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的缺陷

依附理论和文化帝国主义批判有效地批判了国际传播理论中的现代化范式和发展传播学，它们从全球经济与传播系统的空间视角反驳了冷战社会科学以进化论为依据的时间视角，指出“不发达”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形成与运作，而不在于所谓社会发展的阶段。但是，批判理论与现代化理论一样，将民族国家当做组织经济和传播活动的最重要的单位，将所有跨越边界的传播活动都看作是国家行为的结果，并且附属于国家的目标和战略。以国家为中心考察国际传播活动，在把握了现代传播机构主要的组织方式与行为模式的同时，也忽视了许多非常重要的社会发展趋势以及民族国家所不能涵盖的经济与文化现象。

首先，将传播活动单纯地看作是国家与国家之间进行竞争，或者国家在全球体系中争取自身权利的工具，忽视了存在于国家之内和跨越国家的传播行为与传播权利。在现代民族国家之内，还存在有因不同的族群、地域、阶层、性别、宗教等原因而形成的小型共同体，而其中有许多是跨越现存国家边境的联盟，比如世界性的宗教，跨国族群，国际非政府组织等。这些非国家的社会群体也需要传播媒介来传递信息、交换意见、协调行动、维护认同，建构共识等。在国际传播领域所进行的有关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争论中，不论是主张商业传播机构“信息自由流动”的一方，还是坚持边缘国家“信息主权”的一方，都没有关注到这一部分群体的传播权利。商业化媒体的扩张与兼并导致全球传播渠道和内容的标准化和娱乐化，而民族国家也经常以主权为名剥夺和压缩边缘群体的文化与传播资源。两者在竞争的同时也共同导致了全球传播资源向主导社会集团倾斜，减少了传播与文化的多元化表达。

此外，有学者认为，文化帝国主义的批评者仅从传播渠道和内容的垄断就推导出本土文化受到传播强势国家的削弱和消灭的结论，是忽视了受众的主动性和本土传播环境的复杂性⁽²¹⁾。和他们所反对的发展传播学一样，这些批评者也认为本土文化在现代大众传媒面前不堪一击，本土受众会不假思索地接受由西方所主导的传媒中传达出来的各种信息和价值观。这种“皮下注射”式的强大效果观念早已被许多具体的受众调查的结论所否定。传播学者发现，不论现代大众传媒具有多么强大的诱惑力和传播效力，处于特定社会环境中的受众总是可以调动自身的符号资源、价值资源、性格资源和人际资源等对所传播的内容与观点进行选择性地接收、理解、重置、改造，甚至是反对。发展传播学中著名的创新扩散研究也发现，新媒体技术在传统社会中的扩散并非都遵循一成不变的规律，每个社会独特的价值体系和社会组织方式会对新技术的接触与采纳产生重要的塑造作用⁽²²⁾。关于传媒内容跨文化解读的许多经验研究也表明，本土社会的受众对于外来的传媒内容并非照单全收，即便是风靡全球的通俗电视剧，也并不是像文化帝国主义的批判者所担心的那样，简单地造成人们对美国文化的盲目崇拜和对自身文化的自惭形秽。处于不同文化环境和社会群体中的受众会根据自身文化的框架和价值观来理解西方传媒所描绘的人物与故事，并且对其中所传达的文化观念进行批判性地阐释⁽²³⁾。当然，受众的主动性并不能完全抵消传播渠道的垄断，如果没有现代传播媒介的支持，传统文化和少数人的文化在现代都市社会中的生存境况无疑是非常恶劣和艰难的。因此，持续不断地关注传播资源的全球分配，调动各种社会力量努力争取更加公正和平衡的传播权利，是媒体和文化帝国主义范式最值得我们继承的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