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的默契

我与《检察日报》相识、相知的20个春秋,是我生命中最黄金的时代。

20年前,我在一家比《检察日报》诞生早一年的省级电台“拓荒”,担任新闻节目监制。 至今,我还记得《检察日报》创刊号上“就检察说社会,就社会说检察”的办报思路,同我们节目“关注社会、关怀民生”的宗旨有异曲同工之妙。从此,我不仅养成了阅读《检察日报》的习惯,还安排师出政法高等院校的记者夏来跑检察线。也正是这次幸运的牵手,让我与 《检察日报》结下了不解之缘。

自古,老百姓有什么冤情告御状上访,最熟悉的莫过于拦着开封府尹青天大人包拯的轿子申冤,却没有一个真正去找御史中丞的,这是一直以来检察工作面临的的尴尬。

带着这份把检察工作从庙堂宣传到坊间的责任,我在 《新闻半小时》节目中开办《法制》专栏,邀请了法律方面的专业权威人士到直播室与听众交流,普及检察知识,宣传反腐倡廉、民主法制,借助《检察日报》的力量,工作开展得卓有成效。 不仅对《法制》节目进行了扩充,还力举新建了一个节目部。 我自己每月至少一周去基层采访、调研,了解百姓呼声。 后来,这些报道除在我台播发,有的被《人民日报》、《检察日报》、《经济日报》等中央级媒体采用。如《人民日报》、正义网同时编发的《记者调查：高速施救费凭啥那么贵》,《检察日报》刊发的《检务公开一日》、《“问题”出租车害惨阳新车主》,以及《武汉石化油耗子拿长江水当油卖牟取亿元暴利》等，在全国造成很大影响,我台与检察日报社也结下深厚情谊。

20年来,《检察日报》地方记者站的同志换了一拨又一拨,可他们中兼任我台特约记者的身份未曾缺席。 从称之为“大哥”的市站站长方,到铁骨柔情的站长梁,再到厚积薄发的省站站长郭,我们一起讨论选题,一起采访、学习,共同进步。往事如风,当年的记者夏,已经当上中层领导；而我也进入天命之年,成长像岁月一样,欲语还休。

前几年,我们策划过关于城市“牛皮癣”的报道,遇到了瓶颈。 在这苦恼万分之际,恰好从《检察日报》上读到《提升新闻起点：机制、责任、雕琢》,顿时醍醐灌顶！我将这一思想移植到电台《建设学习型记者队伍意见》中,还撰写了理论文章,指导年轻编辑、记者、主持人的新闻实践。

武汉某区有起 “工程上马,干部下马” 的典型案件,检察机关已立案侦结。但当地个别党委领导想法外开恩、违法不究。基层检察长及办案检察官表示不解。 我在深入调查之后也感同身受,犯罪嫌疑人的证据 “铁板钉钉”,怎么能姑息？我和基层检察官冲破重重阻力,坚毅前行,及时写出书面报告。终于在省及武汉市高层的干预下,这名贪官受到了应有的制裁。

20年来,我每遇采访或撰稿弄不明白的法律关系,都少不了讨扰检察官,至今已成为了默契。20年来,我台无论公开或内参,既未引发一起新闻官司,也无一起报道失实事件,而且报道最后有结果、解决问题的舆论监督约占67%以上,这些不能不归功于检察机关和《检察日报》这群可爱可敬的检察人。

20年的风雨同舟,从彼此间的认识、了解到相伴,曾经有过迷茫,也有过喜悦,但更多的是心存感激。 感谢生活,给我风雨考验这笔不可多得的财富；感谢时代,让我还保持着一颗对新闻与法务的躁动之心；感谢 《检察日报》,成己为人,成人达己！

（原载2011年6月10日《检察日报》，“相约20年——我与《检察日报》的故事”征文）

附录 考场上的小白花

危冬云与女儿在一起。 （原载《长江日报》）

1977年对我来说,是个石破天惊的岁月。 这一年,相依为命的父亲因心脏病刚刚不幸谢世,关闭11年的高考大门重新开启,它使我从几乎绝望当中看到一缕曙光。 为了实现父亲的遗愿,我戴着一朵小白花进考场,如愿以偿地跨入了高等学府。

记得是这年的8月,父亲的心脏病进入危险期,全身浮肿,成天躺在床上呻吟。“要给父亲治病,不能让他等死啊”！8月上旬一个清晨,我带上仅有的2元钱,和二哥一起把父亲扶上水牛背,以牛代车,把父亲从家门口送到祝家湾火车站,再乘火车来到孝感地区人民医院。 但因为没钱,医生怎么也不肯答应收留父亲住院。 下午5时,医生快交班了,我一下跪在医生面前泣不成声,医生见此情景才收下父亲住院治疗。 一到病房,我向同室的病友借了5元钱饭票,安顿好父亲后,迅速赶回家里设法筹钱。

父亲的病闹了好几年,家中早已一贫如洗、债台高筑了,哪儿还能生钱呢？我想到了生产队里刚刚收获完的花生地,或许能掏点花生变钱。于是,我便和二哥背起锄头,到地里掏花生,掏啊掏,起早贪黑连续3天,掏了10多公斤,炒熟后用袋子装好,背到孝感电影院门口,一角钱卖一杯地卖了不到10分钟,工商管理人员来了,嚷着说：“花生是统购统销物资,不能私卖,要没收！”“没收”两字刚出口,如晴天霹雷,我一下坐在花生袋上痛哭起来：“我父亲住医院没钱,这是救命的花生,不能没收,不能没收啊！ ”这场面现在回想起来真叫人心酸。工商管理的同志听了这话悄悄离开了,围观的群众也都泪流满面,大家你一角、我两角地买花生； 还有不少好心人没买花生,也向我的包里丢钱。最后算下来,这次掏的花生变了40多元钱,足足供我父亲住院治疗了20多天,病情开始出现转机。 稍好一点,父亲便要求出院回家了。

一个月后,父亲的心脏病再度复发,他临终前拉着我的手断断续续说,“云儿,你从小没有母亲,我把你拉扯大,供你读完了高中,指望你有点出息啊！ ”说完,父亲带着满腹的希望与遗憾,撒手归天了。

父亲去世后几天的一个早晨,公社广播站播出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广播还通知说：1966年至1977年毕业的高中生请到公社礼堂报名。 人们奔走相告,村庄沸腾了,我飞跑似地来到公社所在地 ——黄陂县土庙,报名的人群早已从四面八方涌向礼堂,争先恐后地翻阅着全国各大学的专业介绍,我毅然报考了理科,填报的第一志愿是武汉大学数学系。

回到家里,我借来课本,将自己关在房间,想想父亲临终时的话语和那期待的双眼,悲痛反而变成一股力量,我就不分白天黑夜地学习,每天学习长达十八九小时。

危冬云（中）与工行同事在东坡赤壁。

开考第一天出发前,我来到父亲的坟前,默默地说,请老人家静候女儿的佳音吧！说时,我小心翼翼地把事先准备的小白花扎在自己的头上,像出征的战士,背着书包,整装步行三四公里,来到设在五岭中学的第一考场,唯有那朵在自己头上闪动的小白花特别惹眼,引起了不少考生注目。我想,它是我考试的内在动力啊！

转眼到了发榜的日子。1978年2月26日,当我从公社拿着南京林业大学寄来的通知单时,欣喜若狂地往村庄跑去,一口气跑了三四公里。来到离村庄不远的山岗上,我双手将通知单托出头顶,边跑边不住的喊：我考取了！我考取了！正在地里浇油菜的村民们,听到我考取南京高等学府的消息,连忙放下手中的活计,脸上挂满晶莹的泪珠。 有位老人说：“我们村祖祖辈辈还没有一个上大学的,这是你姑娘行孝行得好啊！ ”

危冬云在无锡。 （半明 摄）

上大学临行前,我又戴上小白花来到父亲的坟前告别。 心想,父亲的在天之灵一定笑了。

（原载1997年11月6日《长江日报》“二十年前我高考”征文。 获征文佳作奖,作者危冬云系本书作者夫人）

《长江日报》 原注 危冬云1953年出生于黄陂县土庙镇危家湾。1973年高中毕业于同兴中学, 1977年高考进入南京林业大学,获农学学士。1982年毕业分配到湖北咸宁行署林业局主持森工科工作。1983年、1985年两度评为全国林业先进工作者并出席大会,1985年被咸宁地委授予“三八”红旗手,同年被选拔为地委局级干部三梯队。1992年调入武汉市武昌工商银行,现任经济师、工程师。

[1]《事事关心》为湖北省两大广播主频率之一 ——楚天交通广播的新闻版块节目,每日一档,时间长度60分。该节目于2000年元月创办,有湖北省“焦点访谈”之称。这档节目不仅诞生过数件中国新闻奖、中国广播奖、湖北新闻宣传好稿奖作品,还先后被省广播电视局、省广播电视总台、湖北广播电视台评为“十佳”新闻栏目。

[2]赵本山演出的小品《卖拐》,披露了社会上形形色色行骗者的无耻伎俩及受害者的愚昧无知,意在提醒人们要警惕上当受骗。

[3]《毛泽东选集》第2卷《论持久战》。

[4]新华社记者以《电台为维权栏目记者投保 身价过百万》为题，在2005年11月17日新华社《每日电讯》上撰文进行报道。

[5]2007年3月23日《经济参考报》，作者：戴劲松。

[6]《中国记者》原注 楚天经济广播电台隶属于湖北省广播电视厅,是一家寓大众型、信息型、服务型、娱乐型于一体的省级广播电台。 1179为楚天经济广播电台中波频率。

[7]张立功,1970年由部队抽调到湖北人民广播电台当记者,1998年建议组建湖北广播、电视经济台。 曾任省广播电视局助理巡视员兼楚天广播电台台长、省广播电视总台党委委员、副台长。1999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省政府津贴专家。 社会兼职：中国广播电视学会经济电台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张立功在做普通记者时,不避艰险,敢于仗义执言,最先开展广播批评。 在楚天广播电台期间推行了一整套改革举措,是湖北省乃至全国新闻界改革的拓荒者之一。

[8]《鲁迅全集》第二卷《与青年作家谈》。

[9]美国杰克·富勒《新闻的价值》新华出版社。

[10]明朝李贽：《杂说》。

[11]黄庭坚：《豫章集·答洪驹父书》。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

[13]依据2007年8月国家《房地产管理法》规定：“地方政府在未与职工协商,未履行行政收回手续的前提下,将职工所持有的住房土地使用权挂牌出售的行为显系行政违法。 ”

[14]我国《物权法》第66条的规定：“私人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破坏”。

[15]王明扬：《法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6]肖伟俐：《大家风范 ——我所知道的民主党派领袖》新华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