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时代大众文化传播与其他多元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时间：2022-05-19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大众文化的演变正是一个从新兴文化到主导文化的过程。所以，我们有必要对大众文化传播与其他主要文化形态之间的关系做一个梳理。目前体现得最为明显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传统文化、主流文化之间出现的冲突与融合。其次是审美趣味上精英文化的“高雅追求”与大众文化的“世俗追求”的冲突。

一、从新兴文化到主导文化

文化形态可以根据不同标准进行分类：根据渊源差异可划分为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根据时代性质可划分为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根据价值体系和社会势力的差异则可以区分为主文化、亚文化和反文化，此外，还可以按照群体差异划分为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与民间文化。我国的当代文化主要包括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和传统文化等几种文化形态。

威廉斯认为，在任何一个社会结构中，总是存在着三种文化类型：主导文化（dominant culture）、残余文化（residual culture）和新兴文化（emergent culture）。主导文化是指代表着一个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文化，残余文化是形成于过去但现在依然有效的文化，新兴文化则与某一阶级的兴起及其力量的壮大有关。在威廉斯的描述中，主导文化似乎总是处于主导地位，且不断收编着残余文化与新兴文化^[9]。大众文化的演变正是一个从新兴文化到主导文化的过程。当大众文化伴随着中产阶级的兴起而出现时，它无疑是新兴文化，彼时高雅文化或精英文化则是主导文化。然而，随着中产阶级力量的壮大，大众文化也越来越兴盛起来。随着电子媒体的迅猛发展，随之来势凶猛的大众文化变成了主导文化，打破了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呈宰制状态的传统文化格局，精英文化甚至退居边缘，乃至沦为残余文化。

大众文化成为主导文化，不仅会改变一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就像丹尼尔·贝尔所指出的那样，“娱乐道德观”代替了“行善道德观”），而且也会对其他文化类型蚕食鲸吞。结果，文化可能越来越趋向同一，出现一种全面抹平的效果^[10]。所以，我们有必要对大众文化传播与其他主要文化形态之间的关系做一个梳理。目前体现得最为明显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传统文化、主流文化之间出现的冲突与融合。在下一章中我们将讨论大众文化与核心文化（主流文化）之间的关系，这里我们先讨论前两者。

二、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

（一）精英文化的定义

精英文化是什么？西方社会评论家列维斯认为，精英文化是以受教育程度或文化素质较高的少数知识分子或文化人为受众，旨在表达他们的审美趣味、价值判断和社会责任的文化。它对提高民族素质、塑造人类灵魂有重大作用，所以，人们又把创造精英文化的文化精英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现代汉语词典》将“精英文化”一词定义为“知识分子阶层中的人文科技知识分子创造、传播和分享的文化”。国内学者邹广文认为，精英文化是知识分子阶层中的人文科技知识分子创造、传播和分享的文化。

不管如何定义，通过总结各个观点的共同点，我们就会发现精英文化的核心价值是人文精神，它重视人类的自我关怀价值，表现为对人的尊严、精神内涵的追求和关切。精英文化是体现社会审美趣味、价值判断和社会责任的文化，不仅具有前瞻性，代表着文化传统的延续与发展，而且有引领大众文化、提升大众文化品质、提高民族素质的重大责任。

（二）当代中国精英文化的发展

当代中国精英文化始于五四运动前后，后来现代知识分子逐渐形成相对独立的阶层，致力传播、创造新文化。他们在精神上与传统的士大人文化一脉相承，“以天下为己任”，承担着社会教化使命，发挥着价值规范导向功能，致力在全社会确立一种普遍的信念。中国社会的主导文化逐渐转为知识分子文化，也就是所谓的精英文化。知识分子全面继承了士大人的社会角色和身份，负责向全社会提供精神文化产品，享有解释历史、评议现实的职业特权，并负有向民众灌输社会理想的重任。

精英文化作为经典和正统的解释者、传播者和守望者，却在工业化社会和市场经济时代受到了来自大众文化广泛传播的挑战。改革开放后，随着政治经济体制的全面活跃，人们的思想得到解放，文化形态开始出现分化。以通俗歌曲、小说和电视剧为先导的大众文化开始萌芽。此后，以平民性与通俗性为内容取向、以趣味性与随意性为价值取向，贴近大众生活、便于在大众中传播的大众文化日趋繁荣。特别是到了21世纪初，电子媒介和网络媒体的飞速发展使大众文化传播更为迅速广泛，直接冲击着以精英性与学术性为内容取向、以权威性与社会性为价值取向的精英文化。有学者指出，在商品大潮的冲击之下，精英文化的繁荣景象一天天衰退，经济规律和价值规律像魔法一样使得几十年形成的支撑精英文化的体制处于土崩瓦解状态，“严肃的交响乐被轻音乐和摇滚乐所替代；国家一流的芭蕾舞剧院和歌剧院亏损严重甚至连生存都难以为继；艺术故事片的拷贝发行不出去，已经创下零拷贝的记录，电影厂不得不入时随俗赶时髦；学术著作和纯文学作品的征订数量甚少，出版难已是知识分子公认的事实。文化热点已全面转移，打开电视，收视率最高的往往是那些通俗的轻喜剧和娱乐片；大街小巷充斥着灯红酒绿的歌厅舞厅；举国上下都在玩卡拉OK”^[11]。

可以说，精英文化陷入了根本危机。在学术文化方面，学术著作难以出版，粗制滥造的东西充斥书店和书摊；在政治文化方面，知识分子未能就建设公民文化做持久努力，政治态度忽冷忽热，摇摆不定；在哲理文化方面，功利化和实用性要求淡化了哲学应有的形而上品格；在伦理文化方面，原先规范人们行为的道德体系在社会转型过程中被连根动摇，新的有效的道德价值观念与体系尚未形成，知识分子除了感叹世风日下则无所作为；在审美文化方面，精英文化对永恒持久的审美卓越性的追求一再受挫，文艺界庸俗作风和消费意识甚嚣尘上^[12]。

（三）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对立的表现及原因

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确实存在一些对立和矛盾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是价值取向上精英文化的“前瞻性”与大众文化的“世俗性”的冲突。精英文化体现社会生活的恒常价值，宣扬社会普遍价值，注重的是“终极思考”的前瞻性；而大众文化体现市场化和工业化的文化追求，弘扬正义，体现文化的多角度和价值的多元化，注重的是“当下体验”的世俗性。

其次是审美趣味上精英文化的“高雅追求”与大众文化的“世俗追求”的冲突。精英文化主张一种深刻的审美追求和文化趣味，追求匡定优秀规范和审美标准，关注审美的永恒价值，讲求伦理上的严肃性、艺术风格的个性和创造性的精英主义情怀；大众文化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最为普遍的审美追求和文化趣味，长于取悦大众的多样化趣味，旨在创造短暂的流行风尚，追求模式化、商业化。

追寻造成这种差异的根本性原因，可以借用法国社会文化理论家布迪厄的“文化场域”理论来分析。布迪厄将文化生产领域划分为“有限生产场域”（the field of restricted production）与“批量生产场域”（the field of mass production）两种。在有限的文化生产场域中，生产者为其他的生产者（即同行）而生产，支配它的是超功利的标准和游戏规则；在批量的文化生产场域中，生产者则是为了大众而生产，支配它的是赤裸裸的经济功利价值。照此对应分析，大众文化实际上就是布迪厄所说的“批量生产的文化场域”，它面向的是艺术圈外的大众，追求以商业成功为其最高原则。这一点决定了它在形式和价值取向上都必须迎合大众趣味，力图得到最大数量的观众的认可（这是实现商业价值的前提），也决定了大众文化在形式和价值取向方面的常规化特征。于是，由于一味迎合大众的审美习惯和道德标准，大众文化有了模式化、反复出现的主题—母题选择，雷同的、可复制的情节结构安排，大众化的语言风格等。而精英文化则属于“有限的文化生产场域”，它是面向同行的，以同行的承认为最高原则，在艺术形式和价值取向方面均追求冒险和实验，这一点决定了精英文化的反常规化、陌生化特征。它追求新异乃至怪异，一味求变，不考虑大众观众的审美习惯和道德习惯^[13]。

（四）新媒体时代大众文化传播与精英文化传播的融合策略

1.树立双赢观念，坚持自身特性

有限的文化生产场是建立在对所有日常经济基本原则的系统颠覆之上的，精英文化也是不屑于以大众文化的商业原则、权力原则以及机构化的权威原则来衡量自身的。文化产品在市场上的成功程度正好成为它在有限的文化生产场域遭到贬斥的原因。例如，一部票房成功的电影在体现了市场价值的同时却意味着艺术价值的失败，畅销的作品被认为是“失败的作品”，这就是被布迪厄称之为“输者为赢”的原则：“对于商业原则的颠覆表现为排除了利润的追逐，不保证投资与金钱获得之间的任何种类的对应，对于权力的颠覆表现为谴责虚名与短暂的风光，对于机构化的权威的颠覆表现为任何学院式的训练或圣职的缺乏可能被视作一种美德。”^[14]

受此观念影响，知识分子在面对大众文化的繁盛之时必定有一种无所适从之感，当他们尝试做出一些改变，却又容易被认为是对精英文化的叛逃。例如，某些昔日深居在书斋里著书立说的知识界精英利用报刊、电视和网络等大众媒介来宣传自己的思想、传播自己的学识——如《百家讲坛》中易中天、于丹、孔庆东、纪连海的迅速走红，余秋雨在媒体的频频亮相——这种现象无非是一种“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靠拢的尝试，却被认为是叛逃，甚至被认为是令人惊异的、“精英文化面临此百年未有的大变局时的举止失措”^[15]。

在一个大众传媒无处不在的时代，如果刻意树立艰深的文化壁垒，精英文化就必定陷入故步自封的境地。精英文化应该利用大众传媒与大众文化进行平等的交流对话，并尝试学习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下大众文化的运行机制。从本质上来说，精英文化只是借助大众文化的表现方式和传播途径来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而不是全盘大众化，更不是在精神内核上接受大众文化的改造，如此努力下的精英文化在坚持自身价值追求和审美趣味之余，也就必定能获取更大的发展空间。

2.转变表现形式，再现文化经典

精英文化的兴起与繁盛是与印刷媒体的盛行紧密相关的。以文字为主的文本形式极适合表现精英文化中所承载的具有隽永内涵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旨趣。尤其是一些经典文化读本，虽经历数百年传承依然拥有不可代替的意义和价值，是精英文化观念的承载和价值重心。但随着电子媒介和数字网络技术逐步发展，文化形态从印刷文化逐渐转向媒介文化，尤其是出现图像化文化倾向之后，以文字为主要符号的经典文本受到大众冷落，甚至成了知识分子群体的孤芳自赏。

其实，真正的经典文本具有跨时代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其受冷落的原因并不是大众不接受，而是其呈现方式的问题。在以媒介传播为主要载体的时代，如果文化经典作品以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来表现，将大众传媒和文化价值传承相连接，就可以实现精英文化在新媒介时代的文化价值传播。所以在“图像文化”时代，一方面，精英文化的传播方式必然会发生变化，精英文化需要做到以一种亲民的姿态融合到普通民众之中，以一种通俗的方式在社会大众中进行无障碍的信息传递。这种文化传播是后工业时代一种积极的有意义的尝试^[16]。另一方面，大众文化也急需从精英文化中吸取养分，使大众文化的审美不只停留在日常生活的外观层面上，而且深入内在结构核心中去，一些优秀的电视栏目如《百家讲坛》《大家》《探索·发现》等都是两者结合的良好范例，它们将精英文化的人文内核与大众文化的表现形式结合起来，重新再现了中华传统文化中那些经典作品令人震撼和难以企及的独特品质。

三、大众文化与传统文化

（一）什么是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就是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世界上各民族都有其自身的传统文化。

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历史上道德传承、文化思想、精神观念形态的总体。中华传统文化是以儒家、道家等文化为主体的多元文化融通的体系。

（二）传统文化的价值

传统文化是文化体系当中非常重要的部分，是各种文明的思想、民族特质汇聚和融合而成的具有极强传承力和包容力的文化，所以不管是对人类自己、文化本身还是社会进步，传统文化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首先，对人类而言，传统文化可以促进不同地域人们的交流共存。传统文化是人类诞生以来漫长社会实践过程中的经验积累，是不同区域、群体的文化提炼的精髓，不同的经验总结可以供人们相互交流借鉴，有利于人们在社会实践中更好地遵循客观规律、与自然和谐相处，优秀的传统文化使人类在物质和精神方面不断取得进步。

其次，对文化自身而言，传统文化的传播可以促使新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以及多元文化的相互融合。不同地区的传统文化在传播过程中的交叉和融合极易促成新的文化产生，使新发展起来的文化与旧有文化相互融合，并消弭其相互排斥的部分、保留各自精华的部分、滋生交流共生的部分，从而促进一个社会多元文化的产生。文化传播也可以实现文化的储存和记录。通过传统文化的传播，同一文化可以在不同区域、不同群体、不同科技水平下实现共同发展，这样，传统文化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作用，赢得更广泛人群的认可和接受，也便于被更完整地保护、储存和记录^[17]。

再次，在社会进步方面，传统文化可以促进社会的和谐交流。一方面，它使社会中的不同思想、价值观能够互相理解，促进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在极大程度上促进社会进步；另一方面，传统文化的传播通过促进新文化、新思想的产生，使人类改变观念，接受新的、进步的生产生活方式，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和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使人类文化交流完全突破了时空界限，在一定程度上扫除了全球化发展的思想障碍，使世界各地人们从思想上接受全球化，促进了世界全球化进程的发展^[18]。

（三）大众文化对传统文化的消解

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虽然也有较为严格的区分，但总体来说精英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主要精神养料，不断推动着传统文化的更新与发展。传统文化从夏、商、西周时候初始，经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的争鸣，到先秦两汉灿若星辰的文化辉煌，再到唐宋文化的登峰造极，直至新中国成立后的百花齐放，中国的传统文化历经两千多年，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但在后工业时代，传统文化却面临着被大众文化消解其本真内涵的尴尬境地。

传统文化侧重强调文化的历史厚重感、延续性，观念道德的规范性以及民族、地域的特点与个性。但今天，这一切正在改变。如本雅明悲观预言的那样，艺术作品的机械复制将使它们失去昔日的“灵韵”（aura），当精英文化逐渐式微，大众文化传播媒介以其技术优势和文化工业的生产方式，用大规模复制的文化产品不断消解传统文化的内涵，与被祛除了“灵韵”的艺术品一样，传统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与观念等开始失去了以往的内涵，凸显出大众文化传播对传统文化的巨大解构作用。在大众文化传播中，历史不再是厚重与延续的，而是可以戏说和剧幕化的，许多传统的文化艺术和知识也被忽略、抛弃，道德甚至法律的规范力量也被削弱；民族个性被抽取部分元素成为一种全球时尚，而真正具有独特内涵的信仰与习俗却被无情丢弃……这些都可以视作传统文化被消解的表现。

如今，新技术催生了繁多的文化现象、娱乐形式、生活方式，譬如各种形式的视频技术、网络聊天技术、无处不在的广告手机短信等。在传统文化被解构和审美泛化的事实背后，大众传播巨大的解构作用得到全面凸显^[19]。2015年7月，喜剧演员贾玲恶搞花木兰的事件就是典型例证。贾玲在东方卫视《欢乐喜剧人》表演小品《木兰从军》时，身穿古装、嘴啃烧鸡走上舞台，节目播出后引起众多网友和观众的不满，中国木兰文化研究中心刊发公开信，要求贾玲及剧组公开道歉。网友们称，节目中贾玲扮演的“花木兰”因贪生怕死而不敢奔赴前线，被父亲骗去从军；在军队中，木兰因吃亏被迫上战场成为将军；回归故乡后，去世的父亲留下一封信，从信中得知因邻居恶霸看上她，父亲才骗其去当兵等荒唐情节，将中国古代巾帼英雄花木兰恶搞成了贪吃、胸无大志、贪生怕死的傻大姐形象，严重颠覆了花木兰聪慧、刚毅、勇敢的传统英雄形象，使其成为传统文化被大众媒介解构、消费的一个缩影。

（四）新媒体时代传统文化传播与大众文化传播的融合策略

大众媒介的兴起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内容、传播方式产生了深刻影响。在新媒体时代，如何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借助大众媒介和新媒体之力，更高效、快捷、广泛地传播，在全球文化之林中占有一席之地，体现中华民族文化应有之价值，成为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传统文化的传播如何与大众文化传播更好地融合，主要应从以下两方面着手。

1.精选传播内容，挖掘时代内涵

我国传统文化内容博大精深，在传播时要实现“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就必须重视和挖掘传统文化在当代现实情境下的新的文化内涵，结合新媒体多种表现方式，创造性地激活传统文化中作为核心价值的精华内容，使其在传播形式、载体形式和表现形式上推陈出新，在新的时代语境下焕发出新的面貌。尤其是对一些极具中华民族特色与传统的文化精髓，既要细心发现和挖掘其内涵，用新的呈现方式来增强感染力，又要坚持和坚守其内容的民族性和独特性，如此，传统文化才能在大众传媒时代的文化冲击中获得更长久的生命力。

2.丰富内容呈现方式，融合多种传播渠道

在新的传播环境下以新的传播方式和传播途径进行传统文化的传播，除了要对传播内容进行新的整合、选择、开发、规制，还要着力于丰富和创新传统文化内容的表现与存在形式。通过对传播内容进行整合，即把不同形态传播内容如报纸、书籍、杂志、广播、电视、电影等的文字、图像、音频、视频等内容加以数字化整合，形成跨平台、跨媒体的传播，利用数字化终端，生成多形式、多层次的内容融合产品，以此实现不同媒体平台的信息共享，使传统文化资源得到最充分的利用。

这是一个文化多元融合的时代。正如之前提到的，大众文化作为现代社会的伴生物，由于其视野上的包容性和运作上的灵活性，必将具有宽广的生长空间。大众文化传播作为一个开放多元的系统，人人都有机会接触来自世界各地的无论精英还是大众的文化，文化传播将逐渐摆脱某一类文化占绝对主导地位的模式，进入多元化的时期。但同时，随着大众传播媒介的日益发达，大众文化联系社会和个体的纽带作用将愈来愈强，以至于其他文化形式不得不借助于大众文化的运作形式，通过其进行文化的多元融合。文化的融合，是不同文化相互碰撞和激荡，彼此借鉴、吸收、认同并最终融为一体的缓慢而漫长的过程。

【注释】

[1]金元浦：《文化研究的视野：大众传播与接受》，载《天津社会科学》2000年第7期，第102页。

[2]李世成：《论大众文化与广播电视传媒引导》，载《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97年第3期，第15页。

[3]颜廷昆：《传播理念与媒介形态的共变关系研究》，山东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

[4]亨利·詹金斯：《昆汀·塔伦蒂诺的星球大战——数码电影、媒介融合和参与性文化》，选自陶东风：《粉丝文化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1～113页。

[5]蔡骐，黄瑶瑛：《新媒体传播与受众参与式文化的发展》，载《新闻记者》2011年第4期，第28页。

[6]蔡骐，黄瑶瑛：《新媒体传播与受众参与式文化的发展》，载《新闻记者》2011年第4期，第28页。

[7]蔡骐，黄瑶瑛：《新媒体传播与受众参与式文化的发展》，载《新闻记者》2011年第4期，第28页。

[8]颜廷昆：《传播理念与媒介形态的共变关系研究》，山东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

[9]Raymond Williams：Marxism and Literatur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pp.121－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