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丰名先生小传

二、刘丰名先生小传

(一)刘丰名及其传略^[14]

刘丰名先生是一个简单的人，又是一个不简单的人。先生嗜书，于千万之中，桌前总是他，大有“万卷古今消永日，一窗昏晓送流年”的况味。先生亦嗜烟，吞云吐雾之间，欲消胸中块垒，曾经的坎坷历历，难除郁结。他于珞珈山下的这一甲子不啻风光霁月，忽明忽暗、有苦有甜，然淡泊无痕，回首向来萧瑟处，终究归于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天清高远，令旁人着眼之处，处处是高洁。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

先生而今已步入耄耋之年，其生涯的起点，是重庆市南岸的一个地方:弹子石。书中载，大禹治水归里，见涂山氏与巨石融为一体，长屹南滨江边，于是伫立呼归石上，声声呼唤涂山氏，情呼恸天地，巨石应声开，石开子出，即为后来开创“家天下”的夏启，是地因名“诞(后世讹传为‘弹’)子石”。刘氏一族于此地绵延数代香火，沾染了不少灵气。

刘氏祖辈皆出入商海，然碍于时局动荡，即便努力打拼，也只能流于乱离人的结局，始终在忧患中求生存。好在天道酬勤，到了先生的父亲一代终于崛起于平地，以白手起家的姿态闯出了一番天地。先生之父为人精明练达，在商场上可谓无往不利，他在先生1929年7月3日呱呱坠地之后，供职于重庆市美商德士古石油公司充当商场经纪人，由此掘出了第一桶金，为自己尔后经营的作坊小店储备了一笔资金。先生自幼衣食无虞，再加上为家中幺子，得一门钟爱，更是不识愁滋味，享尽年少之欢愉。

先生自发蒙起便颖悟绝伦，1936年夏于重庆市中心区就读光明小学，一路下来，不但成绩名列前茅，后来更是直接跳级至初中学习。然而，山河易色，这种宁静的生活很快便为日寇的铁蹄所侵袭，统统归于尘土，徒留生灵寂寂。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半壁江山沦于敌手，国民党政府被迫迁都重庆。为了摧毁中华民族之斗志、逼迫国民党政府投降，日军从1938年底开始对重庆及其周遭地区进行了长达5年零6个月的野蛮“无区别”轰炸，史称“重庆大轰炸”。持续轰炸如同瘟疫一般肆虐于国统区，造成了巨大的财产损失和数万平民的伤亡，先生之父险些在1941年“大隧道惨案”中遇难。

兵荒马乱的年代，人总是格外脆弱，惶惶不可终日，惧怕湮没于战争的余烬。为了躲避连绵烽火，1940年先生随母亲避居长江北岸距当时重庆市区三十华里的唐家沱小镇，并就近入读由数学家何鲁教授创办的私立载英中学，一直到1946年夏高中毕业。

唐家沱小镇堪称大后方“军港”，停泊有两艘英国军舰、一艘美国军舰以及国民党劫后余生的几艘小艇。地域的优势带来信息的通达，共产党在重庆办的《新华日报》和《群众》等报刊，对学生订阅特别优惠，此外还天天遣报童穿梭于城乡之间投递报刊。学生要买稿纸和书籍，这些报童也热心代办。仍在读中学的先生自那时起便展现出对抗战时事的关心，此后数十年皆热衷于探寻文史春秋。而这种意趣也为先生带来了一段不凡的际遇。

先生家当时有户房客是国民党上校军官，属文职人员，胸中颇有学识，但凡先生在学习中遇到的种种难题，皆求教于他。出于对时事的好奇，先生间或也与这位房客讨论时局，久而久之，话题有时亦延展至诗词。时值1944年春夏之交，他将其写赠同窗的一首七律给先生抄阅，开首便是“珞珈山下昔同游，一别于兹已九秋”。经他述说，先生始知该房客1935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曾在风景如画的珞珈山下有过一段难忘的青葱岁月。先生由此对这所被胡适博士称为“中国进步代表”的知名学府心生向往，为后来的种种人生经历埋下伏笔。

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1946年夏，先生为了实现顺江而下、求学珞珈的夙愿，毅然报考武汉大学法律系，并为武汉大学先修班所录取。先生于赴学途中，发现被日军践踏的沦陷区满目疮痍、民不聊生，迥于战时陪都的“朱门沉沉按歌舞，厩马肥死弓断弦”，不禁陷于“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执念中不可自拔，当即立下学有所成、兼济天下的鸿鹄之志。

武汉大学对先生所在的那届先修班非常重视，特将其安排在武昌城内东厂口武大医学院居住(学校刚从乐山迁回，百废待兴)，并拟派刚从美国留学归来的韩德培教授兼任班主任。1946年12月，韩德培教授顶着严寒进城与先修班的学生进行了首次师生恳谈，成为先生进入武汉大学所见的第一位教师。后来，韩德培教授因为要接替燕树棠教授的法律系系主任之职，学校才改派德高望重的化学系系主任叶峤老教授兼任先修班班主任。

半年的先修班学习结束后，先生转入法律系本科正式就读。当时的武汉大学法学院可谓群贤毕集，先生受教于众名师座下，享尽了最优渥的教学资源，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然而，与良好的学习环境相对的，却是黑暗的社会环境。抗战胜利以后，国民政府对外依附美国、卖国求荣，对内发动内战、独裁专制，泱泱大国之中华笼罩于一片阴霾之下。

严酷的社会现实令先生在内的许多学生对法学专业产生了质疑，“学法无用、报国无门”的声音不绝于耳。时任法律系系主任的韩德培教授以敏锐的观察力知悉学生这种思想，在一次演讲中专门提到这个问题，并向大家推荐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英文版)。先生通过阅读该书，深刻理解了有国家就有法的道理，坚定了学术方向，确立了人生目标，自此之后，任尔东西南北风皆是磐石无转移。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先生刻苦向学的同时亦积极参加学生活动，紧紧追随革命的洪流。他于1947年初加入良知学社，因平素为人谦和、认真负责，不久即被推选为总务干事，打理社内社外的诸多事宜。

1949年初，先生在安徽籍社友、法律系高年级同学黄世隆(中共地下党员)的介绍下，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领导建立的进步青年组织之一，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前身)，从而正式走上革命的道路。

1949年初国统区经济崩溃、物价飞涨，学生(尤其是自费生)生活异常艰辛。先生于是同一好友共同组织了一个“自费生伙食团”，先生亲自出任伙食团经理。伙食团与当时武汉大学的训导长朱萃浚反复交涉，终于争取到了宝贵的粮食补助，减轻了广大自费生的负担。

在伙食团因校方压力被迫解散之后，先生加入了一位良知学社社友(中共地下党员)组织的自费生同学会，并担任该会干事。该同学会与校内其他组织联合行动，通过请愿得到全校同学的支持，迫使校方同意增加一部分半公费生名额，使先生这批断绝家庭接济的外省籍学生得以坚持到武汉解放。

除此之外，先生还曾担任“新垦地”的学术干事和学生自治会时事组壁报主编。1947年，基督教珞珈山学生公社在大学生中开展一项勤工俭学活动，利用邱家湾池塘旁一座庙宇为场地，出资设立“田家小学”，免费招收附近儿童上学读书，学生毕业可获官方承认的正式文凭，而小学教师则从武汉大学学生中招聘，按教学工作量给予少许经济报酬。

1947年冬，教会借口增设办学点，宣布田家小学停办，不再提供资助。先生于是应征义务教师，以实际行动支持教育。1948年四、五月间，先生经民主推举继任“田家小学”校长，并决定将免费教学的善行一以贯之。“田家小学”教工后还会同医学院的志愿者在杨家湾办起了“珞珈山乡村卫生促进会”诊所，由先生出任促进会宣传组长，将一片丹心洒播乡里，帮助周边农户就医。

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

1949年5月武汉解放后，组织上选派先生去华中团校学习。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开始进军两广，中共中央华中局在武汉组建了“广西工作队”，随部队进军广西建立地方政府。华中局青委特地从华中团校第一期结业的学员中抽调包括先生在内的32名青年知识分子到广西工作队工作。先生后被调往桂林市公安局工作，担任副科长，并于1950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20世纪50年代，前苏联驻华专家建议创办公安大学，于是公安部专门从各地公安机关抽调出一批适合教学工作的干部。公安学院设在北京，各大区设分院，其中在中南设了公安学院武汉分院。1954年初，先生被调回武汉担任分院宪法课教员，后又曾一度被调往北京公安学院编写刑法教材，并任主编。然而，成形的教材却因“反右运动”的展开胎死腹中。

在“反右运动”中，先生基于法治观念，对任教单位肃反审干中一些过火的批评斗争提出了批评意见。这些维护法治的意见，今天看来是客观、正确的，但在当时却因为时代的狂躁被视为反动言论。先生因此被打入另册，成为“专政对象”，下放到湖北某国营农场，受到了长达21年的不公正待遇，家人也随之受到牵连。在这期间，先生尽管身处逆境，丧失了最基本的自由以及最宝贵的尊重，但其从未放弃过对于学术，对于民主，对于法治的追求。

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拨乱反正，先生得以落实政策，重返教坛，被分配到华中师范学院(现华中师范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室任教，从事“马克思主义与国际法学”和“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研究工作。后在韩德培教授、姚梅镇教授、马克昌教授等师友的鼎力相助之下，先生于1984年终于回到阔别多年的母校武汉大学，并执教于法律系。在武汉大学恢复法学院之后，先生又兼任国际法系的系主任。

先生为继承资深国际法学家周鲠生教授和韩德培教授的衣钵，在韩德培教授的指导下编撰了1982年8月由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3万册的《现代国际法纲要》。该书以上下篇和续篇的结构形式，综述了国际公法与中国国际私法的基本内容，传承了周鲠生教授的中国现代国际法奠基之作《国际法》以及韩德培教授的中国国际私法的学术思想。

此书一出即令先生蜚声海外，美国国际法学会出版的《美国国际法学报》1985年第79卷第2期发表的一篇署名书评(第466～468页)中指出，这是中国内地出版的第二本关于国际法的专著;虽然篇幅较之1981年由王铁崖主编的《国际法》为短，但的确提供了中国有关国际法的观点与实践中大量有用的资料。

1984年，先生自华中师范学院(现华中师范大学)重返母校后，接触了姚梅镇教授的国际经济法思想并得其言传身教，开始将国际经济法从国际法中分离出来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法律部门进行研究。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先生的学术重心转移到国际投资法，将中国外资法纳入国际投资法中资本输入国法制的方面进行研究。1985年8月，他于《法学研究》第4期(总第39期)上发表的《简论中国外资法》一文中指出:中国外资法具有宪法性规范、国家单行法律规范和地方性规范三个层次，具有以“三资企业”(合资、合作与外资企业)为中心内容制定的法律规范、以沿海开放地带为内容制定的法律规范和以“两类企业”(产品出口与先进技术企业)为中心内容制定的法律规范三个类型，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外资法体系。

按照这一思路，先生主编过《中国外资法》(同济大学出版社1988年9月出版)、《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4月出版、1993年12月重印)、《外资企业法概论》(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年4月出版)以及《股份公司与合资企业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4月第1版、2001年6月修订版)等一系列中国外资法系列丛书。

1985年先生开始在武汉大学国际法学系开设“国际货币法”选修课。邓小平1991年视察上海时讲道:“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在此思想指导下，先生转向以国际金融法为中心辐射国际投资、国际贸易(包括海商)等其他相关领域的法律问题来研究国际经济法。

1994年2月，先生发表《巴塞尔协议与国际金融法》(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为绪论和国际投资金融法、国际贸易金融法、国际货币金融法三篇。后司法部法学教材编辑部将先生独著的《国际金融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1月出版第1版，1997年10月出版第2版，1999年1月重印，2003年9月出版第3版，2007年1月出版第4版)纳入高等政法院校规划教材。

该书第4版中，先生在“中篇国际贸易金融法”开篇增写“金融服务贸易”一章，以WTO服务贸易总协议及“金融服务附录”和“有关金融服务承诺的谅解书”等为中心内容;由此，其与“上篇国际投资金融法”(以《巴塞尔协议》等为中心内容)、“下篇国际货币金融法”(以《国际货币基金协定》为中心内容)共同构筑了一个如实反映21世纪已初显端倪的国际金融法律秩序的完备体系。

听野鹤飞时，书斋静穆;看闲云起处，林泉淡泊。1999年先生于古稀高龄淡出教坛后，洒脱依旧。在明月清风中品茗，在晓镜轩窗旁读书，不求闻达，胸中的傲然之志和惊世之才，在珞珈山下、东湖之滨的青山绿水间浑然成就。

(二)悲欢离合六十年^[15]

忆

在那翠竹环绕的乡村院落里，

你给我苦涩的童年揉进了些许甜蜜:

上学路上，

护着我不被恶狗咬，扶着我踩着石头过小溪;

放学回家，

溪沟里捉螃蟹，山林中烧红苕、烤玉米;

办家家你曾是我的新郎，

跳房子、下跳棋我与你比过高低。

两小无猜尽情嬉戏，

朋友啊，朋友!你可曾和我一样常常忆起?!

思念

月夜，我徘徊在嘉陵江边，

月儿啊!你照着我也照着他的容颜，

请你告诉我:他的健康是否依然?他是否也在把我思念?

江水啊!你也流经他的身边，

请你告诉他:为了美好的明天我们分开，

我们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连在一起，

我盼着他、等着他，海枯石烂心也不变!

上面两首诗我写于重庆解放前夕的1949年4月。其时，我就读于重庆市立师范，与丰名失去了联系。它反映了我对解放区的向往和少男少女之间真挚缠绵的感情。

丰名是我远房堂舅的儿子，比我大一岁。我家和他的祖父同住在重庆市郊我外婆的院子里。抗战时躲飞机，他们全家也曾在那里住过。我们是一道上小学一起玩耍的小伙伴，直到他父亲在唐家沱镇上修了叫“菀荘”的小院并搬走时。当时的社会还很封建，男孩女孩大了，瓜田李下注意避嫌。我到镇上在他家落脚，他一见我，总是红着脸站起来打个招呼，就埋头读书再不理我。我家穷，交不起学费，附近的私立载英中学，前三名能免交学费。为了能读书，我学习异常勤奋;他呢，天生好学，我们自然都成了大人们赞不绝口的好孩子。彼此虽然不直接交流，但互相欣赏。似乎是心有灵犀一点通，我仍能感到他像小时候一样关心着我。当时，还曾发生过这样一件趣事:他的姨妈看中了这个会读书的姨侄，有心要他当女婿，硬把小女儿送到他家里来，让小姑娘与他培养感情。小姑娘伶俐可爱，她的妈妈是当时很稀罕的读过艺专的女学生，父亲是川江领江。这门亲事丰名的父母自然乐观其成，可丰名就是不喜欢，最终小表妹还是被送回自己的家了。对这事，人们议论纷纷、大惑不解，我却似乎意识到其中的原因。

1946年，我考取了当时在云、贵、川招生，很有点名气，门槛儿很高的重庆市立师范。重庆市市长杨森当校长的那所学校，除包吃包住包分配，还发衣服发零用钱。我再次凭自己优异的成绩争取到了读书的机会。学校在风景如画的歌乐山，我上该校不久，丰名邀我小舅一道来游山上的云顶寺，自自然然跟我取得了联系。不久，他考取了武大，我们开始了频繁的书信往来。信中，从胡适到林黛玉，从小时候放风筝到沙坪坝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大游行，从我对沈崇事件的愤怒到对放弃自己学理工当科学家的理想，被迫读师范的苦恼，无所不谈。解放前夕物价飞涨，我们学校一天只能吃两餐稀饭，真正是食不果腹。对无官不贪、无吏不污、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我们都痛恨已极，热烈地追求革命，向往共产党;我们还都酷爱文学作品。共同的理想、共同的爱好，加上从小就有的心灵上的默契，把我们的心紧紧拴在一起。孤苦伶仃的我，一直把他当成挚友和亲密的兄长，不知不觉间，彼此都有了“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愿望。我们的交往那时是地下的，不能向家里公开，因为双方家长觉察到我们相爱时都坚决反对。他家不赞成这门婚事是因为我家里除我和母亲，还有一个生病的姑妈，一个因生活无着投奔侄儿的祖母，一家孤儿寡母且一贫如洗;我母亲不赞成是因为她对丰名的父亲、她的堂兄不满。我的父亲曾和他的父亲合伙做生意失利，对此，我母亲一直耿耿于怀，认为其中定有猫腻。但贫富的差距和上一辈的恩恩怨怨对我们丝毫没有影响，不管家里如何千方百计地阻挠，我们仍不管不顾地执著如初。因为我们看重的是感情。

1947年暑假，我在重庆沧白路我堂叔家里为我堂弟补习功课。一天晚上，丰名突然来找我。我们偎依在可以俯瞰嘉陵江的马路边石栏上，商量着决定我们命运的关键一步该怎么走。我们都意识到国民党崩溃已成定局，遂约定他在武汉迎接解放，我仍留在重庆，不管遇到任何情况都要互相等待。没有家人的祝福，也没有什么订婚的仪式，但我们都是认真严肃的。这一承诺就是一生。在巨大的诱惑和压力面前，痛苦过、矛盾过、挣扎过，但终究未离未弃。那时，我刚满17岁。

在人们翘首以待中，1949年11月30日，国民党在重庆的统治终于结束了。可解放后相当长一段日子，我们仍是音信渺茫。后来才知道是他家在从中作梗。他家里扣下了他给我的若干封信，对我，对所有亲戚封锁了他的信息。在社会大动荡的时期，人海茫茫，我能到哪里寻他呢!幸好他终于想出了曲径通幽的办法:通过思想开明的我的姨父把信转给我。一解放，我就离开了重庆市立师范到重庆502电厂子弟小学当教员，随后又被提拔为校长，不久又调到了厂里当干部。由于是工作中的骨干，单位极不愿意放我，拖到1953年，我们漫长的恋爱马拉松才算修成了正果。当时他是桂林市公安局秘书科副科长，在山水甲天下的桂林，我们迎来了梦寐以求的团聚。燕尔新婚本来够甜蜜，何况是在冲破了重重阻挠和久别之后，何况又有机关的同志们对这段来之不易的姻缘由衷的祝福和关爱，就更加温馨无比。那时，他是供给制，我要负担母亲，我们的物质生活完全说不上富裕，到餐馆吃碗马肉米粉或芝麻糊、绿豆沙，就是奢侈的享受了。可我们精神富有啊!那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一生中的亮点，它永远镌刻在我的记忆里。忘不了自由和谐的气氛里紧张工作的愉快;忘不了夏天下午一下班，我们机关的同志，成群结队端着装有换洗衣服的脸盆靸着木拖，嘻嘻哈哈到清澈见底的漓江游泳;忘不了我和他坐在美丽的叠采山山峰上，或憧憬着未来，或回忆那如诗如歌的童年往事，享受着二人世界的清幽;忘不了那说不完的悄悄话;忘不了……可叹好景不长，不久我们就从桂林公安局被上调到公安学院武汉分院了。在中南各省公安系统众多干部中能被选“上调”，是组织的信任;到公安部直属单位工作意味着前程似锦，同志们纷纷向我们祝贺。谁会料到从此我们会频频遭遇厄运呢!

我们来武汉不久就碰上了“肃反”。丰名因为看英文报纸(其实是国内出版的《People'sChina》)和在武大读书时当一个学社头头的那段经历;我则是因为老老实实交代在广西时读过胡风的诗，说过学院的人是经过严格审查调进的，不可死抠坏人百分之十的比例，此外，他们对一个农村的贫家女解放前能读到中师也觉得不可思议，于是，我们双双成了“肃反”对象。我第一次尝到了没完没了检查交待、接受批判、行动不自由的滋味。“肃反”之后，我们又过了一段其乐融融的日子。家里连逢几件喜事:可爱的女儿出生了，我的母亲从重庆来了武汉，我在离开学校八年后圆了多年的大学梦，考上了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可过了大约一年多的光景，又来了“反右”。当时，他刚刚在北京参加全国公安系统院校统编教材的编写后返汉，下车伊始就被叫去参加鸣放。从此，因言获罪被打入另册下放潜江周矶农场，二十一年后才得以全家团聚。

王宝钏守寒窑十八年，我比她还多了三年。其间政治上的压力、生活上的艰辛、思想上的苦闷彷徨，真是一言难尽。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是可以想像得到的。丰名划右派之初，我虽然带着政治放大镜，也只能看到他对党的一颗赤子之心，找不出什么反党言行;但我有我的思维定势:我不会比党高明啊，我的认识与党不一致，只能说明我思想右倾。我当然坚定地跟党走，与他划清界限。我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对他没有同情也没有温情。在简短的书信里，在摘帽后每年春节时的短暂接触中，总是要他相信党，好好接受改造。我坚信传达的文件精神:右派改造好了，可以回到革命队伍，也可以回到党的怀抱。谁知1962年发生了一件我万万想不到的事，使我的思想来了一个180度的转弯。原来他工作的公安学院武汉分院，几经变动后合并到了二炮所属某部队。部队来人告诉我:丰名本人对他划右派的问题多次申诉。为此，组织上召开了原来在一起工作的同志座谈，一致认为他鸣放中的意见没有错，不能说是反党。经过组织重新甄别，准备予以平反，只等待上级批准。我当然喜出望外。等啊，盼啊，等到了1963年部队终于通知我去谈话了，说根据中央新的精神，决定维持原来的结论。负责这事的莫乃度同志，一而再再而三地问我对组织有什么要求。看得出来，他看我一个弱女子拖着一家老小举步维艰，充满同情真心想要在生活上帮助我。能在困境中拉我一把，我当然是求之不得，但对于我，重要的是搞清是非。我当即表态什么都不要，只要了解事情的真相。老莫当然不能满足我的要求。“维持原结论”，等于永远不公平地沦为政治贱民，这对于我如五雷轰顶。我的天塌了，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怎么也控制不住。神情恍惚的我，不知怎样从汉口黄浦路回到武昌昙华林家里的。丰名究竟是被委屈的同志还是阶级敌人?谁能告诉我啊?!谁能告诉我啊?!苦闷之极，只有向我视为比亲人还亲的党组织倾诉。想从组织那里得到答案，得到温暖。当晚，我迫不及待地向中文系党总支书记汇报了我的苦恼。想不到我为我对党的忠诚会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从此，“同情右派丈夫，立场不稳、思想右倾”这顶沉甸甸的大帽子如影随形，压得我喘不过气来，种种磨难接踵而至。我战战兢兢、诚惶诚恐地生活着，生怕什么时候再遭到什么无妄之灾。因为我清醒地认识到我要是步了丰名的后尘，一家老小简直没有办法过下去了。那时，政治学习经常推磨似的每个人都要谈认识、表态。我发言常常紧张得声音发抖，前言不搭后语。我记得在下放大冶的时候，有次发言，我原意是说一石激起千层浪，可结结巴巴说了像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就不知接下来该说什么了。老刘改正后，一天老同学辛玉兰看见我高兴地说，你现在好了，你原来有些不正常，真叫人担心啊!你还对我说过你是红颜薄命呢!我想肯定是我感叹自己命运多舛，本来是要说俗话说红颜薄命，我又不是红颜怎么也这样薄命啊?!但说了一半，思想一打岔竟忘记了把话说完。在当时那样的精神状态下，我有这样的事是不足为奇的。

在巨大的政治和生活压力下，为了儿女能够正常地成长，我曾不止一次想卸下这个政治包袱，但想到来之不易的婚姻，想到他曾经对我的好，想到他也是受委屈的，我又打消了这个念头。可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一次，我终于下了决心。那是我下放到大冶东风农场的时候。当时，我女儿、儿子都在农场学校读书，我在那里教书。农场里传说我的爱人是劳改犯，孩子们压力很大。我女儿把家庭包袱变成了动力，严格要求自己，表现十分出色，每学期都被评为三好学生。可她申请入团却没有被批准。组织上明确告诉她是因为她父亲的问题，要她跟父亲划清界限。我女儿两岁半就离开了父亲，跟她的父亲没有见过几次面，因为怕影响孩子们的成长，我从来不跟他们讲父亲的事，但还是被父亲的阴影笼罩着。我母亲本来对丰名有成见，更加怨气冲天。看着女儿哭哭啼啼，看着母亲唉声叹气、愁眉苦脸，听着她们不停地埋怨;想起某些好心人对我不要温情，要当机立断的忠告和工宣队张师傅说这样的爱人早该离了的话;想起我为他受的种种委屈，我下定决心，要了结这段孽缘。但当我带着儿子赶到黄石市办理离婚手续，看见他衣衫褴褛一副落泊的样子，想到他从一个生龙活虎的年轻警官，只因说了几句真话，就被折磨成这样，不由得悲从中来，觉得再要他受妻离子散的打击，对他实实在太残忍。他对离婚一事没有说半个不字，我却犹豫了。一面是无辜的受株连的儿女，一面是比窦娥还冤的丈夫，我不知道该怎么抉择。晚上，黄石的挚友匡兴友接我俩和儿子去他家吃饭，兴友跟我做了推心置腹的长谈。他狠狠地批评我太幼稚，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他举了很多现实生活中例子说明离了婚血缘关系仍然存在，我和孩子依然不能摆脱他对我们的负面影响。他的话使我清醒很多，终于放弃了我的决定。想不到这事并未在此画上句号。我回到农场，发觉有些人在我背后嘀嘀咕咕，还用轻蔑的眼光看我，有意和我保持距离。我回到华师后，中文系一个新来的老师和以后我的媳妇都跟我说，她们都听到了我离婚的笑话。天呐!对我说三道四的那些人哪里体会得到流泪眼对流泪眼，断肠人对断肠人是多么令人心碎;哪里知道我打消离婚的念头，经历了怎样艰难、痛苦的思想斗争。他们竟把悲剧当成了闹剧，把我的悲哀当成了茶余饭后的笑料!

党的极左路线终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画上了句号。改革开放后落实党的政策，他的右派终于得到了改正。回顾“反右”后的二十多年，我真不知道是怎样跌跌撞撞走过来的。有的朋友对我说:你当时活得真不容易，没有自杀也没有发疯算是万幸!他们不知道，我不是没有想过死而是明白我没有死的权利。我死了倒是一了百了，可一家老小怎么办!朋友们还不知道，我内心坚信总有一天党会去掉加在他身上的不实之辞(但我想的最大可能是在我们离世以后);另外，老刘和我的周围都不乏同情我们的人，使我还能感受到人间的温暖，减轻了压力的分量，稀释了我的痛苦。例如，我当时在系里常常干些打杂的事，经常出差，我不在家，先后的邻居们都主动帮我照顾一家老小;老刘在潜江县参加中学老师清队，耿介、固执、不识时务的他，在交代自己的经历时，竟大谈自己的光荣革命史，也不承认“反右”中自己有什么问题。工宣队要抓他的现行，适逢春节放假，决定年后立即进行批斗。农场学校的张长省老师，不顾个人安危，趁返汉之机，连夜赶到我家通风报信，商量如何过关(后因上面指示立即复课，丰名才躲过了这一劫)。有两年我在周矶农场过年。丰名房里临桌子的窗户是能从外面打开的，初一起来，桌子上堆满了吃的东西:黃豆、芝麻、花生、香油、豆豉、青菜、葱子、鸡蛋……显然这是周围的农工，趁黑夜悄悄送来的。在物资匮乏的年代，不要说农工，对一般人这些东西也是稀罕的呀!有这么多人默默注视着我、关怀着我，我还会痛苦到发疯吗?

我和丰名决定厮守一辈子的时候就期待着团圆，可从结婚到他的右派得到改正以前，在一起的日子却屈指可数。1979年落实照顾两地分居的政策，我们才终于实现了这梦寐以求的愿望。他离开家时，我正怀着儿子，女儿两岁半，我们都只有二十七八岁;他归来时，女儿即将从华师毕业，儿子已参加工作。要不是有家这个特定的环境，孩子们肯定都不认识他了，至今想起来还叫人心酸。可喜的是嗜书如命的他，在农场没有家务，劳动之余也未放弃学习，后期教高中，“文化大革命”中两派都不和他沾边，远离喧嚣的他，更能坐下来安静地读点书，所以返汉以后，能很快重返大学讲坛。

他来华中师范大学就调到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室，在这里大约一年光景评了副教授。其间，他仍不能忘情于自己的专业，写出了法学专著《现代国际法纲要》。武大法律系恢复以后，他的老师韩德培、姚梅镇都希望他能归队。起初研究室坚持不放人，好容易同意了，丰名又超过了武大允许调进的年龄，接着又查出肺上有黑点，经历了一波三折，在法律系的积极争取和刘道玉校长的大力支持下，终于于1986年回到了母校。武大法学院“反右”时，80%有高级职称的老师都被划成了右派，1983年才恢复招生。恢复后的法律系生机勃勃，在全国很有名气。丰名回武大如鱼得水，二十多年的坎坷并没有消磨掉他的锐气，工作中迸发出了更大的激情，可说是他人生的第二个春天。他几乎没有什么娱乐和休息，全身心投入工作。他来不久，就评上了博导。那时还有国际法系，他是系主任。我记得因人手不够，最忙的时候，他除了行政工作、带研究生外，还给本科生上课。我退休以后，竭尽所能助他一臂之力。生活上我没有让他分心;已过花甲之年了，我还学会了用电脑帮他打字、查资料。从他来武大到离休，除给本科生上课、培养硕士生外，还培养了十九名博士生，除论文外，还写了几十万字的《国际金融法》。这些成果对一个经历了几十年折腾的人来讲，应当说是极其难得的。

“曾记当年骑竹马，转眼便成白头翁”，弹指一挥间，当年那个我叫“五哥”的活泼的小男孩，已成了白发秃顶而又木讷的老头子。他离开工作岗位时已年逾古稀，我的含辛茹苦抚育了两代人的母亲已经去世，女儿一家去了北京，儿子一家和我们住一起。自他从乡下回来后，我发觉多舛的命运扭曲了他的性格，我们性格的反差极大:他喜欢清清静静闭门读书，除了他视为子女的自己的学生，不跟任何人交往;我则有不少常来常往的真诚的朋友。他长期在农村一个人生活，生活习惯跟我也很不同。他不锻炼，不检查身体，也不讲究保健;我比较注意养生，对他的一些极不科学的生活方式很反感，他却我行我素，听不进半点意见。但我们还是能和谐相处，因为还有很多共同语言和共同的爱好，生活中也能互相关心。以前生活亏待了他，我总尽可能想法让他生活得好一些;他也总是关心我、照顾我。没有那么忙了，他也帮着做点家务事;从小就吃苦的我，自己生活很马虎，他总要求有时甚至是强迫我善待自己;我忘性大，他及时提醒我吃药、提醒我参加预定的约会;我丢三拉四，一下丢了钥匙，一下找不到眼镜，他总是跟在我后面帮我找这找那;有些要记的事我要他帮我记住，他决不会误我的事。所以，虽然年轻时的卿卿我我、耳鬓厮磨不复再有，但仍旧谁也离不开谁。儿孙绕膝生活自然不孤寂，下一辈都很孝顺，外地的女儿一家和学生们也牵挂着我们，常打电话来嘘寒问暖，使我们感到很欣慰、很幸福。生活水平比起改革开放以前，有了大大的提高，不仅不愁温饱，想吃什么穿什么、想到哪里玩都有了条件。更令人高兴的是，有时间读自己喜欢的书，写自己愿意写的东西。除了写诗、写文章外，2007年他的《国际金融法》还出了第四次修订本，我也常动动笔。没有工作压力，自由自在如闲云野鹤。我们的退休生活恬淡而舒适，家里时有欢笑，弥漫着温馨。在珞珈山这样秀色可餐、空气清新的环境里欢度晚年，是我们以前做梦也未曾想到的，我们十分知足了。

2004年春，我和老刘参加“千名老人下江南”。在西湖的苏堤上，桃花正开得茂盛，撩人的春色使我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不觉顺口诌了几句顺口溜:“风雨同舟几十年，白头携手下江南，桃红柳绿春光好，风雨过后艳阳天。”老刘笑说太一般化了，我则觉得看似陈词滥调一般化，但它真实地反映了我们俩走过的路。我很珍惜这激情之中迸出来的大实话，这么多年了我仍能信手写出来。“风雨过后艳阳天”，难道不是我们悲欢离合六十年的形象的概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