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闻价值的不同标准

二、关于新闻价值的不同标准

上一章提过,基于中国特殊的国情,中国新闻的特殊性在于它更多地强调政治属性和社会效益。自王韬在1874年创办第一份以政论为灵魂的报纸——《循环日报》开始,我国的报刊无论以政论为主,还是以新闻报道为主,或是二者兼而有之,都体现出较强的政治属性,即具有较明确的政治立场、政治主张和政治倾向性。

现在,我国新闻事业的最高宗旨仍然是坚持党性原则,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目的是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促进现代化建设。新闻事业是党和政府的耳目喉舌,同时也是人民的耳目喉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领导集体以人民利益为重,提出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人为本,共创和谐社会等一系列新的执政理念,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例如新华社报道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发布》、《胡锦涛:扎扎实实规划和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胡锦涛强调要积极稳妥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温家宝主持国务院会议研究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吴官正在中纪委六次全会上的工作报告》等一系列报道都是政治性稿件,既传达党和政府的声音,也代表了人民根本利益,体现出中国对新闻价值判断的特殊性。

不能否认的是,目前优秀新闻作品的评选,并不仅仅停留在对新闻价值的评估上,而是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了作品的宣传价值和社会效益上。据统计,第16届“中国新闻奖”获奖的30件特等奖和一等奖作品中,正面报道即宣传报道和舆论监督报道的比例达到26:4,其悬殊和倾向显而易见。其中的两篇特别奖,一篇是《人民日报》的评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论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一篇是《经济日报》评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无不是为社会主义鼓与呼,宣传性和倾向性显而易见。

西方的新闻价值观同中国的迥然不同。正所谓“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这种新闻价值观把追求异事趣闻作为新闻的本质特征和新闻传播的终极目的。以“好奇本能论”为西方新闻观的理论基础,以最大限度地追求商业利益作为根本的动力机制,导致猎奇新闻、负面新闻和揭丑新闻等从开始出现就未曾停止过。它们一直被西方媒体供奉为打开市场的敲门砖⁽⁶⁾。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黄色新闻”,极力追求猎奇,渲染凶杀、灾祸、犯罪、色情等刺激性内容,将煽情新闻看作是最有价值的新闻。负面新闻在西方新闻价值评判中一直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这里列举澳大利亚记者鲍勃·佳文在讨论新闻嗅觉时举的一个著名例子:报馆派一个初出茅庐的记者去采访一个婚礼,该记者按时赶到教堂后,发现教堂在一小时前被一场大火焚毁,他气喘吁吁地跑回报馆,报告说一场糟糕的大火使婚礼改期举行,所以没有新闻。老板拍案而起:“天啊,那糟糕的大火就是新闻!”⁽⁷⁾由此可见西方新闻记者对新闻价值迥异的评价标准。另外在世界著名的普利策新闻奖中,也是负面新闻占主要地位,获奖作品涉及凶杀暴力、经济危机、选举丑闻、政府腐败等有关社会环境的各个方面。以1979年起设立的特稿写作奖为例,在1979~1997年的19篇获奖作品中,有15篇通过个例来反映社会问题,占78．9%。其中1983年的《中毒性休克》和1993年的《跟踪克丽丝丁》更是以记者的个人经历为报道对象,前者通过记者的亲身经历介绍了有关中毒性休克这一病症的医学知识,后者记录了作者女儿遭遇的无辜谋杀,并呼吁司法系统予以关注,这体现出西方社会不同的价值取向。