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历史上的附带民事诉讼制度

二、我国历史上的附带民事诉讼制度

在我国，早在《尚书·舜典》中就有“金作赎刑”的记载。孔安国注云：“误而入刑、出金以赎罪”。这就是说，凡过失犯罪的，可以出金赎罪。在《尚书·吕刑》中还具体规定了每一种刑罚的赎金数目。但这时的赎刑似乎只限于向奴隶制国家赎刑，而不包含向被害人赎刑，即进行刑事损害赔偿的内容，实质上是以变相罚金的形式代替判处真刑。因此，这时的赎刑制度还看不出有附带民事诉讼的意义。

秦汉时期，赎刑制度更加普遍、更加法律化了。这时的赎刑制度已经有某些附带民事诉讼的成分。从《睡虎地秦墓竹简》看，赎刑的适用相当普遍，而且主要是采取向整个统治阶级交纳赎金的方法。但这时对盗窃案件和抢劫案件的处理，已经有在判处犯罪人刑罚的同时，强制其对受害人归还赃物和赔偿损失的个别的明确规定。例如《秦律》规定：“‘盗窃犯行窃后，将所窃出卖，另买他物，均应给还原主’。如盗窃犯偷得甲的衣服，把衣服卖掉，换买了布，然后被拿获，是否应把衣服和布给甲？应把布和其他所买的东西给甲，衣服不应给还。”但是这种规定十分罕见，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并不需犯罪人向受害人赔偿损失，而只是对犯罪人判处刑罚而已，作“私诉”对待。因此，在当时的刑事诉讼中，被害人不仅可以要求对犯罪人处以刑罚，而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可以对犯罪人附带或单独要求损害赔偿。《唐律》作为我国封建专制制度的第一部最为完备的法律，在刑律上已将刑事损害赔偿制度化、法律化了。它规定：

（1）过失杀伤人和诬告犯罪，如不判真刑而判赎刑时，赎铜要交给被伤损之家和被诬告者。《狱官令·四十》规定：“伤损于人，及诬告得罪，其人应合赎者，铜入被告及伤损之家。”这时赎铜不以实际所受损失为数额限制，而是以应判真刑的数额折合为赎铜数额。在一般情况下，判真刑就不赔偿损失，只是在特殊情况下，才既判真刑，又命赔偿。

（2）对财产不法侵害，《唐律》规定了“备偿”（赔偿）制度。诚然，其中大多是属于民事损害赔偿范围，但也不可否认其中有不少是属于刑事损害赔偿的范围。例如规定：“六赃”中，凡是双方都犯罪所造成的“赃”罪，其“赃”物没官，否则返还原主。又如，负债违约不予偿还，除了要进行刑罚外，还要“各令备偿”。再如，因不修堤防或修而失时构成犯罪的，“主司杖七十，毁害人家、漂失财物者，坐赃论减五等”，要赔偿损失。

（3）窃犯毁损天尊像、佛像的，故意毁人碑碣及石兽的，除了要进行刑罚外，还要“各令修立”，恢复原状。

（4）贼盗罪征收原赃还失主，如有不足，被害人得请求赔偿。但赔偿数额加上退赃不许超过实际损害额，对超额受赔的办罪。元代法律规定，对杀伤人犯，除科刑外，仍征养济、养赡、医药费用，或征烧埋银。根据《元史·刑法志》规定：“杀人者，将其财产断付死者之家，伤害致死者，追给埋葬银，伤人致笃疾者，将其财产之半，付被害人为养赡费。”明清律除规定过失杀伤的赎银要给付被杀伤家外，还规定对生命、健康的侵害要给付被害人养赡费、埋葬银；对于犯诬告罪者，除追究其比较严厉的刑事责任外，还规定了对被诬告人要给予充分的赔偿。如规定，被诬告致死的，诬告者要被判处绞刑，除了要赔偿已造成的经济损失外，还要将诬告者财产的一半付给被诬告者。

由此可见，在我国古代，盛行所谓“赎刑”制度，但其赎金绝大多数要归官，只是在特定的个别情况下，才将赎金交付被害人之家，带有刑事损害赔偿的性质。而对犯罪人既判刑又令其赔偿被害人的损失的规定则更是为数甚少。与刑事损害赔偿的实体法规定相适应，刑事诉讼程序表现为：在判决犯罪人刑罚的同时，不需根据被害人的请求，即可判令赔偿，而且赔偿的数额一般并不根据被害人受损失的程度，而是根据犯罪人应受刑罚的程度来确定。由于我国古代诸法合一，刑民不分，无所谓刑庭、民庭的分立，由官府在审理刑事案件的时候，一并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和附带的民事责任，虽有附带民事诉讼的内容和成分，但并不具有现代的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意义。即使是在清末沈家本主持下，以德国、日本刑事诉讼法为蓝本所编订的《大清刑事诉讼律草案》中，也并没有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