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法律文化的影响
在美国，民事诉讼长期以来都是作为促进社会改革的工具，Fil︶rtiga案的判决已经被称为跨国法诉讼的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后者废除了美国境内的合法的种族隔离。[84]这可能部分地说明了美国的律师和积极分子倾向于对侵犯人权的行为提起民事诉讼:这样的诉讼是美国法律文化中重要的一部分。Chayes教授将此类案件贴上“公法诉讼”(public law litigation)的标签，强调这些案件并不仅关注私人争议，而且也指向“拥护《宪法》或者制定法的政策”。[85]
确实，在一些诉讼案件中，“诉讼的标的不是私人之间就私权发生的争议，而是关于公共政策运作的不平”。[86]在美国，通常为寻求救济的诉讼着眼于未来的观念而满意，预期救济的目标代替或者补充了对过往冤情的救济。[87]
相反，在很多其他国家，解决这样的问题被认为是政府的义务，他们主要把精力放在推动公共官员来改变政策，而不是提起诉讼。[88]那些认为需要让个人或公司对一个特定行为负责的人更可能是推动政府提起刑事诉讼，而不是提起一个独立的民事请求，他们认为民事诉讼是私人的事，而刑事诉讼影响公益，[89]这些对法院和私人请求的作用的理解的差异可能影响了何时以及如何利用民事诉讼的选择。按照一位观察家所说，“一起法国民事诉讼不仅是一个对抗的论坛”，而是“一个规制的工具”，以“维持社会成员间的对称”。同样地，法国诉讼人更不可能利用侵权诉讼来作为作出象征性声明或者惩罚被告的手段。[90]
另一方面，利用民事诉讼作为政策改革、惩罚侵犯人权的行为人、救济受害人的决定必然要求对当地司法机关的高度信任。如果受害人及其代理人预计案件久拖不决或者因不良的法律判决或者政治压力而被撤销，则不会花费时间和资源来进行诉讼。[91]而在有的国家里，司法制度常常被认为是社会控制的工具，而不是解决社会冲突的机制，而且司法机关并不能完全独立，不能挑战权力的滥用，[92]这就进一步导致人们不愿意利用民事诉讼机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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