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时刻，决不退让

曾国藩箴言：如有差事，尽心向前，不得避事。

虽然曾国藩平生谨慎，遇事多忍让，但是遇到与自己为敌、一力暗中败坏自己的人，他也决不手软。

胜保是满洲镶白旗人，1840年举人，考授顺天府教授，历官光禄寺卿、内阁学士等。1853年，胜保在河南、湖北、安徽、直隶、山西、山东等地镇压太平军，咸丰皇帝特赐神雀刀，许其先斩后奏，权势显赫。1857年2月，胜保以副教统衔帮办安徽、河南“剿匪事宜”，攻打捻军。但因为是“客军办贼”，无自练之兵，无治饷之权，每战辄败，人称“败保”。胜保虽“不知兵，尤不晓事”，但“满腔忌刻，其志欲统天下之人”，对异军突起的湘军总想染指，从1858年到1859年，曾千方百计想并吞湘军，不但没有成功，反而激发与“楚军不相容”的尖锐矛盾。1860年秋，英法联军进攻京津，胜保奉命节制八旗禁军及各路“勤王”之师，奏准调鲍超军北上。曾国藩、胡林翼一眼就看穿了胜保吞并湘军的险恶用心，是“挟君命以谋夺楚军者”，因此，采用“按兵请旨”之策，或由曾、胡一人亲自统兵北上，挫败了胜保的图谋。

湘军势力初入安徽时，曾、胡认为，“此君不去，皖难未已”，就无法在安徽站稳脚跟，因此，必欲挤胜保出安徽而后快。但胜保并不甘心，在朝中，他有恭亲王弈撑腰，并且他也知道“无兵不能自立”，没有坚强的武力后盾，别想与曾国藩的湘系集团相抗衡。因此，他使出招降纳叛的手段，培植亲己武装，招抚过李昭寿，后来招抚过宋景诗，而最终与苗沛霖“相为倚重”，苗沛霖集团成了胜保与湘系集团抗争的法宝。

苗沛霖，字雨三，安徽凤台人，秀才出身，但没有捞到一官半职，对清政府的统治极为不满，而对乱世奸雄曹操顶礼膜拜，意欲模仿。1853年他乘“发捻交乘”之机投笔从戎，打着“团练”的旗号发展个人势力，很快成为“拥众数千，沛霖之名震两淮”的地方实力集团。1857年胜保到皖，以为苗沛霖这股势力完全可以为己所用。于是这年9月，他派凤台知县李霖带着他的手谕“前往开导”，但苗沛霖不为所动;11月再遣把总耿希舜等以花翎五品前往抚苗，苗沛霖欣然就范，因为胜保毕竟是朝野上下红得发紫的人物。1857年9月，苗沛霖曾对攻捻的尹嘉宾说: “天下大势去矣!安徽一省如为他人所据，可惜也。”他早有窃据淮甸、割据一方之意，其意不过“藉受抚之名，行谋叛之实”而已。苗沛霖“深与(胜保)结纳”，正是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的，即“借其权势，以逞逆心”。

胜保为了控制苗沛霖，将其录为门下士，与他结为师生，这固然是为了镇压捻军，但更深一层的用意正是“欲养沛霖固兵柄”，与曾国藩一争高低。

在胜保的影响下，苗沛霖先后12次加官晋职，由一个花翎五品的芝麻官擢至四川川北道加布政使衔，督办皖北团练。苗沛霖集团因此强大起来，到1860年成为连圩数千，地跨安徽、河南两省，有众数十万的地方实力派。胜保以为从此可以在安徽站稳脚跟，却不曾想督办安徽军务的钦差大臣袁甲三(袁世凯的叔祖父)在曾国藩、胡林翼的支持下，一个接一个地奏章弹劾，朝廷为缓和矛盾以利剿捻，即把胜保调回京城。但苗沛霖利用胜保的目的已经达到，1860年秋乘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咸丰帝逃奔热河之际，在蒙城“设坛会所属，大临三日，缟素发丧”，说“天下已无主，我等当各求自全”，居然令部下“推戴”自己，称“河北天顺王”，实现了割据一方的目的，开始了他的反清运动。1861年2月10日，苗沛霖大举进攻寿州，10月30日占领寿州，安徽巡抚翁同书等成了他的俘虏。接着，他又把矛头指向皖北重镇颍州府城。这样，如何解决苗沛霖问题，刻不容缓地提到统治者的议事日程上来，一时出现了“剿抚之争”，曾国藩集团与胜保集团之间的斗争进一步展开。

主抚派以胜保为代表。1861年11月20日，他在给朝廷上的奏章中力争说，对苗沛霖，不外乎剿抚两策。太平军未平、捻军势盛之际，再添一股苗练，如何能对付?所以仍以抚为宜，如能受抚，以后之事由胜保一手经理，驾驭得宜，总可保全。言下之意，苗沛霖只有胜保一人节制，才不致节外生枝。

主剿派当然以湘系集团为代表。湘军最高首脑曾国藩、二号巨魁胡林翼、陆师大将李续宜、水师大将彭玉麟异口同声，皆以为“断无抚理”。

两派纷争不已，势同水火。但政治形势决定胜保与曾国藩的满汉之争必败无疑。

自1860年曾国藩被擢两江总督，次年节制四省军务后，湘系集团势力如日中天。同治即位后，慈禧“尤意倚湘军”，出现了“官员非由两楚出身不能遽膺优荐，将帅非与楚军结纳不能予以嘉名”的局面。在安徽战场上，自1861年后，朝廷先后任命湘系集团中的头面人物李续宜、彭玉麟、唐训方巡抚安徽，督师剿捻，经理苗事。在朝廷看来，只有湘军才能消除“心腹之大患”，维持摇摇欲坠的统治。如果说在寿州围城战役和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清廷为免致背腹受敌而徘徊两歧之间的话，那么自1861年9月以后则力主对苗沛霖实行“铁血政策”了。9月、10月间，湘军在安徽战场上节节胜利，连拔安庆、桐城、池州、舍城、宿松、铜陵、芜湖等府县城池。有湘军这样强大的武装，朝廷不担心“苗患”不除，因此，清廷支持湘系集团的主剿政策。据曾国藩透露:“一意主剿，系遵照屡次密谕办理。”在这种情况下，胜保的目的自然难以达到。朝廷支持主剿派对抗胜保，表明湘系集团已经成为稳固清政府统治的中流砥柱。清政府为了换取曾国藩湘系的支持，牺牲自己忠实的奴仆也是在所不惜的。如果胜保识时务，激流勇退，保住既得利益和身家性命是不成问题的，但他拥苗自重不知进退，继续与曾国藩集团争斗，也就不得不一败涂地乃至身死了。

当然，朝廷对胜保与湘系集团之间的关系，也进行了一些调解。1862年初，湘军集中兵力围攻庐州，无力兼顾寿州，又在胜保“莅皖”的强烈要求下，暂让胜保前往皖北督师剿捻，办理抚苗事宜。但这种调解只是暂时的、有条件的，一旦曾国藩攻克庐州，胜保的使命也就算完成了。5月13日，庐州告克，尽管胜保大谈他的“赫赫战功”，但朝廷还是毫不犹豫地将他调离安徽，令其前往陕西镇压回民起义，而让安徽巡抚李续宜督办军务，对付苗沛霖。这使胜保怒火攻心。5月21日，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提出一系列离皖条件:(1)李续宜不得更改已成抚局;(2)委员专办抚苗事宜，他人不得染指;(3)将苗部各营改为钦差练营，让苗办理营务;(4)胜保西行后，可责成满洲贵族权臣僧林格沁就近调度，督苗剿捻立功，曾国藩湘系汉族官僚不得与闻。如上述要求窒碍难行，(5)请将李续宜调离安徽，另选贤能授以皖抚。

但曾国藩对胜保寸步不让，朝廷对湘系集团的倚重也毫不动摇，对胜保所请各情均“著不准行”，“苗沛霖系皖省练决，自当听巡抚约束”，促其速速西向。这一招简直使胜保怒不可遏，直到此刻他还不明白朝廷何以把“祖训”抛开，如此倚重汉人，又向主子大发牢骚。

其实，朝廷也不愿牺牲奴才，调胜保西行，就是要他离曾国藩远些，不要再与之较长短、争得失，相互倾轧了。可是胜保偏偏不能体谅朝廷的一片良苦用心。不久，他看到曾国藩的湘军遍布皖北，苗沛霖有瓦解之虞，竟擅自调苗入陕。这一下连朝廷也无法容忍了，派多隆阿率湘军重兵拦截，接着将胜保革职拿问，赐令自尽，苗沛霖以及张乐行捻军随之被剿灭。曾国藩牢牢地控制了安徽。

曾国藩集团与胜保集团由暗斗到明争到取胜，表明汉族官僚与满洲贵族权力消长发生逆转，满洲贵族一统天下的局面已经被打破了，以曾国藩为首的湘系集团成为可以左右时局的强大的军事政治集团。

曾国藩人生启示录:

退让是有理有节的，不是无原则的一味软弱。在原则问题上是不应退让的，应据理力争，不能心慈手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