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立中国新闻评议机构

加强大众传媒自身责任建设，除了从业者个人强化职业道德修养、传媒组织塑造负责任的组织文化外，在整个行业层面的自律也必不可少。创立新闻评议机构即是一种可行的办法。新闻评论机构属于新闻行业的自律性组织，它站在社会公众的立场，对新闻界的表现进行评估，对整个行业进行自我管理。其基本职能和主要任务是：“负责处理新闻业内部或新闻业与社会间的新闻纠纷，它以国家宪法及相关法律为依据，按照行业规约和评议会章程，对涉及新闻职业道德问题和新闻侵权所引发的新闻纠纷进行仲裁，并监督裁定决议的执行。”^[47]目前，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建有新闻评议机构。

世界上最早建立新闻评议机构的国家是挪威。1910年，挪威即组建了“报业仲裁委员会”，1927年改组为报业评议会；1916年，瑞典成立了“报业公正委员会”，后改为报业荣誉法庭。这二者是世界上最早建立新闻评论机构的国家。到了20世纪四、五十年代，随着传媒社会责任论的提出，建立类似机构的国家开始增多。1946年日本成立日本新闻协会，1947年比利时成立新闻纪律委员会，1948年荷兰成立报业荣誉法庭，1950年南非成立报业调查委员会，1953年英国成立报业评议会（1991年建立新闻投诉委员会代替报业评议会的职能），1956年德国成立报业评论会，1959年意大利成立报业荣誉法庭。进入六十年代后，一些亚非国家如印度、菲律宾、加纳、尼日利亚、埃及等也开始建立新闻评议会。新闻传播业最发达的美国情况有点特殊，由于新闻机构的抵制，直到1967年美国才成立6个州的地方新闻评议会，1973年全国性新闻评议会才宣告成立，但只过了11年就因经费不足被迫解散。

不论是叫做“报业法庭”、还是“新闻纪律委员会”，都属于新闻评议机构。这些机构的目的在于“维护新闻自由、防止滥用自由”。它一般只受理违反职业道德的案件，不受理违法案件。但各国新闻评议机构也存在差异。在权限上，大多数国家仅有裁决权，只有少数国家既具有裁决权，又有处罚权。如日本的新闻协会，可以对会员进行警告、记过、罚款、开除会籍等处罚。在独立性上，有些国家的新闻评议机构与政府关系密切，属于半官方组织，拥有核发与取消记者证、向报社收税等权力，如美国就是这种情况。在组成人员上，有些评议机构仅由新闻界的代表组成，有些则吸收了社会各界的代表。^[48]

我国目前还没有专门的新闻评议机构。2006年北京成立的“北京网络新闻信息评议会”只针对网络信息进行社会公众评议。当然，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头。尽管存在着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中国记协）、中国报业协会、地方记协等新闻自律组织，但从其运行效果看，并不能很好地实行行业自律。虽然中国记协也正在进一步拓展功能，以便更好地发挥行业协调和管理的作用。但还是不能完全担负起新闻评议会的职能。因此，有必要建立中国新闻评议机构。

在成立中国新闻评议机构方面，郑保卫教授是积极的倡导者。他建议要尽快建立全国性的新闻评议组织，并对评议组织的人员组成、机构的独立性、工作的职业权限、裁定决议的权威性、经费来源等方面都提出了建议。^[49] 除此以外，笔者建议，在全国性的新闻评议机构还未建立前，可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建立地方性的新闻评议机构。待全国性的新闻评议组织建立后，除了担负监督、仲裁等职能外，还可以仿照企业社会责任指数，发布中国媒体社会责任指数。不论以哪种方式，其目的都是加强行业自律，尽可能多地让媒体担负起社会责任，做责任媒体。

【注释】

[1]高慧军《论现代政府与媒体的关系》，载《文化研究》2003年第6期。

[2]吴飞编《传媒批判力》，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73—74页。

[3]吴飞编《传媒批判力》，前引书，第74—75页。

[4]董天策等《中国报业的产业化运作》，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5页。

[5]李明《中国传媒体制改革研究述评》，载《东南传播》2010年第10期。

[6]（美）罗伯特·K·默顿《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唐少杰等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第78页。

[7]（美）赫伯特·阿特休尔《权力的媒介》，前引书，第335页。

[8]夏倩芳《党管媒体与改善新闻管理体制—一种政策和官方话语分析》，前引文。

[9]孙堂发《为何？何为？—论当代中国媒介权限》，群言出版社，第245—246页。

[10]孙旭培《新闻传播法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5页。

[11]吴飞《传媒影响力》，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0页。

[12]夏倩芳《党管媒体与改善新闻管理体制—一种政策和官方话语分析》，前引文。

[13]帕累托最优，也称为帕累托效率（Pareto Efficiency）、帕累托改善、帕雷托最佳配置，是博弈论中的重要概念，并且在经济学、工程学和社会科学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帕累托最优是指资源分配的一种理想状态，即假定固有的一群人和可分配的资源，从一种分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变化中，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也不可能再使某些人的处境变好。换句话说，就是不可能再改善某些人的境况，而不使任何其他人受损。

[14]王冰《市场失灵理论的新发展与类型划分》，载《学术研究》2002年第9期。转引自田秋生《新闻产品生产和分配的市场失灵》，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11年第2期。

[15]田秋生《新闻产品生产和分配的市场失灵》，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11年第2期。

[16]高慧军《电视服务的供给与政府监管》，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年，第24—25页。

[17]（美）曼昆《经济学原理（微观经济学分册）第五版》，梁小民、梁砾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04页。

[18]田秋生《新闻产品生产和分配的市场失灵》，前引文。

[19]胡兴荣《新闻哲学》，前引书，第228页。

[20]郭庆光《传播学教程》，前引书，第133页。

[21]张冠文、于健《浅论媒介素养教育》，《中国远程教育》总第204期。

[22]王君超《媒介批评：起源、标准、方法》，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年6月，第1页。

[23]刘建明《媒介批评通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8页。

[24]（美）新闻自由委员会《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前引书，第60页。

[25]王君超《媒介批评：起源、标准、方法》前引书，第66、71页。

[26]谢静《建构权威·协商规范：美国新闻媒介批评解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3页。

[27]王君超《媒介批评：起源、标准、方法》前引书，第246页。

[28]“大陆妇女传媒监测网络”成立于1996年3月，隶属于首都女新闻工作者协会，是中国内地唯一以关注妇女与传媒的关系为宗旨的非政府组织，也是目前内地唯一以“性别视角看传媒”的公众媒介批评组织。其宗旨是：纠正媒介在妇女报道中的种种误区，推动男女平等地享有媒介资源，建立一个有利于妇女争取“平等、进步、发展”的媒介环境。

[29]谢静《美国的媒介批评与新闻专业自律》，载《新闻记者》2003年第5期。

[30]（美）新闻自由委员会《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前引书，第57页。

[31]王君超《媒介批评：起源、标准、方法》前引书，第69—70页。

[32]（美）罗恩·史密斯《新闻道德评价》，前引书，第33页。

[33]梁建增《焦点访谈红皮书》，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112页。

[34]（法）埃米尔·杜尔凯姆《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渠东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3页。

[35]蓝鸿文《新闻伦理学简明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1页。

[36]李衍玲《新闻伦理与规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7页。

[37]蓝鸿文《新闻伦理学简明教程》，前引书，第24—25页。

[38]陈力丹《对传媒的价值期待和基本评价—人民网“你眼中的媒体”调查结果分析》，前引文。

[39]详见喻国明《我国新闻工作者职业意识与职业道德调查报告》，载《民主与科学》1998年第3期。

[40]详见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课题组《河北省新闻业者道德意识及现实状况调查报告》，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04年第2期。

[41]尹连根、王海燕《大陆媒体人利益角逐的常规路径—以广州三大报业集团为主要考察对象》，载《当代中国研究》2007年第2期。

[42]禹建强《传媒市场化的陷阱》，前引书，第193页。

[43]陈汝东《传播伦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页。

[44]范长江《范长江新闻文集》，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374页。

[45]（美）埃德加·沙因《组织文化与领导》，朱明伟等译，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9年，第16—27页。

[46]李子坚《纽约时报的风格》，长春出版社，1999年，第8页。

[47]郑保卫《建立监督仲裁机构　强化行业自律机构—关于我国组建新闻评议会的建议与构想》，载《新闻记者》2002年8月。

[48]李衍玲《新闻伦理与规制》，前引书，第24—25页。

[49]详见郑保卫《建立监督仲裁机构　强化行业自律机构—关于我国组建新闻评议会的建议与构想》，前引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