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会请愿运动的发展过程

二、国会请愿运动的发展过程

请愿是民众依靠自己的力量，公开向政府表达自己的要求和主张，在更大的社会范围内争取更大限度的支持，迫使政府出于力量对比的考虑，而不得不按请愿者的意愿行事，这是在民众和政府产生矛盾时使冲突得以和平解决而避免诉诸暴力的有效途径。但国会的召开不可能是政府自觉和主动地奉献给民众，从世界范围看，未见哪国政府愿意自动召开国会以监督自己，中国亦如此。因此，国会的召开要靠民众的努力和争取。20世纪初，随着历史潮流的辐射和推动，民众的宪政意识逐渐增强，在中国这个传统的封建制度土壤上出现了国会请愿运动。

(一)国会请愿运动目标的确立

1.即时目标:力促早开国会并提升国会在国家权力中的地位

立宪派组织国会请愿运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想通过请愿促使清政府早开国会，并扩大国会的权力。表面上来看，国会请愿运动好像仅仅是开国会早晚的问题，但事实上它也是一场争夺立宪主导权的斗争，关系到未来宪政模式。即使同是君主立宪制度，在权力的分配方式上也是多种多样的，各个宪政主体围绕如何行使这一权力使之更有利于自己的斗争不可避免，其关键在于谁在制宪过程中起主导作用，请愿的国民也认识到这一点。

从历史来看，“欧美各国有国会，皆由上下相争而成;而其建设也，亦与人民协商而定，故不失为国民之意思机关。若仅由政府擅定之，而吾国民竟毫不过问焉，即获如愿以偿，九年之期限缩短至七年、五年、三年，而不示以组织之一定方针，则将来之国会果能满吾国民之欲望，亦颇难决之问题”。^[10]从现实来看，“人民即不请愿，窃观政府，亦必颁宪法、开国会，惟利于彼不利于此耳”。^[11]靠政府恩赐的国会，人民是享受不到真正的宪政成果的，“然要求开设国会，有不尽出于人民之暴动，而亦有由其君上发意，赐与此项权利者。此皆因其君上有公天下之心，知国家非一人之私产，故不如与民共之，以免流血之惨祸。但若果属于此项钦赐之参政权，每较为微少，且多种种之制限。盖他人赠送之物品，恒不能敌自置物品之多。此常理也”。^[12]“盖国会问题本吾民所当自为主动，仅从政府方面着手，断未有良好之结果。欲使吾民立于主动地位，固不能辞奔走呼号之苦也。”^[13]因此，人民要处于主动地位，在未来的国会中取得较大的权利，只有通过请愿。这一方面反映了请愿绅民宪政意识的提高，他们意识到与清政府在宪政模式上的差异，希望通过请愿，能达到扩大国会权力及人民在国会中的权利的目的;另一方面反映了他们对政府深深的不信任和失望，他们希望能通过国会来保护自己的利益。

2.远期目标:在内忧外患中求索富国之策

鸦片战争打破了传统中国人妄自尊大的“天下”观念，国家主权和利益遭到严重破坏，大清王朝半封建半殖民地化。随着西方法制和民权等思潮大规模地输入中国，国人开始觉醒，寻求富国强兵之路一刻也没有停止。在国民不断的斗争中，清政府被迫采取了一定的改革措施，然而，由于专制体制本身的限制，许多改革措施在执行中又多有折扣。因此，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只有进一步推进政治制度的改革，才能解决所面临的问题，才能救中国于水火之中，清政府也逐步意识到这点。经过多年酝酿，晚清新政开始进入到宪政改革的阶段。由于立宪派的呼吁，1905年清政府派出了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根据对西方政治制度的考察，1906年9月，清政府正式下诏，宣布预备仿行宪政，并下令在中央设立资政院，各省设立谘议局。“宪政之本何在，顾立宪自有基础，原非空言可以构造。基础何在，国会而已。”^[14]立宪派对国会的召开寄予了很大的希望，认为只要能召开国会，制定宪法，而这个国会又有制定法律、监督政府的职权，那所有的问题都能迎刃而解了。在此期间国际上又发生了许多事件，中国丧失了许多权力，这些事件给国民巨大的刺激，他们认为国势危急，“救中国莫若宪政”，^[15]但清政府既已颁布九年预备立宪的清单，自然不会主动修改清单，缩短国会年限的，只有人民起而要求，才有望速开。“然而缩短国会年限也，组织责任内阁也，政府亦屡经会议矣，何尝有决议实行者?或曰:合全国官民之代表而请求之，其必有济。”^[16]“报载政府诸大臣自闻各省公举请愿代表之消息，已会商数次，颇有赞成之意，各代表尤应乘机说法，以决其志。”^[17]所以，“国会开与不开，权在于民。查东西各立宪国开国会，皆系因人民要求而得”。而且，人民只有请愿，才能增进自身和政府的宪政素质，达到速开的目的，“古今改革之事，未有不始于竞争者。争之不矣已，则智慧愈出，而能力愈进，乃能获最终之胜利”。^[18]

(二)国会请愿运动的爆发

1907年，杨度在东京组织了宪政讲习会，并率先发起了国会请愿运动。1907年9月25日，宪政讲习会选派熊范舆、沈钧儒、恒钧、雷光宇等人赴京，将有100余人签名的请愿书呈送都察院代奏。但这次上书，并未得到政府的理会。杨度与宪政讲习会同仁并未气馁，而是积极筹划和宣传，再作国会请愿之举。1907年10月，杨度回国奔丧。12月成立湖南宪政公会，起草《湖南全体人民民选议院请愿书》，联络不少湖南名流联名上奏，开晚清国会请愿运动的先河。当时的《东方杂志》说“国会请愿，首为国民发未伸之意者实为湘人”。这两次上书请愿，“首为国民发未申之意”^[19]是中国旷古未有的伟大创举，促进了国人参政意识的觉醒，对各省掀起请愿运动起了推动作用。

1908年春，国内出现了第一次全国性的国会请愿运动。一些省陆续派出代表入京请愿，有些省虽未派出代表，但也进行了请愿签名运动。河南的请愿运动在宪政公会的领导人熊范舆、贺绍的领导下，走在各省前列。他们组织了各府州县的代表讨论召开国会问题，认为“国会一旦不成，即政治无从整理。吾豫宜急起从湘人后，速开全省大会，推举代表入京请愿”，^[20]得到与会者赞同，随即开始撰拟请愿书，举行签名活动。虽然政府以为“实属不成事体”，要“严密禁止”，^[21]但河南人民并未因此动摇，决定赴京请愿。请愿书由在籍翰林院编修王安澜主稿，编修蒋艮领衔，签名5000余人。7月12日，请愿代表胡汝霖、杨懋源至都察院呈递了请愿书。北京各界对请愿非常热心，7月，工商各界联合1000人，公推电灯公司总经理冯公度领衔，要求“定期三年，召集国会”。^[22]8月2日，代表孙毓文等将请愿书呈上。北京的八旗人士以旗人“世受国恩，身经国难，对于国事有应尽之天职”为由，积极加入。^[23]7日，他们发出传单，集合同志，准备以八旗名义上书，八旗人士有1600余人签名响应。请愿书由恒钧领衔，提出3年召开国会要求。8月8日，常文、黄容惠将请愿书递交都察院。安徽省请愿代表许承尧、窦炎等于7月29日将有1万余人签名，要求“诏示速开国会年限”^[24]的请愿书呈递都察院。吉林省刊发了《要求国会启》，号召各界同胞“联袂奋起，始终赞成，共襄盛举”。^[25]8月8日，请愿代表、自治会副会长庆山和参议文耆将要求“颁布开设国会日期”^[26]的请愿书呈送都察院，在请愿书上签名的共4668人。山东省代表于洪起、宋绍唐、陈命官于8月8日向督察院呈递了请愿书，要求“两年开设民选议院”，^[27]签名者约1000人。稍后，登州、莱州、青州各处又有数千人签名，拟作第二次上书。山西省组织了宪政期成会，入会者300余人，他们接着分遣会员赴各府州县动员，签名达2万人之多，8月18日，代表常松寿、李凤翔、刘怀英呈递了请愿书，要求3年内召集国会。

这一时期，除了各省进行了请愿签名运动外，还有些立宪团体如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政闻社、帝国宪政会，郑孝胥、张謇、汤寿潜等人领导的预备立宪公会等也都发了请愿书和请愿电，留日学生以及日本、南洋的华侨也积极参加了请愿。

(三)国会请愿运动的发展

第一次国会请愿运动映衬了国人对民主政治热烈向往的迫切心情。这次运动涉及很多省份，每个省份又有数千乃至数万人在请愿书上签名，显示了这次运动已不仅仅是立宪派的少数先进分子独自囿于狭隘范围内的政治活动，实际上已反映出相当的群众性。正是由于这种群众基础所显示出的威力，使清政府非常恐惧。这使清政府一方面不能不对涉及面如此之广的晚清国会请愿运动进行一定程度的压制，一方面又要博个好名，“使天下臣民晓然于朝廷因时制宜，变法图强之至意”。^[28]清政府下令革职陈景仁，实际正是借此事开刀，对国会请愿的一个正面回击。清政府查禁政闻社也是此用意。查禁政闻社，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是立宪派又是国会请愿的领导核心。因为清政府对国会请愿运动极度恐惧，所以要通过查禁政闻社来打击一下立宪派。清政府在压制国会请愿运动的同时，于1908年8月27日又宣布定于9年后召集国会，并颁发了《钦定宪法大纲》和《九年预备立宪逐年筹备事宜清单》，想借此再博得一个诚心预备立宪的美名。该清单规定，1909年各省一律成立谘议局。于是立宪派又以全部的精力投入到筹办谘议局的活动中，1909年10月，召开了各省谘议局第一次常年会。

1910年又爆发了三次请愿运动。第一次国会请愿运动是从立宪派势力强大的江苏省开始的，以地方谘议局为基础。谘议局局长张謇与地方大员瑞澄商议，由张謇出面联络各省谘议局，瑞澄联络各省督抚，请朝廷速开国会和建立责任内阁。张謇发表《请速开国会建设责任内阁以图补救意见书》，于2月前后组成16省50多名代表的请愿代表团，以直隶代表孙洪伊为领衔代表，坚持“秩然秉礼，输诚而清……诚不已，则清亦不已”。^[29]

第一次请愿失败后，1910年5月，开始了第二次请愿运动。这次请愿运动超出了谘议局范围，省内各界公举入京代表150余人，各省签名参加者达30万人，地方各谘议局、商会、教育会等不同社会团体，向都察院共递上10份请愿书，并向摄政王递交了1份请愿书。专门创办《国民公报》，为开国会造舆论。徐佛苏主稿的《国会请愿同志会意见书》系统阐述了立宪派开国会的主张。1910年6月27日，朝廷上谕称，由于“财政艰难”，“地方偏军”，“匪徒滋扰”等原因，无法提前召开国会，“毋得再行渎请”。^[30]在清政府下令禁止请愿后，请愿领衔代表孙洪伊当即复电:“请愿无效，决为三次准备，誓死不懈。”^[31]

1910年10月，湖北、四川、山东、陕西、直隶、河南、福建等地开展了更大规模的群众性请愿运动。这次请愿还得到了许多督抚的支持，10月25日，18省督抚联衔入奏，要求“立即组织内阁”，“定期明年开设国会”。^[32]而直隶总督陈夔龙则主张先设内阁，缓开国会，酌量缩短期限。朝廷最终还是采纳了陈夔龙的意见。10月26日，资政院通过了“速开国会”的奏稿。

(四)国会请愿运动的结局

数次国会请愿运动规模越来越大，影响面越来越广，对清政府专制统治的权威造成了极大威胁，引起统治者极大恐慌。清政府为杀一儆百，把请愿镇压下去，曾密电指示奉、直总督侦察请愿领导人，“稍有可疑，即行密拿请惩”。^[33]直隶总督陈夔龙心领神会，于1911年1月7日晚逮捕了请愿代表温世霖。次日致电军机处提议“应否将温世霖从重发往新疆，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以遏乱萌，而弭隐患之处”。^[34]第二天，清政府发出上谕，批准严惩意见，“温世霖著即发往新疆，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以遏乱萌，而弭隐患”。^[35]清政府对各省罢课停学、散发传单、请愿国会的学生采用“从严惩办”的镇压手段。上谕云:“各学堂学生，多系年幼无知，血气未定，往往被其愚弄，轻发传单，纷纷停课，聚众要求。闻奉天、直隶、四川等省，均有此项情事，恐他省亦在所不免。似此无端荒弃正业，奔走呼号，日久恐酿生他变，贻害民生。学堂学生，历练未深，本不准干预国家政治，曾奉先朝严谕，刊入文凭，悬为厉禁。乃历时未久，复染嚣张之习，是皆由办学人员管教不严所致。前已面谕学部尚书唐景崇，通饬各省，严行禁止。著各省督抚，再行剀切晓谕，随时弹压，严饬提学使及监督、提调、堂长、监学等，按照定章，随时开导查禁，防范未然。倘再有前项情事，立即从严惩办，并将办学人员一并重处，以儆其余。如或仍前玩愒，以致滋生事端，惟该督抚等是问。”^[36]1910年12月至1911年1月，清政府还对四川、湖北、江西、吉林等省的人民请愿与学生游行进行了破坏和镇压。1910年12月22日，成都各学堂通电全国，“据津奉电，东省危急，蜀学全体罢课，筹对付，请即开国会，望转各界，誓死同行”。^[37]全体学生上街游行演说，风潮越来越大。1911年1月上旬，川督赵尔巽将风潮镇压下去。湖北学生代表彭康年、邱崇等发动学生实行罢课。定于1911年1月15日在黄鹤楼召开签名大会。总督瑞徵加强防范，会前将彭、邱两人驱逐出境，学生请愿遭到破坏。江西省筹备会议定于1910年12月25日召开特别大会，发动群众游行请愿，被巡抚冯汝骙饬令取消。吉林人民也因清政府上谕阻挠，未能实现再度进京请愿的目的。至此，国会请愿运动遭到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