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利益诉求

一辆出租车的2008：底层利益诉求

11月3日早晨七点钟，在重庆一所大学新闻学院的教师朋友电话我，“这里的出租车肯定出事了，过二十分钟了我也没有打上车，传说的停运应该是开始了。”当天上午，新华网率先报道此事，使用了“罢运”两字。在后来的滚动新闻中，大家很快知道了“重庆市主城区发生了大规模出租车罢运事件”，近8000名出租车司机参与。

而没有想到的是，重庆出租车行业的行为竟然不过是一个导火索，其他城市的出租车司机的罢运接踵而至。有媒体后来统计，自重庆出租司机罢运至12月1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中国出租车业共发生罢运事件19起，涉及城市既有相对发达省份的城市，如广东省的广州、潮州、汕头、海南省的三亚，福建省的莆田，湖北省的荆州，也有相对不发达省份的城市，如云南省的大理、甘肃省的永登、陕西的周至等。

这让还没有走出奥运光环却已在面对世界金融危机蔓延的人们有些惊讶。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之后的人们已经习惯于循规蹈矩生活，即使有些牢骚也不过在饭桌上说说而已，以这样的方式表达利益诉求，大家还有些不习惯，而且，类似事情此前即使发生，最多也就是在坊间流传，不可能被大张旗鼓地报道。

不过，人们很快发现，处于漩涡中的政府行动迅速，有些举措完全超出了人们预期。以重庆为例，罢运事件发生后三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亲自出来与罢工的出租车司机代表座谈，重庆电视台新闻频道、广播新闻频率，华龙网、新华网重庆频道、人民网重庆视窗等全程直播。薄熙来当场表示：“对这次停运，我认为广大出租车司机这次有意见是事出有因，我觉得从政府来说首先要检讨我们的工作。”

这个级别的座谈会，这样的信息传播方式，这种没有遮掩的表达，让人们看到政府高层直面问题并解决问题的决心。而这种“对话而不是对抗”的解决方式，则是此后其他城市政府高层与出租车司机沟通的通行方式。事实证明，这样的方式对各罢运城市的出租车迅速复工，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也侧面证实了全国总工会相关负责人11月14日所称，“正是因为出租车司机缺乏合理、顺畅的诉求渠道，才使罢运事件多发。”

从使问题获得根本解决的角度来看，合理、顺畅的诉求渠道不过是一个技术性问题。但是，这个技术性问题非常重要，它不仅够影响到涉及问题能不能够解决，还能够影响到问题求解的效率和深度。早就有学者指出，转型期的中国已经进入一个社会冲突的多发期，需要建立有效地社会利益表达机制，以平衡社会各阶层利益。

从6·28贵州瓮安事件到7·19云南孟连事件，从10·17重庆市永川区79所学校超过2000名教师停止工作到11·3重庆出租车罢运，以及11·17甘肃陇南群体事件，大家可以明显看到事件背后的一条线索是，沟通渠道缺失或者不平等沟通形式无效，最终导致悲剧发生。而这种结果，不仅是政府不想看到的，更是老百姓不愿发生的，毕竟，很少有人愿意放弃有序的生活参与不必要的行动，来破坏社会稳定。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说：“社会稳定是人民群众的共同心愿，是改革发展的重要前提。”社会稳定是人人期盼的良好目标，但是这个目标的实现需要有切实作为加以维护，尤其是政府与民众之间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良性沟通与互动。因为，在当下社会的运转结构中，我们实行的依然是“大政府”，虽然从改革开放之初，国家就要从这个方面逐渐转向，希望政府管的事情能够少些，更多的事情是社会自治而不是政府管治，但仍然没有是一项未完成的使命。

正因如此，政府在社会稳定中所能发挥的作用最大，而这种最大作用的发挥，取决政府能够在多高程度上把握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生存现状和利益诉求，从而通过有效的沟通方式和相应的政策调整来平衡社会各阶层利益。这不仅是当下中国的社会现状对执政者的要求，也是未来一段时期转型中国的政府工作的主要目标。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利益日益分化和阶层日益清晰已经成为当下中国社会的重要特征。利益分化和阶层清晰不仅意味着个体追求利益的取向具有差别，而且意味着群体利益的较大分野。从具体的社会事实来看，强势群体利用历史延续的政策资源和累积的社会资源，可以更有力地维护自身的现有利益，并能够争取到更大的延伸利益。相对弱势群体可以利用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则逊色很多，缺少强劲的表达声音，甚至缺少必要的表达通道。

在某种意义上讲，这将成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马太效应”，而且会形成话语表达上“沉默的螺旋”。前者会使社会阶层分化表现得更会明显，后者则酝酿着利益群体表达时的阶段性爆发，不利于社会发展与稳定。瓮安事件和孟连事件及其发生的类似事件，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于建嵘概括为“社会泄愤事件”，因为事件的很多参与者并不是利益相关方，而是借机表达心中的不满。而这种不满是在人们在其他社会遭遇中淤积而成的，这样的人们逐渐增多之后，形成了一个利益相异、情绪相似的“不满群体”。

民众不满没有什么可怕，这是发展中的问题，任何社会都会有民众不满，关键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加以解决。消除不满群体的最有效方式，就是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不仅做出了上述表示，还明确表示要“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所有这些，都是维护和平衡社会各阶层利益的重要方法论。重庆市高层、三亚市党政领导以及其他事发城市的官员，与民众之间的及时沟通和最终收到的良好结果，体现了上述方法论的有效性。

面对转型期的社会矛盾，中央也在具体制度上完善执政方式。10月29日，新华社授权发布新的《中国共产党党校工作条例》，新条例将县委书记的轮训任务上移至中央党校。十七届三中全会后，2000余名县委书记在五所国家级干部培训学校完成了一周的集中学习，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王其江讲授的题目是“如何维护县域社会稳定和应对突发事件”，中组部部长李源潮的题目是“怎样当好一个县委书记”。“郡县治，天下安”的古语在转型中国的新时代有了新含义。

从已经发生的群体性事件来看，事件的根源都是老问题，并不是新问题，只是长期得不到解决之后，经过时间发酵在新的节点上而爆发。所以，中国顺利转型的关键固然在于要及时把握新问题，但更关键的是要千方百计地解决好老问题。2009年的中国社会问题还会存在，而且数量应该不比现在少，但如果沿着“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的方式，很多问题并不难解决，也不会引发局部性社会乱局。

让所有人绝对满意的政策可能不会有，问题是这个过程必须是一个公开博弈的过程，需要建设足够的利益表达和协商渠道容纳多元利益的诉求，给各方利益得到有效平衡提供一个平台。现代社会的利益博弈，不是一方吃掉一方的零和游戏，而是需要各方都有做出妥协的精神和准备。而现代社会的治理，则不是利用权力强制剥夺某个社会群体的利益，而是在“协商民主”的架构上，实现对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利益平衡。

这是一个互联互通的时代，“沟通无极限”的传播语词暗示着这个时代的特征，也表明了沟通的无比重要性。和谐社会不是没有社会矛盾，而是要让各方利益都有必要的表达平台，各方声音虽然庞杂却能和谐相处。多元利益的相对平衡，需要建立社会成员广泛参与的和谐机制，给每个个体和群体创造一定的利益诉求空间。

过去的一年中，各类社会问题的发生当然算不上社会进步，但解决这些问题的政治理念和思维方式，绝对算得上是非常积极的社会变迁，是给将来提供的指导原则和重要参照标准。面对并不乐观的经济走势，各项政策调整涉及的利益重新分配，需要更加审慎地关切相关主体的利益，能否有一个公平合理的分配模式，并能够得到制度保障，是给继续改革开放创造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环境的重要保证。

（本文发表于2008年12月27日《华夏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