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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科研核心素养提升

时间:2022-05-20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在全球赞誉声中落下帷幕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成为西方媒体关注的焦点,据《纽约时报》报道, NBC电视网在北京奥运转播中至少获利1亿美元。NBC对北京奥运会的媒体营销,开始于2000年悉尼奥运会,在长达8年时间中,NBC操作日趋熟悉的营销、社会、体育与媒体理论,展开了一系列诸如变动北京奥运会开幕时间、实施体育明星计划、干扰游泳和体操决赛时间等媒体营销行动[37],为媒体帝国的全球扩张创造了辉煌业绩。

随着现代职业竞技(即商业化体育,Professional Sport)、精英竞技(以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为标志,Elite Sport)、大众竞技(即人人参与体育,Mass Sports)的崛起、发展与全球影响力的无限扩张,体育与诸如广告、性、暴力、流行音乐、好莱坞电影等主题相提并论,盘踞媒体理论的独立地位,在诸多宏观性、概论性、系统性的媒体研究初级读本或教科书中,辟有体育媒体专题讨论的章节,如Graeme Burton的《媒体与社会:批判性观点》辟有体育与媒体再现(Reproduction)的独立章节[35];Hartley的《理解新闻》将新闻议程分为政治、经济、国际事务、国内事务和体育[36]。体育媒体理论充满诱惑力且在稳步发展,在媒体理论体系中的地位不言而喻,为指导与促进体育媒体实践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另一认识维度,媒体理论植根媒体实践,是媒体实践的抽象与理论升华。在全球赞誉声中落下帷幕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成为西方媒体关注的焦点,据《纽约时报》报道, NBC电视网在北京奥运转播中至少获利1亿美元。NBC对北京奥运会的媒体营销,开始于2000年悉尼奥运会(当时尚未确定主办城市),在长达8年时间中,NBC操作日趋熟悉的营销、社会、体育与媒体理论,展开了一系列诸如变动北京奥运会开幕时间、实施体育明星计划(以美国游泳天才菲尔普斯为代表)、干扰游泳和体操决赛时间(移至北京时间上午举行)等媒体营销行动[37],为媒体帝国的全球扩张创造了辉煌业绩。体育媒体理论亦非华而不实的摆设,将体育媒体实践经验赋予理论升华与文字呈现即成为理论著述,譬如《奥林匹克媒体》即以NBC体育电视媒体运作经验作为理论基础。与此同时,媒体理论与实践的评估不仅仅体现在媒体收益方面,更应当关注传播效果的评估价值。开幕式是奥运会的重头戏,是展现自身的文化盛宴,将奥运会开幕式盛况美的呈现荧屏是电视媒体运作的核心。略显挑剔的中国网友对于CCTV版奥运开幕式直播不甚满意,呼吁受众观看BBC、NBC版奥运开幕式直播,这种现象映射出中国体育媒体实践在媒体技术、运行体制、拍摄技巧等方面与西方体育媒体实践存在一定差距。深刻认识体育媒体理论学习的重要意义,对促进中国体育媒体实践进程举足轻重。

西方体育媒体研究路径主要表现在三个维面。其一,根植实践,来源实践。理论著述是研究者历经实践经验的总结、抽象和逻辑思考得出的,大致表现为具有较强社会影响力的体育媒体工作者所撰写的回忆录、对话录、媒体经验总结及理论著述。具有代表性的有George Castle、Eileen Kennedy等人,George Castle在印第安纳州西北时报(芝加哥四大报纸之一)从事棒球运动新闻工作近十载,具有丰富的体育新闻实践经验,撰写过7部有关体育研究著作,经历记者、编辑、体育新闻部负责人等媒体角色,对美国棒球新闻媒体的运行、政治形态与内幕了如指掌。该研究路径贴近体育媒体现实,具有较强的实践指导性和可操作性(理论与实践的无缝对接)。

其二,理论积淀与扩延。理论著述是研究者历经长年的现象观察、自主思考和潜心研究得出的,大致表现为对某一选题持续深入的理论探索,在达到一定理论深度后转向其它相近研究领域。具有代表性的有Aaron Baker、Lawrence A Wenner等人,Aaron Baker于1994年获美国印地安那大学博士学位的研究方向为《美国电影和电视中的体育》[38],之后持续进行研究深化,在体育电影研究领域建树颇深,2003年出版的《美国电影中的体育》是其体育电影研究的里程碑,在其体育电影研究达到一定理论高度后,转向体育媒体概论、媒体政治学等相近研究方向。该研究路径经过长期跟进、持续深入研究并结合现象观察和经验总结,具有较强的理论指导实践的作用与意义。

其三,大理论背景与细分领域实证相结合(泛深结合)。理论著述是研究者置于大理论背景(母学科研究和跨学科交叉研究)并结合细分领域实证研究得出的,大致表现为站在母学科理论高度研究体育问题,甚至直接涉猎文化学、社会学、历史学、传播学等母学科研究领域(发表母学科研究论文),基于大理论背景所建构的更为广阔的意义框架惟有结合细分领域实证才具备理论说服力,并通过报纸、杂志、电影、电视、新闻、广告、因特网等体育媒体研究细分领域实证探索来实现合法化。具有代表性的有Raymond Boyle、David Rowe等人,Raymond Boyle于1995年以毕业论文《足球与文化身份:英国格拉斯哥和利物浦个案》获英国斯特林大学博士学位[39],之后其研究视阈逐渐扩大,研究成果涉及文化学、社会学、传播学、新闻学等学科领域,对多个学科领域的了解与探索使其具有宽阔的理论视野和跨学科交叉研究优势,Raymond Boyle亦致力于体育电视媒体(细分领域)研究,以支撑其提出的理论框架体系,使这个预设体系更具有理论说服力和实践影响力。该研究路径经过母学科理论建构和跨学科交叉研究,并结合体育媒体细分领域实证,具有理论前瞻性、系统性和指导实践的作用与意义。

诚然,体育媒体研究路径的分类框架是相对而言的(边界模糊),不存在绝对的路径划分,有时亦兼得两种研究路径,即便如此,大致也可依据实践派与学院派的简略划分来描述两极意义比较的差异,即第一研究路径和第三研究路径间的鸿沟,一个“在场”的体育媒体实践工作者致力于第三研究路径和一个植根学院传统的体育媒体研究者致力于第一研究路径,实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

后现代、体育、媒体视阈的共谋、联合与发展为发达国家信息社会的构建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储备和可操作性的实践范式,为发展中国家致力后现代竞争与建设树立了典型参照。团结与联合是知识流通、资源共享、专业教育实施的有效方式,组建体育媒体研究/学习共同体(Study Community)显得日益迫切。时过境迁,传统意义上的学会/社团日渐式微,取而代之的是虚拟世界独树一帜的沟通方式、话语系统和价值谱系,使认识/判断力、思想/智慧、知识/资源在更有广延意义上的联合成为可能。充分利用网络技术及虚拟空间建构的优越性,组建体育媒体研究/学习虚拟共同体成为行动诉求的重要表现方式。体育媒体研究/学习网站、虚拟社区、博客圈、QQ群等交互模式的建立易于打破现实研究机构的划界自居、盖棺锻造、价值割裂状态(如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下属的体育传播分会、体育新闻分会、体育信息分会),聚合与形成体育媒体研究主题(问题意识导向)的理论力量,促进研究的纵深发展(学者交流)和学科教育的有效实施(学生学习)。

百余年前梁启超呼吁: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中国体育媒体理论与实践的学习、创新与发展亦当以西方体育媒体历史经验与前沿实践为参照系,发挥发展中国家学术研究的后发优势,调动体育媒体工作者、学者、教师、研究生、业余研究者的学术积极性,有效配置人力资源,组建体育媒体研究翻译共同体/联盟,系统译介西方体育媒体历史文献和前沿成果,进而创新与超越现有理论与实践本身,创建本土化、特色化的体育媒体理论框架和运行体系。然“今之所译,直九牛之一毛耳。”已译介专著有《体育新闻报道》(华夏出版社,2002年,郝勤等译)、《美联社体育新闻报道手册》(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郑颖译)、《体育媒体关系营销》(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易剑东等译)三部,不仅数量极少,且译介工作不成整体,一般是依据译介者(召集人)的学术旨趣及充分利用自身的科研环境(如指导研究生、审稿人、学会职务等)做出的翻译项目选择。中国拥有庞大的体育媒体研究群体,各大学纷纷开设体育新闻、体育信息技术等专业,国家体育总局体育人文社科基地遍布全国,新增加的体育媒体实践工作者、专业研究人员和教师,扩招催生出的大批研究生等,惟独缺乏召集人(机构)和运行体制。可选择行政机构或学会牵头(如国家体育总局体育信息发展中心、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体育传播分会等)、知名大学或体院牵头(如北京体育大学、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等)、本领域优秀学者联合召集等形式,统筹资源、群策群力,占据理论高地,实现中国体育媒体理论与实践的迅速赶超。与此同时,因中西政治形态、文化背景、媒体运行环境等要素各异,西方体育媒体研究专著的理论学习与实践运用亦当甄别权衡,抱以批判性学习的姿态开展自主思考。亦殷切期望中国的体育媒体研究者能够在借鉴母学科理论(中国视阈)的同时,更关注国外体育媒体研究现状与发展动向,双管齐下,共促理论繁荣与实践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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