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经济环境发展变化

一、全球化发展环境影响

以美国为主导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国内经济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趋向，推动了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并购热潮，跨国企业的资本角逐日益渗透到世界其他国家市场。

全球化经济形态也呈现出产品服务全球化、人力资源全球化、经营模式全球化、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全球化的统一状态。尤其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数字经济全球化趋势愈加明显。思科集团预计，从2013年至2022年，所谓的“物联网”将会给全球化大型企业创造14.4万亿价值。^[1]

数字经济全球化将加剧产品服务个性化和经营规模化的趋势，跨国企业之间的竞争与博弈会更加激烈。国内经济环境以及国内企业主体必将受到这一因素的影响。

1978年以后，中国新闻媒体和出版机构开始通过商业化和市场化运营的方式演进，出版社在发行渠道、复制印刷环节的多元资本运作突破以及畅销书模式的实践中获得了积极的经验，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成为发展的主要目标。在经营性文化产业和公益性文化事业属性机构定位的具体划分后，企业化属性的转化，伴随着更多市场资源配置的禀赋要素的聚焦；公益性文化事业属性机构也同样面临着建立法人治理结构提升自主权的根本要求。而在通信网、计算机网络和广播电视网络融合背景下，相关企业产业化、集团化趋势明显，政府对产业融合需要进行政策供给与调整，同样也需要针对全球化经济导向进行积极应对。

围绕着“走出去”的目标，出版企业无论是产品、服务形态的开发与合作，还是版权引进与输出比例的调整，资本运作领域都作出了一系列的努力。而政府管理部门通过搭建一系列的展会平台和推广工程，通过财税等方式的扶持，积极引导中国出版产业扩大经济效益和国际影响。

二、信息社会、知识经济主导的产业转移

(一)信息社会时代背景

北美行业分类的发布系统将信息产业重新定义为“将信息转变为商品”，不但包括软件、数据库、各种无线通信服务和在线信息服务，还包括了传统报纸书刊、电影和音像产品的出版。^[2]

人类社会阶段的推进，以信息产业载体为推动力，重塑信息的商业价值和产业格局。这促使以信息为交接点的跨产业关联程度加大，也无疑将扩展原有传统报纸书刊、影视产品出版内容的边界，通过更多新兴技术支持下的载体与形态，将信息胶囊加入内容产品的范围，多种方式的信息服务也成为内容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区别于其他服务业。这也是令从业者和政策管理者困惑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内容的范围与边界问题。虽然，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不可忽视不同社会制度下的社会演进的差异性，也有批判西方信息社会理论的学者观点，但这种产业发展潜力和资本趋利性，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信息社会”现状的相似性。

(二)知识经济转型

知识经济是具有高智力附加值的产业形态，往往以技术为先导，强调技术的创新作用和高新技术的产业支柱性。美国因率先完成了向知识经济的重大转型，一直引领西方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进程。日本近几十年的经济发展主要以产业发展战略作为主要推动力。二战后日本经历了三个重要的发展战略阶段:早期采取进口替代性发展战略，大致发展了十年的时间；而后转向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形态如汽车、电视等；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进行内容产业的转型，更多的政策导向偏重到这一产业中来。这种演变过程凸显了技术与文化的互动及经济结构中产业转移的动态性。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国经济结构从以农业和农村经济为主导转向以城市为基础的产业化形态，并在此基础上加快第三产业发展，提升第三产业贡献率。在技术更新推动和全球化影响下，与文化相关的第三产业中的新兴战略产业地位日益凸显。

1.第三产业增速与国际竞争矛盾

目前，以OECD国家为首的发达国家的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已经达到70%以上，而中国的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仅有33.6%，这个数字甚至低于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的水平。^[3]无论是基于文化安全的考虑，还是贸易服务转型的必要性，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必须在产品数量、规模和质量上进一步提升，并通过国内相关政策法规，提升中国文化产品的竞争力，从而扭转以往国内外不对称的竞争格局。

2.外向工业产品出口模式转向内容产品“走出去”模式

受到金融海啸的影响，外向型加工品市场需求受到巨大冲击，中国世界工厂的运作模式受到波及；扩大国内需求和外向型内容产品输出迫在眉睫。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林毅夫指出，受国际周期因素影响，2010年第一季度后中国出现连续13个季度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他认为国内经济调控既要侧重于应对通胀，又要将原有的投资和出口导向，转向消费环节以及国内投资领域。文化内容产业由于其知识性、技术性、低能源消耗、高回报率等特点，成为新型朝阳产业。

三、低碳经济转型要求

2009年6月，英国商务部、能源和气候变化部联合制定了《英国低碳工业战略》。与此同时，数字经济成为了英国后危机发展战略的又一重点。英国政府发表了《数字英国》报告，列举和分析了英国当时数字经济的状况、相对领先的基础以及数字经济飞速发展的前景，并指出英国建设数字经济的五大目标。^[4]

在哥本哈根会议之后，中国也作出了发展低碳经济的承诺，并切实进行碳足迹测算以及相关指标的落实工作。中国在近三十年的快速发展过程中，确实也遇到了短期经济利益和长期生态利益的矛盾与冲突，低碳经济可以作为解决这一矛盾的切入点。数字出版产业作为文化产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无疑具有一定的低碳经济潜质。相对于传统出版中树木砍伐和运输存储过程中的能源与原材料消耗，数字出版产业在原材料采集、运输和存储环节中可以减少这些不必要的能源消耗。基于智力资源的产品和服务形式，是较为理想的低碳产品形态。

一般来讲，出版产业本身也存在着低碳与高碳的环节，这与其生产目标和产业链条环节属性有关。但是，并不一定只把介质载体作为衡量低碳和高碳与否的标准，电子终端和网络服务也要基于一定能源消耗。重要的衡量节点在于能源消耗形式、程度以及是否可再生。数字出版产业运行过程中，一方面在原材料环节增加可替代或可再生资源使用，减少不必要的运输和存储，在成本节约方面进行规律性的回收再利用，在印刷复制环节使用更多绿色印刷技术，减少污染与能耗；另一方面，在数字化介质、终端和网络传输过程中，需要精准固定材料成本投入、降低能耗运营成本，增加智力性附加价值。通过这两个层面的共同努力，数字出版产业将成为低碳经济领域中的重要产业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