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学界还是业界，对于当前中国传媒产业发展都有一个共识，即中国传媒业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革命。媒体格局万象丛生，传播技术日新月异，受众的传播话语权不断增大，传媒经济形态正悄然从规模经济向集成经济转型。集成经济的发展路向意味着“传媒产业在效率最优的技术逻辑、利润最高的商业逻辑和规模最大的产业逻辑的驱使下，将产生寡头与垄断”。[1]因此，在传媒产业发展的关键时刻，如何建构规则以及建构怎样的规则是一个战略性的问题。
传媒产业具有一般垄断产业和网络产业的特征，同时还具有外部性。因此，传媒产业规制既要解决传媒市场的失灵以实现社会福利，又要规制其外部性以维护公共利益。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技术与市场的双重驱动下，“规制变革”成为世界传媒产业规制体系变迁的关键词。中国传媒产业在这一环境中也发生着规制政策的变迁与演进。不过，与西方传媒产业普遍从结构性规制转向行为性规制，从强化规制转向放松规制的路径不同，中国传媒产业规制演进并非一个直线变迁的过程，而是一个政治性规制与经济性规制交融相生，局部有限放松、时而停滞反复的缓慢渐进、螺旋上升的过程。对于发展尚不成熟的中国传媒产业来说，政府规制不仅要弥补市场缺陷，更重要的是要促进市场机制的成熟。本书尝试将规制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引入中国传媒产业规制的研究，着重检验中国的传媒规制实践是否实现了规制的目标，重点分析实践与目标间形成落差的原因。以传媒产业规制的研究成果为分析的前期理论准备，检视在理论观照下中国传媒产业规制的政策所呈现的实际形态，解读规制政策供给的隐性逻辑与动态变迁的线索。在此基础上探寻影响传媒产业规制政策供给的动力因素和动态变迁的实现阻力，并由此为未来规制演进中的体系建构与效率提升的路径提供选择依据，促进中国传媒产业规制理性而有效率的发展。
当下，中国最明显的社会特征是社会转型与制度变迁。传媒产业作为社会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与改革都离不开这一背景。“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传媒改革实践催生了传媒产业；采编与经营的剥离加速了传媒市场主体地位的确立；公益性文化事业与经营性文化产业分开，更是触动了传媒体制的核心内容，加速了传媒产业化的步伐。传媒产业属性一步步被确立，产业功能逐渐凸显，相应的传媒产业规制也在不断演进、调适，力图解决传媒市场运营中出现的各种失灵现象，实现传媒产业的社会效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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