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信性判断

信任理论研究认为,信任是针对某一特定关系的,并不是一种稳定不变的倾向(Mc Evily,2012)。信任关系是一个“二元互动”的过程(Simpson,2007),受到互动双方的人格特质、人际因素及其相互作用的影响。信任的建立依赖于认知过程的一致性和连续性(Eckel,2003),受到对对方行为的归因的影响(Weber,etal．,2004)。信任还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信任一旦建立,会随着积极互动的累积而良性发展(Kramer,1999),信任与合作的相互依赖与循环提升是推动这一良性发展的根本动力(Ferrinetal,2008)。信任受到关系距离的影响,关系越近,信任程度越高(Buchan,2004)。信任在本质上与怀疑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尽管都包含对象的能力与善意两个维度,但它们对信任与怀疑有着不对称的影响效果(Cho,2006),善意更能增加信任,能力更能减少怀疑。

针对信任,King GCasasetal(2005)运用f MRI技术对信任转移实验中的神经反应进行监测,发现互惠水平与尾状核中出现的“信任意向”存在直接的关系,随着信任的加深,信任意向的神经反应高峰时间也会发生明显的提前。Delgado(2005)的类似神经实验也发现,对陌生人的信任受到其是否具有互惠行为的影响,而对于了解的人则更依赖于对其先前道德品质的认知。Dimoka (2010)应用f MRI技术研究了信任与怀疑,发现信任与怀疑具有不同的神经处理过程,由不同的脑区激活。信任由可信性与善意两个维度引发。可信性指对象具有能力和诚实可靠,其判断更多地与认知功能区相联系;善意是指对象具有利他动机,其判断更多地对应于大脑情感功能区。而怀疑则是由不可信与恶意所引发,神经关联比信任具有更突出的情感成分(主要是杏仁核),因而能产生更强烈的效应。Zaketal(2005)的研究表明,催产素与人类的信任行为有密切的关系。高的信任意向表现出更高的催产素分泌水平,进而表现出更多的信任行为。催产素的作用在于可以影响到被试的操作厌恶,使其更愿意承担被人利用的风险(Fehretal,2005)。Klackl(2013)提出的研究证据则显示,催产素能够使人把受背叛的负面情绪更多地归因于背叛者的非人格因素。

针对信息的可信性,Boudreau(2009)应用ERP方法研究了信息传递过程中接收者对信息可信性进行判断的认知神经机理,发现共同利益条件下所收到的陌生人信息比非共同利益条件下收到的信息具有更高的可信性,并引发了更大幅度的P300(300毫秒正波)。Longetal(2012)在类似研究中也发现,对于不同陌生人所传递的信息,“相信”比“怀疑”引发了更为正向的P300,“怀疑”则比“相信”引发了更为负向的FRN(介于200~350ms之间的反馈相关负波)。而P300通常被认为与注意资源分配(Linden,2005)、信息价值(Johnson,1986;Donchin&Coles,1988)、高水平的动机或情感评估(Nieuwenhuisetal．, 2005)、人际关系距离(Leng,2010;Ma,2011)等存在着联系。Longetal(2012)的研究还发现,对于有意与无意两种传播者,接收者对传者本身的信任并不存在明显差异,对他们所传信息的信任也无明显差异,但在对人的信任与对其所传信息的信任之间却存在着强正相关,这就意味着人的可信性强烈影响到其所传信息的可信性。

由此可以推测,当人们接收到外部信息时,会在大脑中基于信息本身、传播者特性、关系距离等因素的信息价值做出对信息可信性的判断,信息价值越高,信息的可信性越强,并且能够反映在P300(300毫秒正波)波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