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关于自由的研究

哈耶克关于自由的研究

哈耶克关于自由的研究^[1]

“20世纪最重要的自由主义理论家”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Friedrich A．Von Hayek 1899—1992）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一个自然科学世家。“一战”结束后，哈耶克就读于维也纳大学，于1921年获法学博士学位，并于1923年再获政治（社会）学博士学位。1927年至1931年，他担任奥地利经济研究所所长。1931年初，哈耶克受邀前往伦敦经济学院访问，并发表系列经济学专题演讲，同年受聘为伦敦大学经济学和统计学Tooke讲座教授；1938年归化英国，并于1944年当选为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1950年，哈耶克受邀前往美国芝加哥大学，担任社会与道德科学教授一职，并成为该校“社会思想委员会”成员。1962年，他回到欧洲，担任联邦德国弗赖堡大学经济政策教授直至1967年退休；同年回到他自己的祖国奥地利，担任萨尔茨堡大学名誉教授。除了出版《自由秩序原理》（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1960）、《法律、立法与自由》（三卷本）（Law，legislation and Liberty，1973，1976，1979）、《致命的自负》（The Fatal ConceitErrors of Socialism，1988）和《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 fdom，1944）等二十余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著作外，哈耶克还于1947年4月发起成立了著名的自由国际学社——“朝圣山学社”（The Mont Pelerin Society），并担任首任主席。1974年，因在经济学领域的开创性贡献，哈耶克与冈纳·缪尔达尔一起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2]。

在自由主义理论脉络中，哈耶克无疑是一位极为重要的人物；但他的重要性，其实并不只在于他曾经是20世纪西方最重要的自由主义学术团体“朝圣山学社”的领袖人物，也不只在于他是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而毋宁在于他对现代自由主义理论的转向或发展以及他对当代社会理论研究领域的拓宽所做的知识上的贡献——亦即我所谓的“知识增量”；一如S．Gordon在评论哈耶克政治经济学时所指出的：“哈耶克要比罗尔斯、弗里德曼、熊彼特或J·克拉克更重要，甚至比任何以经济学为基础而对政治哲学给出综合论述的学者更重要，当然，在这些学者当中，F·奈特可能是一个例外。”^[3]哈耶克在学术上的这种重要性，还可以从西方学术界对他的思想所做的研究努力中瞥见：晚近出版的诸多关于政治理论尤其是自由主义的论著中反复征引了哈耶克的理论^[4]；西方知识界在70年代以后出版了大量研究哈耶克理论的专著^[5]；而在讨论和批判其思想方面所发表的论文则更是不计其数，其中由J．C．Wood和R．N．Woods于1991年编辑出版的《弗里德利希·哈耶克——批判性评述》四卷本论文集则堪称高质量研究论文的集大成者。

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理论极为繁复，从他1924年发表第一篇论文至1988年出版最后一部论著《致命的自负》这一长达6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他建构出了一个庞大而又精致的自由主义社会理论体系。对于一般的读者来说，哈耶克理论体系的复杂性无疑增加了理解其思想的难度。然而，尽管如此，哈耶克理论体系的建构自始至终却都是围绕着他对自身所处的社会和历史时代中问题的思考而展开的。哈耶克把自己定位成一个“头脑糊涂”的思考者，这种思考者的一个重要的特征是，他在不同领域提出的许多具体观点似乎都源于某个相同的较为一般性的观念。

有鉴于此，在本文中，我将致力于考察作为一个困惑的思想者的哈耶克，为读者呈现出哈耶克对所处时代问题的思考和他由此而提供的“答案”即他对自由理论的阐发。因此，在文章的第一部分，我将论述哈耶克的思考历程和他的“终身问题”；在第二部分，我将考察哈耶克关于自由社会之原则的论述，也就是哈耶克所提供的“答案”；在文章的最后一部分，我将简要探讨哈耶克所能提供给我们的某些启示。当然，对哈耶克理论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进一步参阅哈耶克本人的著作以及我所撰写的哈耶克理论研究论著^[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