的。例外条款使得IAAF仲裁员利用仲裁只对那些他们认为合适的人进行完全的惩罚。结果，IAAF的仲裁成为形式，而争议的最终结果掌握在IAAF执委会手中。
(三)结论
无论初衷多么美好，受政治影响没有独立性的国际仲裁体制最终将会使其自己和其所依附的体育行会陷入声名狼藉的地步。最后，与国内仲裁机构相比，能够审查其决定的国际仲裁机构也并没有更多的独立性。
在奥运会上，CAS对所有的纠纷具有最后的仲裁权，甚至IOC的权力也不能推翻CAS的裁决。而在IAAF则与此相反，其每一个仲裁裁决都会受到IAAF执委会的审查。在建立了前述的一些原则之后，现在我们转向考察悉尼奥运会上的CAS的判例，在这届奥运会上，CAS这个世界体育的独立审查机关仍然独立和公正吗?
三、体育仲裁院的临时仲裁机构
临时仲裁机构(AHD)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上的创立恰逢奥运百年。AHD是根据《奥林匹克宪章》第74条建立的。在奥运会期间按照临时仲裁规则可以处理任何纠纷。
AHD的设置是为了加强而不是减少对运动员权利的保障[45]，该机构的管辖权基于《奥林匹克宪章》第74条，并且为作为运动员参加奥运会所签协议的一个格式条款所确认。纠纷由3名仲裁员负责。从CAS为奥运会选拔的ICAS仲裁员中选取。所有的裁决均是终局的并且具有约束力，在悉尼奥运会前，AHD先后对亚特兰大奥运会和长野冬奥会中的纠纷进行仲裁。[46]
1999年11月29日，ICAS通过了CAS第27届悉尼奥运会仲裁规则(临时规则)。CAS的所有程序必须符合这一规则。它们还要受1987年11月18日通过的《瑞士联邦国际私法典》第12章的约束。临时规则第17条将《瑞士联邦国际私法典》作为准据法适用于仲裁。该规则为临时仲裁机构和仲裁庭选择瑞士洛桑为自己的仲裁所在地。此外根据临时规则第7条和第17条规定，(仲裁庭)应“按照《奥林匹克宪章》、可适用的规章、其适用被认为适当的一般法律原则和法律规则裁决争议”。[47]最后，第16条表明仲裁庭“有完全的权力认定申请书所基于的事实”。[48]
(一)悉尼奥运会期间体育法的发展
对于体育法的发展来说，悉尼奥运会被证明是一个收获的季节。在会前和奥运会期间一系列案件被提交给AHD，这些案件和先前CAS形成的判例证明CAS处理的争议是广泛的。[49]包括从奥运会召开之前即提交给澳大利亚CAS仲裁分院的奥运会运动员选拔案到奥运会期间的国籍资格案、体育规则案、兴奋剂案，甚至在奥运会期间与商业有关的案件。
(二)澳大利亚奥委会(Australian Olympic Committee，简称AOC)运动员选拔案
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召开之前，AOC即面临了运动员选拔的问题，许多没被选拔上的澳大利亚运动员不同意该国代表团的选拔决定。与奥运选拔有关的上诉事实上包括18项运动项目的48名运动员[50]，CAS只审理了这些上诉中争议较多的纠纷。这些案件也表明了涉及第三方当事人时仲裁的难度。
CAS大洋洲分院审理并裁决了澳大利亚柔道运动员雷巴卡·苏利文(Crebecca Sullivan)与澳大利亚柔道联合会(the Judo Federation of Australia)之间的纠纷，裁决最后被上诉到新南威尔士上诉法院[51]，苏利文认为如果正确适用选拔标准她将代替安哥拉·拉古兹(Angela Raguz)参加奥运会代表团。
CAS需要决定的唯一争点是上诉人与澳大利亚柔道联合会之间的协议合理解释。仲裁院认为协议对澳大利亚柔道运动员的授权和表示合理期待，该协议形成了对选拔奥运会运动员的全面的规则。CAS大洋洲分院认为，根据对该协议的合理解释，该选拔标准没有被遵守。因此，上诉获得支持，苏利文替代拉古兹被提名给澳大利亚奥组委。
上诉到CAS大洋洲分院的第二个案件当事人是澳大利亚自行车联合会(Australian Cycling-Federation Inc.，简称ACF)成员卡思雷英·瓦特(Kathran Watt)。瓦特诉称选拔标准没有被合理地遵循，选拔标准的目标应该是选出那些最有能力在2000年奥运会上创造出好成绩的运动员。CAS指出有关选拔标准的文本陈述特意提到了这一目标，也表明符合该标准的运动员不一定能保证会被选拔上。
上诉者对于选拔者的许多做法提出了一系列批评。但是，CAS认为运动员协议授予联合会某种程度上的自由裁量权。CAS认为“除非是明显实质的违反选拔标准以至于可能会产生不同的决定，否则一些轻微的违反将被认为是微不足道的，还不足以推翻选拔者的决定”。[52]因此，CAS驳回了上诉。
在美国，这些案件与林德兰德诉美国摔跤联合会案(Lindland v.United StatesWrestling Association)[53]异曲同工。这些疑难案件似乎总有继续诉讼程序的动力，因为当这些案件第一次受理时，其他受影响的个人并不是当事方，因此，当最初的选拔决定被第一个仲裁机构推翻后，受影响的另一运动员又将此案提起重新审查一遍。他们提出应增加受约束的第三方进入程序，这个建议是棘手的，因为仲裁机构的协商管辖是以双方合意为基础的。
(三)悉尼奥运会CAS临时仲裁机构受理的案件
悉尼AHD所受理的案件可以分成五个大的方面:违禁服用兴奋剂，IFS对运动员的禁赛处罚，商业广告问题，与体育机构的争议和国籍资格问题。发生在奥运会的15个案件中，有3个牵涉兴奋剂问题。[54]其中的两个有关IAAF运动员即迪特·博曼(Dieter Baumann)和米哈拉·梅林特(Mihaela Melinte)，第三个兴奋剂案是运动会上最受争议的，即罗马尼亚女子体操运动员拉杜坎案(Andreea Raducan)。
博曼案和梅林特案均是因在奥运会开幕前被检测出药物而尿检呈阳性，两名运动员开始因其国家奥委会的请求而均被IOC允许参赛，在博曼案中，根据IAAF仲裁机构的一个正式决定他违反了规则，他被禁赛从而他的参赛资格取消。梅林特也因药检呈阳性而被临时禁赛并被取消参赛资格。因此这些案件的焦点首先是管辖权问题而非违禁使用兴奋剂问题。
博曼的争议以一种特别的方式被提交给AHD。这位著名的德国运动员通过两种途径均被检测出呈阳性。1999年11月和10月中旬竞赛之外的两次检测。2000年7月德国反兴奋剂委员会接受了他的有关违禁使用兴奋剂应考察其意图的抗辩，宣布他是清白的。2000年8月11日，IAAF将此案转送于IAAF仲裁庭。因而，博曼能参加德国的奥运会代表团并得到了IOC的批准参加2000年的奥运会。从2000年9月16日至18日，IAAF仲裁机构在悉尼举行了博曼案的听证会，该机构推翻了先前德国的国内裁决，并依CAS的判例适用了严格责任原则，对博曼处以禁赛2年的处罚，按照IAAF的决定，IOC取消了博曼的参赛资格，并建议博曼寻求CAS的帮助以推翻IAAF和IOC的决定。
在AHD仲裁庭对此案进行事实审查以前，IAAF提出了管辖权问题。它认为CAS没有管辖权，因为IAAF的章程没有承认CAS对其的管辖权，且IAAF仲裁机构已经对此案做出了最终且有约束力的仲裁。据此，IAAF拒绝出席仲裁程序。AHD仲裁庭还认为，根据《奥林匹克宪章》第74条和运动员参赛规则，它拥有运动会上任何运动员所提起争议的管辖权，且CAS指出仲裁协议的效力已经在拉古兹案的判决中得到了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法院在拉古兹案判决的承认。[55]根据CAS对博曼案有管辖权，AHD仲裁庭审查了其对IAAF管辖权的问题，仲裁庭认为《奥林匹克宪章》第29条表明IAAF的行为需“符合《奥林匹克宪章》”。[56]因而CAS认为IAAF章程中没有有关CAS的条款不影响CAS的管辖权，因为《奥林匹克宪章》第74条已经授予它们对争议的必要管辖权。最后，仲裁庭认定根据第74条，CAS对国家体育组织和IOC有管辖权。
在对上述各方确立管辖权后，CAS首先审查的问题是其是否违反了既判力原则[57]，AHD不能受理此案。AHD仲裁庭驳回了此抗辩，指出博曼和IOC均非IAAF仲裁的一方，而且争议中的问题已经被扩大了。因此，AHD能够对博曼案进行事实审查。尽管做出了这样的裁决，AHD并没有干涉IAAF仲裁机构先前根据适当证据做出的裁决，AHD成功的成为IAAF的上诉机构。取消博曼的参赛资格中有效的，该运动员再也没有资格参加奥运会了。
CAS在解决梅林特提交给其的争议时适用了博曼案中的裁决结果。梅林特是世界女子链球世界记录的保持者。她到达悉尼后已经被IOC授权参赛了，但是她在2000年6月7日的药物检测中被检测出呈阳性，9月17日，应运动员联合会申请人申请，IAAF要求对此结果做出了说明，随后，IAAF因为其尿检呈阳性而对梅林特临时禁赛，梅林特在即将参加比赛的那天早上被禁止入场。
此案提出了许多已经在博曼案中呈现出来的管辖权问题，AHD仲裁庭根据前案的决定来支持CAS对此案具有管辖权，IAAF在此案中仍拒绝承认是争议中的一方，但与博曼案不同，IAAF参加了听证会并在会上回答了问题，IAAF试图将此案的管辖权问题与博曼案区别开来，因为此案中IOC并没有取消梅林特的资格。因此，CAS对此无管辖权，仲裁庭驳回了这种观点，指出在奥运会中一名运动员因禁止入场而引起的争议在《奥林匹克宪章》第74条的含义之中。
梅林特首先提出对该纠纷的审理没有使用正当的法律程序。AHD认为梅林特提交的材料与提交给IAAF的相同。仲裁庭没有接受她的意见，因而驳回了她的上诉。但是，AHD指出它的决定不能被认为是对梅林特是否违反兴奋剂规则做出了判断，仲裁庭的裁决只是拒绝了上诉者就IAAF的禁赛所提起的临时救济请求。
本届奥运会上的第三个兴奋剂案发生在比赛后的兴奋剂检测中[58]，此案证明了严格责任原则。罗马尼亚体操选手安德勒·拉杜坎(Andreea Radncan)获得了女子个人全能金牌，但在赛后她的尿检呈阳性，且其中含有违禁成分伪麻黄碱。尽管此案被广泛关注，但从法律上看并不复杂。但需要指出的是，该运动员在之前的比赛中并未进行药检。因为在她之前获得团体金牌的比赛中，IOC医学委员会只要求进行抽检。[59]
拉杜坎争辩说她不应该为此承担责任，因为兴奋剂检测呈阳性是由于其服用了队医给的药而导致的。她还认为其体内的药物量亦不足以能提高她的成绩，CAS表示同情上诉人，但其亦指出兴奋剂案件适用的是严格责任而无须考察违规的意图。仲裁庭还指出是否对比赛有助益不影响对服用兴奋剂的认定。[60]基于以上证据，仲裁院认为该违规应被处罚。拉杜坎的成绩被认定为无效。社会公众对拉杜坎表示了极大的同情，但CAS指出，当IOC做出一个特别的处罚有可能引起取消资格的后果时，在个案中考察主观因素应是被允许的。IOC执委会在做出处罚时考虑到罪责相适应，只收回了拉杜坎的奖牌而没对其做任何禁赛处罚。
这三个案件加强了由CAS判例形成中的严格责任原则。CAS在审查IAAF仲裁机构的决定以确保独立、公正和运动员的正当程序权利时，亦尊重其管辖权。在关于IFS的禁赛上悉尼奥运会上也受到了一系列的挑战，其中有两个与国际举重联合会(InternationalWeightlifting Federation，简称IWF)有关的案件被上诉。第一个案件[61]牵涉国内法院判例对IFS的影响，IWF采纳了萨摩亚举重联合会(SamoanWeightlifting Federation，简称SWF)的禁赛决定，禁止一名萨摩亚举重选手参加奥运会。然而，该运动员获得了一份撤销SWF禁赛处罚的法院判决，CAS认为法院的判决明显会对SWF生效并令其撤销对该运动员的禁赛。但是，CAS却又指出萨摩亚法院的判决对IWF没有拘束力。因此，IWF的禁赛处罚也是对SWF决定的一个肯定。它的有效性也取决于SWF决定的效力，事实上，萨摩亚法院的判决改变了IWF禁赛处罚的基石，导致IWF的决定失去了效力，因此，CAS取消了IWF的禁赛决定。
第二个与IWF有关的案件与前一案件类似，是长野冬奥会上的罗斯·雷巴利亚蒂(Ross Rebagliati)案，[62]在这两个案件中一些国际联合会试图越权行使权力，在这些情形中，CAS一贯认为联合会的处罚必须有法律依据。争议出现了，在保加利亚举重联合会(Bulgarian Weightlifting Federation，简称BWF)因为出现三起尿检呈阳性而被IWF禁赛之后。[63]IOC执委会同意了对其全队的禁赛，结果，蒂查格依(Tzagaev)，一个清白的运动员因为是BWF的成员而无权参赛。
IWF认为如果一个联合会在1年之内发生三起兴奋剂事件，那么它就有权对该联合会禁赛。CAS指出根据IWF能适用的规则，它只能对联合会处以罚金。只有在联合会拒交罚金时才能处以禁赛。CAS指出对整个联合会处以禁赛的处罚，包括那些没有违反《反兴奋剂规则》的运动员来说是必须要有明确的法律依据的。因此，AHD取消了对蒂查格依的禁赛，结果，蒂查格依获得了一枚银牌。
这两个举重案件均反映了CAS在行使仲裁权时的独立性，它并不认为自己或国际单项联合会受萨摩亚法院规则的约束，在保加利亚举重案中，CAS毫不犹豫地推翻了其认为没有理由的IOC决议。
悉尼奥运会亦出现了一个商业方面的纠纷，[64]这个纠纷因法国体操运动员的联体衣商标的尺寸而引起。根据《奥林匹克宪章》第61条的规定，运动员所穿衣服不能有明显表现为广告目的的标志。该规则还包含了一个特别的尺码要求，CAS所需要裁决的主要是该规则是否应解释为制造服装时的尺寸还是在该服装被穿着时的尺寸。CAS认为该规则仅包括“运动员穿或使用的”，[65]因此该规则只能适用于服装被穿着时，而不是被制造时。仲裁庭亦发现该规则并没有被一贯地适用，因为它对其他比赛参加者是不能适用的。但是这个因素并没有改变CAS以将该规则正确使用于本案运动员的决定。法国体操协会的上诉被驳回。尽管在长野冬奥会[66]和悉尼奥运会上仅有一个商业方面的案件，但这也表明在奥运会中提交CAS仲裁案件的范围和广度。
在悉尼奥运会上许多案件要求CAS尊重不干涉竞赛裁判结果的原则。[67]CAS在色古拉(Segura)案[68]和纳克尤娃(Nekyova)案[69]中指出了在比赛中哪些方面是CAS可以审查的。色古拉在20公里竞走中的第一名的成绩被取消，因为裁判认为他违反了只能一只脚着地的竞赛规则。仲裁庭认为他们无权审查根据比赛规则做出的决定，除非该规则被恶意适用。然而，色古拉没有直接质疑裁判的判决。他聚焦于裁判没有按规则向他传达他违例的事实。AHD表示CAS不会改变裁判的决定，除非能证明该裁判没有通知色古拉被取消资格的错误能合理地推翻该决定。而这样的结果产生是没有根据的……因而仲裁庭支持取消色古拉的资格。
纳克尤娃质疑她在女子网球单打比赛中裁判所使用的仪器不准确而向CAS提起上诉，她在比赛中获得了第二名。AHD认为他们不能推翻裁判员的裁判和技术决定。但是，如果该仪器是错误的则CAS能够裁决。仲裁庭认为没有证据证明该仪器是不准确的，因而CAS驳回了该上诉。
这两个案例表明了体育法的一个原则，即在仲裁中不能推翻先前竞赛中裁判所做出的决定。在本届悉尼奥运会上提出的其他案件涉及国籍和资格问题。这些案件对《奥林匹克宪章》第46条提出了挑战。[70]第46条规定一名运动员必须在成为一国公民3年之后才能代表该国参赛。如果一名运动员不符合这个标准，除非他能获得其前属国家奥委会放弃资格要求的声明，否则他就不能参赛。表面上这一条款是合理的，但这一条款的效果是完全没有预料到的。
昂格尔·皮里兹(Angel Perez)和阿图罗·米兰达(Arturo Miranda)，这两名运动员分别被他们的国家奥委会——美国和加拿大——提名参加悉尼奥运会。这两名运动员均出生于古巴且先前是代表古巴参赛的。直到1999年他们均没在他们所居住的新国家取得国籍。因此，他们均不符合居住3年的国籍要求，古巴亦拒绝放弃对他们的资格要求。
从1995年起，米兰达就像本土居民一样一直定居在加拿大，且他已经9年没有代表古巴参赛了，但是，如上所述，米兰达直到1999年才取得加拿大国籍，CAS发现米兰达的古巴公民身份从来没有持续存在过，结果，根据第46条的含义米兰达被认为不是一名加拿大人。
在此案的裁决中，CAS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决定古巴是否对缩减3年资格要求期有完全的决定力。CAS在考虑了第46条的文本语义后不得不认为，国家奥委会在这方面应被认为有完全的决断力。结果，CAS无权审查古巴的决定，CAS仲裁院驳回了上诉并重新确认了米兰达无资格参赛。但是，考虑到此案的情况，CAS建议IOC应重新审查其章程的第46条的当前语义并决定修正是否被允许，从而使得在个案中能减少不必要的伤害。[71]如果这样做的话，又会有一个隐含的批评，即IOC可能会越权。
皮里兹的请求遭遇了于米兰达案基本一样的情况。尽管其上诉至CAS是由美国奥委会和美国皮划艇协会提起的，[72]在上诉中美国奥委会没有能证明皮里兹已经成为美国公民有三年时间了。因此，如同米兰达案一样，根据国际法，CAS驳回了美国奥委会的上诉。
CAS驳回了皮里兹第一案后，皮里兹本人亲自直接向CAS上诉，声称他有资格作为美国奥运代表团的一员参加奥运会，[73]AHD坚持了在皮里兹第一案中自己的决定，皮里兹没有成为一名美国公民已逾三年。尔后，皮里兹又提出他从1993年即应被认为是无国籍人，提交给仲裁庭的证据表明皮里兹1993年背叛古巴后即已经被剥夺公民权。因此，他应被认为属临时无国籍人。仲裁庭接受了这样一个无国籍人的概念，即“公民尚未被剥夺国籍且不再受其国籍国权力的保护和帮助”。[74]仲裁庭认为根据第46条的含义，皮里兹为不再具有古巴国籍的无国籍人。最后，CAS认真考虑了该规定中“改变”一词的含义。该规定特别指出“在奥运会中代表一国的竞赛者……改变了他的国籍或者取得了一个新的国籍，在改变或获取之后三年之内不能代表其新祖国参加奥运会”。[75]仲裁院认为改变这个词应被扩大解释。它应包括从有国籍到无国籍而不是仅仅指从一个国籍转到另一个国籍，因此，无须考虑皮里兹在1999年前是否为美国公民，它在1999年成为美国公民后就应该能代表其国家参加奥运会。基于此，CAS的结论认为，皮里兹1993年就已经改变其国籍，因此符合第46条的要求，皮里兹能够代表美国参赛。
此系列案中的第四个案件是由加拿大奥委会(Canadian Olympic Association，简称COA)向CAS提出的，即认为皮里兹第二案中的原则[76]亦应适用于米兰达的情况。COA认为米兰达亦符合皮里兹案所适用的改变国籍要求。CAS指出米兰达并没割断与古巴的联系而不能被认为是一名无国籍人，仲裁庭的结论认为米兰达的参赛资格仍需依赖于古巴奥委会的同意并驳回了上诉。
提交给CAS的这些案件基于的理由提出了既判力原则和禁止反言原则的问题。特别是在CAS已经做出了一个相关纠纷裁决的情况下，仲裁庭需要决定哪些案件是可以上诉至CAS的。有上诉的可能性是因为在这些案件里，并不是受CAS裁决影响的各方都是出现在CAS仲裁庭上的最初各方，在这种情形下，上诉就很可能会被提出，这个问题已经在前述奥运会召开前的澳大利亚和美国选拔案中提出了。
CAS允许皮里兹和COA上诉，尽管事实上这两个案件提出的许多问题类似于在USOC和米兰达案中提出的问题，关于皮里兹的上诉案，法院注意到，他在USOC的上诉中没有被传唤并作为案件一方参加，因而，由于当事方不同，从而他提出上诉是有法律依据的。仲裁庭基于双方对仲裁程序的合意接受了COA的上诉，并且可以审查以前的决定，除非不被批准。虽然可能既判力原则不适用，这个问题还是要受禁止反言原则的约束。
上诉的第五个案件是由古巴奥委会提出的，其试图推翻CAS先前做出的允许皮里兹参赛的决定。[77]仲裁庭将此上诉与皮里兹的上诉区别开来，因为这不像皮里兹、古巴奥委会均为先前程序的当事方。CAS申明公平和终局性都是仲裁的目标，并且在皮里兹的上诉中，公平的重要性促使仲裁庭受理了这一纠纷。然而，对于古巴奥委会的上诉来说，终局性应该是比任何仲裁的提交更重要的价值，仲裁庭的结论认定为古巴奥委会违反了禁止反言的原则，因为它已经是皮里兹案裁决的一方。在奥运会召开前的选拔案对仲裁程序的基础——双方合意提出了挑战。
在USOC和皮里兹案的裁决中，可以看到CAS在奥运会仲裁的上诉程序结构使其裁决结果可能会影响到上诉双方之外的第三方。这并不意味着对受影响的第三方是终局性的和有约束力的，相反，第三方在进行考虑和判断后可以自己向CAS上诉，但这是否意味第三方在任何情况均可允许向CAS提起上诉是很难确定的，估计第三方需要提出该案新的因素。
(四)悉尼奥运会得出的结论
运动员有权要求他们的诉讼受到一视同仁的审查。CAS在这个特别的地方试图使自己成为一个独立、中立的仲裁机构。澳大利亚上诉法院的判决表明了仲裁庭独立和中立的重要性。在争议中，拉古兹证明了他是一名优秀的运动员。但是CAS的角色不是评价运动员的能力或表现，也不是选拔程序的合理性。CAS唯一的目的是维护运动员相关的法律权利并确保他们能享有这种权利，在这种情形下，CAS必须做出决定，尽管拉古兹可能是一位更优秀的运动员。
CAS在悉尼奥运会上的仲裁裁决建立了其广泛的管辖权。根据CAS的仲裁条款，运动员、国家奥委会、国际奥委会和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均在其管辖权范围之内。而且，根据《奥林匹克宪章》，没有接受CAS仲裁管辖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亦需接受AHD管辖。[78]
仲裁院对奥运会前的违反兴奋剂规则的行为是否具有管辖权仍不清楚。目前的做法是CAS对表面上是否违规做出评估，得出一个关于受处罚运动员有无资格参加奥运会的决定。对这种运动员案件由在奥运会举办地外适当的管辖权所在地管辖，即药检结果所在地。[79]
悉尼奥运会重申了以前历届奥运会上适用并已存在的法律原则。遵循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中形成的体育法规则，悉尼奥运会还形成了不干涉竞赛裁判结果的原则。[80]拉杜坎案表明CAS继续在反兴奋剂领域坚持适用严格责任原则。并且每个案件中主观因素的认定则留给了IOC。CAS相对于IOC的独立性被应用和坚持了。
悉尼奥运会上的一系列纠纷提出了既判力问题[81]，这些案件的裁决表明，当受前一仲裁结果影响一方不是前一程序中的当事方时，对这一原则是不能适用的。但是，当一方是前一程序当事方时，坚持这条原则是重要的，他们不能提起一个新的上诉。[82]由既判力原则定义引发出的困境是，如果可能所有受影响的第三方都可能成为仲裁程序的一方。[83]
最后一点在悉尼的裁决中出现的是CAS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能力问题。尽管CAS的行为受到法律的约束，当严格适用法律做出一个不公正的决定使一方受到侵害时，司法解释能提供某种救济。[84]需要指出的是，CAS只能根据法律的意义，在法律的框架内做出符合逻辑的解释。因此，法律仍然可能会得出对各方不公正的结果，在这些情形下CAS只能提请IOC修改《奥林匹克宪章》。[85]
四、结 论
由CAS发展出来的体育法为解决众多的体育纠纷提供了有效的法律机制。根除违禁药物，从而使体育回归公平赛场，这需要全世界国际和国内组织的巨大努力。但是，CAS的成功实践表明，在解决这一难题的一系列方案中，CAS的机制是有效的一种。
【注释】
[1]原文标题为The Courtof Arbitration for Sport:An Independent Arena for theWorld's Sports Disputes，原载《瓦尔帕莱索大学法律评论》第35卷(2001年)，第379页以下(35 Valparaiso University LawReview379)。
[2]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法学院(Faculty of Law，University ofWestern Ontario)教授，体育仲裁院(CAS)仲裁员。
[3]Oversight of Activities of the Olympic Committee:Hearings Before the Consumer Subcomm.of the Senate Comm.on Commerce，Science and Transportation，103d Cong.，2d Sess.26(1994)(statement of Anita L.Defrantz，President，Amateur Athletic Foundation of Los Angles)(quoting statement attributable to Pierre De Coubertin)．
[4]Edward E.Hollis，Note，The United StatesOlympic Committee and the Suspension of Athletes:Reforming Grievance Procedures Under the Amateur Sports Act of 1978，71 IND.L.J.183，183(1995)．
[5]WADA Independent Observer Report，Olympic Summer Games 2000:Sydney，Australia，见http://www.wada-ama.org/asiakas/003/wada-english.nsf/Home?OpenPage(最后访问2001年1月9日)．
[6]WADA建立于1999年11月10日，见Worl dAnti-Doping Agency，WADA History，见http://www.wada-ama.org/asiakas/003/wada-english.nsf/SWP/12(最后访问2001年1月9日)．美国反兴奋剂组织(“USADA”)以国家组织的身份加入，见USADA，DopingControlOfficersProgram，见http://www.usantidoping.org/control_ program/index.htm(最后访问2001年1月9日)．USADA作为一个独立的组织受美国奥委会的委托进行所有的比赛检测。WADA Independent Observer Report，Olympic Summer Games 2000:Sydney，Australia，见http：//www.wada-ama.org/asiakas/003/ wada-english.nsf/Home? OpenPage(最后访问2001年1月9日)．
[7]关于AHD在亚特兰大和长野冬奥会上实践的一个讨论见Richard McLaren，A New Order：Athletes'Rights and the Court of Arbitration at the Olympic Games，7 Olympika 1，3(1998)。又见Michael Beloff，The 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at the Olympics，Sports and L.J.of the British Assoc.for Sport and the Law(1998)(作者有备份)。
[8]悉尼奥运会上出现了历史上最多的兴奋剂事件，关于现代体育运动中反兴奋剂历史的一个描述见Commission of Inquiry into the Use of Drugs and Banned Practices Intended to Increase Athletic Performance 71-74(1990)(the“Dubin Report”)．这个建议是由独立观察员办公室向WADA的报告中提出来的，见WADA Independent Observer Report，Olympic Games 2000:Sydney Australia，WADA Independent Observer Report，Olympic Summer Games 2000:Sydney，Australia，见http://www.wada-ama.org/ asiakas/003/wada-english.nsf/Home?OpenPage(最后访问2001年1月9日)，at 14.
[9]John Barnes，Sports and the Law in Canada 143(3d ed.1996)．
[10]国际田径联合会“IAAF”是一个这样的组织。
[11]Nancy K.Raber，Dispute Resolution in Olympic Sport:The Courtof Arbitration for Sport，8 Seton Hall J.Sport L.75，82-83(1998)．
[12]Olympic Movement Anti-Doping Code 2000，See http://www.olympic.org/ioc/ e/org/medcom/pdf/dopingcode.pdf.(最后访问2001年1月15日)
[13]由CAS秘书长Matthieu Reeb在编辑出版CAS1983-1998案例集时创造的一个词。
[14]See Arbitration CAS Ad Hoc Division(O.G.Sydney 2000)，06，Dieter Baumann v.IOC，award of 22 Sept.，2000，重印于Mattieu Reeb，CAS Awards-Sydney 2000:The Decisions Delivered by the Ad Hoc Division of the 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 During the 2000 Games in Sydney 65(Lausanne，ICAS，2000).德国运动员组织内部仲裁机构希望在兴奋剂案中考虑主观因素，但IAAF仲裁机构拒绝了这一建议。CAS的这一裁决最终获得了运动员和体育界媒体的支持。See First-Class Verdict of Guilt，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Sept.23，2000;It Is Not Over，It Just Started，Saarbrucker Zeitung，Sept.23，2000.德国运动员Dierter Baumann是巴塞罗那奥运会5000米金牌获得者，他曾经上诉至CAS的临时仲裁机构，请求裁决IAAF仲裁机构2000年9月18日的裁决无效，允许他参加奥运会。因为其在1999年的10月和11月的两次兴奋剂检测中呈阳性，因而IAAF仲裁机构给予其2年的禁赛处罚。
[15]Recueil Des Sentences du TAS/Digest of CAS Awards 1986-1998 561(Matthieu Reeb ed.，1998)．
[16]Raber，Dispute Resolution in Olympic Sport:The Courtof Arbitration for Sport，8 Seton HALL J.Sport L.75，83(1998)，also see Recueil Des Sentences du TAS/Digest of CAS Awards 1986-1998，(Matthieu Reeb ed.，1998)，at561.
[17]IOC于1994年6月22日确认了ICAS的成立。这个新的机构成为CAS的监督者和财政支持者。将有效地确保CAS独立性的责任由IOC转给了这一机构。成立一个独立的机构，而不受其成立者控制的理念，成为2000年建立WADA和2000年10月1日建立USADA的典范。这一首先为CAS建立的范本被证明是成功的。
[18]Melissa R.Bitting，Mandatory，Binding Arbitration for Olympic Athletes:Is the Process Better orWorse for Job Security?25 FLA.ST.U.L.Rev.674(1998)．
[19]在悉尼奥运会上CAS推翻了一个由国际单项体育协会做出并由IOC执委会确认的禁赛处罚，见Arbitration CAS Ad Hoc Division(O.G.Sydney 2000)，10，Alan Tzagaev v.IWF，award of 25 Sept.，2000，重印于Reeb，CAS Awards-Sydney 2000:The Decisions Delivered by the Ad Hoc Division of the 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 during the 2000 Games in Sydney 65(Lausanne，ICAS，2000)，at 101.更进一步在亚特兰大奥运会和长野冬奥会上，CAS推翻了由IOC医学委员会作出并经IOC执委会确认的一个决定。See Andrei Korneev v.IOC，Zakhar Gouliev v.IOC，and Ross Rebagliati v.IOC.
[20]See Arbitration CAS Ad Hoc Division(O.G.Sydney)，01，USOC and USA Canoe/Kayak v.IOC，award of13 Sept.，2000，重印于Reeb，CAS Awards-Sydney 2000: The Decisions Delivered by the Ad Hoc Division of the 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 During the 2000 Games in Sydney(Lausanne，ICAS，2000)，at 13;Arbitration CAS Ad Hoc Division(O.G.Sydney)，03，Arturo Miranda v.IOC，award of 13 Sept.，2000，重印于Reeb，CAS Awards-Sydney 2000:The Decisions Delivered by the Ad Hoc Division of the 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 During the 2000 Games in Sydney(Lausanne，ICAS，2000)，at29.
[21]Arbitration CAS Ad Hoc Division(O.G.Sydney 2000)，05，Angel Perez v.IOC，award of19 Sept.，2000，重印于Reeb，CAS Awards-Sydney 2000:The Decisions Delivered by the Ad Hoc Division of the 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 During the 2000 Games in Sydney(Lausanne，ICAS，2000)，at 53;Arbitration CAS Ad Hoc Division(O.G.Sydney 2000)，09，in the matter of Angel Perez，award of 25 Sept.，2000，重印于Reeb，CAS Awards-Sydney 2000:The Decisions Delivered by the Ad Hoc Division of the 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 During the 2000 Games in Sydney(Lausanne，ICAS，2000)，at 91.
[22]Angela Raguz v.Rebecca Sullivan＆ORS N.S.W.C.A.290(2000)．此案仅包括澳大利亚各当事方，且程序完全在澳大利亚境内进行，确认仲裁的仲裁地是瑞士的洛桑，大大加强了CAS的权威。如果没有对CAS独立性和能力的确信，法院是不可能做出这一决定的。
[23]Angela Raguz v.Rebecca Sullivan＆ORS N.S.W.C.A.290(2000)．
[24]Merlene Ottey v.IAAF，Int'l Amateur Athletic Fed'n(July 3，2000)(Christopher Vedder，Monty Hacker，James Murphy，arbitrators)(作者有备份)．此案的决定是错误的，且IAAF在以后的案件中承认了这一错误。Also see Istvan Gyulai，The Case of Merlene Ottey，IAAF News，July，2000，at 4.
[25]Javier Sotomayor v.IAAF，Int'l Amateur Athletic Fed'n.(July 24，2000)(Christopher Vedder，Loh Lin Kok，Cabo Verde Filho，arbitrators)(作者有备份)．在此案中Sotomayor虽然被IAAF仲裁庭认定违反了兴奋剂规则，但IAAF执委会引用其“例外条款”恢复了他的权利。
[26]IAAF，Who to Watch，http://cbc.ca/Olympics/02_Sports/02_athletics/01_ 100_women/100_women_who.html(最后访问2001年1月10日)．
[27]IAAF，1998-The Year of Women in Athletics，见http://www.iaaf.org/ywa/ patron.html(最后访问2001年1月10日)．
[28]这是IAAF寻求更广泛支持的实践。对国家机构做出这样的决定有许多的解释，但是国家主义和怕受处罚促使运动员将兴奋剂案件交给国家仲裁机构仲裁。他们国家的仲裁机构可以使他们免受处罚。在最近，IAAF就干预了Boumann案、Christie案、Ottey案、Sotomayor案、Cadagon案和Walker案。每一个案件运动员在国家的仲裁机构成功抗辩后都被提交给IAAF的仲裁机构。
[29]比重值是样本与同体积水之间的比重值，水的比重值记取为1，密度约高的样本比重越高。
[30]对Dr.Christiane Ayotte(IAAF反兴奋剂委员会委员和IOC蒙特利尔药检实验室主任)的访问(2000年8月14日)．
[31]对Dr.Christiane Ayotte(IAAF反兴奋剂委员会委员和IOC蒙特利尔药检实验室主任)的访问(2000年8月14日)．
[32]Merlene Ottey v.IAAF，Int'l Amateur Athletic Fed'n.(July 3，2000)(Christopher Vedder，Monty Hacker，James Murphy，arbitrators)(作者有备份)．
[33]Javier Sotomayor v.IAAF，Int'l Amateur Athletic Fed'n.(July 24，2000)(Christopher Vedder，Loh Lin Kok，Cabo Verde Filho，arbitrators)(作者有备份)．
[34]Associated Perss，Sotomayor to Make Pre-Olympic Run in Europe(Aug.8，2000)，See http://espn.go.com/oly/news/2000/0808/674424.html.
[35]Javier Sotomayor v.IAAF，Int'l Amateur Athletic Fed'n.(July 24，2000)(Christopher Vedder，Loh Lin Kok，Cabo Verde Filho，arbitrators)(作者有备份)．
[36]Javier Sotomayor v.IAAF，Int'l Amateur Athletic Fed'n.(July 24，2000)(Christopher Vedder，Loh Lin Kok，Cabo Verde Filho，arbitrators)(作者有备份)．
[37]Rule 60.8 IAAF Rules and Regulations(emphasis added)．
[38]ESPN.comNews Sevices High Jumper Has Another Positive Test(Aug.4，2000)，See http://espn.go.com/oly/news/2000/0804/668038.html.
[39]Associated Perss，IAAF Opens Door for Olympic Champ Baumann(Aug.4，2000)，See http://espn.go.com/oly/news/2000/0802/664944.html.
[40]ESPN.comNewsSevices High Jumper Has Another Positive Test(Aug.4，2000)，See http://espn.go.com/oly/news/2000/0804/668038.html.
[41]Rule 60.8 IAAF Rules and Regulations.
[42]见CAS 99/A/234＆TAS 99/A/235 David Meca-Medina＆Igor Majcen v.FINA，at10.17(作者有备份)。
[43]在Andreea Raducan案中，CAS再次确认了适用严格责任原则。Arbitration CAS Ad Hoc Division(O.G.Sydney 2000)，11，Andreea Raducan v.IOC，award of 28 Sept.，2000，重印于Reeb，CAS Awards-Sydney 2000:The Decisions Delivered by the Ad Hoc Division of the 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 During the 2000 Games in Sydney(Lausanne，ICAS，2000)，at 111.(认为在严格责任原则情形下无权考虑主观因素)。
[44]定义是“仲裁是将争议的事实提交一个独立、中立的仲裁员或仲裁庭解决的有约束力的程序”。Mclaren＆Sanderson，Innovative Dispute Resolution:The Alternative 1-5(1994)。
[45]见Beloff，The 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 at the Olympics，Sports and L.J.of the British Assoc.for Sport and the Law(1998)(作者有备份)。
[46]关于AHD在亚特兰大和长野冬奥会上实践的一个讨论见Mclaren，ANew Order:Athletes'Rights and the Courtof Arbitration at the Olympic Games，7 Olympika 1，3(1998)，at 1.
[47]见第27届悉尼奥运会仲裁规则第17条，请见http://www.tas-cas.org/ english/rules/PraRules.asp(最后访问2001年2月11日)。
[48]见第27届悉尼奥运会仲裁规则第16条，请见http://www.tas-cas.org/ english/rules/PraRules.asp(最后访问2001年2月11日)。
[49]见Recueil Des Sentences du TAS/DIGEST of CAS Awards 1986-1998 561(Matthieu Reeb ed.，1998)．
[50]Louise Evans，Gang of Six Appealing Games Selections，Sydney MRN.HLD.，Aug.22，2000，见2000 WL 24965122.
[51]见Merlene Ottey v.IAAF，Int'l Amateur Athletic Fed'n(July 3，2000)(Christopher Vedder，Monty Hacker，James Murphy，arbitrators)(作者有备份)。又见Istvan Gyulai，The Case of Merlene Ottey，IAAF News，July，2000，at 4及相关文本。
[52]KathyWatt v.ACF，CAS Oceania(August 25，2000)(MalcolmHolmes，Arbitrator)(作者有备份)．
[53]227 F.3d 1000(7th Cir.2000)．
[54]Arbitration CAS Ad Hoc Division(O.G.Sydney 2000)，6，Dieter Baumann v.IOC，award of 22 Sept.，2000重印于Reeb，CAS Awards-Sydney 2000:The Decisions Delivered by the Ad Hoc Division of the 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 During the 2000 Games in Sydney(Lausanne，ICAS，2000)，at 65;Arbitration CAS Ad Hoc Division(O.G.Sydney 2000)，15，Mihaela Melinte v.IAAF，award of 29 Sept.，2000，重印于Reeb，CAS Awards-Sydney 2000:The Decisions Delivered by the Ad Hoc Division of the 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 During the 2000 Games in Sydney(Lausanne，ICAS，2000)，at 145;Arbitration CAS Ad Hoc Division(O.G.Sydney 2000)，11，Andreea Raducan v.IOC，award of 28 Sept.，2000，重印于Reeb，CAS Awards-Sydney 2000:The Decisions Delivered by the Ad Hoc Division of the 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 During the 2000 Games in Sydney(Lausanne，ICAS，2000)，at 111.
[55]Angela Raguz v.Rebecca Sullivan＆ORS N.S.W.C.A.290(2000)．(讨论的该案CAS驳回了上诉，根据CAS的仲裁条款其裁决是终局的、有约束力的。)
[56]《奥林匹克宪章》第29条。见http://www.olympic.org/ioc/e/facts.charter/ charter_if_e.html(最后访问2001年2月22日)．
[57]已经裁决的事实不可以再次被听审。
[58]在本届奥运会上共有13个兴奋剂案件，导致了3枚金牌、1枚银牌、一枚铜牌被取消。所有其他运动员在没使用CAS上诉程序的情况下就离开了奥运村回国。世界反兴奋剂组织独立观察员办公室，悉尼奥运会独立观察员医学报告(2000年10月)，at Annex 20(作者有备份)。
[59]这一点在独立观察员办公室向WADA做的报告中指出了。See WADA Independent Observer Report，Olympic Games 2000:Sydney Australia，WADA Independent Observer Report，Olympic Summer Games 2000:Sydney，Australia，See http://www.wada-ama.org/asiakas/003/wada-english.nsf/Home?OpenPage(最后访问2001年1月9日)，at14.
[60]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有很难确定何时获得了竞争优势。见Arbitration CAS Ad Hoc Division(O.G.Sydney 2000)，11，Andreea Raducan v.IOC，award of 28 Sept.，2000，重印于Reeb，CAS Awards-Sydney 2000:The Decisions Delivered by the Ad Hoc Division of the 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 During the 2000 Games in Sydney(Lausanne，ICAS，2000)，at 114.事实上在此案中拉杜坎监测出的伪麻黄碱含量为90.6与88.0个单位，而允许的最高限量为25个单位。
[61]Arbitration CAS Ad Hoc Division(O.G.Sydney 2000)，02，SAMOA 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and Sports Federation v.IWF，award of12 Sept.，2000，重印于Reeb，CAS Awards-Sydney 2000:The Decisions Delivered by the Ad Hoc Division of the 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 During the 2000 Games in Sydney(Lausanne，ICAS，2000)，at 28.
[62]见Reeb，CAS Awards-Sydney 2000:The Decisions Delivered by the Ad Hoc Division of the 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 During the 2000 Games in Sydney(Lausanne，ICAS，2000)，at419(Ross Rebagliati v.FIS)．
[63]Arbitration CAS Ad Hoc Division(O.G.Sydney 2000)，10，Alan Tzagaev v.IWF，award of 25 Sept.，2000，重印于Reeb CAS Awards-Sydney 2000:The Decisions Delivered by the Ad Hoc Division of the 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 During the 2000 Games in Sydney(Lausanne，ICAS，2000)，at101.
[64]Arbitration CAS Ad Hoc Division(O.G.Sydney 2000)，14，FFG v.SOCOG，award of 30 Sept.，2000，重印于Reeb，CAS Awards-Sydney 2000:The Decisions Delivered by the Ad Hoc Division of the 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 During the 2000 Games in Sydney(Lausanne，ICAS，2000)，at137.
[65]《奥林匹克宪章》第61条，见http://www.Olympic.org/IOC/e/facts.charter/ charter_if_e.html(最后访问2001年2月22日)。
[66]见Schaatsefabrick Viking B.V.v.German Speed Skating Association，Richard McLaren，A New Order:Athletes'Rights and the Court of Arbitration at the Olympic Games，7 OLYMPIKA12(1998)．
[67]这一原则是AHD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上的Christophe Mendy v.AIBA案中确立的。见Recueil Des Sentences du TAS/Digest of CAS Awards 1986-1998，(Matthieu Reeb ed.，1998)．这也是泳衣咨询意见中的一部分。见Advisory opinion for the CAS TAS 2000/C/267 AOC，CAS应澳大利亚奥委会就连体泳衣的使用而发布的一个咨询意见(作者有备份)。
[68]Arbitration CAS Ad Hoc Division(O.G.Sydney 2000)，13，Bernardo Segura v.IAAF，award of 30 Sept.，2000，重印于Reeb，CAS Awards-Sydney 2000:The Decisions Delivered by the Ad Hoc Division of the 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 During the 2000 Games in Sydney(Lausanne，ICAS，2000)，at 131.
[69]Arbitration CAS Ad Hoc Division(O.G.Sydney 2000)，12，Rumyana Dimitrova Nekyova v.FISA，award of 29 Sept.，2000，重印于Reeb，CAS Awards-Sydney 2000: The Decisions Delivered by the Ad Hoc Division of the 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 During the 2000 Games in Sydney(Lausanne，ICAS，2000)，at 123.
[70]这条规则在于确保参加比赛的每一名运动员都是为其国家参赛的公民，用来禁止一国不合理地使用他国的运动员。
[71]Arbitration CAS Ad Hoc Division(O.G.Sydney 2000)，03，Arturo Miranda v.IOC，award of 13 Sept.，2000，重印于Reeb，CAS Awards-Sydney 2000:The Decisions Delivered by the Ad Hoc Division of the 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 During the 2000 Games in Sydney(Lausanne，ICAS，2000)，at 29.
[72]Arbitration CAS Ad Hoc Division(O.G.Sydney 2000)，01，USOC and USA Canoe/Kayak v.IOC，award of 13 Sept.，2000，重印于Reeb，CAS Awards-Sydney 2000: The Decisions Delivered by the Ad Hoc Division of the 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 During the 2000 Games in Sydney(Lausanne，ICAS，2000)，at 13(hereinafter Perez I)．
[73]Arbitration CAS Ad Hoc Division(O.G.Sydney 2000)，05，Angel Perez v.IOC，award of 19 Sept.，2000，重印于Reeb，CAS Awards-Sydney 2000:The Decisions Delivered by the Ad Hoc Division of the 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 During the 2000 Games in Sydney(Lausanne，ICAS，2000)，at53(hereinafter Perez II)．
[74]见generally Paul Weis，Nationality and Statelessness in International Law(2d ed.1979)．
[75]奥林匹克宪章，见http://www.Olympic.org/IOC/e/facts.Charter/Charter_if_e.html(最后访问2001年2月22日)．第46条。
[76]Arbitration CAS Ad Hoc Division(O.G.Sydney 2000)，08，COA v.IOC，award of 24 Sept.，2000，重印于Reeb，CAS Awards-Sydney 2000:The Decisions Delivered by the Ad Hoc Division of the 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 During the 2000 Games in Sydney(Lausanne，ICAS，2000)，at 83.
[77]Arbitration CAS Ad Hoc Division(O.G.Sydney 2000)，09，in the matter of Angel Perez，award of 25 Sept.，2000，重印于Reeb，CAS Awards-Sydney 2000:The Decisions Delivered by the Ad Hoc Division of the 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 During the 2000 Games in Sydney(Lausanne，ICAS，2000)，at 91(hereinafter Perez III)．
[78]Arbitration CAS Ad Hoc Division(O.G.Sydney 2000)，06，Dieter Baumann v.IOCand NOCand IAAF，award of 22 Sept.，2000，重印于Reeb，CAS Awards-Sydney 2000:The Decisions Delivered by the Ad Hoc Division of the 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 During the 2000 Games in Sydney(Lausanne，ICAS，2000)，at65.
[79]Arbitration CAS Ad Hoc Division(O.G.Sydney 2000)，15，Mihaela Melinte v.IAAF，award of 29 Sept.，2000，重印于Reeb，CAS Awards-Sydney 2000:The Decisions Delivered by the Ad Hoc Division of the 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 During the 2000 Games in Sydney 65(Lausanne，ICAS，2000)，at 145.
[80]见亚特兰大裁决Christopher Mendy v.AIBA.又见Arbitration CAS Ad Hoc Division(O.G.Sydney 2000)，13，Bernardo Segura v.IAAF，award of 30 Sept.，2000，重印于Reeb，CAS Awards-Sydney 2000:The Decisions Delivered by the Ad Hoc Division of the 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 During the 2000 Games in Sydney(Lausanne，ICAS，2000)，at 131;Arbitration CAS Ad Hoc Division(O.G.Sydney 2000)，12，Rumyana Dimitrova Nekyova v.FISA and IOC，award of 29 Sept.，2000，重印于Reeb，CAS Awards-Sydney 2000:The Decisions Delivered by the Ad Hoc Division of the 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 During the 2000 Games in Sydney(Lausanne，ICAS，2000)，at 123.
[81]Arbitration CAS Ad Hoc Division(O.G.Sydney 2000)，01，USOC and USA Canoe/Kayak v.IOC，award of13 Sept.，2000，重印于Reeb，CAS Awards-Sydney 2000: The Decisions Delivered by the Ad Hoc Division of the 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 During the 2000 Games in Sydney(Lausanne，ICAS，2000)，at 13;Arbitration CAS Ad Hoc Division(O.G.Sydney 2000)，03，Arturo Miranda v.IOC，award of 13 Sept.，2000，重印于Reeb，CAS Awards-Sydney 2000:The Decisions Delivered by the Ad Hoc Division of the 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 During the 2000 Games in Sydney(Lausanne，ICAS，2000)，at 29;Arbitration CAS Ad Hoc Division(O.G.Sydney 2000)，05，Angel Perez v.IOC，award of 19 Sept.，2000，重印于Reeb，CAS Awards-Sydney 2000:The Decisions Delivered by the Ad Hoc Division of the 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 During the 2000 Games in Sydney(Lausanne，ICAS，2000)，at53;Arbitration CAS Ad Hoc Division(O.G.Sydney 2000)，06，Dieter Baumann v.IOC.and NOC and IAAF，award of 22 Sept.，2000，重印于Reeb，CAS Awards-Sydney 2000:The Decisions Delivered by the Ad Hoc Division of the 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 During the 2000 Games in Sydney(Lausanne，ICAS，2000)，at 65;Arbitration CAS Ad Hoc Division(O.G.Sydney 2000)，08，COA v.IOC，award of 24 Sept.，2000，重印于Reeb，CAS Awards-Sydney 2000: The Decisions Delivered by the Ad Hoc Division of the 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 During the 2000 Games in Sydney(Lausanne，ICAS，2000)，at 83;Arbitration CAS Ad Hoc Division(O.G.Sydney 2000)，09，in themater of Angel Perez，award of25 Sept.，2000，重印于Reeb，CAS Awards-Sydney 2000:The Decisions Delivered by the Ad Hoc Division of the 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 During the 2000 Games in Sydney(Lausanne，ICAS，2000)，at91.
[82]详细叙述见No.9 Sydney.见Arbitration CAS Ad Hoc Division(O.G.Sydney 2000)，09，in the matter of Angel Perez，award of 25 Sept.，2000，重印于Reeb，CAS Awards-Sydney 2000:The Decisions Delivered by the Ad Hoc Division of the 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 During the 2000 Games in Sydney(Lausanne，ICAS，2000)，at 91(hereinafter Perez III)及相关文本。
[83]坚持这一原则是重要的，但困难在奥林匹克选拔案和国籍案中也显现出来了。两个奥林匹克选拔案见lindland v.U.S.A.Wrestling Association and U.S.Olympic Committee，227 F.3d 1000(7thCir.2000)，和Angela Raguz v.Rebecca Sullivan＆ORS N.S.W.C.A.290(2000)．国籍案是No.1 Sydney USOC and USACanoe/Kayak v.IOC，No.3 Sydney Arturo Miranda v.IOC，No.5 Sydney Angel Perez v.IOC，No.8 Sydney COA v.IOC和No.9 Sydney in the matter of Angel Perez.
[84]详细叙述见No.5 Sydney Angel Perez v.IOC.Arbitration CAS Ad Hoc Division(O.G.Sydney 2000)，05，Angel Perez v.IOC，award of 19 Sept.，2000，重印于Reeb，CAS Awards-Sydney 2000:The Decisions Delivered by the Ad Hoc Division of the 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 During the 2000 Games in Sydney(Lausanne，ICAS，2000)，at 53(hereinafter Perez II)及相关文本。
[85]No.3 Sydney Arturo Miranda v.IOC.见Arbitration CAS Ad Hoc Division(O.G.Sydney 2000)，03，Arturo Miranda v.IOC，award of 13 Sept.，2000，重印于Reeb，CAS Awards-Sydney 2000:The Decisions Delivered by the Ad Hoc Division of the 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 During the 2000 Games in Sydney 65(Lausanne，ICAS，2000)，at29.及相关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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