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教育政策的研究

一、国外教育政策的研究

国外的教育政策研究起步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目前正在成为国际教育研究中最突出的内容和最令人关注的热点领域。

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政治学家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提出政策科学的概念，并与人合著了《政策科学》，首次对政策科学基本内涵、研究方法作了规定，奠定了政策科学的基础。60年代后，政策科学在西方兴起，诞生了著名的兰德公司和罗马俱乐部，政策研究一派繁荣景象，学科发展亦相对成熟。教育政策学作为政策科学的重要分支学科之一，其蓬勃发展与政策科学的繁荣几近同步。瑞典比较教育研究专家胡森（Torsten Husen）的贡献尤为突出，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召集了部分教育政策理论研究专家与教育决策者首次对话。此举既开了教育政策科学发展的先河，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其后教育政策研究的方向。国外教育政策研究无论是作为一种实践活动还是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虽然历史不长，但发展势头迅猛，逐渐进入教育研究的核心区域。

从实践和理论两个维度看，国外的教育政策研究已凸显不少独有的特点：

第一，教育政策研究得到许多国家政府的空前重视。

加强教育政策的研究，进而推进国家教育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对一个国家教育事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韩国政府十分重视教育政策的研究，以促进国家教育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韩国教育开发院（KEDI）作为专业性研究机构，在宏观教育政策研究与开发及中长期教育发展规划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政府每年拨付120亿韩元（相当于1000多万美元）用于该院的运营和科研，其中人员经费与科研经费各占50%。此外，该院每年还能通过教育咨询和培训服务等得到8亿韩元的事业收入，用于补充研究开发经费。除教育政策的研究开发外，韩国教育部还将一些具有垄断性的项目，交给开发院经营，并赋予开发院组织教育培训和对教育项目进行评估的职能。如韩国教育部在该院设有‘终身教育中心’，承担着‘学分银行’的组织运营工作，负责与此有关的教育机构的资格审查和学习者个人的学分认定。”^[11]

第二，教育政策研究组织机构的设置立体网络化。

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起，教育政策研究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发展至今，机构层次已包括国家级、州（省）级、区（行政大区）县级，与一国的行政层次结构基本对应；性质上可分为官方、半官方和民间三大类别；归属关系上有的为独立的专门研究机构，有的则作为二级组织从属于某一机构（如公共政策研究机构等）。这些组织机构条块结合，既互相独立又密切联系，形成了一个多层次、多渠道、多目标的比较科学完整的立体交错网络。此外，国外几乎所有著名大学都新增设了与教育政策研究有关的学院、系或研究方向，有的干脆将原来的教育学院、教育系改名为教育政策研究学院、教育政策研究系或类似的名称。

第三，教育政策研究种类多样化。

综观当代国外教育政策研究现状，有侧重理论探讨的政策研究（Policy Studies），也有侧重应用研究的政策分析（Policy Analysis）。其研究种类呈多样化趋势，目前大致可归结为如下四大类：“第一类是研究一项教育政策是怎样制定出来的。第二类是研究怎样才能制定出一项较为理想的教育政策。第一类和第二类虽然同是对教育决策过程的研究，但二者截然不同。前者属于动态教育政策分析，偏重于教育决策过程的描述和分析，而后者主要研究影响教育决策过程的各种主客观因素、策略和方法等，简言之，即决策过程的科学化与民主化等问题，偏重于教育决策过程的技术层面，属于教育决策的应用研究，以如何制定好的教育政策为目标。第三类是具体研究某一项教育政策，属于教育政策分析和评价，偏重于教育政策本身内容的分析及其实施后社会效果的评价。第四类是对左右教育政策走向、统摄教育决策过程并体现在教育政策内容中的科学和社会理论的研究，亦即通常人们所说的指导思想或理论基础的研究，它偏重于教育政策理论框架的分析，着重解决贯穿于教育决策过程中指导思想的理论定位问题，并以此来判别教育政策的性质。当然，一些大型的、综合性的教育政策研究课题，常常是融合两类以上的研究而进行的。”

第四，教育政策研究方法的日趋综合化、灵活化。

国外教育政策研究的方法繁多。以研究对象来划分，有个案研究和综合性研究；从认识论角度看，有思辨性研究和实证性研究；就研究规模或层次而言，有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按研究方法的性质来区别，有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具体研究方法和方式主要有文献法、实验法、比较法、访谈法、历史法、人种学方法以及博弈论方法，等等。但是，就某一项具体的研究而言，各种方法及其变式总是依据课题的规模、性质、目标、各种与课题有关的主客观条件等而被灵活组合在一起综合运用。

第五，教育政策研究主体相对独立和自主性日趋强化。

教育政策研究主体相对独立和自主性日趋强化，使研究能够挑战权威，求真求实，保持中立客观。随着教育政策研究地位的确立与提升及其作用的日益显露，教育政策研究成果越来越受到教育决策者或机构的关注和接纳，然而研究主体却表现出愈来愈强烈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这种不断强化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既有其存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现实基础，也是研究主体的一种刻意追求。这是因为：其一，研究主体获得的研究环境越来越宽松，言论自由度不断增大，学术争鸣气氛日益浓厚，研究禁区日渐减少，有关决策过程的信息获取难度下降、渠道增多；其二，教育政策研究的体制也为研究者发挥其独立性和自主性提供了保障。除半官方和“民间”以及一些“独立自由人”对教育政策的相对或比较独立的研究以外，教育决策部门在对其政策进行诊断、评价和分析过程中，往往也采用委托第三者方式进行。主要表现为以下两方面：决策者、执行者和政策的直接影响者尽可能回避；评价采用国际国内投标的方式。正因为有了教育政策研究机构和研究者地位的相对独立性，研究者才有了挑战权威、求真求实的勇气和追求严谨、踏实、有理有据的治学精神，以便能确保研究者独立自主的立场。

第六，教育政策研究理论与实践发展的相互促进。

教育政策研究实践活动的拓展和深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成果相继问世。对这些经验和成果的概括与提升使得教育政策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能在较短的时间内从公共政策学中剥离出来。就目前的发展水平而言，教育政策学的理论基础比较扎实，学科结构相对完整、层次较分明，方法论体系业已确立，学科地位已经巩固。现在教育政策研究的学术刊物增多，教育政策学已纳入教育管理学科群而在众多高等院校的各层次得以开设，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