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时代大众文化传播的媒介化及影响

在数字媒介语境中，大众文化传播发生了极大变化。大众文化已融入种种媒介文化形式之中，成为媒介文化的重要元素。这样，大众文化仿佛隐而不见，却又无处不在。在本节中我们期望探讨一下新媒介到底给大众文化传播打下了什么样的烙印，以及这些特征又会对大众文化传播的发展造成什么影响。

一、新媒体时代大众文化传播的媒介化特征

大众媒介是与大众文化共生的社会存在，也是社会赖以构成和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大众媒介促使了大众文化的生成和发展。当前的大众文化是一个开放的系统。由于大众媒介特别是电子媒介和网络媒介日益深入的影响，大众媒介成了一个社会辐射力很强的文化装置。大众媒介不仅影响文化传播的范围、内容和速度，成为大众文化强大的推动力，而且大众媒介的诸多特点也进入大众文化的深层结构，成为大众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大众媒介权力的功能、合法性和有效性，媒介权力的实施对象和实施环境，媒介权力的社会控制等对大众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这个角度看，大众文化就是一种媒介文化，传播媒介的特点使大众文化传播呈现出非常鲜明的媒介化特征：从大众文化传播的主体来看，大众媒介的多元化造成了大众文化的“大众”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从大众文化传播的内容来看，大众媒介走进大众的日常生活，使大众文化内容呈现出多元化、平民化、通俗化、时尚化、标准化的特征；从大众文化传播的接受方式来看，大众媒介使文化向视觉文化转型，大众文化呈现出视觉感性化的特征。^[8]

（一）多元化

大众媒介包含口头媒介、印刷媒介、电子媒介、网络媒介等多种媒介形态，不同的媒介适用于不同的受众，不同的媒介技术也会产生不同的文化产品。大众媒介的多元化直接造成大众文化的多元化，且主要体现为大众文化主体的多元化和大众文化产品的多元化。

第一，大众文化主体的多元化。大众媒介的便捷与丰富使每位接触到大众媒介的人都能成为大众文化的受众。每个人都是大众传媒辐射的对象，都能成为大众文化的生产、消费和传播者，并参与大众文化产品的欣赏、分析和评判。

第二，大众文化产品的多元化。由于大众媒介的形式和内容的不同，以及大众文化生产的机制、目的、水平的不同，大众文化产品也是精彩纷呈。在同一时期，各种类型、各种形态、各种风格的文化产品丰富杂驳，这在大众媒介兴起之前是难以想象的。

（二）平民化和通俗化

大众文化传播媒介与平民日常生活的高度结合，使大众文化传播业呈现出了平民性和通俗化。

第一，电子媒介打破了书面文化时期有闲阶层对文化的垄断，其声画并茂、通俗易懂的特性使文化从金字塔里走出来，走向民间，走向大众，成为与他们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一部分，使文化传播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第二，大众文化承认大众的文化需要并以其喜闻乐见的方式予以最大限度的满足，它尊重大众的欣赏空间，培养了大众的文化情趣，体现了大众对自身文化利益的肯定。

第三，大众文化给予大众充分参与文化活动的机会和自由选择的权利。这一切都隐含着它对大众的主体性的尊重。

（三）时尚化

在电子媒介时代之前，时尚是以自上而下的扩散方式缓慢传播的，而在大众媒介时代，很多时尚化内容，比如名人的言行举止、生活方式等可以通过媒介迅速为大众熟知。在社会大众眼中，时尚仿佛是一种身份，一种地位或品位。大众在任何时代、任何地域都无一例外地追逐时尚。其中，影视成为最直观、最广阔同时也最细微的信息载体，并通过形象、生动的方式切入普通人的生活当中。服饰款式、装修风格、休闲品味，只要在一部观众喜爱的影视作品中出现，便会迅速成为时尚。例如，韩剧的盛行便造就了一波“韩流”，这不仅带动了韩国音乐、餐饮、美妆及语言在中国的流行，剧中人的穿着打扮、言行举止也被观众争相模仿，成了时尚的风向标。

（四）标准化

大众文化的标准化其实意味着在文化传播过程中弱势文化被抹平，这是大众媒介进行文化传播后带来的必然结果之一。按照美国学者梅尔文·德弗勒提出的“文化规范论”来解释，大众媒介通过有选择地提供信息或突出某些问题，使大众体会到或知道什么是社会上所赞同或认可的价值、信仰与行为规范，从而迫使受众根据公认规范，做出社会规范认可的行为。也就是说，大众媒介塑造了所谓的“文化规范”。这些规范的标准当然是由处于媒介技术中心的西方发达国家制定的，所以大众文化成了西方文化的缩影。即使到了新媒体时代，互联网中90%以上的内容仍然来自西方。针对西方文化的全球性渗透，众多学者关注和展开了有关“文化帝国主义”尤其是“媒介帝国主义”的探讨。

例如，美国制作的以中国传统文化题材为内容的电影，却成了美国文化扩张的工具，并承担着传播美国民主精神的职责。《花木兰》和《功夫熊猫》都成了披挂着形式化东方外衣而实质上包裹着西方思想文化内核的动画大片，动画片使好莱坞在大捞金钱的同时，极力构筑其文化帝国主义梦。《花木兰》改编自中国民间故事，片中的花木兰立志要抵抗外来侵略、维护家族荣誉，这似乎表达了中国传统的忠孝精神。但是，影片中花木兰独立的个性，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对男女平等观念的强烈认同，以及对个人自由幸福的追求无不诠释着美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应该说，这与好莱坞电影渲染的个人主义一脉相承。而作为第一部在中国市场上票房过亿的动画片，《功夫熊猫》也得益于其中国文化的外包装和西方文化的内核。虽然影片充斥着大量的中国文化元素，从建筑、音乐、武术到鞭炮、面条和包子等所有细节都很认真地研究和遵循了中国文化的特点，尽管如此，熊猫阿宝仍然是美国文化背景下的英雄：熊猫不仅是中华的国宝，而且还是我国的外交使者。这样一只憨态可掬的国宝熊猫在片中似乎有被恶搞之嫌——它不是外交使者，而是西部牛仔，它带有美国梦式的个人英雄主义精神；它好吃懒做，梦想有朝一日成为武林高人，却又不付诸行动；它好勇斗狠、崇尚暴力，被赋予用武力解决争议以“捍卫和平”的使命。熊猫阿宝的行为与美国好用武力解决国际争端如出一辙，其性格与做派和在中国人心中自古以来的美好形象大相径庭，它更像美国都会里的那些混混，也更像《功夫之王》里的那个美国青年，在它身上很难找到中华传统的印迹。更为荒谬的是，没有武术基础的熊猫阿宝仅仅通过短暂的高人指导就一跃成为谷中的救世主——惩治恶魔雪豹太郎的武林高手，而一贯勤学苦练，具有很高武术造诣的老虎等五位大师却形同虚设，其联手还不能撼动太郎的一根汗毛。由此可见，熊猫阿宝的行为很符合美国文化，因为美国文化的核心就是个人中心主义——个人至上，私欲至上，追求个人利益和个人享受，强调通过个人奋斗、个人自我设计，追求个人价值的最终实现。这种文化的最大缺点在于，人人以自我为中心，人际关系难以融洽，整个社会缺乏凝聚力。这与我国注重团结、和谐，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大相径庭。《功夫熊猫》所体现的完全是美国式的价值观：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英雄，但英雄往往又是“命中注定”的。阿宝的英雄加冕仪式是通过战胜残豹的形式而完成的，这种纯粹正义与纯粹邪恶的二元对立以及正义最终战胜邪恶的结果都是美国个人英雄文化中的精髓，是《功夫熊猫》这部电影中最能体现其文化帝国主义色彩的一面^[9]。

（五）视觉化和感性化

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指出：“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一种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这一变革的根源与其说是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电影和电视，不如说是人们在19世纪中叶开始经历的那种地理和社会的流动以及应运而生的一种新美学。”^[10]到了新媒体时代，这种文化传播的视觉化倾向更为突出。传统印刷媒体已深陷传播窘境，并且纷纷开始转向同移动终端应用技术的结合，让报纸、杂志动起来、有声音；广播频道也开通微博、微信的互动平台，以留住正在大量流失的受众。大众文化借助现代媒介手段，使过去对文化消费的“读”和“想”变成了“看”与“听”，并在极短的时间内，几乎同时被大众人迅速认同和接受。

大众文化的感性化与大众文化的视觉化紧密相连。文字媒介是一种抽象符号媒介，它必须通过语言的中介来间接地诉诸人的感官，而电子影像符号则综合了视听两个方面，它通过图像符号，更为直接地诉诸人们的感官，相对于印刷文字媒体而言，它提供的是一种更为直接的感官消费：当前的大众文化直接作用于人的视觉和听觉。从流行歌曲、卡拉OK、通俗文学、MTV到影视剧、摇滚乐、时装表演、漫画、广告、电子游戏、选美活动，大众文化的感性气息无处不在。大众文化使人摆脱压抑，将欲望、需求、本能、无意识、想象、激情等感性力量充分显现出来，焕发出无限的生命活力。大众文化的视觉化使社会文化进入了一个感官消费与形象消费的时代。

二、新媒体时代大众文化媒介化的消极影响

通过对大众文化媒介化特征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大众媒介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地影响、改变着大众文化传播的方方面面，在此过程中，大众媒介既创造出积极的社会价值，同时也对文化的发展产生某些负面效应，而造成这种负面效应的原因：一是大众媒介自身技术的原因；二是人为的原因，即大众媒介权力的滥用^[11]。

（一）大众媒介的感官刺激消解了大众文化的精神内涵

大众媒介以画面刺激人的感官，成功地瓦解了人们对意义的追寻和反思，意义的失落是大众媒介拒斥深度意义、加强享乐消费主义的必然结果。大众传媒最大限度地强化和突出文化形式的感官功能、游戏功能和娱乐功能，网络、电视、收音机、报纸、杂志将成千上万的娱乐信息强制地输入每个大脑。电视以其直接形象的动感画面，播出了各类娱乐节目、知识竞赛、港台歌星MTV。媒介“炒”文化的负效应使人们再也没有心灵对话的可能，传媒的介入中断了人们的内省和人与人的相互交谈。大众媒介的普及性、广泛性、迅速性，使得俗文化的负面价值日益突出。

当视觉媒体成为消费社会语境下的文化载体时，广告所鼓吹的漫无边际的消费观和享乐观，助长了不健全的好奇心和廉价幸福观。追求快速的出名或生财成为当代文化景观中“短期效应”的全部目的。于是在大众媒介的诱导下，人们的生活和精神逐渐抛弃了超越物质享受的理想价值观念，丢弃了一度拥有或追求的创造性和个体性，一味迎合潮流、唯新是求。大众的语言、穿戴、追求、感觉和价值观几乎多受影星、歌星、广告、肥皂剧的影响。大众文化品位的低下导致文化传播中应有的道德性、审美价值、思想深度、终极关怀等内涵不断被削弱，使许多大众传媒的接受者在一种忘却自我意识和自我判断的状态下，感受着高科技手段带来的某种感官的诱惑，从而导致了受众感性能力畸形增强而理性能力日趋萎缩的局面。

（二）大众媒介的复制性使大众文化产品审美泛化

媒介复制也称电子复制，它是电子媒介最基本的制作手段，剪辑、拼贴、组合、蒙太奇、数码处理等均以复制为技术基础。复制等技术手段对当代文化语境产生了深远影响。电子时代的复制技术无论从速度、数量、质量还是可操作性等方面都表现出卓越的能力，电子复制的零时间制作和无限量生产等特点是造成今天信息外爆（explosion）的重要原因。一条信息可在举手之间复制出上万份，每天，我们会把自己置身于互联网一条接一条的无方向的链接当中，名之曰“冲浪”（surf）。信息的外爆造成了“话语的通货膨胀”（inflation of discourse）：无休止的手机铃声、越来越多的电视频道以及互联网上谁也无法统计的网页数量。

这种泛滥的复制式生产，导致文化产品成了模具化生产的工业品，现代化数字彩印机、高速刻录光盘、CD生产线、硬盘拷贝等不仅意味着物质的复制，而且也是对精神的复制——大众文化从它的生产方式上成了一种复制的文化。大众媒介大量制造某一类文化产品，反复刺激受众的感官，大众文化产品不仅可以复制在胶片、磁带、激光唱盘上，而且它的类型、风格、模式，甚至语言也是复制的产物。^[12]每天打开电视、电脑、互联网，迎面扑来的就是各色美丽耀眼的视觉景观和优美的音乐旋律或美得毫无缺陷的明星图片……日复一日地面对着大同小异的文化产品，人们的艺术感觉、创造激情、审美能力日益粗糙、退化，艺术欣赏变成了漠然的态度。大众文化失去了对生活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的反映，失去了创造世界的鲜活的情感动力，整个社会审美趣味日趋单调雷同和泛化。

（三）大众媒介权力的滥用限制了人们选择文化的自由

大众媒介权力作为对传播媒介的操纵、控制权，是社会运行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可以成为国家权力的延伸，实现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成为社会共识的凝合剂，也可以成为对国家权力或公共权力的监督和制衡力量。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现代传播手段正促使大众媒介权力不断扩大，并使其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在这种情况下，媒介权力的垄断性、封闭性逐渐淡化，而自主性、开放性却在增强。应该看到，大众媒介权力在保持其积极的社会效应的同时，也在不断产生出许多负面效应。

大众媒介权力的负面效应主要体现在媒介权力主体对大众媒介权力的滥用。首先，大众传媒限制了受众选择文化的自由。大众传媒通过营造“拟态环境”来影响人们对外部世界的感知和价值判断，媒介权力主体拥有媒介资源的占有权和操纵权，在大众文化的制作与传播中，他们有权决定让受众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有权决定制作什么，不制作什么；有权对信息资源进行取舍，将文化资源和信息经过层层筛选后呈现在受众的眼前。其次，大众传媒影响并制约了大众的需求。受众是广泛分布在社会各个角落的人群，他们属于不同的阶层，有着不同的职业和兴趣爱好，这与大众媒介以全社会所有人群为目标的受众观有着不相协调的一面。虽然我们可以从媒介对受众进行细分的趋势上看出，媒介正在努力协调这一矛盾，但是在短期内，这一现象是不可能消除的，这种符合媒体权力主体的标准筛选，或多或少会限制受众多样化、综合化的文化需求。

造成媒介主体权力滥用的原因与大众传媒主体对商业利益的追求密不可分。媒介权力本来是受传者给予传播主体的，其目的是希望他们能够为自己提供所需的信息，而一旦大众媒介权力主体开始追求自身利益，就会按自己的价值取向来传播信息。当把赢利的目的置于大众文化传播的基本目标之上时，大众媒介权力就成了媒介权力者维护其商业利益的工具，从而导致媒介权力应有的道德正义力量、知识理性力量和实践效应力量不断衰退，媒介对大众的控制权却不断增强。

媒介权力的滥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放弃文化启蒙和道德教化的社会责任，利用各种大众媒介手段制造并传播文化垃圾或低俗文化；放弃大众媒介的监督功能，导致社会价值观念的混乱，使善良、正义、公正、诚实等观念和行为得不到倡导，邪恶、非正义、偏私、虚伪等观念和行为得不到应有的批判。大众媒介权力的滥用直接造成了大众文化品味的平庸和低俗。

近年来，众多媒体的三俗炒作从未间断，其三俗程度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甚至几度到了社会道德的底线。例如之前的干露露事件，众多媒体为其母女三人“成名”可谓“功不可没”，首先是网络媒体“助纣为虐”，使得《母亲冲进澡堂给女儿拍视频征婚》的视频演变成“浴室征婚门”；接着便争先恐后地挖掘各种干露露母女的不雅视频和照片，并在网上曝光；此后的报道更是一发不可收拾，除了《干露露拖妹妹干毛毛下水，再曝大尺度半裸写真》，就是《干露露、干毛毛、露露妈对骂观众，母女三人竟全裸互摸》这类恶俗至极的报道。最终干露露母女三人在江苏教育电视台“并未录制和播出”的《棒棒棒》节目中“放泼撒野、大爆粗口”，广电总局研究决定对江苏教育电视台做停播整顿的处理。在这场丑剧式的炒作中，为了所谓的点击率、收视率，众多媒体弃引导社会文化品位的责任于不顾，终酿后果。善用媒体权力，引导文化向上，是每个媒体在追求商业利益之时不应忽视的重要责任。

【注释】

[1]韩玉洁：《大众文化与媒介》，郑州大学硕士论文，2004年。

[2]庄晓东：《文化传播论》，载《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第88页。

[3]［美］道格拉斯·凯尔：《媒体文化——介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文化研究、认同性与政治》，周宪，许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60页。

[4]谢娟：《报业的媒介融合之路》，四川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

[5]参看凤凰网财经频道：《国内最大音频分享平台喜马拉雅获1150万美元风投》，http://finance.ifeng.com/a/20140522/12386247＿0.shtml，2014年05月22日。

[6]谢娟：《报业的媒介融合之路》，四川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

[7]赵志立：《互联网：媒介与新闻融合正当时》，载《网络传播》2006年第1期，第12～13页。

[8]韩玉洁：《大众文化与媒介》，郑州大学硕士论文，2004年。

[9]翁君怡：《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华形象”——以中国电影与好莱坞的互动为中心》，福建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

[10]［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蒲隆，任晓晋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56页。

[11]韩玉洁：《大众文化与媒介》，郑州大学硕士论文，2004年。

[12]韩玉洁：《大众文化与媒介》，郑州大学硕士论文，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